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武汉会战中日双方作战指导之得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作战论文,武汉论文,得失论文,中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武汉会战是中日战争第一阶段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也是中国在该阶段诸次防御战役中组织的最为成功的一次会战。由于中国方面充分汲取了历次作战的经验教训，利用了武汉周边的地形地利，实施了正确的作战指导，从而极大地限制了日军的作战主动权。反观日军方面，在中国的制约下，一再更改作战方案，被迫采取了最不利的作战方式，其表现可概括为：变化多，失误多，协调差，预定目的未能实现。两相比较，中国的作战指导是成功的，而日军则是失败的。
一
素称“九州通衢”的武汉，是中国中部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水陆交通的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还在战前中日双方就认识到，一旦爆发全面战争，双方在武汉地区必有一场大战。因此，中日双方关于武汉会战的实际较量早在战前就已展开。1935年日军制订了新的全面对华战争计划，其中规定：在进攻武汉时，将以华北方面军沿京汉铁路南下，与之相策应，以另一军溯长江西进。（注：〔日〕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101页。）该计划的要点在于：其一，以京汉线和长江两个进攻方向，对武汉形成战略夹击的基本态势，迫使中国必须同时应付两个跨距较大的方面，同时有利于日军形成对武汉的战略包围；其二，利用京汉铁路和长江水路两条交通大动脉，使其两大进攻集团均拥有各自的补给干线，这是大兵团作战能否顺利实施的基本条件；其三，作战重点和主攻方向放在北方，这主要出于地形上的考虑。武汉周边，尤其是武汉以东的长江两岸地区，山脉众多，湖沼密布，而北方的京汉线方面地势平缓，更利于大军的进攻。
由于这一方案的战略优点无法掩饰，所以战前日本军事教官曾在中国陆军大学公开讲过沿京汉线由北而南攻占武汉的作战想法。（注：郭汝瑰：《我的亲身经历》，见《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第207页。）
事实上，战前中国方面亦认为日军沿京汉线南下武汉的威胁最大，并曾多方研究如何破坏日军这一战略，甚至许多军政要员提出决黄河水淹京汉铁路，以人为地障阻绝日军南下的建议。（注：郭汝瑰：《我的亲身经历》，见《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第207页。）这些情况，尤其是中国方面的担心，充分表明1935年方案对日军而言是比较理想的“上策”。
然而，战争一旦爆发，其进程就绝非日本一方所能操纵。七七事变后，中国决心持久抗战，并从长期战争的高度谋划全局。为减消日本的强势，中国军事当局发挥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特点，有意识地拓展战争空间，广布战场于华北、华中及敌后，力求最大限度地分散日军兵力。尤其是中国力避与日军在华北平原决战，主动将主力投入淞沪战场，迫使日军将其主力和战争重心南移，从而在战略上干扰了日军依托华北，以主力南下武汉的预定计划。此外，着眼于持久战争的敌后游击战争，特点是华北的敌后游击战争迅猛发展，到1938年初已明显发挥出战略牵制作用。1938年4月，日军大本营将武汉作战提上日程时发现， “由于该方向敌情严重，沿京汉线南下作战需要很大兵力，可是，华北地区恶劣的治安状况使兵力的抽调非常困难。”（注：〔日〕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第109页。）在来自中国方面的种种因素的制约下，日军大本营只好放弃了酝酿多年的预定方案，于1938年5 月重新制订了武汉作战计划。
