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运动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跃进论文,述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党史学界和国史学界对“大跃进”运动的研究，主要是在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开始的。十几年来，“大跃进”运动一直是党史、国史研究领域里的热点和重点问题之一。目前，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绩。
第一，发表了较多的论文。据不完全统计，关于“大跃进”运动的论文，已发表了50多篇。其中，有些是比较有价值的。如金春明的《对三年“大跃进”的再认识》、丛进的《“大跃进”运动的出现和纠正错误的曲折》、《陈诗惠的《党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错误的最初尝试》和刘武生的《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期对毛泽东纠“左”的历史考察》等。
第二，出版了一些研究著作。专著有柳随年、吴敢群主编的《“大跃进”和调整时期的国民经济》和谢春涛的《“大跃进”狂澜》。此外，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马洪、刘国光、杨坚白主编的《当代中国经济》、丛进的《曲折发展的岁月》和王学启、杨树标、沈家善、姚鸿瑞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第二卷等，也对“大跃进”运动作了较多、较好的分析和叙述。
第三，整理和公布了部分资料。在这方面，比较重要的成果有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2、23两册，房维中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当代中国的计划工作》办公室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和马齐彬、陈文斌等编写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等。此外，一些研究者撰写的资料性文章，也比较有价值。如裴棣的《1958年南宁会议述评》、《1958年成都会议述评》和《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韩钢的《1958年北戴河会议》等。
第四，召开了几次以此为主要内容之一的学术讨论会。1985年浙江省党史学会举办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和1988年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主办的全国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都是以讨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问题为主题的，“大跃进”运动便是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通过这些直接的研讨和交流，推进和深化了对“大跃进”运动的研究。
第五，翻译介绍了国外的有关研究著作和观点。翻译出版的国外的有关研究著作主要有：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本书翻译组译）、莫里斯·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杜蒲等译）、费正清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以及彭尼·凯恩的《中国的大饥荒(1959-1961)》（郑文鑫等译）等。有些信息动态类党史刊物还摘要介绍了国外学者的有关观点。这些都对拓宽国内研究“大跃进”运动的视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应该说，在建国后党史和国史研究领域众多课题的研究中，“大跃进”运动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比较多和比较突出的。
二
学术界对“大跃进”运动的研究，主要在以下一些问题上取得了进展。
1.关于“大跃进”运动的发动。
“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发动的。研究者一般都认为，毛泽东“大跃进”思想的萌芽，应当追溯到1955年下半年。在这一年7月和10月举行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和中共七届六中（扩大）全会上，毛泽东对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厉批判，人为地欣起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的情况下，毛泽东又进一步认为，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应当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一时间，反对“右倾保守思想”被中共中央当作即将举行的党的八大的中心问题，对全党和全国许多方面的工作产生了严重影响。1956年初经济建设方面出现的急躁冒进错误，便是错误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产物，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大跃进”运动的前奏。
正因为1956年初的急躁冒进错误与“大跃进”运动有着较密切的联系，研究者普遍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和毛泽东后来的批反冒进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但较为详细清楚地叙述了1956年反冒进的经过和毛泽东对反冒进态度的演变，而且，还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以及反冒进和批反冒进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者比较一致地认为，1956年的反冒进，对于避免1956年的经济建设出现大的问题，保证1957年的经济建设平稳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反冒进过程中总结的经验教训，还直接促成了八大对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的确定。而毛泽东在1957年特别是1958年上半年对反冒进所作的不断升级的严厉批判，却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有的研究者把这种影响归纳为：在思想上批掉了实事求是，在政治上批掉了民主作风，在经济工作上批掉了量力而行和综合平衡。在党内生活中形成了“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只能反右不能纠“左”等不正常的情况。这就不可避免地在经济工作指导上使急躁冒进、盲目追求速度的“左”倾思想急剧膨胀起来。①
