关于通货膨胀的几点看法_货币供应量论文

关于通货膨胀的几点看法_货币供应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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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我国爆发了建国45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其原因是货币供应增长超过了经济发展的需求。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与体制毫无关系,“高增长,高投资,高物价”的“三高政策”会给经济造成严重损失。根治通货膨胀的唯一办法是减少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安排货币供应量M1的增长率,要考虑一些因素,如:商品供应、物价上涨率、货币流通速度的增长率。

关键词 通货膨胀 货币供应 增长

目前我国爆发了建国45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具体情况是,1994年全国消费价格指数在1993年上升14.7%的基础上,又上升24.1%。物价涨幅之大,持续时间之长,的确是空前的,理所当然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本文拟就以下几个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

理论界有些文章对这两者的关系似乎还没有讲得很清楚。如有的提问,目前的物价上涨是不是通货膨胀?有的说,目前的通货膨胀,并非普遍的物价上涨;有的说,目前物价涨幅过高,加剧了通货膨胀发展的势头,等等。从这些似是而非的话语看,首先需要从理论上弄清楚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的关系,然后才谈得上提出可操作的治理通货膨胀的措施。

什么是通货膨胀?所谓通货膨胀,不是指个别商品或部分商品价格短时间的上涨,而是指物价总水平持续不断的上升。我国目前物价上涨已持续两三年了,不但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工业品价格也上涨;不仅商品价格上涨,服务费用价格也上涨;物价总水平上涨突破两位数,已构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是毫无疑义的。

国内外对衡量通货膨胀率所用的物价指数不完全一样,如我国过去用零售价格指数, 印度用批发价格指数, 世界银行用国内生产总值(GDP)缩减指数(或译消胀指数,即以现价计算的GDP除以不变价计算的GDP)。 现在多数国家包括我国在内一般用消费价格指数衡量通货膨胀率,这是因为:(1)消费价格指数比零售价格指数全面, 既包括消费品价格,又包括服务费用价格的变动,而且从核算体系来说同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指标是配套的;(2)消费价格指数是社会再生产最终环节的价格,以前各个环节包括从生产资料到消费品价格的变动,最终都要通过这一价格指数表现出来;(3)消费价格指数比国内生产总值缩减指数容易计算,现在我国按月计算并公布消费价格指数,但对国内生产总值缩减指数我国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尚不能这样做,只有发达国家一年可以计算多次,用以反映通货膨胀率。

物价总水平为什么会持续上涨?这就涉及到商品流通、货币流通和价格的关系了。马克思曾经指出:货币流通的规律是: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与商品的价格总额成正比,与货币流通速度成反比。商品价格总额是各种商品的数量同价格的乘积。他说:“商品价格总额/ 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这个规律是普遍适用的。”(《资本论》第一卷第139页)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流通领域内成千上万种商品(服务)不断交换转手,而货币则相对应地流通,其过程是错综复杂的。为了便于分析,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假定商品交换的数量和货币流通的速度不变,那么货币流通量与商品价格的相互关系就一目了然,即:通货(货币)紧缩,价格就下降;通货膨胀,价格就上升。由此可见,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的区别在于:前者指的是流通中货币量的增加,后者指的是商品价格的上涨;两者的联系在于:物价总水平之所以上升,是由于货币供应的增长超过了商品流通的需要;或者说,通货膨胀是因,物价上涨是果。正因为两者如此密切相关,于是人们干脆把物价总水平持续上涨称之为通货膨胀。经济学家常说,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其理论根据就在于此。

我国理论界不少文章在解释通货膨胀的起因时,不用马克思关于货币流通的规律进行分析,而是照搬西方经济学关于通货膨胀三成因说,即成本推进、需求拉动、结构性因素来解释,有的并具体计算出三者在物价总涨幅中所占比重。有的权威部门计算,去年零售价格总涨幅中,成本推动占65%,需求拉动占35%,但这样,结构因素又没有位置了。其实,这种分析只是观察到了一些表面现象,没有涉及问题的本质。即使在西方,这种三因素说也并不是共识。甚至在美国,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在通货膨胀期间,需求、成本、结构三因素是同时起作用的,怎么能把它们截然分开,并分别计算出对通货膨胀所起的作用呢?