新的计划决定：“华中派遣军以主力沿淮河地区推进，另以一军沿长江地区西进，会攻武汉”，同时要求“华北方面军以一部在华中派遣军进攻之前，攻占郑州一带，将敌军牵制在北方”。（注：〔日〕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第206页。）从表面看，日军新的作战计划仍企图坚持两路进攻，而且主攻路线仍选在地形有利的长江以北的淮河河谷地区。但与原方案相比，其战略效果已然打了折扣。原方案的两路基本为90度夹角，一路由北而南，一路由西向东，具有浓厚的夹击意味。而新的两条进攻路线夹角缩小，进攻轴线基本为由东向西，战略夹击效果明显逊色。此外，新方案中连接两大进攻集团的进攻正面也大大缩小，这就意味着防御一方的防御密度和厚度相应增加。还有，因放弃了京汉线南下，代之以该方向的牵制作战，从而使得中国有可能将该方向的部分军队转用于向东防御。事实上，日军之所以要求华北方面军攻郑州以牵制中国军队于北方，为的就是弥补这一缺陷。
尽管1938年5月的方案是日军退而求其次的第二选择， 但该方案确定不足1个月，就需要再次更改。
按照日军1938年的战争计划，4、5月实施徐州会战，随即实施武汉会战，两者紧密衔接，徐州会战要为武汉会战作态势上的准备。换言之，徐州会战结束时各部队的位置及态势即为武汉会战发起时的位置和态势。基于这一考虑，1938年5月底、6月初，日军借助徐州会战的冲势，在京汉线以东、陇海线以南、淮河以北地区占领了诸多要点，其中一部日军进抵郑州稍南的京汉线上，基本形成了由淮河河谷攻击武汉和郑州以遂行牵制的态势。
然而，就在日军排兵布阵，逐步贯彻其第二方案之际，中国方面采取了重大对应措施。1938年6月上旬， 中国军队在郑州东北方决开黄河堤防，使黄河水向东南溢出，造成了经中牟、蔚氏、周口、阜阳，直抵淮河的大地障。淮河亦因此而泛滥，甚至蚌埠的淮河大桥亦被冲毁。这一以水代兵的行动彻底粉碎了日军“利用流经蚌埠、正阳关、信阳等地的淮河水运为后方补给线，以主力从北方席卷汉口的作战方案”（注：天津政协编译委员会：《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9页。）， 并迫使兵临郑州的日军仓惶向东撤退，打破了日军攻郑州牵制中国军队于北方的企图。1939年秋，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桥本群就此承认：“因敌人使黄河泛滥，致使主力无法沿淮河河谷前进”，“取郑州一事因黄河泛滥而难以实行。”（注：〔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东京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347 页。）
毫无疑问，黄河决堤给黄泛区的中国民众造成很大牺牲和损失，但从军事上看，也给日军的武汉作战造成了极大困难，日军的武汉作战指导一度因此而陷于争议和混乱。黄河决堤后，日军预定攻击路线中唯一未受影响的是长江方向。可是对日军来说：“为攻占武汉，仅从一方面进军是至难之事，无论如何必须从两个方面进击。”（注：〔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第352页。）为此， 承担溯江西进任务的华中派遣军甚至重提已经放弃了的京汉线作战，强烈要求大本营以一个军沿京汉线南下攻击武汉，以减轻长江方向的压力。（注：〔日〕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第109页。）然而，在兵力问题上早已捉襟见肘的日军大本营坚决反对华中派遣军的一厢情愿，认为：“京汉线以西是敌占区，一边排除敌人一边南下非常困难。况且，经历了徐州会战的华北方面军自己也痛感控制区内治安混乱，兵力不足。因此，既便渡黄河南下也是很勉强的。与此相比，更要紧的是恢复华北的治安。”（注：〔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第352页。 ）在大本营看来，此时的华北方面军不仅无力承担南下作战的任务，就连一度设想的攻郑州的牵制任务也难以实行。
面对困难局面，日军要么从长计议，将武汉作战延至1939年实施，要么排除万难，坚持年内攻占武汉。前者意味着已经展开的各项准备中途搁浅，把战争引向诱和的大政方针和既定步骤；后者则要求日军尽快改订作战计划，以便能在雨季长江水量充沛，便于航运的时期完成作战。尤其在京汉铁路和淮河水运已无法利用的情况下，利用长江汛期的重要性更是大大加强。