对于“大跃进”运动的发动，研究者普遍认为有一个过程。这一过程的起点是1957年9月至10月的中共八届三中（扩大）全会。在这次会上，毛泽东严厉批判了反冒进，提出要恢复1956年的“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40条和“促进委员会”。从此开始了发动“大跃进”运动的进程。此后，直至1957年底，毛泽东提出了15年内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修正公布了指标过高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审定和批准发表了多篇《人民日报》社论，公开批判了反冒进，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群众性的酝酿和舆论宣传。为了发动“大跃进”运动，1958年上半年，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了1月杭州会议、南宁会议、3月成都会议和4月汉口会议，愈益严厉地批判了反冒进，大幅度提高了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提出了中央和地方的计划分别实行两本帐的办法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工业产值在5到10年内超过农业产值等任务，大大推进了发动“大跃进”运动的进程。在上述基础上，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对反冒进作出了完全否定的结论，正式制定了严重忽视客观规律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和确定了一系列高指标，不切实际地要求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破除旧的规章制度，“插红旗”，“拔白旗”。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普遍开展起来。
其制定过程与“大跃进”运动的发动基本同步、其内容对“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有着重要影响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也是研究者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评价方面，研究者有着较大的分歧。一种观点是对总路线基本肯定的。其理由是：总路线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其根本目的是要多快好省地将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它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总路线的五个基本点，除了个别提法欠妥当外，基本上是正确的；应将总路线本身同后来片面宣传和执行中的失误区别开来。②更多的研究者则持对总路线基本否定的观点。有的认为，总路线是1956年反冒进的反命题，“高速度”是八大二次会议强调的总路线的中心思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是总路线的实践，因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从总体上说，基本上是错误的。③还有的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从酝酿到形成，是“左”倾冒进思想的产物。它否定了八大已制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建设方针，而提出违反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纯主观意志决定的错误方针。它是在不断批反冒进，批所谓右倾保守思想，不断施加政治压力的情况下搞出来的，实际上是把领导者的“左”倾意愿强加给干部群众，并没有表达人民群众的真正利益和实际要求，反而歪曲了人民群众的愿望。④
2.关于“大跃进”运动的进程
对于“大跃进”运动的发展进程，研究者们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一般把为时三年的“大跃进”运动划分为三段：第一阶段，从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到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是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高潮阶段；第二阶段，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这是对已发现的“大跃进”错误进行初步纠正的阶段；第三阶段，从1959年8月庐山会议后期到1960年底1961年初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九中全会，这是“大跃进”运动的错误继续发展和最后终止的阶段。也有研究者把“大跃进”运动分为1958年的“大跃进”和1960年的继续“大跃进”两个回合；⑤有的分为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和“继续跃进”、1960年的“持续大跃进”三段。⑥但他们主要讲的是“大跃进”运动的几次高潮，与前面所讲的三段分法并无多大矛盾。
关于“大跃进”运动的第一阶段，也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研究者大都认为是从农业“大跃进”开始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首先表现为夏收前后农业上的高指标和虚报浮夸。接着，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错误地以为农业和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要求各级领导把工作重心由农业转向工业，并确定了1070万吨的钢产量指标，从而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1958年下半年，以大炼钢铁为中心，配合一系列“大办”，“大跃进”运动达到了高潮。对于这一段的农业生产“大跃进”对工业建设上急躁冒进情绪蔓延和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兴起的影响，有的研究者认为：首先，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提出了对农用机械的超前需求，使工业生产计划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上；其次，粮食生产上的浮夸风造成了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的假象，消除了中共中央在发动大炼钢铁运动时对粮食供应的后顾之忧；再次，对农业形势的错误估计，使各级领导的注意重心过早地由农业转移到工业上来，使大炼钢铁运动得到了组织保证。⑦对于这一段的“大跃进”，特别是大炼钢铁给国民经济发展造成的严重危害，有的研究者概括为：极大地浪费了人力、物力和财力；拉长了基本建设战线；急剧地膨胀了职工队伍；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挤占和妨碍了轻工业生产。⑧
