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知识转移理论研究评述及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关系论文,理论研究论文,视角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95(2007)03-008-0078
1 引言
知识是经济活动中的一个关键资源，知识的生产力已经成为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有意识的通过管理提高知识的经济价值变得日益重要，因此，知识管理和组织学习的研究与实践得到广泛开展。组织学习和知识管理领域的研究覆盖了经济、信息系统、组织行为学、心理学、战略管理和社会学等学科，这些学科对知识管理研究主要沿两个重要维度展开[1]：
(1)知识管理的结果，即知识创造、保留和转移。这些结果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例如，转移知识的组织首先必须保留知识，而努力转移知识可能导致新知识的创造；
(2)知识管理的背景特征，主要包括研究对象（个体、团队、部门或组织）的特征，研究对象的关系特征，知识特征。不同研究者强调这些背景特征在知识管理中的不同归因次序，例如，强调研究对象的关系特征，比如嵌入的网络结构[2]，或者强调不同的知识特征，如隐含性[3]促进或抑制知识管理。
大多数研究是沿着这两个维度的一个或几个方面交叉进行，比如从社会关系角度研究知识转移活动，或研究知识的特征以及研究对象的特征与知识创造的关系。
知识的获取和转移是学习和创新的前提和基础，有效的知识转移对组织流程和产出非常关键，例如通过知识转移可以实现最好的经验转移[4]、新产品发展[5]、学习速度[6]、组织生存[7]。能够有效地获取知识并促进组织内的知识转移，防止核心知识外溢给竞争对手，已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因此，研究如何促进有效的知识转移这一问题，对于企业的管理实践具有重大意义。
知识可以通过多种机制从知识拥有者向知识获取者转移，对转移是如何发生的有多种解释[8]。一类解释建立在认知和社会心理学的基础上，强调联想的学习与吸收能力对有效知识传递的作用[9]；还有一类解释强调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在知识转移过程中的作用[5][10]。其中从社会关系角度研究知识转移是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
目前，从社会关系角度对知识转移的研究主要有两类：(1)研究给定关系或二元层次关系中的知识转移；(2)研究由多个单位或个体间的二元关系构成的社会关系系统，即社会关系的非正式网络中的知识转移。本文将从这两个范畴分别探讨相关的研究。
2 二元层次(Dyadic Level)的关系对知识转移的影响研究
二元层次的关系包括二人、两部门、两团队或两组织间成对的关系，尽管多元关系，即多人，多个团队、部门、组织之间同样存在知识转移[8]，但二元关系间的知识转移是多元关系间知识转移的基础，也是组织学习的基石，同时出于简化研究问题的目的，许多学者研究了知识转移双方的二元层次的关系对二者间的知识转移影响。
二元层次的关系特征通过一些关键的维度得以反映，例如联系强度，交流或联系的频率和社会交往的质量等。大量的研究围绕着这些关系维度如何作用于知识转移的过程而展开，如图1所示，但对不同的关系维度对知识转移的作用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图1 基于二元层次的关系对知识转移的研究
2.1 基于联系强度(Tie Strength)的知识转移观点
二元层次关系的研究最初关注的问题是两方联系强度与知识转移的关系，早在1973年， Granovetter[11]就以两人间交往频率的高低为标准，将联系区分为强联系和弱联系，提出的弱联系理论，随后又有学者进一步深化了联系强度对知识转移影响的认识，并相继引入了信任、知识特征等其他变量来考察二元层次的知识转移。关于联系强度如何作用于知识转移，主要形成了以下认识。
(1)强调弱联系在知识转移中的作用
早期的研究以Granovetter为代表，强调弱联系在知识转移中的作用。这类研究认为疏远和不经常的联系能够连接组织中其他分离的群体和个体，从而能够获得新颖、有价值的信息。相反，强联系更容易产生重复信息，因为强联系往往发生在社会特征较为相似的人群中，这些人之间由于来往较为密切，信息交流较为充分，因此信息的重叠(redundant)性很高。因此弱联系对知识共享十分有效。
(2)强调强联系在知识转移中的作用
