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转向与当代文论的建构_文艺理论论文

空间转向与当代文论的建构_文艺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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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传统历史学叙事始终占据统治地位,重视时间维度的探索,忽视空间维度的研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定势。在传统历史学叙事的理论思维模式影响下,时间性、历史性、事件性等历时性分析成为文艺理论研究的主导模式:在基本原理层面,注重探究艺术的起源、艺术发展规律、文艺思潮流变;在创作主体层面,注重研究艺术家生平历史、创作历程、风格演进;在文本分析层面,注重分析情节发展、性格形成、叙事时间。文艺研究历史时间维度的不断强化,导致空间维度的弱化。因此,如何将空间性思考引入文艺研究视域,建构起一种关于文学艺术的空间理论或“空间批评”,成为当代文艺理论转型创新的生长点。

一、空间转向与传统历史学叙事的解构

在20世纪文化思想的震荡转型中,空间的理论研究突破线性的历史时间束缚,以令人瞩目的方式成为当代学术思想界备受关注的热点题域,人们将其称之为“空间转向”。空间转向作为当代文化思想范式的转型,是提问方式、言说方式和解释方式的转换变革,因此,它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不是局部性的,而是整体学术研究范式的重大改变。在空间转向的影响下,美学理论、文艺理论与空间理论相互交叉渗透,促使当代文艺理论在艺术与空间的互动阐释过程中不断展开。

西方文化思想界发动的“空间转向”运动,是20世纪后半叶社会生活、文化政治和学术思想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之一。空间转向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1974年,法国学者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一书出版;1976年,福柯发表题为《权力的地理学》的访谈,宣告当今时代已进入到空间的纪元。福柯确信:“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时间的关系更甚。”① 两位思想家不约而同地对空间问题予以高度关注,标志着当代西方文化思想进入到一个空间的时代。列斐伏尔注重空间问题的哲学反思,为空间转向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在列斐伏尔看来:“如果不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因此,“为了改变生活……我们必须首先改造空间”②。面对资本主义无孔不入的大规模空间生产与重组,列斐伏尔将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为其日常生活批判的进一步延伸。正是在此意义上,列斐伏尔将自己的空间理论称之为空间政治学反思。与列斐伏尔相比,福柯对建立系统的空间理论并没有太多的兴趣。他更为关注的是空间与权力运作之间的关系,倾力于对历史建构的空间场所进行知识考古学的探查,以揭示空间、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内在关联。继列斐伏尔、福柯之后,空间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关于空间问题的思考从一般地理学层面提升到哲学社会学层面,空间成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反思的基本向度,“存在与空间”取代了“存在与时间”的传统命题。

虽然,时间与空间是关乎人类生存的最基本范畴,然而,这两个范畴在西方思想史上被安置的地位和被关注的程度却不尽相同,其具体表现为,时间的意识越来越强,而空间的视线却被遮蔽模糊。福柯认为,长期以来,空间一直被视为是死寂的、固定的、静止的、非辩证的;而时间却正好相反,被认为是活生生的、丰富的、多产的、辩证的。人们之所以重视时间而忽视空间,显然与现代性的历史时间观念紧密相关。这里所说的现代性历史时间观念主要是指以历史决定论为主导而建构起来的一系列思想理论体系,它构成一种坚固的以历史主义为主题的现代性意识形态,认为存在着一种线性的、逻辑的、因果的、必然的历史发展规律,它先行地设定了社会历史的终极目的。在线性历史主义意识不断强化的思想传统中,时间始终占居绝对优先的主导地位,空间被看作是承载历史时间演进的空洞容器、表演舞台。面对历史决定论所造成的种种恶果,当代思想界发起了对历史主义的解构批判。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索亚将“空间贬值”的根源归结为历史决定论霸权的结果。他认为,长期以来,历史主义以其合理合法的身份,确证自身难以撼动的霸权地位,并对批判性空间想象实施着强力的压制与控制。因此,“这种对空间性的重新安置的核心,是对长久以来之本体论的和理论的历史主义提出批判,因为历史主义在批判性论述中倾向于予以优势包摄了空间性”③。可见,后现代地理学反复强调的前提和承诺,就是解构或重构传统的历史叙事,将空间从时间语言的牢笼中解救出来,摆脱历史决定论的羁绊。正是在对传统历史主义的反思批判中,空间被再度发现,空间问题进入人文社会科学的视野。

二、空间转向与文艺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

随着空间转向对当代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影响的不断增强,空间或空间性越来越多地进入文艺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美国学者大卫·哈维在《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象的反思》一文中,认为美学理论、社会理论与地理学有着内在的关联。“美学理论紧抓的一个核心主题:在一个快速流动和变迁的世界里,空间构造物如何被创造和利用作为人类记忆和社会价值的固定标记。关于不同形式的生产出来的空间,如何抑制或促进了社会变迁的过程,我们可以从美学理论学到很多。有趣的是,现在地理学家的努力从文学理论家那面获得的支持,比从社会理论家那里来得多……我认为这里蕴涵了将美学和社会理论的观点融汇一起的重要意义”④。正如哈维所说的那样,地理学可以从美学和文艺理论中获得更多的思想资源,反之亦然,美学和文艺理论同样也可以从地理学或空间理论中获得更多的思想资源,以拓展艺术的空间性思考。