经过激烈争论，日军上下相互妥协，就新的武汉作战方案达成一致，其中的重要变化为：其一，为坚持两路进攻，除溯江西进路线之外，将淮河河谷的进攻路线向南推移，改为在淮河以南、沿大别山北麓西进的路线；其二，由于黄、淮泛滥，津浦沿线的铁路、公路及淮河水运难以发挥作用，因此将主要依靠长江水路为补给干线；其三，受补给干线的制约，将主攻路线改在长江方面，大别山北麓的作战变为辅攻；其四，华北方面军主要致力于占领区内的“治安”作战，同时以部分兵力准备牵制作战，以策应华中派遣军。尽管新方案仍未明确取消郑州作战，但已变为要华北方面军“研究准备”，其后又于8 月正式取消了攻占郑州的任务，代之以在黄河北岸的“佯动”。（注：〔日〕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第110页。）
至此，日军的武汉作战已三易其案。如果说第一方案是“上策”，第二方案是“中策”，那么第三方案只能算得上是“下策”。由于淮河河谷的进攻路线南移至大别山北麓，日军的进攻正面再度缩小，而且新的两路进攻已完全变成了由东向西的平行推进，战略夹击自然就无从谈起。主攻路线的变化，意味着日军主力已无法利用北方的地利，只能在长江两岸的山脉和湖沼间艰难前进。运输干线由两条变为一条也将给日军的机动和补给造成严重影响。此外，华北方面军的牵制作战由攻占郑州变为在黄河北岸的“佯动”，其效果亦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目前史学界有些学者对日军在武汉作战指导上的变化和窘迫缺乏认识，简单认定“溯长江西进武汉是日军预定的战略主攻方向”，从而掩盖了中日双方在会战指导上的反复较量及其优劣短长。从结果上看，日军最终采取的是溯江西进的主攻路线，但这并不是日军的理想方案。日军之所以未能采用其他方案，绝非不欲，实为不能。换言之，能够迫使日军一再更改计划，不得已而屡求其次，这正是中国在武汉作战指导上的成功之处。
二
两军对阵，相互制约反制约，其中任何一方的指导是否成功，都包含两个密切关联的方面，即：能否卓有成效地打乱敌人的计划部署及能否择优而为，完善自己的计划部署。在武汉会战中，中国在这两个方面都是可圈可点，比较成功的。以下着重谈谈中国方面如何完善自己的防御作战计划。
如前所述，早在战前中国就判明日军将会从京汉线和长江两个方向进攻武汉，并据此制订和实施了一些对应措施。如在武汉以东的长江沿岸的重点地区设置要塞，配备守备部队，以及决黄河水淹京汉铁路的设想等。同时，中国亦认为由北而南将是日军的主攻方向，并深感此方向的威胁最大。因为在日军的这种进攻态势下，保卫武汉的中国军队既要坐西向东防御长江方面，又要坐南向北防御京汉线方向，不仅备多力分，而且从一开始就笼罩在遭受日军战略夹击甚至包围的阴影之下。特别是由于北方京汉线一带地势平缓，南下的日军主力的推进势必要比长江方面来得迅猛。这至少意味着京汉线以东、长江以北的中国军队无时不面临着被南下日军主力切断退路的威胁，甚至会出现向东防御愈坚决、前伸愈远、愈持久，被切断退路、被围歼的可能就愈大的严重后果。
出于这种担心，中国方面将大部分主力部队部署在北方京汉线两侧地区。如从徐州撤出的第五战区将司令部放在潢川，将孙连仲、张自忠、冯治安、孙震、于学忠、李仙州、庞炳勋等战区主力布防于京汉线东侧的豫东地区。（注：《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又如徐州失守后的5月21日，蒋介石下令编组3个临时兵团，分别由汤恩伯、薛岳、胡宗南为首， 共计15个军。其中汤兵团、薛兵团部置在郑州至信阳的京汉线西侧，以阻击日军沿京汉线南下，胡兵团集结于陕州地区，准备策应汤、薛兵团。（注：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2）》，台北1981年版，第303页。）
同样出于对来自北方的侧背威胁的担心，中国方面在对武汉以东长江方向的防御上显得比较拘谨，不敢投入重兵，更不敢大胆将防线向东拓展，而是采取了沿武汉三镇周边收缩布防的部署。其表现为将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指挥的几十个师摆在武汉周边，在葛店、横店一线构筑大量永久、半永久性防御工事，形成了一个围绕三镇的“环形背水阵”。（注：《郭汝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页。） 很显然，这是一个重核心轻外围防御部署，其不利之处非常明显。曾参加武汉会战的原第九战区第一兵团作战科长赵子立指出：“武汉会战，我军处于内线作战，日军处于外线作战。内外两军作战的利害变换线，根据日我两军使用的兵力和战地形势看，大概当在安陆—麻城—罗田—浠水—大冶—咸宁这条线上。