尽管Granovetter的观点在后来的文献中不断地得到证实，但许多研究者证实了个体间缺乏直接关系和大量的交流是影响知识分享的重要原因，并提出了强联系的优势[12]，认为强的人际联系影响知识转移的容易程度[2][4][5][10]。对强联系在知识转移过程作用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种看法：①相互之间频繁交流的个体或者有着强烈感情依附的个体之间更容易分享知识。对关系的情感依附或承诺的水平也是重要的，因为这会影响提供帮助与支持的动机[12]。这种动机可能源于社会的考虑，例如对互惠的期望[11]，也可能根植于心理学的考虑，例如对维持和谐关系的期望[13]。二人之间感情依附越强烈，就越容易为对方的利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努力，包括转移知识的努力。②Uzzi的人类学研究揭示了强联系形成了特殊的启发式关系能够引起更为有效地交流[10]。③强的人际依附也会促进信任的形成。信任使各方不再顾虑知识分享的不恰当和误用[14][15]，从而更进一步地促进知识转移。
(3)强联系与弱联系在知识转移中的交互作用
强联系会导致更频繁的知识交换[4][5][10]，引起更多的努力付出，保证知识寻找者对获取知识的充分理解[5]；弱联系则是接触新信息、获取新知识的有效路径。高绩效的组织、部门既要维持一定的强联系，也应保持与外部的弱联系。最近的研究，不再单独强调这两种联系的作用，而是强调二者在知识转移中的交互作用，力图兼顾两种联系中的优势。例如，Hansen认为联系强度影响知识分享的不同观点是出于不同的侧重点，弱联系理论关注相关信息与其他的资源的发现问题，强联系理论关注知识的流动。Hansen以项目团队为背景，将知识转移活动划分为知识搜寻和知识转移两个阶段。在搜寻阶段，弱联系传播给项目团队利用知识的机会以及非重叠知识；在转移阶段，强联系促进知识转移，尤其是隐性知识的转移[5]。
在这类研究中，研究者大多都引入了联系强度之外的其他变量，如知识的特征、社会关系中的关系变量，下文中我们将进一步说明。
联系强度只是代表了人际交往频度，以此概念难以充分解释知识转移。由于联系强度与感情依附并非必然关系，比如相互不信任的双方即使交往频繁，也不易产生知识转移。事实上 Granovetter[11]最初在研究联系这一概念时，提出了区别联系强度的四个指标，包括互动时间、情感强度、密切程度、互惠行动等，但这类研究的绝大多数学者都将联系强度的概念限定在两个体间交往的密切程度和交往频率两个方面。这种限定难以全面反映两个体交往的真实内涵，尤其是情感方面的因素，因而不能全面地研究人际关系对知识转移的影响。因此为了进一步剖析知识转移，需要引入社会关系中的其他特征变量。
2.2 基于信任的知识转移观点
在研究社会关系时，出现过许多概念，如联系 (tie)，关系(relation)，交往(interaction)，许多研究对此并未加以区非，造成了概念上的混淆，尤其不符合中国管理实践的研究，因为在中国文化中，关系不同于联系，已经包含了情感的成分。一些研究者将这些概念进一步划分，将联系强度定义为社会关系的结构变量[16][17]，以关系变量反映交往过程的情感特征，并以信任作为关系变量典型代表，提出了人际信任，而非联系的强弱是促进知识转移的直接原因的观点。
研究者们至今对信任的定义没有达成共识，例如Mayer将信任定义为一方处于脆弱性的意愿[18]，而Deutsch用信任来意指群体内的合作[19]。但学者们对以下两点已基本达成了共识： ①信任是一种心理状态(Psychological State)；②风险和相互依赖性(Interdependence)是信任产生的必要条件[19]。信任在知识转移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的几种看法：
(1)强调信任对知识转移的独立影响作用
这类研究认为信任关系可以导致更多的知识交换，当信任存在时，人们更愿意给予他人有用的知识，聆听和吸收他人的知识。通过减少冲突和核查信息的需要[17][18][20][21]，信任也使知识转移的成本更低。例如，Zand发现信任将使信任主体减少对同伴行为的控制，更加接受同伴对自己的影响，从而提高二人之间信息交流的准确性和及时性[20]；Szulanski[4]研究了不信任对于知识转移的消极作用，验证了知识交换双方的不信任是知识转移的主要障碍之一；Andrews等认为信任在知识共享中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正式的合作程序[21]；高祥宇论证了信任不仅促进了二人间知识转移的意愿，而且可以使知识转移双方加深沟通，促使提供方划清知识领域和对对方的行为做出更为积极的归因，从而使知识转移更为容易[22]。
(2)强调联系强度、信任在知识转移中的共同作用