理论界另一种观点认为,目前通货膨胀是所谓非货币因素引起的,主要是农业基础薄弱,农副产品供应短缺。据国家统计局计算,1994年食品价格上涨占零售价格总水平上涨的比重为55.8%。因此,有的学者提出治理通货膨胀的根本措施是争取农业丰收,省长抓好米袋子,市长抓好菜蓝子。应当说,这种认识看到了当前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把它归结为通货膨胀的根源,则不够科学。事实是,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农副产品供应偏紧,并非这两年所特有,但为什么前两年没有、唯独这两年才爆发通货膨胀?具体说,1991年灾情比较严重,受灾成灾面积都大于1993年,人均主要农产品产量也少于1993年,可是消费价格指数只上涨了3.4%。1993年虽然部分地区遭灾比较严重,除棉花、 糖料减产外,绝大多数农产品是增产的,人均主要农产品产量多于1991年,可是却爆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了14.7%。还应当指出,即使农业丰收,通货膨胀照样会发生。例如,1984年是我国历史上农业特大丰收的年份,当年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2.3%,粮食产量突破40731万吨,棉花产量达626万吨,均创历史最高纪录。但由于当年货币发行过多,比上年猛增49.4%,导致1985年爆发了改革以来第一次通货膨胀,消费价格指数高达9.3%。由此可见,农业的丰歉, 农副产品供应的多寡,是说明不了通货膨胀是否发生的。

理论界也有人认为,当前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发生严重亏损,推动了物价上涨。必须承认,对国有企业亏损补贴,是财政的一大负担,对通货膨胀是有影响的。这些企业应当尽快扭亏为盈。但是,事实是多年来财政对国有企业的亏损一直进行补贴,1990年亏损补贴多达579亿元,1991年达510亿元,1992年仍有445亿元, 为什么没有发生通货膨胀?而1993年亏损补贴减少为410多亿元, 却偏偏发生了通货膨胀?由此可见,国有企业亏损补贴也不足以说明通货膨胀的发生。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当前严重的通货膨胀呢?我认为,主要是货币供应的增长超过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从1991年到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由20188亿元增加到4380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三年增长44%,平均每年增长12.9%。而货币供应量M1由9696亿元增到20556亿元, 三年增长112%,平均每年增28.5%。流通中的货币量M0由3178 亿元增加到7289亿元,三年增长129%,平均每年增长31.9%;其中1992 年货币投放首先突破1000亿元,比上年增加一倍多,达到1158亿元,当年货币流通量比上年增长36.4%,仅次于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1988年;1993年货币投放进一步增至1529亿元,大体相当八十年代后五年投放的总和,当年货币流通量比上一年又增长35.3%;1994年在前两年大投入的基础上,再投入货币1424亿元,比上年再增长24.3%。这三年由于货币的增长速度比经济增长快1倍以上, 致使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由基本平衡到差率扩大到6~7%,于是消费价格上涨51.5%,平均每年上涨14.9%;其中1992年上涨6.4%,1993年上涨14.7%,1994年上涨24.1 %。由于1994年货币供应量M1在前两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又增长26.8%,当年投入的1400多亿元现金影响物价上涨有个滞后期,所以1995年治理通货膨胀的前景尚不可乐观,消费价格指数将继续突破两位数。

二、通货膨胀与经济体制

我国某些学者总是把通货膨胀同经济体制扯在一起,回避对货币流通量变化的分析。如有的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注定要发生通货膨胀,市场经济体制可以避免通货膨胀。有的说,目前爆发的严重通货膨胀,仍然是传统体制造成的。有的说,我国现在的通货膨胀的类型与西方不同,属体制型、或“体制转轨型”通货膨胀。这些观点是对的吗?