关于“大跃进”运动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对已发现的“大跃进”错误进行初步纠正的阶段，研究者发表了较多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较为具体地叙述了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主持纠正已发现的“大跃进”错误的过程，分析了毛泽东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并对这一段的纠“左”工作进行了评价。许多研究者认为，“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发动的，但“大跃进”的错误也是他最早提出纠正的，在庐山会议转向以前的纠“左”过程中，毛泽东起了主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他在纠“左”期间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也是正确的，如经济建设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进；计划指标要留有余地，要有把握实现；要遵守有计划按比例的客观法则；要切实以农、轻、重为序；破除迷信不能把科学也破除了等。不过，研究者们也都比较一致地认为，这一段的纠“左”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不能评价很高。在这方面，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观点很有代表性。该书认为：由于当时毛泽东对错误的严重性还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仍然完全肯定。所以纠“左”的努力，虽然逐步有所深入，总的都是在坚持1958年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大框架内进行的，而且沿着反右派扩大化以后把阶级斗争当作社会主要矛盾的思路，认为如果怀疑或者否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那就是“观潮派”和“算帐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中央已经确定的纠“左”措施，也远未完全落实。因而“左”倾错误没有彻底纠正，形势没有根本好转。特别是庐山会议后期发生重大反复，造成整个形势的逆转。
关于“大跃进”运动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大跃进”运动继续发展和最后终止的阶段，研究者认为，1959年庐山会议，特别是“反右倾”运动后，1959年下半年和1960年上半年，又一次掀起了以钢铁等高指标为中心、以“小洋群”和所谓技术革新为主要特色的更大规模的“大跃进”，直到出现严重的国民经济困难、“大跃进”运动实在难以为继时，中共中央才不得不再度采取措施，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并逐步放弃超高速的经济发展战略。对于1959年下半年和1960年上半年“更大跃进”的出现，研究者一般都认为，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发动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和全国范围的“反右倾”运动，否认此前已被指出、有待解决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等问题，是主要的和基本的原因。有的研究者则认为，与1958年“大跃进”的指导思想主要是强调主观意志作用、急于求成不同，1959年下半年和1960年上半年的“更大跃进”，则反映了领导者为在政治上“赌气”而孤注一掷的不明智行为。⑨还有的研究者认为，1960年强调钢铁的重要性，提高钢铁生产指标，与中苏关系恶化也有一定的关系。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行为，引起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愤慨。在此情况下，一些人不冷静思考和处理问题，提出要炼“争气钢”，要求过急。⑩至于“大跃进”运动的最后终止，研究者大都认为，以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为标志，但也有的认为，在196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写的《十年总结》一文，总结了“大跃进”的某些经验教训，从党中央的指导思想来说，这实际上宣告了“大跃进”时期的结束。当然在实际工作中各项高指标的纠正，有一个逐步落实的过程，还花费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11)
对于“大跃进”运动的主要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的“大跃进”发展战略思想，有的研究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超高速发展经济的战略。毛泽东首先提出15年赶超英国，以后又进一步提出7年赶上英国，再加8至10年赶上美国。二是向重工业（其中主要是钢铁工业）倾斜的产业政策。在他看来，粮食解决吃饭问题，钢铁解决生产资料问题。当相信1958年夏季虚假的粮食高产丰收之后，他甚至把全部精力都放到了钢铁生产方面。三是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他认为，搞经济建设不能冷冷清清，而应该轰轰烈烈，这就要搞群众路线。他把群众路线等同于群众运动，认为群众运动是实现经济超高速发展的最佳途径。(12)
对于“大跃进”运动期间经济管理体制的盲目变动，有的研究者认为，为了实现“大跃进”，使各地尽快地实现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尽快地建立各省、市、自治区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以便“超英赶美”，当时在经济管理体制上采取了过多、过急下放管理权的政策和措施。其主要内容有：把中央各部所属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下放计划管理权；下放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权；下放财权和税收权；下放劳动管理权；下放商业、银行等管理权；下放教育管理权等。结果，造成了一系列的混乱现象。(13)
3.关于“大跃进”运动发生的原因
这是一个十分被关注的问题，不少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自己的解释。
有的研究者主要从社会历史条件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大跃进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中国出现，是有其社会历史条件的。亿万群众意气风发，热火朝天地投身于各种“大办”之中，这种现象的出现，仅仅用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去解释是难以服人的。它必然有其内在的深刻的原因。是否可以说，一方面，它是广大群众在我国胜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急于要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的强烈意愿在经济建设上的反映；另一方面，又是我们党的领导在缺乏建设经验的情况下，把革命战争年代中熟悉的成功的经验，转而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企图用革命冲击的方式把经济建设很快搞上去的一次尝试。(14)