除了研究信任对知识转移独立的促进作用外，不少学者还研究了信任和联系在知识转移过程中的交互影响作用。
一些学者将信任与联系强度视为相互关联的、共同影响知识转移的前因变量，例如，Tsai将信任和可信性作为社会资本的关系(Relational)维度，将社会交往的联系(Social Interaction Ties)作为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17]。Tsai通过分析发现信任与社会交往联系之间显著地正相关，联系有助于激发信任和感知的可信度；信任和可信度依次又导致部门之间更多的资源交换。这里的资源包括：信息、产品或服务、人员以及其它方面的支持，而组织和个人的知识必然附着于这些资源之上。因此，信任和联系都对知识转移具有促进作用。
还有一些学者强调信任在联系强度对知识转移影响中的调节(mediate)作用，例如，Levin认为联系的强弱并非促进知识转移的直接原因，强联系之所以能使知识转移更容易，是因为这种联系中更容易建立信任[16]。他论证了二人关系中感知的可信调节着联系强度对知识转移的影响程度。Levin将信任分为基于能力的信任和基于仁爱的信任，验证了当控制了这两个可信的维度时，弱联系同样可以促进知识转移。
2.3 基于特定知识特征下的社会关系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1)知识的特征及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知识本身的某些特性，如知识的隐含性、可编码程度，对知识转移的影响有着大量的研究[23][24][25]。例如Polanyi[23]最早提出隐性知识的概念，这种知识深植于人类的行动、信念当中，且难以沟通，使得“知而不能言者众”。总的来说，研究者们普遍认为，隐性知识由于其因果模糊性，难于模仿和复制，往往是组织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但也正是由于这些特性，使得它难以在不同个体之间转移。
(2)在不同的知识特征背景中的社会关系对知识转移影响研究
知识的创造和转移既是不同类型的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转换的过程，也是组织成员之间的社会互动过程[26]，因此，研究者认为知识转移双方间的联系强度，相互信任程度与知识特性之间的交互作用同样会影响知识转移的结果。
一些学者强调知识转移中，知识的特征与社会关系的匹配性，认为强联系有利于隐性的、私密的知识的转移，而显性的、公开的知识在弱联系中转移效率更高。例如Uzzi[27]将知识（信息）分为公开性知识和私密性知识，将社会联系分为保持一定距离的市场联系(Arm's-length Tie)和紧密特殊的、往往带有私人性质的嵌入性(Embedded)联系。他们证实了嵌入性联系更适合私密知识的转移，市场联系更适合公开知识的转移；Hense[5]认为独立可编码的知识在弱联系中也很容易转移，但强联系不仅有助于简单易编码知识的转移也有助于复杂知识的转移。弱联系带来的部门间网络约束(Network binding)小，不需要花费更多的努力来维护着这种联系。考虑到成本的问题，通过弱联系来实现简单知识的转移，强联系实现复杂知识的转移，将更有利于绩效。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知识特征将调节社会关系对知识转移影响程度。例如Hense认为知识的可编码与独立程度调节着联系强度对项目绩效的影响程度[5]；Reagans与McEvily同样也证实了被转移知识的隐含性能够调节联系强度与知识转移的容易性之间的关系[2]。另外，Levin在研究信任对联系强度与知识转移关系的调节作用时，发现这种调节作用的大小也受到知识隐含性的影响，随着知识的隐含程度的提高，基于能力的信任调节作用提高，基于仁爱信任的调节作用下降，能力信任更能调节联系强度对隐性知识转移的促进作用[16]。
尽管知识转移中的二元层次的关系受到了大量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但多元关系集合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其联系模式并不完全等同于二元层次的社会关系模式。一些研究以联系强度代替社会网络，通过联系强度与知识转移之间的关联推断网络对知识转移的影响[5][10]。联系强度关注的是双向互动(two-way interactions)中社会动力 （如互惠、承诺）对知识转移的影响，然而源自二元关系的社会动力并不一定与多元关系模式相一致，例如，二人间可能不存在直接关联，但嵌入在密集的第三方关系网络中[5][11]弱联系也可以促使知识转移的发生。例如，Reagans发现当个体嵌入于密集的第三方网络中时，二人之间的知识流动会变得容易[2]。如图2，由多个二元关系组成的(b)中，没有联系的1、2可能因为共同的第三方联系3而产生间接知识交流，这种以嵌入第三方关系集合为特征的社会关系网络无法通过单一的二元层次关系客观地体现出来。