我认为,大可值得商榷。如前所述,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只要货币控制出问题,不管属于哪种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有可能发生通货膨胀。例如,我国“一五”时期,由于对商品流通和货币投入管理严格,市场物价相当稳定,全国零售价格指数平均每年只上升1.6%。但到了“大跃进”时期,由于多发了几十亿货币, 以保证工业实现高速度,基本建设扩大规模,结果在1961年爆发了通货膨胀,零售价格指数高达16.2%。以后对国民经济经过调整,采取措施回笼了流通中多余的货币,才把这次严重的通货膨胀加以克服。所以事实表明,在传统体制下,通货膨胀也是可以发生的,并不是象过去的经济学教科书说的那样,通货膨胀只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伴侣。但是,传统体制要求搞好综合平衡,注意市场商品供应与货币流通的相互适应,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并不是注定必然发生通货膨胀。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货币供应也时常超过经济发展的需要,因而爆发通货膨胀。例如美国,现在经济复苏,没有发生通货膨胀。但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曾爆发过两位数的通货膨胀,1980年消费价格指数高达13.5%。直到1990年美国经济处于“滞胀”时期,消费价格指数仍为6.1%。因此,说什么市场经济体制可以避免通货膨胀, 是得不到实践证明的想当然假说。

美国著名学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十几年以前说过:“通货膨胀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通货膨胀也不是共产主义现象。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很少通货膨胀,而意大利、英国、日本、美国——所有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都经历过严重的通货膨胀。”(《论通货膨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应当说,弗里德曼这样概括,通货膨胀不取决于经济制度或体制,两种社会都发生过通货膨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少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是总结现实经济生活得出的结论,无疑是对的。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15年了,经济管理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已经放开,在1993年社会商品零售额中由国家定价的部分只占4.8%,放开的程度比一些发达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经济生活中国家计划管理的部分已为数不多,工业生产中的指令性计划所占比重只占5%左右;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由国家预算内资金投资的只占3.7%,加上纳入国家计划的银行信贷和对外借款,即受国家计划约束的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不过占百分之十几。由此可以说,在当前的经济生活中,市场调节已经相当充分地发挥作用了。但有的学者仍然认为,当前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传统的计划经济制度造成的。显然,这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是牵强附会,难以令人信服。

三、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

这里不打算泛泛的研究两者的关系,因为国内外不少学者分析研究过许多国家较长时期的历史数据,得出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一般呈负相关,即高通货膨胀率与低经济增长率并存,当然也有少数国家呈正相关。我们不能简单引证外国经验来研究确定我们的经济政策,因为你用负相关的例子,他偏要用正相关的例子,各执一词,难以服人。最好还是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研究。

我国当前的情况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近三年连续突破两位数,1992年增长13.6%,1993年增长13.4%,1994年继续增长11.8%,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1995年计划增长8~9%,估计实际仍将达到10%左右。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通货膨胀率也高。消费价格指数也是至少三年突破两位数,即1993年上升14.7%,1994年上升24.1%,1995年估计可能上升15%以上。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对国家的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危害,所以今年政府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完全正确的。

面对当前的现实,前不久有人提出“高增长、高投资、高物价”的“三高政策”;近来有的论证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没有必然联系,有的提出既争取经济高速增长,又保持低通货膨胀的建议。这是可行的吗?我认为,前者实际是公开主张通货膨胀政策,后者是一种主观上的良好愿望,但实行起来客观上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延续。

多年来理论界一直流行着一种“通货膨胀有益论”,认为经济要起飞,必然伴随着通货膨胀。他们提出,有一点通货膨胀不要紧,只要经济发展了,居民实际收入增加就行。有人主张继续实行“三高政策”,其理论根据就在于此。其实,这种主张在理论上是很成问题的,在实践上会给经济造成损失。因为国内外的经验都证明,一旦爆发通货膨胀,经济是难以顺利发展的;即使经济一时上去了,迟早也会掉下来。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居民的名义收入表面上是增加了,但由于物价上涨打个折扣,实际收入可能会下降。特别是我国目前还有为数众多的低收入人口,仅农村就有8000万贫困人口,城镇有几百万失业人口;由于不少企业半停工停产,相当多的职工不能正常领取奖金或工资;此外,还有近3000万离退休职工。在连年高通货膨胀率的条件下,他们的生活状况日趋恶化。因此,如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无异于饮鸩止渴,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极为不利。

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上,没有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和负责的政治家是公开主张通货膨胀的。日本甚至把通货膨胀视为经济上的“癌”症,非严加预防不可。德国吸取历史上两次恶性通货膨胀的教训,提出宏观调控四大目标,即:稳定货币、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和经济适度增长,并且认为主要目标是保证货币稳定。有的学者甚至提出,经济增长不必过于强调,因为那是货币稳定等三个目标实现的自然结果。二战后西德坚持实行稳定货币的政策,从而自1948年到1988年,四十年平均每年消费价格指数只上升2.7%, 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3%以上,这是难能可贵的。