有的研究者主要分析了“大跃进”运动的客观实践与主观愿望出现巨大的反差的原因：第一，把建设社会主义，根本改变中国的贫困面貌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第二，只怕冷，不怕热；只反右，不反“左”。第三，对经济建设这个根本不同于革命斗争、具有自身特殊规律的事物缺乏深入的理解，仍搬用革命斗争中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指导经济建设。第四，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未能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第五，偏离了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调查研究传统。(15)
也有研究者着重从党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失误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大跃进”这一探索中的严重失误是有它的由来的。尽最大的努力把建设搞得快一点，以争取更多的主动，是全党和全民族的共同要求。大家都愿意相信，在迅速取得一连串伟大胜利的中国人民面前，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我们既然已经在社会关系方面得到解放，做了主人，那么，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来进行经济建设，就能够取得我们所希望的、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高速度。应当指出，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建设发展得快一些的可能性也确实存在。只要党正确地领导和组织群众，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充分发挥符合实际的主观能动性，从一个历史阶段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快一些的。因此，广大干部和群众（包括反对冒进的同志）从原则上拥护大跃进，并且不辞劳苦地为实现大跃进而努力奋斗。但是，经济建设有它的客观规律，生产力发展需要有积累的过程，受多方面条件的制约。我们全党还缺乏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对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积累的经验又未能认真地分析研究；许多同志有从政治上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来进行革命战争和政治斗争的丰富经验，当他们转向领导经济的时候，很容易相信如果采取革命战争和政治斗争的群众运动的办法，经济建设能够进行得更快更好；特别是在一连串胜利面前，党的许多干部包括许多领导干部逐渐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忘却了谦虚谨慎作风，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对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估计不足，对于掌握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自从严厉批评反冒进以后，党内不同的意见难以提出了，党内生活开始不正常，家长制、一言堂作风盛行。这样，凭主观愿望和意志办事、头脑发热、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就成为难以避免的了。(16)
以上的分析和解释，大都侧重于主观方面的原因。还有的研究者认为，应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分析。在主观方面：第一，长期落后挨打的历史和遭受包围封锁的现实，使党的领导人急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第二，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第三，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不切实际地套用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此外，“大跃进”运动之所以能够发动并延续三年之久，还有客观方面的原因：第一，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在政治上，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在经济上，所有制基本只有全民和集体两种，而以全民（实质上是国家）所有制为基础，国家统得太多，管得太死。这是“大跃进”运动得以发动和进行的体制上的原因。第二，民主制度的极不健全。“大跃进”的错误，始终是同政治上的不民主紧密关联的：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为错误决策得以顺利推行提供了条件；毛泽东对中央集体决定的反冒进的错误批判，导致了“大跃进”运动的发动；至于1960年上半年“更大跃进”的出现，更是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发动的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和全国范围的“反右倾”运动的直接后果。第三，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这种状况，一方面使广大人民群众急于改变自身的贫穷现状，易于响应毛泽东为建设理想社会而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另一方面，又使他们能够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为达到美好的背景而接受瞎指挥等各种超经济的强制(17)。
4.关于对“大跃进”运动的评价
“大跃进”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其发动者的本来目的是想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适合中国国情的高速发展经济的新路，但最终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于这一点，研究者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
