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份制经济发展中的八个关系_股票论文

中国股份制经济发展中的八个关系_股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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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我国股份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必须把资源配置放在突出位置,以制度创新为股份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以股份经济的发展来推动和促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的尽快实现。同时,股份经济的发展还必须真正反映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的内在要求,并且考虑我国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使我国股份经济的发展能够逐步地与国际惯例接轨。

股份经济与资源配置的关系

在我国,之所以要大力发展股份经济,利用股份经济的客观机制来配置资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股份经济是一种最能反映资本本性和特点的经济形式。资本的本性在于追逐利润,在运动中实现增值,在竞争中寻求发展,是资本这种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最稀缺资源的显著特点。从股份经济的运行来看,资本的这种特点在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中得到了最充分和最完整的体现。这主要表现在八个方面:一是分割的标准性。股份公司的总股本分为等额股份,每股的金额及其代表的权利和义务都是相等的;不同类型的股份——普通股和优先股都体现着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在这里,市场经济的平等原则得到了最彻底的贯彻。二是流动的充分性。股票的本性在于转让,不能转让的股票就不是真正意义的股票。在规范的股份经济中,股票随时都可以在市场上变现,它或者是在柜台交易,或者是通过证券交易所转让。在成熟的股票市场上,上市公司的全部股票都可以在市场上流动,在市场处于高涨阶段,一两个星期甚至几天就可以换手一次。三是交易的统一性。股票交易是在法律的规范和保护下进行的。由于有统一的市场、统一的规则、统一的费用和统一的机制,就使得这种交易处于一种整体有序状态,避免了随意性和偶然性。四是成本的低廉性。股票市场是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本流动和股权让渡的最方便、最迅速、最公正的场所,任何人在任何交易时间都可以买卖任何上市股票。由于实行T+1的交割制度,投资人当天买卖股票。第二天就可以完成交割;由于有众多上市公司,投资人可以在同一市场上或在不同市场上进行比较选择,从而把资金投向自己最为满意的市场和企业;由于同时存在着多种金融工具,投资人可以在风险和收益的比较中选择最适合自己特点的投资方向。而这一切,都可以在标准化的市场、统一的规则和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因而其成本也最为低廉。五是评价的客观性。股票市场的评价是一种市场评价,在这个市场上,可以进行横向比较——不同的企业和不同的行业;也可以进行纵向比较——不同的时间、时点和时段。这种比较不仅仅是利润率的比较,还包括企业经营状况的比较——主营收入、净利润、每股收益、资产负债状况、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等和企业股票的内在投资价值的比较——每股净资产、净资产收益率、净资产增长率和股东权益比率等。通过这些指标,就可以全面、客观地评价一个企业的经营实绩和投资价值。六是产权的明确性。一个公司有1亿股本,你买了100万股,就占有该公司百分之一的资产;买了1000万股,就占有该公司十分之一的资产。这种产权的明确性,既是对投资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有效保护,也是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行和有效运行、股票市场对投资人充满无限魅力并且促进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的必要条件。七是信息的公开性。信息的公开性和披露的强制性,就把上市公司置于市场乃至整个社会的监督之下,从而对投资者的投资行为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八是运作的市场性。股份经济进行资源配置,分为内部配置和外部配置。它的内部配置机制在于,市场竞争的压力迫使企业有效地利用市场环境和市场资源,在聚财——用财——生财的过程中整体有效、有序;它的外部配置机制在于,资本在市场上流动性的好坏会使资源通过价格信号在各个企业间流入和流出,使企业在运用资本和资本机制的同时受到市场调节。资本运作的市场性,既是股份经济自身的内在要求,也是其能够合理而又有效地配置资源的必要条件。

