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1996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建设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56年到1966年，在任总书记的十年间，邓小平作为毛泽东处理日常工作的重要助手、周恩来总理左膀右臂和内定担任党的一线领导的接班人之一，参与了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决策，他“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为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调整政策，克服主要由于‘左’的错误而出现的三年经济困难，担负起繁重的任务提出了许多正确主张，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
邓小平在最高的领导核心里担任着党和国家关键性的职务，能从更广阔的视野更高层次上全面思考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战略问题。在这一时期的领导工作中，表现了杰出的治国才干和高瞻远瞩的胸怀，在经济、政治、文化、党建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曲折的探索。
在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问题上，他于1957年4月8日在西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前一个阶段做的事情是干革命。从去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起，革命的任务也就基本上完成了。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呢？革命的任务还有一部分，但是不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这就是我们今后很长时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完成。搞建设这件事情比我们过去熟悉的搞革命那件事情来说要困难一些，至少不比搞革命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我们的本领差得很。搞革命不能说我们没有本事，我们把革命干成功了，搞建设我们还说不上有多大的本事。”很显然，邓小平主张在1956年完成所有制改造以后，就应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但是，正像他所说的：“搞建设我们还说不上有多大的本事”，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上走了不少弯路，付出了极大代价之后，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算真正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在经济建设上，邓小平提出了要把农业踩稳，这一脚踩不稳，会天下大乱以及“把生产发展起来，用经济办法，而不用政治办法。”的重要思想，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1960年4月， 邓小平在北京市郊区搞了15天的调查研究，他针对农民对“共产风”的不满情绪，及时的、实事求是地纠正了一些“左”的错误做法。如公共食堂是“共产风”、“平调风”的产物，违背了当时社会实际情况，违背了当时社会实际情况，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群众心里很不满意。他在一个社队的干部会上指出：“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以前不管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的，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根据群众的意见，要决定食堂的去留”。他在农村调查研究时，还强调：在农村，要发展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他曾讲：“社员的家庭副业不能丢，应该是六畜兴旺，尤其是养猪很重要……多养猪、养好猪，社员的收入增加了，粮食生产也稿上去了……尽快把养猪带动发展起来，既满足了城乡人民的生活需要，又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是件好事。与此同时，他还强调要发展商品生产，搞好集市贸易，繁荣市场经济。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为解决工业发展中的严重问题，邓小平组织了8个工作组到北京、上海、天津、太原、吉林等地工矿企业调查， 他自己也到东北辽宁等地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责成薄一波起草《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工业七十条”）。这个条例涉及经济体制、领导体制、经济运行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是工业企业建设战略思考的雏型。在所有制的形式上，邓小平针对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左”的思潮，大胆地提出了生产关系的形式要多种多样，哪种形式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用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的重要思想。1962年，中共中央围绕如何恢复农业生产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邓小平认为：“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现在全国也还有个别的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公社所有制，群众不愿意拆散，能够保持的就让它保持好啦，也有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的，比较多的是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有些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的地方，现在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如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到田’、‘五统一’等等。以各种形式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是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邓小平在1962年接见出席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的全体代表时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接着讲：“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将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可见，邓小平在当时是坚持包产到户的，提出了生产力标准，提出了群众愿意不愿意的标准。但这种思想受到毛泽东的批判，毛泽东还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这样一个命题。即这一思想主张在“左”的指导思想占上风的情况下被否决了，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它是正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在这一指导思想的推动下而由群众自己发展起来的。