图2 二元关系与多元社会关系网络比较
3 社会关系集合——社会网络对知识转移的影响研究
一些学者从系统的社会关系集合——社会网络角度对知识转移进行了研究。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思路是组织内部以及组织间的社会网络特征、网络结构知识转移的影响展开的，涉及到的主要网络特征变量包括网络密度、结构洞、网络桥等。
3.1 社会网络的特征变量及其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1)网络中的第三方联系与网络密度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社会网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存在着第三方联系，任何一对没有联系的个体都可能通过第三方联系而发生关联。研究者以网络密度来描述联系主体被强的第三方联系围绕的状况，即网络中各主体间联系的平均强度。强调网络密度的理论[28]为，群体的网络密度能够促进群体的一致性，推动交流和集体行为的相互信任水平，使群体成员相互认同、协调，有利于知识转移。Ingram等描述了密切的友谊网络对悉尼酒店绩效的影响。酒店经理们通过密切的第三方友谊形成的友谊网络相互联系，分享客户和好的经验，提高酒店的利润。友谊网络促进了知识转移，使经理们面对相似的市场条件相互学习各自的经验[29]。当存在强的第三方联系时，人们更容易与同伴合作；以强的第三方关系为特征的网络也能促进合作规范的形成。第三方联系使得社会网络可以超越联系强度而影响知识转移。
(2)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与网络桥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相对于网络密度，Burt提出了结构洞的概念。结构洞指社会网络中网络节点间间隙，反映不同群体间联系的缺乏[30]。结构洞相对两端的个体处于不同的信息流中。
Burt认为富有结构洞的网络为通过中介人获取非重叠信息提供了机会，中介人就是善于建立跨越结构洞的人际桥梁的人。当社会网络中存在网络节点间间隙的桥梁——网络桥时，便产生了跨越的边界“信息收益”，因为特定群体中的信息相对是重叠的[30]，与那些只局限于单一群体的个体相比，联系不连贯群体的个体将面临更广阔的思想和机会[11]。例如，成员特征多样化的团队将促进具有不同技能、信息和经验的个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联系连接了组织中的结构洞，并因此促进了团队的创造性[31]；组织中跨越结构洞的经理人，能够获得信息和控制的优势。跨越的结构洞越多，网络的信息就越丰富[32]。
3.2 网络结构对知识转移的影响——综合地看待网络的特征变量
更多学者综合的分析了网络密度与结构洞对知识转移的作用，强调从对立角度看待基于网络的社会资本模型的代表性观点——即Coleman所提出的网络密度假设和Burt提出的结构洞假设——的兼容性，认为二者并非对立的此消彼长关系，合理构建网络结构可以兼顾二者的优势。例如，Reagans等引入了网络的网络凝聚力和网络范围(range)两个概念[2]。网络凝聚力类似于网络密度，强调具有共同第三方的重叠关系的价值，可以减轻知识转移双方潜在的冲突，使知识转移变得容易；网络范围指跨越机构、组织或社会边界的关系的普及程度，强调跨越结构洞的网络连接的作用，网络范围赋予了人们向不同的听众传送复杂观点的能力。Reagans等认为最佳的网络结构兼具凝聚力和范围两个特征。另外Reagans和 Zuckerman也说明了科学家团队成员内部存在着的局部结构洞，影响团队内人际交往、协作与知识转移容易性，团队内部网络密度将减少局部网络洞的存在；而不同团队间存在着的全局结构洞提供了获取新颖知识的可能。团队的网络可同时具有密度高和跨越不同的组织边界间全局网络洞的特征，其结果将有利于内部知识交流、协作以及外来新知识获取，提高团队绩效[33]。
网络结构对知识转移影响的观点可以在图3中得以反映。图3中的群体A在(a)(b)(c)三种情况中的网络密度相同（具有相同弱联系与强联系个数），但知识分享的效果是不同的。(a)中群体A内部不存在网络洞，内部知识交流充分，但与B、C间的结构洞使得其交流局限于内部，只能获得重复的信息；(b)中A通过群体中的个体建立了与B、C的联系，跨越了群体间的结构洞，获取的信息较(a)丰富，但内部的结构洞阻碍了群体内知识的充分交流；(c)中A不仅能通过个体的联系跨越群体间的结构洞，而且群体内合理的网络结构也弥补了内部结构洞，所以不仅能获得多样化的信息，而且具有充分的内部知识交流。总之这类研究认为，多个群体组织中的社会网络结构的变动将影响群体和成员的知识或区域转移的效果，合理构建网络结构将产生高绩效。