当前我国能够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低通货膨胀率吗?我认为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目前我们的经济是粗放经营、外延型经济,高速增长是靠大量货币投入实现的。例如多年来工业增长较快,但国有工业企业的流动资金80%靠银行货款;投资规模在不断扩大,但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银行贷款所占比重在25%左右,如果加上自筹投资中实际上来自银行贷款的部分,则所占比重还要更大一些;对外贸易近几年急剧增长,外贸企业的流动资金95%以上靠银行贷款。由此可见,几个主要部门的高速度,可以说都是用货币堆出来的。据专家估计,目前国有企业根本无法归还银行的贷款,有一万多亿元,差不多占到银行贷款总额的40%。从总的来看,1991—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三年增长不到半倍,而货币量则增长了一倍多,以致总供给赶不上总需求的扩张。据国家统计局计算,三年来供需差率分别达6.5%、7.3%和6.2%, 这表明过多的货币追逐较少的商品,于是通货膨胀就产生了。这就是我国为什么经济高速度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的具体原因。通货膨胀发生容易克服难,特别是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后,需要付出一定代价才能抑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们决不可忘记历史上几次经验教训。

西方发达国家在70年代利用赤字财政刺激经济增长,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到两位数,使经济陷于“滞胀”的困境。80年代以来吸取这个教训,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1994年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一般都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尤其是美国经济增长4 %,消费价格指数上升2.7%。 美国的中央银行联储警惕经济过热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主张宁可牺牲一些增长速度,也要预防通货膨胀,用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话说:“宁可先打针,不要后吃药”。因此,去年以来七次降低利率,给经济降温,今年增长目标是2.5%, 期求今后实现低通货膨胀下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台湾著名经济学家蒋硕杰写过一篇“稳定中求成长的经济政策”的文章,提出“经济成长与物价稳定相辅相成”,“首先我们要认清这两个目标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可以舍其一而取其它,更不能期望以其一来换取其它的。时下颇有一些社论作家,认为我们如果放弃一些物价稳定就可以更加速我们的经济成长。这是极其错误的而且极其危险的看法,因为物价的稳定是经济快速成长的基本条件之一。”(《台湾经济发展的启示》第65页)这可以说是概括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乃至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重视。

根据国内外的经验,我们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应当尽可能的做到物价基本稳定,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否则,片面追求高速度,不时爆发通货膨胀,反复折腾,欲速不达。

四、根治通货膨胀的唯一可行办法

面对当前严重的通货膨胀,大家都关心尽快医治,以便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人民生活得以改善。但由于对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看法不一,因此医治之法也各不相同。如有的认为通货膨胀是农产品供应短缺引起的,因此提出努力争取农业丰收,就可解决问题。有的认为通货膨胀是国有企业亏损引起的,因此主张加快企业改革,尽快扭亏为盈,或者干脆把它卖掉,就可能解除心腹之患。也有的认为通货膨胀的成因来自体制,因此提出抓紧经济体制改革,是抑制通货膨胀的根本措施;也有人对抑制通货膨胀,一提就是几十条措施等等。我认为,这些措施未尝无补于医治通货膨胀,但没有抓到点子上。

经常学界既然公认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所以减少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是根治通货膨胀的唯一可行办法,这是顺理成章的。对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最近有人提出一个非常简便的测算方法,即经济增长与货币供应量增长大体按1:2控制,即可抑制通货膨胀。 方法如此简单,似乎很具有可操作性。但是,问题在于,在理论上这种测算对经济增长并无界定,而货币供应量随经济增长而水涨船高,试问这怎么能抑制通货膨胀?在实践上,如果按照他们这种办法做,即经济年增长率10%,货币供应量增长20—25%,则目前现金M0每年将要投入1450~1820亿元,狭义货币供应量M1将要投入4100~5100亿元,即低限指标大体维护在近三年货币量急剧增加额的水平,高限指标则比近三年货币量急剧增加额还要多20%,这只会使总供需差率进一步扩大。显然,这不是抑制通货膨胀,而是对通货膨胀火上加油,后果不堪设想。