对于“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经济上的损失和对人民生活的影响，研究者讲得比较多。有的认为，“大跃进”运动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严重后果是引起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比例失调。主要表现是：第一，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这是导致国民经济许多比例关系失调的重要因素。具体来说，是积累率过高，积累效果极差，在基本建设投资中，过多集中在生产性建设上，忽视了必要的非生产性建设。第二，工农业比例失调。最突出、最严重的是粮食产量的急剧下降。这里，固然有自然灾害的影响，但其在粮食减产总数中只占1/3左右，根本问题还是出在“左”的政策上。粮食产量的下降，更加突出了工业、基建规模原就超过农业负担可能的畸形结构，迅速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全局性的危机。第三，工交内部的比例失调。具体表现为重工业内部的比例失调、工业与交通运输的比例失调和轻重工业的比例失调。第四，市场上社会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的比例失调。一方面，农业、轻工产品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财政、信贷由于扩大基本建设、多招职工、产品积压、企业亏损而不断增加支出，造成了市场上社会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之间的巨大差额(18)。
有的研究者认为，讲“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经济方面的严重后果，不应仅限于它所造成的高达1200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大跃进”运动后，用了5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才恢复到1957年的产量总水平。国家的建设走了大弯路，在一些重要方面丢失了8年的时间。而恰是在此期间，一些国家如日本等，经济与科技得到迅速发展，我国与他们的差距拉大了，这又是一个长时间中弥补不了的重大损失(19)。
除上述损失外，还有人对“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其他方面的消极影响进行了分析：
在政治上，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大跃进”期间和“大跃进”之后，毛泽东始终不愿彻底承认“大跃进”的错误，一直以对“大跃进”的态度来作为判定人们是否革命的标准。这不但使他在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和全国范围的“反右倾”运动，而且，还错误地把社会各界对“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形势的不满以及部分地区为缓解经济困难而实行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等办法，看成是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阶级斗争的表现，从而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所谓党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会后发动了一场“左”的“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大批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并成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根源。(20)
在理论上，出现了极大的混乱。“大跃进”期间，党内兴起的一些错误的思想和理论观点，如“左”比右好；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以后，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穷过渡；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判利润挂帅，否定经济核算；知识分子最无知识，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提倡正确的个人崇拜；党的决议可以代替法律，“不要怕人多”的人口理论，等等，造成了很大的危害(21)。
对党的建设，也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第一，大批党员干部受到了错误的打击；第二，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和作风遭到严重破坏；第三，党与群众的关系受到损害；第四，党的民主生活受到破坏；第五，共产主义的信誉大受影响(22)。
对于“大跃进”运动期间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绩，研究者也作了分析。认为，由于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方面，也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广泛支持，使国家能够动员空前大规模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投入经济建设，其间虽有巨大的浪费，但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就；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增加的固定资产投资，绝大部分是在此期间完成的；从建国到1964年间兴建的大中型项目，大多数也是在此期间开工的；三年“大跃进”期间，新增了一大批生产能力，特别是钢铁等重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大庆油田主要是在此期间开发的；原子弹尖端技术也是在此时开始突破的(23)。应该在彻底否定作为指导方针的“大跃进”的前提下，作一些具体的分析，把领导路线和群众干劲加以区别；把“大跃进”的破坏和“大跃进”期间所取得的一定成绩区别开来，不能笼统地否定一切。(24)不过，也有人指出，这些成就不能归功于“大跃进”。如果没有“大跃进”，我们的成绩会更好一些，更踏实一些。(25)
三
尽管党史和国史学界对“大跃进”运动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总的说来，还很不够，还有一些不足之处。
第一，研究资料公布得很少。关于“大跃进”运动的档案资料，目前所能公开看到的不多。已经公布或披露的，也往往散见于各种文集、资料集或某些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中，很不系统，很不全面，有些甚至是零星的片断。“大跃进”运动期间某些重要会议的情况，研究者至今知之不多。这直接妨碍着对“大跃进”运动研究的深入开展。
第二，研究的深度不够。关于“大跃进”运动的研究成果虽然已经不少，但真正有深刻见解、能够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的还不算多。相当一部分论著存在着选题重复、重述轻论的不足，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往往停留在简单地叙述历史过程上，而对于其中的深层次的原因则缺乏应有的解释和说明，有些甚至还存在以讹传讹的问题。