图3 网络结构变动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3.3 从网络位置角度研究知识转移
一些学者从网络中所处的位置角度，如网络中心性(centrality)、网络结构的等同性(structural equivalence)等，来研究知识转移。例如，Tsai[34]发现不同的网络位置表示了一个部门对发展新产品或创新思想所需要的新知识的不同接触机会以及获取外部知识和信息的能力差异，最具创新和盈利能力的商业单位位于网络中心，因为占据中心位置容易获得到能够激发部门创新行为的新思想所必需的外部信息。还有学者指出，在非正式交流网络中，处于相同位置、具有网络结构等同性的两个人，将处在相似的知识流和信息流中，因此会分享共同的知识和信息，这种共同的知识又会促进知识转移[35]。
总的来说，社会关系网络角度的知识转移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对网络结构特征的关注，并未考虑到网络中的关系质量要素。另外这一领域的研究强调以行动的外在结构限制而不是单位的内在驱力解释行为，强调社会关系的网络结构特征决定了双边关系，进而影响知识转移的效果，而未考虑到这种社会关系如何影响到双边的动机态度，从而无法更深层次的解释知识转移的机理。
4 未来研究展望
综述上文的内容，表1列出了从社会关系角度研究知识转移的基本内容。
通过对现有研究文献进行综述，我们认为未来的研究还需关注以下几方面内容：
1.社会关系并非直接影响了知识转移活动，而现有的研究大多视社会关系与知识转移具有的直接关系。Szulanski[4]归纳了影响知识转移的因素：知识转移的特性、知识源的特性、知识接受方的特性以及背景特性，其中知识源和知识接受方的特性，如动机、能力、意愿等对知识转移的影响更为直接，背景因素通过这些直接因素而起作用，例如，社会关系通过赋予成员更多的接触新知识的机会，提高成员转移知识的意愿，改变了成员学习的方法，而影响知识转移。因此应该进一步对知识转移活动因果机制进行剖析，例如社会关系在改变成员的学习行为方式，提高成员的学习能力，从而影响组织内的知识转移的效率效果方面作进一步探讨。
2.尽管现存的研究指出社会网络对于有效知识转移的重要性，但关于社会网络与知识转移关联性的实证研究却是有限的[2]。相对于二元层次的关系而言，社会网络中的知识转移更接近现实中的真实状况。尽管二元关系是构成社会网络的基本要素，但毕竟无法反映社会网络的全貌，现有的研究出于简化过程的目的，过多的关注二元关系中的知识转移。关于非正式社会网络如何影响知识管理的过程需要投入更多的研究，例如，是否某种网络位置的占有者相对于其他网络位置的占有者具有更强的优势或更大的责任？
3.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剖析正式的工作关系与非正式的社会关系之间的作用机理，以及工作关系的特征在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对知识转移影响中的作用。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对知识转移的影响机制几乎都在强调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忽略了非正式关系和正式关系的交互作用。组织中存在正式工作关系，例如纵向的等级关系以及横向的业务关系，非正式社会关系嵌入于正式关系中，这两种关系互为依赖，相互作用，非正式的社会关系既可以源自与非正式的人际交往，也可在正式工作交往中形成，反过来又作用于正式的工作关系，例如存在竞争或协作的工作关系时非正式关系的作用。将正式的工作关系引入非正式社会关系对知识转移的影响中，研究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将更具实践意义。
知识转移并非知识管理的最终目的，促进知识创新，新知识利用对企业在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更有意义。社会关系如何通过知识转移活动对促进知识的利用和创新也值得关注。
收稿日期：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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