在此线之外作战，日军兵力分散，我军行动自由，利于我而不利于日军；反之，在此线内作战，日军兵力密集，我军行动局促，利于日军而不利于我军。”（注：《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83页。）原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所属第五十四军参谋长郭汝瑰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以武汉三镇为核心的作战方案“实际上是步南京战役之后尘……沿武汉三镇构筑环形阵地，一点突破，必将全军崩溃。同时，这又跟南京战役一样，背水立阵，一旦战争失利，我全军将士就有下河吃水的危险。”（注：《郭汝瑰回忆录》，第132 页。）事实上，这个方案不符合以空间换时间的抗战战略，同时也意味着长江两岸的险山湖沼将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可是，在日军主力南下的压力下，中国统帅部既便明知此为“下策”，也不得不为之，因为任何不顾侧背威胁，盲目将主力投放于武汉以东深远外围的部署，都会带来非常危险的后果。
然而，当中国以水代兵，成功地迫使日军将主攻路线南移至长江方面，从而打消了北方的侧背威胁之后，改变武汉会战的部署就成为可能。随着日军主力的不断南调，日军将主要依托长江水运进攻武汉的迹象日益明显，面对这个重要变化，许多中国高级将领纷纷提出：改注重向北防御为注重向东防御，改注重核心作战为注重外围作战。6月22日， 承担京汉线东侧向北防御任务的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就改变部署问题致电军事委员会：“黄河泛滥后，逆料敌由平汉线进犯公算较少。且迭据情报，连日由陇海转津浦南下之敌兵车，络绎不绝，必不外溯江西犯或由浙侵赣之两途。惟溯江一途，江水方涨，运输捷速。由浙侵赣，则迂远迟缓。此时对策，应……迅速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将溯江西进之敌，聚而歼之。”（注：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2）》，第315页。）武汉卫戍司令部的将领们也建议：把主力投放到武汉以东的深远外围，凭借长江两岸的众多湖沼及大别山、幕阜山的险峻山地，建立大纵深的防御体系。（注：《郭汝瑰回忆录》，第132—133页。）中国统帅部因应情况变化，及时制订了新的武汉会战指导方针：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应战于武汉之远方。（注：《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15页。）依据新的方针，中国统帅部以长江方面为防御重点，大幅度调整部置。一方面将第五战区各部南调，依托大别山向东布防；另一方面于6 月间成立第九战区，将原部署在京汉线两侧的汤恩伯兵团、薛岳兵团转调长江以南，并入第九战区序列。由该第九战区负责长江两岸的防御，其主力依托庐山、幕阜山，形成了从九江至武汉的大纵深防御体系。此外，由于防御作战的重心已经确定在外围，作战空间及所需兵力亦相应增加，因此，中国统帅部从川、滇、黔、桂、陕、豫等地抽调部队，使参战部队由原来的几十个师增至120多个师，再加上海空军， 投入总兵力达到百万人以上。
综观中日双方在作战指导上的较量，中国是得分的一方。虽说双方的作战方案均有很大变化，但中国方面是渐入佳境，争取到了理想的“上策”，而日本方面则每况愈下，被迫采取了“下策”。这种优劣差异对武汉会战的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赵子立就此指出，“综观武汉会战，我军不在武汉内围弹丸之地作困兽之斗，而在武汉外围的广阔天地与日军进行坚强、灵活的作战……予日军以重创，而获得一定战果，都是由于统帅部正确的战略决策而来的。”（注：《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83页。）
三
以上论述了会战前中日双方作战指导的变化，并对其利弊得失作了基本评价。这些评价是否得当，可以通过武汉会战的实战进程予以进一步的论证。