其次,股份经济是一种最能反映生产社会化整体要求的经济形式。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生产社会化,是一种讲求规模经济和规模效益、时间经济和时间效益的社会化。为了达到规模效益和时间效益的要求,就不能仅仅有资本积聚,更重要的则是资本集中,也就是说,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对资本社会化产生了内在的客观的要求。与生产社会化的这种发展趋势相适应,股份公司制度应运而生。在最早的股份无限公司中,虽然有了资本社会化的雏型,但由于股东对公司债务还要承担连带的和无限的责任,因而风险社会化的过程还没有完成。伴随着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股东对公司的债务责任从“无限”改为“有限”,使企业制度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一方面,由于股东仅以自己的投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因而就实现了从“人合”公司向“资合”公司的转变;另一方面,股东分散和转移风险的客观要求又促进了股票二级市场的产生。如果说,有限责任原则的出现大大促进了资本社会化的发展、成为资本社会化的推进器的话,那么可以说,股票二级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则成为风险社会化的加速器,进而有力地促进了资本社会化和生产社会化的进程。不仅如此,在有限责任原则下,股东仅以自己的投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而公司则要以自己的全部财产来对其债务承担无限责任,这又导致了公司的法人财产权与投资者个人股权的分离,这种分离结果使不依附于财产关系的、具有丰富的知识和才能的经营者阶层登上了企业领导的舞台,这就是经营的社会化。生产社会化——资本社会化——风险社会化——经营社会化,当代的股份经济和社会经济就是在这4个社会化的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相互促进下发展起来的。如果就单个的股票市场和具体的股份公司来说,股份经济的出现对资源配置起了显著的优化功能的话,那么,这种集4个社会化于一体的企业制度和经济形式的出现,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而且还给整个社会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自然人企业和传统市场经济的全新的机制,有力并且有效地改变了社会的发展进程。

再次,股份经济是一种进行资本运作和存量调整的最便利、最有效的经济形式。就规模而言,资本的扩张和收缩反映企业和社会的资本的量的变化,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发行股票、增配新股和减少股本来实现;就形态来说,资本的置换与取舍反映企业和社会资产存量的调整状况,这一过程可以通过货币形态、实物形态和证券形态的资产的调整和转换来实现,从而实现技术含量由低到高的演变;就本质来看,资本的分化和组合反映企业进行资本运作的整合能力,这一过程可以通过收购和兼并机制来实现。对于市场经济和资本运作来说,有人拥有产权最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谁拥有产权最有效。资本运作和存量调整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寻找最能实现资本增值的产权所有者的过程,是寻找资源最合理、最充分、最有效的配置的过程。正是在这一点上,股份经济从本质上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为进行资本运作和存量调整从而全面启动资本经营机制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和广阔的空间。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关系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是市场经济中企业融资的两种基本方式。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因而直接融资一直受到扼制,间接融资成为企业资金来源的唯一渠道。改革以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我国原有的间接融资的单一渠道开始有了改变,通过发行股票和公司债券,企业的直接融资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条件下开通。根据中国证监会编写的《1996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到1995年底,全国累计公开发行股票266.73亿股,其中,A股为119.78亿,H股为101.48亿,B股为44.64亿,股票筹资分别为868.03亿元人民币(A股)、209.43亿港元(H股)、15.19亿美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的B股)和68.84亿港元(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的B股),若加上4000多家原有的定向募集公司,每家平均按3000万股份发行额计算,那么这4000多家走向募集公司的筹资额将达到1200亿元人民币;如果把1996年企业发行的股票和筹集的资金也考虑在内,那么目前企业通过发行股票而募集的资金已形成一定规模。同时,从1986年起,国家就开始有计划地批准发行企业债,到1996年底,累计发行额已达2183.34亿元人民币。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我国企业融资的大致格局是:国有企业基本上是间接融资;集体企业、“三资”企业在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夹缝中生存,两个渠道都不是很通畅;股份制企业特点是上市公司直接融资的比例最大,但在整个资产负债比例中仍然偏小。也就是说,在我国当前的经济格局下,间接融资仍然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

从理论上说,间接融资占统治地位不一定就是坏事,如果银行能够按市场经济的要求来进行运作,真正实现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融合,那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都将起到促进作用。问题是,我国目前的间接融资,基本上还是一种行政融资方式,贷款额度由政府控制,贷款利率由政府制定,贷款方向由政府把握,由于这种融资具有明显的行政和政策色彩,而且在贷款投向上存在着明显的“所有制歧视”——主要投向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本身又没有内在的硬性约束机制,因而造成企业间的大量拖欠,银行的不良资产大量增加,已经开始威胁到整个金融体制。而且,由于存贷差过大,存贷利率倒挂,除1996年因两次大幅降息而使专业银行稍有盈利外,近年来银行已出现了全行业亏损的局面。据统计,到1996年底,银行的存贷差仍然高达7000多亿元,仅每年滚存的利息就达3000多亿元,约占每年财政收入的50%左右,而且这种趋势还有进一步强化的可能。要使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从目前的80%降到50%,就需要1万亿元的资金,而1996年国家财政收入总计才7366.61亿元。因此,在现有的财政金融体制和资金融通的总格局下,要解决上述问题和矛盾是极为困难的。