第三，研究的领域不宽。“大跃进”运动历时三年，加上酝酿和发动的过程，则时间更长，它涉及或影响着在此前后党和国家许多方面的工作，值得研究者探讨的问题很多。但迄今为止，研究课题基本上还只限于“大跃进”前后党的指导思想和方针的演变及其在实际工作中的影响，对于其他研究课题涉猎很少。
为了推进和深化对“大跃进”运动的研究，除了需要有关方面适当公布一些档案资料及研究者加强对现有资料的整理、分析和研究外，似乎还有必要重视对以下问题的研究。
1.“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思潮问题。有的研究者已经指出，快速将中国的经济建设搞上去，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那么，可不可以说，“大跃进”前后存在一种全国性的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如果存在，它是如何产生的？对“大跃进”运动的发动和运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2.“大跃进”运动的国际背景问题。“大跃进”运动是在50年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进行冷战的国际背景下发生的。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提出了同资本主义阵营“和平竞赛”的要求，中国以外的其他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也进行了以赶超资本主义国家为目标的经济建设实践。“大跃进”运动与此国际背景有无联系？这一背景在多大程度上对“大跃进”运动的发动产生了影响？
3.“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来源问题。在分析“大跃进”运动的发动原因时，不少研究者认为，搬用革命战争年代大搞群众运动的成功经验是其中之一。除此以外，建国初期学习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验，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一些重工业基础的成功实践，是否也是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个经验来源？
4.“大跃进”期间的决策机制问题。对于“大跃进”期间的各种决策，研究者作了不少的分析和评述，但是，对于产生这些决策的决策机制，研究得还很不够。“大跃进”期间的决策机制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错误的或正确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有哪些主要因素对领导者的决策产生影响？
5.“大跃进”期间毛泽东以外的其他领导人的作用问题。毛泽东是“大跃进”运动的主要发动者和领导者，这是研究者一致的看法，也是研究得比较清楚的问题。那么，毛泽东以外的其他领导人，包括中央领导人、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和地方的领导人，他们在“大跃进”的发动和运行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他们对毛泽东产生了什么样的积极或消极影响？他们要为“大跃进”的错误负多大的责任？
除上述问题外，还有其他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这里不再一一赘述。有理由相信，随着有关研究资料的逐渐公布和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对“大跃进”运动的研究也将进一步深化。
注释：
①柳随年、吴群敢主编：《“大跃进”和调整时期的国民经济(1958-1965)，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
②赵泉钧、蒋希宁：《“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的党史问题（浙江省党史学会召开的学术讨论会综述），张弓、蔡康志主编：《怎样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5页。
③林蕴晖：《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党史通讯》，1986年第6期。
④张弓：《建国后前十七年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怎样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第183-184页。
⑤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09页。
⑥金春明：《对三年“大跃进”的再认识》，《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⑦史柏年：《试析1958年我国的粮食生产》，《党史通讯》1987年第1期。
⑧谢春涛：《大跃进狂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4—97页。
⑨张弓：《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第二卷》，《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⑩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92页。
(11)金春明：《对三年“大跃进”的再认识》。
(12)郑谦、韩钢：《晚年岁月——1956年后的毛泽东》，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81-82页。
(13)周太和主编：《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0-77页。
(14)金春明：《对三年“大跃进”的再认识》。
(1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20-724页。
(16)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54-356页。
(17)(18)谢春涛：《大跃进狂澜》，第257-262页，255-256页。
(19)柳随年：吴群敢主编：《“大跃进”和调整时期的国民经济(1958-1965)》，第72-82页。
(20)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2-273页。
(21)(25)曲方明：《“大跃进”运动的失误》，《中共党史专题讲义（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版，第49-50页。
(22)朱汉国、谢春涛、樊天顺主编：《中国共产党建设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3-345页。
(23)马洪、刘国光、杨坚白：《当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7-348页。
(24)王学启、沈家善：《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若干问题的探索》，《怎样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第3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