诚如前文所述，战前日军一再改变作战计划，这种临战易案对日军武汉作战全局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其中受冲击最大的是将沿大别山北麓进攻的第二军。武汉会战的序幕始于1938年6月11日，其时， 沿长江进攻的日军开始攻击安庆，并逐步溯江西进。与此同时，准备沿淮河河谷进攻的日军各部也在黄、淮间占领了诸多要点，基本形成了进攻武汉的准备态势。然而进攻方案的变化，完全打乱了已有的进攻态势，为了重新布阵，已在淮河河谷的日军第二军各部只好实施大范围辗转南移。可是受黄、淮泛滥的影响，第二军的转进非常困难，其所属3 个师团（后增至4个师团）中除第十三师团已在合肥地区完成集结之外， 位于柘城、永城和开封地区的第十、第十六师团迟至7月上旬和8月初才开始转进行动。而且因水患道路不良等原因，该两师团除轻装步兵能以车运和步行交杂的方式经津浦沿线南下之外，所属炮兵、辎重兵等重装部队只能由陇海铁路转至青岛装船下海，再入长江至安庆登陆，尔后北上合肥地区。如此迂回绕行使该军主力的重新集结迟至8月底才初步完成， 此时距6月11日长江方向的日军开始进攻已逾两个半月。这就是说， 尽管日军大本营和现地军始终坚持两路进攻必不可少，但实际上在长达两个多月时间里，仅有长江方向的日军第十一军在单打独斗。这种行动上的不协调甚至脱节，对日军在长江主攻方向的作战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6月中旬长江方向的日军发动进攻， 其北岸的第六师团先后占领了潜山（6月17日）、太湖（7月26日）、宿松（8月1日）和黄梅（8月4日）；其南岸的波田支队先后攻占了马当（6月26日）、彭泽（6月29日）、湖口（7月4日）和九江（7月26日）。然而，从7月底开始，日军在黄梅、九江一线遭到中国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主力兵团强有力地阻击。在一个多月时间里，江南日军被堵在九江稍南几十公里的范围内，迟迟无法打开僵局；江北岸的日军第六师团则在黄梅一线寸步难进。长江方向日军第十一军进攻受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易守难攻，后续部队输送迟缓之外，更重要的是大别山北麓的日军迟迟不能发动进攻，未能及时发挥战略牵制作用，致使中国军队得以将主要兵力用于长江方向。这一点在江北岸日军第六师团的困境中显示得最为明显。由于日军第二军忙于集结，无所作为，大别山的中国第五战区放手将主力兵团压向长江北岸地区，在7月底至8月底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猛烈反击日军第六师团，不仅将日军拒止在黄梅一线，而且彻底打垮了第六师团经潜山、太湖、宿松的后方补给线，并先后收复了这些要点，将日军第六师团的补给线压进了长江。
为减轻第十一军在长江方向面临的压力，日军华中派遣军总部情急之下，不顾第二军在9月上旬才能完成全军集结的实际情况，于8月22日强令第二军“于8月下旬自现集中地开始行动”。 （注：〔日〕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第127、137页。 ）由于进攻是在仓促间提前发动的，因此第二军只能集结一批部队，投入作战一批。8月27日，第十、十三师团首先发动进攻，而第十六师团于9月10日才进入战场（叶家集），9月12日匆忙投入作战。至于8月22日配属该军的第三师团则在9月10日才到达合肥，10月2日才赶抵光山。这种分批抽入的“添油战术”，使第二军的进攻缺乏持续冲击力，呈现出进攻——停滞——待援——再进攻的间歇性特征。这无疑有利于中国军队的防御，使中国军队可以比较从容地达成弹性防御、逐线抵抗、尽量持久的作战初衷。
运输补给困难是困扰日军武汉作战的又一全局性难题。由于原计划的两条运输干线仅剩下长江水路一条，参加作战的几十万日军，包括用于大别山北麓的第二军，以及绝大部分作战物资只能挤进长江输送，形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窘况。尽管日军大本营专门派出以陆军部运输长官为首的特遣班至现地协调输送问题，但长江航运不堪重负，严重超载的情况绝非管制、协调所能改变。在整个作战过程中，日军的长江输送始终处于顾此失彼，无法兼顾的困境之中。6、7月间，长江航路主要输送第十一军部队，结果造成第二军集结的滞后。8月初， 为使第二军尽快投入作战，日军运输会议决定动用相当一部航运力量输送第二军部队，结果又对“第十一军的集中输送造成很大影响”。