为了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发展资本市场的总体趋势相适应,我认为在处理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关系上,应该走市场融资的路子,使市场融资成为企业融资的基本方式。市场融资的涵义至少应包括3个方面:(1)改制。专业银行应发展成商业银行,国有企业应转向现代企业,使融资主体首先成为市场主体。(2)转轨。间接融资要从行政方式和行政机制转向市场方式和市场机制,以充分发挥利率在市场经济中调节资金运动的功能和作用。(3)定位。要充分认识和把握直接融资在发展市场经济和企业自主经营中的地位和作用,根据经济体制转换和法制建设的进程,逐步把直接融资权下放给企业——包括金融企业和生产流通企业。同时还应逐渐强化企业的资本意识,处理好内源融资——内部积累、股东配股、提高资金周转率和利用率与外源融资——发行股票和公司债(直接融资)、向银行和金融机构借款(间接融资)的关系,以促使企业最经济、最合理、最有效地运用资金,提高资本的运作效率。

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关系

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同为证券市场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们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和客观的关系。先从风险性来看。股票属于高收益、高风险的投资品种,适合进取型的投资者涉足;债券属于低收益、低风险的投资品种,适合稳健型的投资者涉足。对于不同类型的投资者来说,这两种不同形态的证券的存在,正好给人们进行投资选择创造了条件。再从市场属性来看。股票价格与债券价格有一种内在的和有机的联系。在经济形势好、通货膨胀率比较低、利率也比较低时,股票市场就可能高涨,债券市场就可能相对冷清;反之,则可能相反。再从融资的角度来看。债券市场不仅为政府服务,而且还可以为企业和上市公司服务——在市场上发行公司债,而公司融资渠道的多元化又可以提高上市公司的资本运作效率,从而间接地促进股票市场的发展;公司和上市公司的经济效益普遍提高了,其金融资产多元化的要求又可能会促使其扩大持有国债投资的比重,这又反过来促进债券市场的发展。同时,国债的回购交易为广大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债券短期变现的渠道,这又给企业和股票市场提供了新的资金来源,从而直接地促进企业提高效益和股票市场的发展。股市的这种作用,在新股发行时就显得格外明显。

自1981年恢复国债发行以来,我国共发行了各种国债6845亿元。其中,最近3年发行了5059.25亿元,1996年一年就发行了2000多亿元。1994年,国债的发行规模比上年增加了198.67%,1995年增加了35.07%,1996年增加了30%。国债的发行方式也进行了重大改进,正在一步一步地向市场化的方向迈进。国债市场的现货交易也异常活跃,特别是1996年发行的10年期国债,在上市以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升幅达27%以上。目前债券市场的问题是,债券市场单纯地服务于国家财政,发行国债主要是用来弥补财政赤字,其服务于经济建设和资源配置的功能较差;公司债的规模偏小,且受到严格的计划管制,发债公司的偿债能力弱,信用度低;债券的品种单一,缺乏多种方式的融资工具;各类国债在品种设计上缺乏连续性,因政策原则导致的市场价格落差过大。这些都属于发展中的问题,随着市场的日益发展和实践经验的日益丰富,这些问题都可以逐步地得到解决。

随着证券市场的日臻成熟和完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在我国将携手并进,在这两者之间,既不会相互排斥,也不会此消彼长。从我国现实的经济状况来看,国债和股票的发行规模都将呈逐步扩大的趋势。据专家估计,到2000年,年发债规模将达到6000~8000亿元,深沪两市的A股总面值将达到5000亿元。在我看来,股票和债券市场发展的这种总格局已经基本形成。由于债券市场的主要功能是融资,而股票市场的主要功能是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因此,我国证券市场的大致框架可能是:从规模上来说将以债券市场为主,债券的发行规模和流通规模都将会超过股票的发行规模和流通规模;从功能上来说将以股票市场为主,股票市场将在我国经济体制转换中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发挥着资源配置和再配置的全面功能。同时,债券市场也不能仅仅服务于国家的财政目标,而应该在优化资产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内部扩容与外部扩容的关系