与诸多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在历史决定论的强势话语统治下,传统的文艺研究同样也存在着注重时间维度而轻视空间维度的倾向。人们更多地关注文本中的情节结构、性格发展、叙事因果、逻辑线索等历时性因素,空间因而成为时间性事件情节的表演舞台,一个等待事件发生和来临的场所,一个了无生机且有待意义填充的空洞容器。19世纪末,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都市日常生活、都市空间经验、都市景观及都市问题等进入文学艺术创作的视域,文学的空间性思考由此被提升到文艺理论的议事日程。本雅明较早从历史哲学反思的维度,关注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与城市景观之间的关系,将文学艺术批评置于空间维度尤其是都市空间之中,确立了空间批评的美学路向。布朗肖的文学空间分析始终坚持从生存论视域出发,将文学空间理解为人类生存的体验方式,将空间性与生存性、体验性紧密地联系为一体,揭示出空间所具有的内在生存意蕴,体现了空间生存论或空间存在论的理论旨趣。继布朗肖之后,巴什拉以空间化的诗学理论颠覆了长期以来时间化的文学理论传统,对文艺理论的空间化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于1957年出版的《空间诗学》被誉为巴什拉现象学转向的标志性作品。本雅明、布朗肖和巴什拉的空间化的文艺理论探索表明,文学批评的空间转向源于大规模现代都市空间生产所带来的新型空间感觉经验,是对这些新型空间经验的理论反思与总结。现代都市社会的建立和现代工业城市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时空结构,时间被光怪陆离的都市景观所分解,时间被多重并置的视觉感官所淹没,时间被空间化,空间化的时间因此丧失了连续性、整体性和统一性。空间转向颠覆了传统文学理论中时间性的权威垄断地位,将空间性提升到高于时间性的地位,为文学艺术研究开启了更为广阔的理论视域。

如果说本雅明、布朗肖和巴什拉等人的空间化理论探索标志着文艺理论空间转向的开启,那么文化地理学和后现代地理学等新学科的诞生则标志着文艺理论空间转向进入整合发展阶段。文化地理学和后现代地理学所阐发的崭新的空间化理念,对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拓展其空间化思考的理论资源。

文化地理学是地理学与文化学交叉渗透融合的新型学科,在注重从地理的角度研究文化的同时,也注重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地理,试图在文化与地理之间建构起互文性的阐释桥梁。从地理的角度研究文化,就是把文化的研究放在现实生活的具体场景之中,放在特定的空间场所之中,来加以理解;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地理,就是探究文化如何赋予空间以意义,探究文化在型塑空间的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和决定性意义。20世纪初,以美国“伯克利学派”为代表的历史地理学派或人文地理学派开创了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崭新领域。对文化地理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研究。芝加哥学派集中于城市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其后期更为关注都市生活,着重分析都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如何影响和塑造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这种将都市与人的精神生活紧密联系为一体的思考方式,可以追溯至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的《大都会与精神生活》。正是在齐美尔的启示下,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沃斯发表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探讨都市与现代文明、都市与现代生活、都市与现代人等具有人文关怀的城市社会学问题。此类将都市问题与现代人精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研究方法,对于研究都市文化、都市文学与都市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为其后的空间理论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野。20世纪80年代,在文化研究和后现代转向的带动下,文化地理学研究进入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时期,后现代地理学以其激进的姿态迅速崛起。后现代地理学意在重构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理论,“试图解构和重构刻板的历史叙事,从时间的语言牢房里解脱出来,摆脱传统批判理论类乎于监狱式的历史决定论的羁绊,借此给阐释性人文地理学的深刻思想(一种空间阐释学)留下空间”⑤。面对全球化时代的空间延展拓殖,当代学者对空间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地思考,空间成为理解、分析和批判当代社会的最重要场域。

与传统地理学或传统空间理论不同,当代空间理论更为关注的是文化在空间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及所具有的意义和功能。正是一系列文化行为赋予或生产出空间的意义,使空间成为具有社会性、历史性、文化性的场域,因此,文化生产与空间生产一直构成着紧密共谋甚至是一体难分的内在关联。运用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方法,对艺术的空间生产进行分析研究,不同于传统的地域文化研究和都市文化研究,具有探索创新的理论意义。首先,空间理论研究与传统的地域文化研究不同。传统地域文化研究,受制于空间环境决定论的影响,侧重描述艺术与空间环境的线性关系,分析艺术作品如何再现特定地理区域中的地域形貌、场景环境、物像景观,始终难以深入到空间生产的隐秘之处,文化空间生产的真实内容因而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之中。其次,空间理论研究与传统都市文化研究不同。传统都市文化研究缺少城市问题的批判反思意识,侧重城市题材内容的分析,过分关注城市空间对文学艺术经验表达的决定作用,忽视文学艺术在建构城市空间过程中——即赋予空间以政治文化意义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功能。当代空间理论侧重研究的是,文学艺术在文化表征实践过程中如何运用表现、再现、想象、隐喻、象征等表征方式对空间进行意义的编码重组,揭橥现代性空间重组的文化政治内涵及其社会历史意义,从而揭示文化空间生产与社会空间生产之间的内在关联。

总之,运用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方法,对艺术与空间的关系进行文化政治学的反思,不仅意味着对同质化空间权力统治所造成的异化现象的批判,同时也意味着抵抗压迫空间、进而改变空间、寻求自由解放的多样差异空间的可能性。

注释:

① 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转引自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② Henri Lefebve,The Production of Space,Blackwell,1991,p.190.

③ 索亚:《后现代地理学和历史主义批判》,许纪霖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8页。

④ 大卫·哈维:《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象的反思》,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97~400页。

⑤ 索亚:《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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