（注：〔日〕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第126页。）第十一军的基干部队为5个师团又1个旅团（后期又得到数个旅团的加强），其中第六师团和波田支队在6月上旬发动进攻；第一○六师团于7月下旬投入作战；第一○一师团8月中旬在湖口集结完毕；第九师团前锋部队8月16日在九江登陆；第二十七师团8月9日在南京待运，8月26日才登船启航，8月30日抵达九江。上述基干部队全部到位所花的时间竟达近3个月之久。 这种断断续续的分批输送方式直接妨碍了第十一军的作战。 该军原定7月下旬占领九江后，立即以第一○六师团沿南浔铁路、以第一○一师团沿星子——德安公路，两路夹击，一举占领德安。但是，由于第一○一师团输送不及，只好将星子作战延迟至8月下旬实施。 在没有第一○一师团策应的情况下，第一○六师团于7月27 日单独在南浔线正面发动的进攻屡屡受挫。至8月9日，该师团不仅未能突破金官桥一带中国守军的第一道防线，而且伤亡了半数以上的中、小队长一级的军官，另有8 名佐级军官伤亡，其中包括2名联队长和5名大队长，全师团丧失了进攻能力。有鉴于此，第十一军只好指示第一○六师团原地等待补充，恢复战力。对8月间日军在长江两岸的困境， 日军战史如是记载：“波田支队延缓推进，第一○六师团向九江南方的攻击陷入了停滞，第九、第二十七、第一○一师团抵达前线的时间延迟，北岸第六师团的前进困难，所有这些都使第十一军对能否如期攻占武汉产生严重的担心。”（注：〔日〕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第133、152页。 ）很明显，日军在长江方向的进攻全线受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运输问题的掣肘。
武汉会战与此前诸次会战有一个显著区别，就是战场的地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前的诸次会战基本是在东部平原地区进行，但从武汉周边开始，地势抬高，山脉逐渐增多。中日双方对此均了然于胸，都想趋利避害。较量的结果是日军被迫将主攻路线改在了地形复杂的长江方面。这一变动对作战双方的影响甚大，中国军队得以最大限度地借助地利，屡挫日军锋芒，而日军则饱尝了在险峻山地作战的种种苦头。
作为主攻集团，日军第十一军拥有远较第二军为强的兵力。第二军有4个师团兵力，而第十一军的最大兵力达到5个师团又4个旅团， 另有海军长江舰队和陆战队的直接支援。在华中派遣军看来，兵力较大并首先投入进攻的第十一军理应发挥主要突击作用，并达成主要战役目标。然而，由于主攻路线上横亘着庐山、幕阜山等崇山峻岭，第十一军的进攻非常艰难，不仅推进迟缓，而且险象环生，屡屡陷入被围歼的危机之中，所承担的任务也多未完成。
按照华中派遣军的计划，长江方面的作战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打通安庆至九江的长江通道，为大兵团进入九江一线作准备；第二阶段占领九江至德安的南浔铁路沿线地区，并相机攻占南昌，以使大部队能有一个集结展开的地域；第三阶段是在主力部队全部在南浔线地区集结展开后，大举直攻武汉及其以南地区，达成战役的最终目标。在这三阶段中，第二阶段作战，即夺取全面进攻出发地域的作战至关重要。如顺利夺取南浔线地区，日军既可利用南浔铁路机动部队，亦可通过铁路和鄱阳湖水路运输集结物资，还可以利用九江、瑞昌、德安乃至南昌等城市集结部队，此外，控制了这一地区还意味着日军大举西进时的侧翼安全有了保障。为此，7月14日华中派遣军命令第十一军：“应占领黄梅、 九江附近，随即在长江南岸占领瑞昌、德安一线，然后将部队集中，准备向汉口及其南面地区作战。期间应根据需要，以一部兵力成攻地占领南昌。”（注：〔日〕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 第118页。）然而，直到8月22日，日军大本营下达直接攻占武汉的命令时，第十一军仍未完成任务。当日，华中派遣军只好命令第二军8 月底必须向西进攻，并将该军向武汉及其以南的粤汉铁路一线的作战延至 9月中旬，此外，命令中也不再提及攻占南昌。（注：〔日〕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第137页。）