股票市场的扩容可以分为内部扩容和外部扩容。内部扩容有双重含义:一是上市公司向股东送股或用公积金转增股本;二是国家股、法人股、内部职工股以及国家股和法人股转配部分上市。外部扩容也有双重涵义:一是新上市公司发行新股,在全社会规模上扩大股市供给量;二是已上市公司增配新股,扩大原有上市公司的股本总额。近年来,我国股市扩容的速度在明显加快,一方面,已上市的股份公司通过送股配股,迅速地膨胀着公司的股本总额;另一方面,股票发行与上市的步伐也在明显加快。从1993年至1996年,深沪两市A股的总面值分别比上年增加了411%、80%、18.95%和45.80%。股市扩容速度的加快,反映了我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是与改革的总体趋势相适应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明显的弊端,主要是:

(1)股市的内部扩容速度太快,大比例的送股配股使上市公司的股本扩张与经营规模和水平的扩张明显不适应,有的上市公司在3年的时间里,总股本竟翻了8倍之多,如果按照这样的节奏发展下去,股票乃至整个股市迟早是要陷入困境的。应当看到,在市场经济中,股本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对这种稀缺资源的使用,应该慎之又慎,在正常情况下,市场经济和股份经济比较成熟的国家,很少有企业采取送股的办法来进行分配,特别是在实行法定资本制的国家,用送股来代替分红的办法是被禁止的,即使是配股,也要受严格限制。从1987至1993年,日本制造业股份公司的平均股息率是9.16%,从1987至1994年,美国制造业股份公司的平均股息率是19.2%,从1987年至1991年,德国制造业股份公司的平均股息率为13.73%,在这些国家中,投资者投资于股票市场,主要不是注重送股和股息率,而是注重股票的内在价值——净资产和净资产收益率,有些几十年不送股派息的股票,由于其内在成长性好,股票价格照样上涨。因此,从保证我国股份经济健康发展的角度来看,引导人们投资理念的转变,注重上市公司的股本成长战略,已经成为管理层和上市公司不容忽视的问题,否则,一旦整个社会经济形势发生变化,股票市场就会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2)股市的外部扩容采取增量上市的方式进行,也是弊多利少,增量上市主要造成股份经济机制的双重扭曲:在股票发行时,原有股本按面额或较低的溢价额发行,而新发行的股票却普遍高溢价,这样,原有股本稀释新增股本的净资产就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发行时的同股不同价导致流通中的同股不同权,这样,原有股本不能上市流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目前深沪两市的流通市值只占股票总面值的26%左右,约有74%的国家股、法人股和内部职工股是不能流通的。由于上市公司的绝大部分股票不能流动而处于沉淀状态,因而股票市场价格的变动不能全面和真实地反映公司的状况,并且不能与公司的经营实绩产生内在的感应关系,导致股价失真,使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不能作出正确选择;同时,由于国家股占绝大部分比例,且处于沉淀状态,因而股市中的资源配置和再配置的最重要机制——企业的收购与兼并难以真正展开,从而不能进行有效的资本经营。由于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绝大部分的国家股、法人股不能流通,因而上市公司流通股的规模普遍偏小,这就为庄家沽空搏傻和拉高搏傻创造了体制条件,从而使股市中的投机之风愈演愈烈。必须指出,在股份经济中,投资主体所能享有的权利是由投资客体决定的,由于《公司法》的实施,国家股、法人股继续存在下去的客观依据已经消失,因而现行的依投资主体界定股东身份并进而决定其权利义务的方式应该废止。管理层在确定股市扩容方式时,不能仅着眼于外部扩容,而应该也必须考虑国家股、法人股的上市流通的问题,否则每上市100亿的新股,就会增加400亿左右的国家股、法人股和内部职工股,矛盾的累积就会越来越多,给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带来更大的难度。鉴于国家股、法人股的数额和规模都很大,因而在考虑这部分股票的流通时,也应格外慎重,以免给市场带来过大的冲击,可以考虑的思路是:将一部分国家股和法人股转为优先股或累积优先股;从每年的新股额度中拨出一块,来安排国家股和法人股的上市问题;以可转换债的方式来替换一部分国家股和法人股;限定认购国家股或法人股的投资人在一定时期内不得转让或规定分批转让期限,分阶段,分步骤上市。上述办法,可以单独采用,也可以结合运用,从而通过多种方式,理顺股市中的各种关系,使其真正纳入有序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

