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法律形式“申明”考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形式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4；D929=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0)07-0027-06
宋代是中国传统法律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北宋苏洵云：“今之法纤悉委备，不执于一，左右前后，四顾而不可逃。”①南宋叶适亦谓：“天下以法为治久矣。”②从时人之真切感受，足见宋代法制的完备和帝王对法律的重视。在此种历史背景下，宋代的法律形式日渐走向多样化，其中“申明”便是宋代新兴的法律形式之一。所谓法律形式，是指法的具体的外部表现形态，它随时代和国情的演化而发展，其种类是多样的。③学界对宋代法律形式早已有所关注，但主要集中在律(《宋刑统》)、(编)敕、(编)例、条法事类等方面④，而“申明”似少有人专述之。“申明”作为宋代一种新兴的法律形式，从另一侧面印证了两宋法制趋于成熟的现实。为此，本文试对宋代“申明”做一探析，以求教于同仁方家。
一 宋代“申明”法义之演变
在古代文献中，“申明”作为动词，有“陈述、阐明”⑤之意。《宋史·兵志》中说，“淳化二年，申明不得私蓄兵器之禁”⑥；又《宋史·食货志》中言，绍兴“二十七年，常平提举张汝楫复申明钞法”⑦。这两条材料中的“申明”均取此意。在法律语境中，宋人常将“申明”用做动词，其后接一宾语。以《宋大诏令集》(残本)为例，其中收有北宋九朝诏文3800余篇，实为北宋皇帝诏令之汇编。今查此书，“申明”一词共出现过35次，皆为“陈述、阐明”的意思，其后所接宾语关涉法律的，有诏(7次)、章(3次)、制、令、训、罚、禁(制以下各2次)，敕、式、宪、赏、条贯指挥(敕以下各1次)等。⑧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中的“申明”也多有此种用法，如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正月，太宗“诏罢公据，申明书历之制”。⑨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五月，权礼部尚书蹇序辰奏：“按元丰四年三月诏，自今在京官司合举辟去处，不得举辟执政官有服亲。欲望申明前诏，以昭至公之道。”⑩“申明”与法律在表达上之密切关联，说明宋代官方话语下的“申明”当为一法律用语。至于“申明”一词究竟何时名词化，演变为宋代的一种法律形式，今检索史籍似无确切记载。但是，在《宋史》、《玉海》、《长编》及《宋会要辑稿》等史料中却存有宋政府整理编纂“申明”的记录，其中最早将“申明”作为法律形式加以记载是在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
熙宁六年(1073年)八月，“提举编敕宰臣王安石上删定编敕、赦书德音，附令敕申明、敕目录共二十六卷”，神宗“诏编敕所镂版，自七年正月一日颁行”。(11)对此事《长编》也有类似记载，只不过说王安石所上之书“共二十七卷”(12)。《宋史·艺文志》将王安石此次所上之书记为“王安石《熙宁详定编敕》等二十五卷”(13)，同时还载有“许将《熙宁开封府界保甲敕》二卷、《申明》一卷”(14)。到了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详定重修编敕所删定官、刑部侍郎崔台符等官员又修有“元丰编敕令格式、赦书德音、申明共八十一卷”。(15)《宋史·艺文志》的记载相同(16)。对于神宗熙宁、元丰年间这两次敕、令、申明编修的具体情况，南宋李焘总结说：“熙宁敕、令视嘉祐条则有减，元丰敕、令视熙宁条则有增，而格、式不与焉。二敕有申明各一卷。”(17)由此可推知，“申明”由一法律用语(动词)转化为法律形式(名词)最早当在神宗熙宁年间。同时，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的“申明”是与“敕”相联系的，正如李焘所说“二敕有申明各一卷”，此种“申明”可称为“申明敕”或“随敕申明”。另外，还有“申明刑统”、“申明指挥”等提法，以下分类论析之。
二 申明刑统
据王应麟《玉海》记载，在太祖开宝和哲宗元符年间，宋廷曾对《宋刑统》做过“申明订正，凡九十有二条目，曰《申明刑统》”(18)。因史料的散佚，《开宝申明刑统》已难究其详，但是《元符申明刑统》在史籍中却有所记载。元符二年(1099年)八月，宰相章惇等上奏：“请将申明刑统、律令，事已收载冲改者，更不用外敕令。事未经去取冲改者，合依旧施行。乃请自二月后至颁降前，续降相照添入。或尚有未尽，及令删修事件，类聚以闻。”(19)哲宗批准了这一奏请，由此形成了《元符申明刑统》。高宗绍兴年间又制定了《绍兴申明刑统》，《直斋书录解题·法令类》说：“《绍兴刑统申明》一卷，开宝以来累朝订正与《刑统》并行者。”(20)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年)，因臣僚奏言，宋廷对《绍兴申明刑统》做了修订，即“附淳熙随敕申明之后”(21)，“重班《绍兴申明刑统》”(22)。明代杨士奇等所编《文渊阁书目》载：“宋申明刑统一部一册阙。”(23)可见，宋代编修的“申明刑统”多已佚失，史料检索确亦如此。