在党的建设问题上，邓小平认为，执政党要实行政治领导，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他主张和多次提出改革党的干部管理制度，破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使干部做到能上能下。邓小平指出：“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脱离群众犯大错误。”所谓监督来自在下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第二，是群众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有了这几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邓小平还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搞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为了防止个人崇拜现象的蔓延和发展，也必须建立健全监督制度，使领导人物经常处于党和人民群众监督之下，为了加强制度建设，邓小平对民主集中制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合乎干部能上能下的制度、退休制度、使用制度等，也提出了一些合乎我国实际情况的设想。总之，在执政党的建设方面，邓小平一直很重视，认为这是一个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提出了好些有开拓性的创建。
在思想理论上，邓小平主张正确学习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早在1956年，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个人的神化。”从1958年成都会议开始，党内就有一些人制造对毛泽东的崇拜和迷信。对此，邓小平鲜明地指出，“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当时虽然由于多种原因未能遏止个人崇拜和迷信之风的蔓延，但这一观点在一些同志中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为后来全面准确地完整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打下了思想基础。
在知识分子的属性问题上，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工业七十条》已经肯定企业中技术人员和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随后，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进一步从全局范围重新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能再一般地把他们看作属于资产阶段的范围。对此，在中央内部有反对的意见。在要求毛泽东表态时，毛泽东不说话，邓小平在几个重要场合都明确支持了周恩来和陈毅。在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陈毅讲他在广州着重批评了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倾向时，邓小平当即表示“陈总讲的是对的”。由于在随后召开的宣传文教会议上对知识分子的估计的分歧进一步扩大，周恩来在1962年11月下旬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明确指出：“对知识分子，说我们提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没有阶级分析，我是代表党作报告的，是党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对周恩来表示了完全支持。他说：“恩来在广州报告没毛病，对知识分子问题应照总理讲的解释”，“请查一查有关材料，澄清一下，讲清楚，下次会议还要讨论”，“统一解释口径，还要按总理在人代会讲的为准，把那一段印一下，那是中央批准的我们党的正式语言，今天正式决定。”
在经济开放政策上，邓小平的开放思想， 孕育在建国初期。 早在1957年4月，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议上作的报告， 曾明确提出我们的国家是贫穷的国家，在贫穷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工业国家，我们还是小学生。因此，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经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有先进的东西，我们也要学。当然，首先学苏联，因为美国对我们搞封锁禁运。1962年，在讨论怎样恢复农业生产的时候，邓小平提出从国外进口生产维尼纶的原料和设备，减轻国内棉花供应的压力，这就是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的开放政策。邓小平的开放思想最终形成于70年代后半期。
上述几方面，还不能反映邓小平在这十年中对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全部内容，但我们可以通过上述诸点，了解到邓小平后来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某些思想的发展轨迹。
2
从1956年到1966年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党的工作经历了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个时期党的指导思想存在着正确和比较正确的与错误的两种发展趋向。
首先，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年，既取得了很大成就，又有严重失误。成就的取得主要归功于毛泽东，失误的主要责任也在毛泽东。同时，邓小平一直认为，这个时期的失误不能完全算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他自己作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之一也有一份责任。后来他多次说过：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即1957年后，在“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探索偏离了正确方向，在经济建设上发动了急于求成的“大跃进”运动；在政治上犯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至人为制造所谓“阶级斗争”的错误。在我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某些“左”的错误后，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庐山会前的8、9个月内进行了初步的纠正；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实行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经过5年调整国民经济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 邓小平参与了这期间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制定。从党的思想发展史而言，这个时期的经验才识都是党的宝贵财富，为后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从正反两方面作了一定的经验积累和理论准备。
其次，在这个时期里，邓小平进行了第一次反思。这次反思，从国际范围内讲，是对苏联长期实行的斯大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的反思。从国内来讲，是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后产生的，1958年“大跃进”式的急于求成和带有浓重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反思。对“大跃进”的失误，毛泽东也反思过，但毛泽东是在基本坚持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坚持“左”的指导思想下的反思，而刘少奇、邓小平则更多的是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涉及到了体制改革的问题，特别是农村体制改革的方向问题。
再次，从邓小平在这个时期所写的著作和他的实践来看，他在指导思想上的发展趋向总的来说属于正确的比较正确的要多一些，要一惯一些。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作出过好些符合事实的独特思考，提出过若干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主张。这些独特思考和正确主张，既是他在“文革”初期被错误地看作“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原因，也是他复出后敢于领导全面整顿的与“四人帮”作坚决斗争的思想理论基础，还是他逐渐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准备和长期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