(3)扩容节奏的不稳定,扩容信息的简单化、扩容方式的行政性,是目前股市扩容的突出弊端。无论是内部扩容还是外部扩容,都缺乏其应有的节律,上市公司往往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股票价格甚至迎合庄家的需要而大规模进行内部扩容;而管理层又往往根据市场上股价指数的高低来确定外部扩容的规模和节奏,这就使得股市扩容在整体上处于一种无序状态。客观地说,与发达国家的股市规模相比,我国股市的扩容还是有空间的。1995年,美国、日本、英国、德国股票市价总值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达到84.1%、70.3%、70%和33.6%,而我国1996年A股的市价总值只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3.96%。但应该指出的是,发达国家的股市规模是在经过近200年的发展后才达到的,不能指望我们在几年的时间内就达到这样的规模和水平。还应该看到,我国股市的起落与我国经济中存在的巨额游资总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果不考虑巨额游资的流向、流量、流速与股市发展的关系,不考虑供给扩容与需求扩容的有机协调问题,一旦巨额游资的流向发生反向变化,股市就可能出现剧烈波动。从世界范围来看,成熟的股市都是市场扩容有序的股市。日本在1980年至1992年的13年间,股份资本增加了148%;美国在1988年至1993年的6年间,股份资本增加了52.6%;德国在1980年至1992年的13年间,股份资本增加了42.74%;英国的增幅最大,在1980年至1990年的11年间,股份资本也只增加了181%。我国的股市属于新兴股市,虽然股本扩张快是新兴股市的一个主要特征,但合理地把握股市的扩容节奏,无论是对上市公司还是对整个国家股份经济的发展,都是十分重要、十分必要的。

股票市场的整体布局与分层交易的关系

我国股票市场的现有格局,是在对股票市场的功能,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由浅入深、从试点阶段向发展阶段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因而这种格局也有明显的不合理之处,这主要是:(1)目前的深沪两个证券交易所在上市基准和运作机制上都大致相同,而且这两个证券交易所的收益与地方利益又息息相关,因而导致交易所行为的地方化,形成两个交易所甚至两市政府之间的过度竞争。(2)目前我国股份公司的上市条件中过分强调规模——上市公司的股本总额必须在5000万股以上,而同时对利润率和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的要求又过低、过软,这一方面不符合规模经济的要求,另一方面又给行政部门留下了过大的行使权力的空间,导致在股票发行和上市审批的过程中行政化色彩过浓。(3)在存在A股与B股的同一上市公司中,又存在着一个公司的股票在两个相对分割的市场环境中运作的现象,而且A股与B股的价格又相差极为悬殊,这就给上市公司发出十分混乱的市场信号,导致市场评价结果的不一致。(4)股票的交易缺乏层次性,不仅表现在对上市规模的要求上,而且表现在对股票本身的特点和内在要求的认识上。股票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债券的特殊证券品种,它的特殊性在于,一旦购买了这种证券,就不能还本,投资人如果要变现就只能到市场上转让,这就必须为所有股票提供一个进行交易的场所,除了证券交易所之外,还应该有柜台交易;目前,尽管全国有26个类似于柜台交易的证券交易中心在进行着证券交易,但政府主管部门对柜台交易却采取明令禁止的态度,不允许柜台交易的存在,不给所有股票都提供一个变现的场所,在本质上是违背股份经济的内在要求的。