我认为,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应当改变一下经济工作过去的习惯作法。过去只对现金M0的增长作安排,公式是:

货币发行增长率=经济增长率+物价上涨率

这样规定,一是在理论上没有考虑货币流通速度,是不全面、不准确的。因为“货币的流通次数增加,流通的货币量就会减少;货币的流通次数减少,货币量就会增加。”(《资本论》第一卷第140 页)二是在实践上由于计划的指导思想急于求成,往往对经济增长安排高速度,物价上涨率计划也偏高,结果导致货币发行也相应猛增,这样不可避免地引发通货膨胀。

根据我国当前的具体情况,宏观调控只考虑现金M0的增长已不适应形势了,应重点控制包括范围更广的狭义货币供应量M1(人民银行规定:M1=M0+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农村存款+个人持有的信用卡类存款)的增长。因为活期存款以及个人信用卡类存款,同现金一样具有现实的购买力,所以M1是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货币指标。

根据马克思货币流通公式: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与商品交换的规模(每种商品的数量乘单位商品的价格)成正比,与货币流通的速度成反比,用符号代替,公式为:

M=Q·P/V

对上述公式就时间加以对数微分,经过移项,用文字表述为:货币量增长率=商品供应增长率+价格上涨率-货币流通速度增长率

“九五”计划期间,设想国民经济坚决从过热状态“软着陆”,即在保持合理增长速度的同时,逐步消除通货膨胀,通过结构调整,促进经济保持较长时间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按照上述公式,安排货币供应量M1的增长率,要考虑以下因素:

(1)商品供应(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实际上是国内生产总值指标, 包括商品和服务)的增长率,考虑到我国连续三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国家,现在的经济规模又比较大,属世界前八名,因此,不要再片面追求高速度,要从当前连续三年突破两位数的过热状态中逐步降温,“九五”期间前两年高一些,后三年低一些, 五年平均每年增长6%左右。这个速度比目前世界平均增长速度高一倍,已属相当快的了。而且按照已往的规律,计划速度定得低一点,实际完成会超过这个速度的。

(2)物价上涨率,要下决心从高通货膨胀率降下来, 消费价格指数也按前高后低安排,五年平均每年上升3%左右。 我国的历史经验和发达国家的经验都证明,物价上涨率超过3%以上,就是通货膨胀。 特别是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还较低,只有400多美元, 对通货膨胀的承受能力决不能估计得比人均收入达一、二万美元的发达国家还要高。

(3)货币流通速度的增长率,这是很难确定的。从理论上讲, 随着经济的商品化、货币化程度的提高,货币流通速度总的趋势是减慢的。假如按每年减慢1%考虑, 比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货币流通速度减慢的幅度高出一倍,可以是比较恰当的。

这样,“九五”期间货币供应量M1平均每年增长率为:

10%=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消费价格年均增长3%-货币流通速度年均减慢1%。

今后我国货币供应量如果每年增长10%(增加的绝对额为2000多亿元,可以基本满足各方面的合理需要),大体比美国、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高一倍,是既可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不致发生通货膨胀,也是符合世界上经济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的共同经验的。台湾学者蒋硕杰对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结论:“纵观今日世界经济已上轨道之国家,无有令其国内货币供给年增10%以上者。”(《台湾经济发展的启示》第73页)

为了根治当前严重的通货膨胀,把货币供应量M1控制在10%,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要求:(1)在生产方面,对农业贷款要大力支持, 以促进农副产品供应的增加;对工业企业贷款要掌握紧一些,改变这个贷款重点对象目前一边生产高速增长,一边产品大量积压,以督促其调整结构,适应市场需要。(2)在建设方面, 对固定资产贷款这另一个重点贷款对象也要掌握紧一些,以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膨胀,扭转目前投资率高达30~40%、将连续四年超过合理界限的态势。(3)在流通方面,对商业企业贷款这个占贷款总额1/3的大头, 要重点保证国有商业企业这个流通主渠道的畅通,促进其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对平抑市场物价发挥应有的作用。(4)在消费方面, 要控制银行工资性现金支出,以扭转现在这项支出快于按现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应快于平均工资的增长这个原则,应当坚决贯彻执行,以防止个人收入膨胀。

收稿日期:1995.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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