在《宋会要辑稿》中，录存了徽宗朝一次修订《元符申明刑统》的情形，这使我们得以管窥申明刑统之内容。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二月，承奉郎王实在一则奏文中说：“旧法《申明刑统》：养同宗子，昭穆相当，男在日父母不曾遣还，本生男既死，母遣孙出外，法无许遣孙之文，自是不合遣出。《元符申明》讲《刑统》，养子尚许遣还，即所生之孙自可包括。设如养子生孙皆在，若父母欲遣还，而依《申明》即遣子留孙，甚非法意。”后经刑部和大理寺详定：“有子即有孙，其子既已遣，即无留孙之理；其子若死，即难以遣孙，今欲依旧法申明行下。”(24)同年六月，刑部言：“旧法《申明刑统》：僧道在父母丧内犯奸，于凡奸本罪上累加四等。大理寺再看详只合加二等。《元符申明》称：僧道虽从释老之教，其于父母与凡人不殊，今合更加居丧罪。缘监主内犯奸加一等，若在父母丧中合更加二等，即僧道合累加四等。”大理寺参详后立法：“今来王实申请《元符申明》乖误，合行删去，委得允当。所有监守、居丧犯奸，自合依律，居丧又加一等，通加二等。”(25)这里所引“旧法《申明刑统》”当为《开宝申明刑统》的内容，而《元符申明》则系《元符申明刑统》。今查《宋刑统》有关律文如下：
《户婚律·养子门》规定：“诸养子，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徒二年。若自生子及本生无子，欲还者，听之。即养异姓男者，徒一年；与者，笞五十。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听收养，即从其姓。”(26)
《杂律·诸色犯奸门》规定：“诸监临主守于所监守内奸者(谓犯良人)，加奸罪一等。即居父母及夫丧，若道士、女冠奸者，各又加一等。妇女，以凡奸论。”(27)
将上述“申明刑统”与《宋刑统》的内容加以比较，不难看出，“申明刑统”对《宋刑统》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说明，具有补充、变通律的功能。
再来看南宋法医学名著《洗冤集录》中的一条引文：“元符敕《申明刑统》：以靴鞋踢人伤，从官司验定，坚硬即从他物，若不坚硬，即难作他物例。或额、肘、膝拶，头撞致死，并作他物痕伤。诸他物是铁鞭、尺、斧头、刀背、木杆棒、马鞭、木柴、砖、石、瓦、粗布鞋、衲底鞋、皮鞋、草鞋之类。”(28)这里引述的显然是《元符申明刑统》的内容，而《宋刑统》中相关的两条律文如下：
诸斗殴人者，笞四十。谓以手足击人者。伤及以他物殴人者，杖六十；见血为伤。非手足者，其余皆为他物，即兵不用刃亦是。伤及拔发方寸以上，杖八十。若血从耳目出及内损吐血者，各加二等。(29)
诸保辜者，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支体及破骨者，五十日。殴、伤不相须。余条殴伤及杀伤，各准此。限内死者，各依杀人论。其在限外及虽在限内，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殴伤法。他故，谓别增余患而死者。(30)
可见，“他物”到底该如何界定事关人犯的量刑及保辜期限的长短，故《元符申明刑统》做了补充说明，这就使得律文的可操作性更强。
综上所述，申明刑统当是官方对《宋刑统》所做的补充解释，本质上为一种从属于律的法律形式。
三 随敕申明
随敕申明亦称做“申明敕”，如前所述，是由王安石熙宁编敕时首创，今存《庆元条法事类》(残本)中录有288条随敕申明。南宋法书《庆元条法事类》由“宰相天台谢深甫子肃等嘉泰二年表上”(31)，该书以事目为经，分门别类，每类之下又以敕、令、格、式、随敕申明及旁照法为序进行编纂，无哪一项则缺之。例如，《庆元条法事类·蛮夷门·蕃蛮出入》中便只有敕、令、格及随敕申明，而无式和旁照法。(32)其实，除了《庆元条法事类》之外，宋政府曾多次组织编纂随敕申明，今查相关史料按时间顺序整理如下：
1.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八月，提举编敕宰臣王安石上《熙宁详定编敕》等(包括删定编敕、赦书德音，附令敕申明、敕目录)25卷(又说26卷，或27卷)。(33)
2.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翰林学士、权判尚书兵部许将上《熙宁开封府界保甲敕》2卷、《申明》1卷。(34)
3.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详定重修编敕所删定官、刑部侍郎崔台符等撰《元丰编敕令格式》并《赦书德音》、《申明》81卷。(35)
4.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十二月，刑部尚书苏颂等上《敕》12卷、《令》25卷、《式》6卷、《申明》《例》各1卷、《赦书德音》1卷并《目录》10卷，总56卷。(36)
5.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四月，知枢密院事郑居中等上《国子大学辟雍并小学敕令格式申明一时指挥目录看详》168册。(37)
6.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八月，参知政事张守等上《绍兴新敕》12卷、《令》50卷、《格》30卷、《式》30卷、《目录》16卷、《申明刑统》及《随敕申明》3卷、政和二年以后《赦书德音》15卷及《看详》604卷，诏自二年正月一日颁行，以《绍兴重修敕令格式》为名。(38)