为了使我国股份经济健康而有序地发展,真正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我认为应该认真考虑我国股票市场的整体布局与分层交易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可以考虑的思路是;(1)对深沪两个交易所的地位和功能进行调整,使之成为上市基准不同的证券交易所。(2)从规模经济的内在要求和我国股份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出发,我认为应该建立股本总额在5000万以上,股本总额在3000万以上和股本总额在1000万以上这样3个层次的证券交易所。同时全面提高和硬化股份公司的上市基准。股份公司从发行股票到上市,应至少经过3年的运作时间,在这3年中,其每股税后利润和净资产收益率,至少应分别达到10%、15%和20%。股票一旦上市,就全部上市,不再区分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这样做,不但可以给不同规模的股份公司都提供一个股票上市的客观环境,避免为了股票上市而人为加大股本总额从而违背规模经济要求的现象,而且可以把股票发行与上市分开操作,避免股票发行与上市联动的现象,给不同规模的股份公司提供一个分层次竞争的舞台,并进而形成股票上市的客观选择机制和市场压力机制,从根本上改变目前上市公司转轨不转制的状况。(3)与我国经济国际化的进程和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相适应,有必要考虑A股与B股的并轨问题,当前可以考虑的是;改变B股的特定内涵,允许境内投资者用外币投资B股。这样做,既是为了使A股与B股在价格上相互影响,从而尽可能地统一对上市公司的客观评价机制;也是为了分流一部分境内居民的外币储蓄,减轻国家因外汇储备过高造成的内部不经济和外部不经济的压力,(4)分步骤、分阶段地开放柜台交易。把股票交易分为交易所交易和柜台交易,是世界各国在发展股份经济过程中通行的惯例,也是股份经济自身的内在要求。有了柜台交易,股票投资才能从死钱变活钱,股份经济的资源配置功能才能真正得到充分发挥。同时,柜台交易是一种市场交易,交易价格是一种市场价格,评价机制是一种市场机制,通过开放柜台交易,可以为股票的进一步上市奠定基础和创造条件,避免目前选择上市公司时完全通过行政机制的办法,以进一步提高我国股份经济发展中的市场化程度。

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的关系

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是股票市场投资者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他们各有其优势和劣势。个人投资者的优势在于其投资是直接的,其决策过程比较简单,如果选准股票,其收益率可能很高,而且不需要通过机构投资的利润平均化过程,也不需要为机构投资者支付投资成本;机构投资者的优势在于其资金规模、对市场的分析、预测和整体把握能力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力。此外,机构投资者还可以比较恰当地把握其资金投向,在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上进行比较权衡,从而在这种对市场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决定投资方向。在股份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90%以上的小投资者都是委托基金等投资机构进行股票交易和债券交易的,机构投资者控制的股市总市值一般都在50%以上,在每天的交易额中,约有三分之二是由机构投资者来进行的。此外,机构投资者在金融国际化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英国退休基金目前有25%左右是外国资产,日本和美国的这个比例都是5%。英国机构投资者的18%的投资投在外国股票上,日本和美国对外股票投资的比例则分别是5%和7%。

西方国家的机构投资者大致可以分为4类,第一类是退休基金。1991年,美国的退休基金总额在2100亿美元,其中投资在股票市场上的资金占美国股市总值的四分之一;英国退休基金总额达2500亿元美元,其中投资在股票市场上的资金占英国股市总市值的三分之一。第二类是保险公司的资产。1990年初,美国保险公司的资产超过7500亿美元,英国保险公司的资产超过1900亿美元。第三类是银行信托基金。1990年初,美国银行信托基金直接投入到股票市场上的资金约为500亿美元。第四类是投资基金。投资基金可分为封闭式和开放式两种,后者又称为共同投资基金。在美国,目前投资基金总数已达上万个,资产达几万亿美元,其中有四分之一以上投资于股票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以上述4类机构为主体的机构投资者已成为股票市场的中坚力量,在稳定市场和价格发现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与西方国家机构投资者在股市中的地位和作用相比,我国在发展股份经济的过程中,机构投资者的培育明显滞后。其一,机构投资者数量少。目前我国规范的投资基金只有75只,而退休基金、保险基金和银行信托基金或者不准入市,或者还未组建。在深沪两个市场上,机构投资者在交易额中所占的比例只有三分之一左右。其二,机构投资者规模小。在已有的75只投资基金中,1亿元以上规模的只有10只,2亿元以上规模的只有3只。到1995年上半年,我国投资基金的资金总量只相当于同期银行存款的6.5%,相当于全国股份公司股本总额的4%,相当于全国上市公司股票总市值的2.2%。其三,机构投资者角色混乱。我国的机构投资者,绝大多数是各类证券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它们一方面作为中介,为广大投资者提供服务;另一方面又作为自营商,在股市上从事股票买卖。由于把自营业务与中介业务混杂在一起,因而机构投资者个人透支、使用个人投资者的资金、动用银行贷款炒股甚至坐庄的现象比比皆是,不但不能发挥稳定市场和价格发现的功能和作用,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市场秩序。其四,发展机构投资者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机构投资者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较强的盈利能力,而我国的机构投资者的专业水平和盈利能力都比较低,很难取得投资者的信任,从而也就很难对社会公众产生吸引力。因此,在我国,实际上面临着培育机构投资者和培养机构投资管理人的双重任务,只有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进展,我国的机构投资者才能够真正发展起来并且成为股票市场的中坚力量。