尽管华中派遣军对第十一军的行动予以宽限照顾，但到9月中旬， 第十一军仍然无法占领德安。该军第一○六师团在进至马回岭一线时再度丧失进攻能力。第一○一师团虽在8月20日占领星子，但在其后30 多天的作战中，仅将战线推进了1公里多，停滞在东西孤岭一线。9月下旬，第十一军为打破南浔线的僵局，令重新补充后的第一○六师团主力绕过马回岭，偷袭德安。但却偷鸡不成，倒蚀一把米，致使第一○六师团在德安西北的万家岭山区陷入中国军队的重围。战至10月上旬，该师团几被全歼。最危急的时候，其师团长曾将4个联队的军旗集中， 准备全部“玉碎”。与此同时，星子至德安方向的第一○一师团在付出了包括师团长负伤在内的重大代价后，才勉强于10月9日进入隘口街， 而此地仅为星子至德安30公里直线距离的一半。 日军最后占领德安的日期是10月27日，此时距中国军队放弃武汉已逾3日，距7月26 日日军自九江南下德安已整整3个月。
日军第十一军在南浔线的作战是彻底失败了，其向武汉的第三阶段作战也不能算是成功。9 月中旬是华中派遣军对第十一军转入第三阶段作战的最后期限，迫于无奈，第十一军只好将兵力一分为二：以第一○六师团、第一○一师团继续在南浔线作战；以第九、第二十七师团及波田支队转向对武汉及其以南地区的进攻。然而，在中国第九战区第二兵团凭借幕阜山的层峦叠障组成的道道防线面前，日军西进兵团的推进极为迟缓。9月15日， 鉴于长江主攻方向的进攻已明显落后于大别山北麓辅攻方面的进攻，第十一军为加快推进速度，不惜向西进兵团下达荒谬的“追击令”，强令迅速抵达富水一线。当时日军前锋距富水的直线距离不过20多公里，但在崇山峻岭的阻隔下却整整“追击”了23天， 于10月8日才开始渡富水。用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话说，“波田支队、第九师团、第二十七师团等精锐部队，也是用一天时间才能攻下一座山头。”（注：〔日〕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 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58页。）10月21日，为了避开中国守军依托山地的重重防线，冈村宁次被迫修改既定计划，命令第九、第二十七师团将进攻路线北移至靠近长江的丘陵地带（注：〔日〕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第359页。），从而事实上放弃了包围当面中国守军的可能。 按照华中派遣军的既定计划，第十一军主力之所以要放在长江以南，就是要在占领武汉三镇的同时，攻占粤汉线上的咸宁（武昌西南70公里）和蒲圻（咸宁西南40公里）（注：〔日〕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第165页。），以切断武汉守军的退路，尽可能多地围歼中国守军，可是第十一军避重就轻的转进破坏了这个企图。尽管该军仍在10月29日占领了咸宁，于11月2日占领了蒲圻， 但却是在中国军队弃守武汉，全面撤退的情况下实现的。换言之，是尾随而非包围。这样一来，围歼自然也就谈不上了。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日军将武汉会战的主攻路线放在长江方面堪称是自蹈险境的大败笔。由于山地战的制约，日军主攻兵团的强势被大大削弱，中国军队的劣势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弥补。中国将领就此指出：“地障就是兵力，险要就是武器”，没有山脉的作用，就没有武汉会战的持久防御，就没有万家岭等地的一系列胜利。（注：《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86页。）有意思的是，日军主攻兵团司令官冈村宁次也将其受挫的原因归咎于复杂险峻的地形。7 月下旬，冈村甫抵湖口即登上石钟山，遥对庐山秀色，信手画了一幅山水写生画，但几十天后，他又恨恨地发出“敌非敌，地形是敌，征战我不爱山水”的叹息。（注：〔日〕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第359页。）
当然，武汉会战作为一场百万人参与的大战役，有待深入研究的方面还有许多，其中中国方面也有不少教训可以总结。但是“战略覆盖战术”，从武汉会战的宏观指导上看，中国优于日本，而日本则受制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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