7.高宗绍兴十年(1140年)十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秦桧上《绍兴重修在京通用敕令格式申明》56卷。(39)
8.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年)十二月，太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提举详定一司敕令秦桧上《六曹寺监通用敕令格式》47卷、《申明》6卷、《看详》410卷。(40)
9.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年)十月，撰成《小学令格》并《目录》2卷、《申明》7卷、《指挥》1卷。(41)
10.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十一月，详定一司敕令所上《大宗正司敕令格式申明》及《目录》81卷(又说86卷)。(42)
11.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十二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提举详定一司敕令万俟禼上《绍兴重修贡举敕令格式申明》24卷(又说45卷)。(43)
12.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十二月，参知政事龚茂良等撰《重修吏部格式敕令申明》300卷(又说1105册)。(44)
13.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八月，户部尚书蔡洸修《淳熙重修敕令格式》及《随敕申明》248卷。(45)
14.宁宗庆元四年(1198年)九月，右丞相京镗等上《庆元重修敕令格式》及《随敕申明》256卷。(46)
15.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有《开禧重修吏部七司敕令格式申明》323卷。(47)
如今，上列15次随敕申明的编纂只剩下条目，其内容已难以考释。好在《庆元条法事类》残存16门(48)共保留了288条随敕申明，这为我们研究宋代随敕申明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今翻检这些随敕申明，就其内容而言，主要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原有敕文做进一步补充、解释、说明的诏敕；另一类是难以著为永法但又具有参考价值的敕文，以编录随敕申明的形式留存备考。
首先来看第一种情况。《庆元条法事类·职制门三·差出》中列有两条有关“职制”的随敕申明：
绍兴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敕：诸路监司属官，不许差出，其间有紧切事务，权许差出。淳熙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敕：今后通判，不得以季点为名辄行下县，或因诸司差出，须管量带人从，严加禁戢，无得因缘骚扰。仍令监司常切察觉按劾。(49)
这两条随敕申明均涉及官员“差出”(上级临时差派公务)问题，而淳熙敕又对绍兴敕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在《庆元条法事类·刑狱门三·检断》的一条随敕申明中，宋政府专门的编敕机构——敕令所说得更清楚：“本所照得上件指挥，昨系淳熙七年六月十三日指挥，看详止系解释法意。窃虑州军检断疑误，今随门编入随敕申明照用。”(50)敕令所的说明显示了随敕申明具有解释成法的功能。
对于第二种情况，《庆元条法事类·蛮夷门·入贡》中的一条随敕申明载：
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敕：海舶擅载外国入贡者，徒二年，财物没官。本所看详上件指挥，系臣僚一时起请，称已取责舶户等状，今后不得擅载，预候朝廷指挥。窃缘外裔慕化，愿贡方物，祖宗以来别无止绝之文，难以著为永法。即今若有擅载，不依所责约束，自令遵依上条施行。(51)
建炎三年(1129年)十一月的这条敕文禁止海船擅自运载来宋入贡的外国人，敕令所在审核该敕后认为，“外裔慕化，愿贡方物，祖宗以来别无止绝之文，难以著为永法”，但又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录入随敕申明备考。又如《庆元条法事类·库务门二·勘给》录有一条随敕申明说：“建炎三年三月二十一日都省札子：商守拙札子，乞权宜措置，官员愿将料钱米麦于所寄住州军请领，不以路分钱数为限，随其所愿分割之数。奉圣旨‘依’。本所看详，分割料钱，缘已有成法，今来权行申请，难以立为永法，合存留依旧遵用施行。”(52)这也是把难以立为永法的敕文编录为随敕申明。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二月，左仆射蔡京言：“奉诏令，讲义司修立以六尚局条约闻奏，谨以元陈请画一事件并稽考参酌修立成《殿中省提举所六尚局供奉库敕令格式》并《看详》共六十卷，内不可著为永法者存为《申明》。”(53)蔡京的说法再次印证了不能修为永法的诏敕编入随敕申明的情形。
四 申明指挥