股票市场的发展与规范的关系

股票市场发展要规范,没有发展就谈不上规范,同样,没有规范就只能是盲目的和无序的发展。在处理发展与规范的关系方面,至关重要的是要把握好以下3点:

1.在规范与发展的关系上,发展是核心,规范要为发展服务,是为了更好地发展。

2.要发展就要进行制度创新。所谓制度创新,不仅要在调整证券交易所的整体布局、培育机构投资者和促进上市公司转轨、转制方面下功夫,而且要积极创造条件,并且在条件成熟时,引起股票价格指数交易、信用交易、做市商制度以及国外资金。

3.规范的实质是要建立股份经济的发展秩序。这种发展秩序,至少应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即市场的主体秩序、市场的交易秩序和市场的创新秩序。只有真正地建立了这样三位一体的发展秩序以后,我国的股份经济才能真正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才能真正与国际惯例接轨,从而真正服务和服从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改革目标。

行政管理与市场机制的关系

近年来,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在向市场化管理的转变中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并且取得了相应的进展,但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管理行政化的总格局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股票发行主要采取行政机制。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是实行额度控制。额度控制使股票发行成了变相的投资分配,资源配置机制在这里衍生为投资分配机制和资金分配机制;额度控制使公开发行和上市的股票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因而人为地抬高了股票的发行价格,导致在股票的二级市场上出现严重的成本推进现象;额度控制还使股票的发行额度、发行和上市的速度成为政府行政部门调控市场的筹码,通过这种对于股票市场来说纯属外在的信息来引导市场的起落。如果说,在前几年,为了防止股票发行与上市中的地方化倾向而由中央政府部门统一确定股票发行和上市额度还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的话,那么经过几年的实践,这种额度控制和行政审查的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在世界各国的股份经济发展经历了特许主义——核准主义——准则主义——严格准则主义4个发展阶段,目前普遍实行严格准则主义的情况下,我国的股份经济是否应该考虑从带有特许主义色彩的核准主义原则转向准则主义或严格准则主义原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是否得当,直接影响到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

2.管理体制主要是一种行政体制。目前,我国对证券市场的管理主要是实行三级管理模式,即国务院证券委、中国证监会和各省市的证管办,这是一种典型的行政体制。由于国务院证券委由14个部委的官员组成,而每个部门又都有其自身的利益,因而一个政策或规制的形成,往往要经过复杂的“磨合”过程,从而使它对证券市场的管理具有明显的时滞性。同时,股票的发行和上市经过层层的行政审查,使得上市公司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上市成本。为了与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相衔接,我认为应该对这种行政管理机制作必要的改革。改革的方向应该是:(1)把国务院证券委与中国证监会合二为一,统称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或中国证券管理委员会,使其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时间效率和管理效率的监管机构。(2)明确国家证券监管部门与证券交易所的层次分工,在全面修改上市基准和取消额度控制以后,由证券交易所负责审查股票上市,国家证券管理部门专司监管职责。(3)建立全行业的自律机制,发挥证券业协会在自律管理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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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份制经济发展中的八个关系_股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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