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斯特曼与实用主义美学_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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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3-069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2-8862(2003)04-0030-04

实用主义美学是近年西方美学界兴起的一种新的美学思潮。这种美学思潮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实用主义奠基人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和杜威,在经过一段长时间的销声匿迹之后,最近在罗蒂和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等人那里得到了复兴。如果说杜威的《艺术即经验》是实用主义美学的传统经典的话,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则是实用主义美学复兴之后的当代经典。该书1992年由Blaekwell首次出版,2000年由Row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再版,迄今为止已经被翻译为德、法、芬兰、波兰、葡萄牙、中(商务印书馆2002年出版)、日、韩、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十余种文字。

包括罗蒂、哈贝马斯、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丹托(Arthur Danto)等在内的当代西方最活跃的思想家都作出了积极的反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可以说,舒斯特曼和他的《实用主义美学》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国际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他所景仰的哲学英雄杜威和他的《艺术即经验》(至今还没有出版中文译本)。实用主义美学为什么会在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重新获得新生?为什么会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那么多的读者?它在美学上究竟有怎样独特的贡献?本文将针对这些问题结合自己的翻译体会简要地谈些看法。

要理解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首先应该弄清楚它的哲学立场。舒斯特曼本人曾经在牛津大学接受过严格的分析哲学训练,并且以主编《分析美学》一书而在英美美学界享有盛名。但他很快就转向了实用主义,并很好地将自己的哲学立场定位于分析与解构之间,且雄心勃勃地将他的实用主义视为摆脱分析与解构的争论和困境的最有希望的哲学道路。

那么,实用主义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哲学立场?简要地说,实用主义是一种中道的哲学立场,一种能够最大限度地包容多元性的哲学立场。由于舒斯特曼生于美国,在以色列和英国接受过高等教育,且经常在德法等欧洲国家从事学术活动(兼任巴黎国际哲学学院导师),所以他对起源于美国的实用主义、英国的分析哲学和法国的解构主义都有非常清楚的了解。

在舒斯特曼看来,尽管分析与解构都标榜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自身都落入了极力避免的形而上学的窠臼。分析哲学独断所有事物都有自身的内在本质,而解构主义则暗中采取了一种普遍联系的形而上学姿态,强调所有部分(或事物)都缺乏自己的内在特性,事物的同一性只是在它同所有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与所有其他事物的相互区分中确立起来的。在舒斯特曼看来,分析和解构都是对事物的不自然的理解,都是专业哲学家为了标新立异而抽象出来的对世界的极端看法。要走出专业哲学的困境,重要的是要恢复人们对世界的常识理解。实用主义哲学就是一种尊重常识理解的哲学。根据常识,我们对有些事物的理解毋需说明就能把握,而对另一些事物的理解则需要深入的、进一步的解释;有些事物具有现实意义上的真实性,而另一些事物则只具有解释意义上的真实性。一种真正的实用主义立场,应该能够包容这些不同的看法。甚至,这里根本不存在是否应该的问题,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如此。

我将舒斯特曼的这种实用主义立场概括为中道或中庸立场。需要指出的是,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并不是固执两端之间的“执中”,而是不断权衡定夺的“时中”。在舒斯特曼看来,有一种极端地固执于分析和解构之间的实用主义,那就是以罗蒂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罗蒂不仅主张解释的普遍存在,而且主张所有事物都具有自己的特性,从而将分析和解构完全调和起来。罗蒂反对分析哲学主张每个事物都有自身的逻辑本质,但他也反对解构主义主张事物的本质完全消解在跟自身不同的事物之中。罗蒂主张事物有自身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不是由不变的本质构成的,而是由绝对的偶然性和专断的特殊性构成的。在舒斯特曼看来,罗蒂的这种反本质主义,由于对个性和偶然性的极端强调,反而成了另一种本质主义,一种反本质的本质主义,它同样不是人们对事物的日常(或自然)理解的反映。

分析、解构和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它们在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同时,自身却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某种极端、某种固执,从而限制了哲学自由选择的空间和不断权衡定夺的机能。根据舒斯特曼的设想,一种后罗蒂的实用主义,应该既赞赏整体,又尊重差异;既反对事物基于本质上的同一性,又反对事物毫无确定性;既主张偶然,又看到必然……这一切都取决于实践的境遇和对目标的要求。

由此,我们可以说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是一种最大限度地包容多元性的哲学立场,主张最大限度地利用以往所有的哲学资源来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不主张为了突出某种哲学立场的特异性,为了保持某种理论的逻辑严密性,而最大限度地限制以往的哲学资源。

这里还涉及到舒斯特曼从其实用主义立场出发对哲学的一种独特理解。在《哲学实践》(中译本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舒斯特曼向人们展示了另一种哲学观念,即哲学作为生活艺术的观念。这种哲学的目的不在于制造符合逻辑的句子,不在于构造有关世界真相的知识体系,而在于帮助人们解决生活中的困惑,过上幸福生活,最终将自身做成一件艺术作品。

正是基于其实用主义哲学的包容性中道立场,舒斯特曼将许多被美学排除在外的主题重新纳入讨论的范围,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通俗艺术的审美合法性问题。