相较于前两种类型而言，宋代史料中关于申明指挥的记载并不多见，但还是可以找寻到一些。例如，熙宁四年(1071年)十月，神宗手诏：“近累降指挥，陕西、河东诸路止绝汉蕃民毋得与西人交市。闻去冬今春出兵之际，稍能断绝，自后无复禁止。近方令回使议立和市，苟私贩不绝，必无成就之理；及未通和间，使敌有以窥测我意。可申明指挥下逐路经略司。”(54)又有，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十一月，尚书度支员外郎张动“参照政和四年六月二十日以前所降《直达纲条敕》及《申明指挥》修立成书并《看详》”共131册。(55)至于什么是申明指挥，首先必须明确指挥的含义。传统观点以为，指挥是尚书省等官署对下级官署的指令。(56)有学者在爬梳宋代文献后认为，指挥有多种含义，有时指军事建制单位，有时指上级对下级发布的指令，有时指皇帝发布的诏敕。(57)对此，我们来看《庆元条法事类·职制门六·去官解役》中的一条随敕申明：
绍兴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尚书省札子：遇非次赦或再遇大礼赦，既不以赦降原减罪许行原免，所有犯不以去官之罪亦合原免。本所看详上件指挥，在法：不以赦降原减者，遇非次赦或再遇大礼赦许行原免，所有犯不以去官之罪亦合原免。窃虑州军未尽通晓，引用差误，今编入随敕申明照用。(58)
这里的尚书省札子其实也是经高宗批准的一件诏敕，而敕令所在做说明时直接将其称为“指挥”。上述《庆元条法事类·蛮夷门·入贡》里的随敕申明也是这种情况，即敕令所称皇帝颁行的诏敕为“指挥”。在《庆元条法事类》所保存的随敕申明中，这种情况十分普遍，其基本结构为：先载录一条敕文，随后紧跟敕令所的说明“本所看详上件指挥”等。此外，随敕申明行文中也有直接称皇帝先前的诏敕为指挥的情况，如《庆元条法事类·赋役门二·科敷》中的一条随敕申明说：“乾道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敕：特奏名出身，若未入正官，如偶授破格差遣，即合遵依绍兴二十九年五月十七日已降指挥施行。如已落权合注正官人，方始理为官户。”(59)此处所言“已降指挥”正是列于该条敕文前经高宗同意的一条尚书省批状，其内容为：“文学出身遇赦授右迪功郎，注权入官，初任偶授破格差遣者，谓如节镇、上州诸司参军之类，即不系正任，合入差遣，其身后子孙不合理为官户。”(60)当然，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指挥有时确为上级官署对下级发布的指令，如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十月诏：“行在诸色人有犯罪并赴行宫都部署马知节，诸军即送殿前副都指挥使刘谦量罪区断，情理重者以军法从事，不须奏闻；所在州县犯罪人送军头司，未得引见，令枢密院详度指挥。”(61)此处指挥显系枢密院颁发的指令。
综上所述，指挥当为一种概称，既可能是皇帝的诏敕，也可能为上级官署发布的指令。所以，申明指挥中应有相当一部分就是随敕申明，而剩下的部分则为对有关上级官署指令的申明。因史料的缺失，如今已难以见到宋代编修成册的“申明指挥”，故对其内容只能通过对指挥的解析来加以窥测。今检阅相关史料，在《名公书判清明集·兄弟之讼》中发现了关于申明指挥的记载。“兄弟之讼”是南宋邹氏兄弟分家析产的案件，该案法官胡颖在理断案件后判曰：
至若分产一节，虽曰在法，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许别籍异财，然绍熙三年三月九日户部看详，凡祖父母、父母愿为标拨而有照据者，合与行使，无出入其说，以起争端。(邹)应祥兄弟一户财产，既是母亲愿为标拨，于此项申明指挥亦无自碍，今复混而为一，固不失其为美，但应龙顽嚣之心，终不可改，今日之美意，未必不复为他日之厉阶，固不若据已标拨，各自管业，以息纷争之为愈也。(62)
胡颖在判词中提到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三月的申明指挥：“凡祖父母、父母愿为标拨而有照据者，合与行使，无出入其说，以起争端。”意即只要祖父母、父母允许分家析产并有分家文书，便为合法。判词中的“在法”则是指《宋刑统·户婚律·父母在及居丧别籍异财门》中的规定，即“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别籍、异财不相须，下条准此)若祖父母、父母令别籍，及以子孙妄继人后者，徒二年，子孙不坐”(63)。根据律文，祖父母或父母在世时，子孙别籍和异财均为法律所不容，显然这件申明指挥已冲改了律条。《名公书判清明集》是宋代诉讼判词和政府公文的分类汇编，所收判词皆为实判，其引用的法律应为当时的成法。可见，南宋申明指挥就其内容而言，可能直接对律文进行了修正。
五 结论
传统观点认为，宋代“申明”是朝廷对某项法令做出的专门解释，与该项法令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64)通过对史料的分析，可以看到，宋代“申明”的情况颇为复杂，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法律解释。“申明”在宋代官方话语下本为一法律用语，直到北宋神宗熙宁年间演变为一种新兴的法律形式。根据史料的记载，宋代“申明”主要包括申明刑统、随敕申明(申明敕)、申明指挥三种类型。申明刑统为一种从属于律的法律形式，可以认为就是法律解释，它具有说明、补充律的功能。随敕申明的情况比较复杂，从南宋法书《庆元条法事类》的记载来看，它既可能是对前敕做出解释说明的后敕，也可能是难以修为永法但具有参考价值的诏敕。所以，随敕申明要么为一种法律解释，要么就是一件普通诏敕。申明指挥当为一个概称，其中应有相当一部分就是随敕申明，剩余部分则为对有关上级官署指令的申明。至于有关上级官署指令的申明到底是不是法律解释，因史料缺失，今已不得其详。
注释：
①苏洵撰，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五《衡论·申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②叶适：《叶适集·水心别集》卷一四《外稿·新书》，中华书局1961年点校本，第806页。
③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94～95页。
④主要研究成果，有薛梅卿《宋刑统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李俊《〈宋刑统〉的变化及法史料价值探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5期)、郭东旭《宋代编敕制度述略》(《河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戴建国《宋代编敕初探》(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文史》第42辑，中华书局1997年版)、孔学和李乐民《宋代全国性综合编敕纂修考》(《河南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王侃《宋例辨析》(《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和《宋例辨析续》(《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孔学《〈庆元条法事类〉研究》(《史学月刊》2000年第2期)。
⑤徐复等编：《古代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9页。
⑥《宋史·兵志十一·器甲之制》，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910页。
⑦《宋史·食货志下五·盐下》，第4464页。
⑧《宋大诏令集》，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
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一八，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壬申，中华书局2004年点校本，第395页。
⑩李焘：《长编》卷四九八，元符元年五月庚午，第11858页。
(11)王应麟辑：《玉海》卷六六《律令下·熙宁编敕》，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本，第1260页。
(12)李焘：《长编》卷二四七，熙宁六年九月丁未条注文，第6011页。
(13)(14)《宋史·艺文志三》，第5143、5140页。
(15)(17)李焘：《长编》卷三四四，元丰七年三月乙巳条注文，第8254页。
(16)参见《宋史·艺文志三》第5141页。
(18)(21)王应麟辑：《玉海》卷六六《律令下·绍兴申明刑统》，第1263页。
(19)李焘：《长编》卷五一四，元符二年八月丙子，第12211页。
(20)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七《法令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点校本，第224页。
(22)《宋史·孝宗纪三》，第681页。
(23)杨士奇等编：《文渊阁书目》卷一四《刑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标点本，第175页。
(24)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一之一九，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第6471页。
(25)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一之一九至二○，第6471页。
(26)窦仪等：《宋刑统》卷一二《户婚律·养子门》，法律出版社1999年点校本，第217页。
(27)窦仪等：《宋刑统》卷二六《杂律·诸色犯奸门》，第481页。
(28)宋慈撰，高随捷、祝林森译注：《洗冤集录译注》卷四《他物手足伤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99页。
(29)(30)窦仪等：《宋刑统》卷二一《斗讼律·斗殴故殴故杀门》,第369、375页。
(31)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七《法令类》，第225页。