在《实用主义美学》中,舒斯特曼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来为通俗艺术辩护。因此,他也被定位为通俗美学家。当然,这并不表明他排斥高雅艺术。在舒斯特曼看来,如果用历史的眼光来看,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之间并没有严格界限。比如曾经是通俗娱乐的古希腊甚至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随后却变成了艺术的高级经典。甚至在同一个文化时期,一个作品究竟被当作高雅的还是通俗的,完全取决于它被公众怎样理解和利用。比如,在19世纪的美国,莎士比亚既是高级戏剧,也是歌舞杂耍。舒斯特曼尤其强调通俗艺术能够给更多的人们带来更强烈的审美享受。他从杜威的“艺术即经验”的定义出发,认为艺术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增进和改善人们的经验。既然通俗艺术能够让世界范围内难以计数的人为之如痴如醉,它就应该成为美学合法的讨论话题。舒斯特曼通过宏观和微观论证,雄辩地证明了通俗艺术不仅能够满足传统美学的重要标准,而且具有丰富和翻新我们传统审美观念的力量,从而将传统的美学观念从阶级特权、社会、政治惰性和对生命的禁欲性否定中更充分地解放出来。在这种意义上,通俗艺术具有推进社会向更加开放、自由和民主方向发展的政治力量。

事实上,舒斯特曼为通俗艺术辩护的最终目的,在于让人们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艺术手段,充分改善和增进他们的生活经验,最终将自身做成一件艺术作品。舒斯特曼的这种主张,涉及到后现代伦理生活的—个重要特征,即伦理学与美学的结盟。伦理生活的审美化或生活艺术的观念,是后现代伦理的一个重要观念。这种观念曾经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中以加括号的形式表达出来:“伦理学和美学是—回事。”在对维特根斯坦、福柯和罗蒂的审美化伦理生活进行批评之后,舒斯特曼提出了一种更加符合人生实际情形的生活艺术观念。

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观点来看,后现代的重要特征就是意义(meaning)转化成了符号(sign)、所指(Signified)转化成了能指(Signifier),由此,一切现象都是同样无根的、虚拟的符号(或语言),没有超越符号、超越语言的实体构成符号或语言的意义和价值的基础,所有符号都是同等的真实可信或虚幻不真。

正是基于这种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立场,罗蒂构想的后现代伦理生活是在语言领域(而不是在实践领域)中进行的词语丰富和词语创新的“生活”。根据罗蒂的设想,这种伦理生活的典范有两种:一种是“十足诗人”(the strong poet),另一种是“讽刺家”(the ironist)或文学批评家。讽刺家是通过无止境地占有语言来实现自我丰富,十足诗人是通过创造性地制造新异的语言来实现自我创造。

罗蒂的确有充分理由将这两种伦理生活的典型称之为审美大师。首先诗人和批评家被人们普遍尊奉为审美的代表,诗人代表了旺盛的审美创造力,批评家代表了高雅的审美趣味。其次,从真实的实践领域向虚拟的语言领域的转移,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生活的审美化进程。因为自从柏拉图以来,审美和艺术就被典型地视为对现实生活的模仿,被视为现实生活的影子,同现实生活的实在性相比,审美和艺术显得虚幻和柔软得多。将生活由坚实的现实领域转移到虚拟的语言领域,刚好符合西方美学对艺术和审美的传统定义。

但是,即使罗蒂所设想的这种伦理生活符合审美的定义,它似乎也不太符合生活的定义,因为生活不管怎样总不可能被完全虚拟化和语言化。语言叙述会影响一个人的思想观念、情感状态,但似乎很难将所有的身体感受都转化为语言形式。如果不能包括身体感受,这种生活艺术再富有美感,它也只是生活的影子,而不是活生生的生活本身。因此,罗蒂所设想的伦理生活的审美化,只是生活的幻影,而不是生活本身。

福柯主张的审美生活似乎克服了罗蒂式的虚幻性。在福柯将伦理学当作存在美学(aesthetics of existence)的构想中,身体和身体经验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与罗蒂不同,福柯不断用身体去尝试超越边界,从而将语言的丰富和创新变成了身体经验的丰富和创新,为此他追求诸如吸毒、性虐待、激进的政治运动这类的极端的边界经验,以求获得比常人更加丰富和更加新异的身体经验。令人遗憾的是,福柯在不断尝试超越边界的过程中最终走向了人生的终极边界:死亡。然而,正是由于福柯自觉地通过边界经验来塑造自己的审美生活,他因艾滋病的早逝(尽管事出偶然),因此被传记作家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描绘为一个献身于通过越界探险,而使自己成为一件个性鲜明的新奇艺术品的生命(在无意中达到)的顶点。

尽管福柯的审美生活克服了罗蒂的抽象性,但他同罗蒂一样犯了另一个错误,即将审美理解为极端的丰富性和新异性,而这个错误在福柯那里会导致更加危险的后果。也许罗蒂正因为认识到身体和现实具有抵抗任意改变的特征,他才将审美的丰富和创新转向语言叙述领域。而福柯任意超越边界去体验新异经验所导致的危险后果,也证明了身体是有限的,它不能向无限的试验开放。

在意识到罗蒂和福柯的审美生活的局限性之后,舒斯特曼倡导一种更加温和的审美生活。舒斯特曼极力反对现代主义美学将审美从实际生活中隔离出来,使之成为纯粹的形式游戏,转而主张审美应该涉及具体生活,尤其应该包含鲜活的身体经验,为此他提议建立一个新的美学分支学科:身体美学(somaesthetics)。但舒斯特曼并没有像福柯那样,力图超越界限去体验无限丰富和新异的身体经验以便把它做成一件艺术作品,一件追求新异性和原创性的现代主义艺术作品;而是主张采取一种积极的控制,提高身体(以及相应的心灵)的各种机能。身体美学的目的,不是增加无限丰富和新异的身体经验,而是通过有意识的控制和严格的训练,使身体变得更加敏感和美丽。

总之,舒斯特曼通过复兴杜威的实用主义,将美学从纯粹的知识问题(比如“什么是艺术作品?”“美是什么?”)的抽象讨论中解放出来,使之更加切近地关注各种各样人生问题,从而使美学不仅变得范围更广,而且变得更加有趣,也许这就是实用主义美学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被广泛接受而重新复兴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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