(32)谢深甫等：《庆元条法事类》卷七八《蛮夷门·蕃蛮出入》，杨一凡、田涛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1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点校本，第865～867页。
(33)《宋史·艺文志三》，第5143页；王应麟辑：《玉海》卷六六《律令下·熙宁编敕》，第1260页；李焘：《长编》卷二四七，熙宁六年九月丁未条注文，第6011页。
(34)《宋史·艺文志三》，第5140页；《宋史·兵志六·乡兵三》，第4770页。
(35)《宋史·艺文志三》，第5141页；王应麟辑：《玉海》卷六六《律令下·元丰编敕》，第1261页；李焘：《长编》卷三四四，元丰七年三月乙巳条注文，第8254页。
(36)王应麟辑：《玉海》卷六六《律令下·元祐编敕令格式》，第1261～1262页；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一之一四，第6468页。
(37)《宋史·艺文志三》，第5142页；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二八《士门·学法类》，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第628页。
(38)王应麟辑：《玉海》卷六六《律令下·绍兴重修敕令格式》，第1262页；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一之三五，第6479页。
(39)《宋史·艺文志三》，第5144页；《宋史·高宗纪六》，第547页；王应麟辑：《玉海》卷六六《律令下·绍兴在京令式》，第1262页。
(40)《宋史·高宗纪七》，第557页；王应麟辑：《玉海》卷六六《律令下·绍兴在京令式》，第1262页；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一之三九，第6481页。
(41)王应麟辑：《玉海》卷六六《律令下·绍兴太学敕令》，第1263页。
(42)《宋史·艺文志三》，第5145页；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一之四二，第6482页。
(43)《宋史·艺文志三》，第5144页；王应麟辑：《玉海》卷六六《律令下·绍兴贡举令式》，第1263页；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一之四三，第6483页。
(44)《宋史·艺文志三》，第5145页；王应麟辑：《玉海》卷六六《律令下·淳熙吏部条法总类》，第1263～1264页；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一之五○，第6486页。
(45)《宋史·艺文志三》，第5145页；《宋史·刑法志一》，第4966页；王应麟辑：《玉海》卷六六《律令下·淳熙条法事类》，第1263页。
(46)《宋史·艺文志三》，第5145页；王应麟辑：《玉海》卷六六《律令下·庆元重修敕令格式》，第1264页；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七《法令类》，第224页。
(47)《宋史·艺文志三》，第5145页；王应麟辑：《玉海》卷六六《律令下·淳熙吏部条法总类》，第1264页。
(48)这16门分别为职制门、选举门、文书门、榷禁门、财用门、库务门、赋役门、农桑门、道释门、公吏门、刑狱门、当赎门、服制门、蛮夷门、畜产门和杂门。
(49)谢深甫等：《庆元条法事类》卷六《职制门三·差出》，第97页。
(50)谢深甫等：《庆元条法事类》卷七三《刑狱门三·检断》，第742页。
(51)谢深甫等：《庆元条法事类》卷七八《蛮夷门·入贡》，第850页。
(52)谢深甫等：《庆元条法事类》卷三七《库务门二·勘给》，第604页。
(53)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一之二二，第6472页。
(54)李焘：《长编》卷二二七，熙宁四年十月庚午，第5530页。
(55)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一之二九，第6476页。
(56)钱大群主编：《中国法制史教程》，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53页。
(57)戴建国：《唐宋时期法律形式的传承与演变》，http://www.law-culture.com/showNews.asp?id=11785(中国法律文化网)，2005-07-23/2009-12-21。
(58)谢深甫等：《庆元条法事类》卷九《职制门六·去官解役》，第159～160页。
(59)(60)谢深甫等：《庆元条法事类》卷四八《赋役门二·科敷》，第669、668～669页。
(61)李焘：《长编》卷七○，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壬辰，第1568页。
(62)《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人伦门·兄弟之讼》，中华书局2002年点校本，第372页。
(63)窦仪等：《宋刑统》卷一二《户婚律·父母在及居丧别籍异财门》，第216页。
(64)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