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社团的整体特征——从与戊戌学会之比较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团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2 [文献标识码]A
五四时期，是中国新旧思想交替和社会转型时期，现实激发了人们强烈的爱国热情，尤其是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爱国激情高涨，纷纷提出新思想来改造社会。思想政治动机转化成组织行动，他们为了提高影响力和号召力，便结合思想相同或相近者，组成社团。因此，在当时形成了社团繁荣的壮丽景观。
社团是有别于政党的一种群众性组织的通称。它是某些人为实现其共同的理想，或为共同的兴趣而组织的团体。不同社团的组织者所使用的名称不尽相同，有的称为“社”，有的称为“团”，有的称为“学会”。无论其称呼如何，其性质都是社团，它所代表的是群体意识和群体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社团活动的高潮当数戊戌时期的学会运动。据台湾学者张玉法先生的最新研究，戊戌时期的学会凡68个，是“国人组织学会”的发端[1]。然而，戊戌学会与20年后的五四社团相比较，无论是其数量、遍布的范围，还是活跃程度，后者都远远超越了前者。仅数量而言，五四社团多达三四百个[2](P29)。而其所显示出来的整体特征，更是戊戌学会无法比拟的。
五四社团的整体特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团的思想性鲜明，宗旨趋同。
五四社团是在封建思想文化专制被打破、新文化运动勃兴的形势下诞生出来的。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思想相对自由，对于各种思想敢于追求，敢于信仰，敢于宣传。因此，当时绝大多数社团都宣称以某某主义或某某思想为信仰，以改造社会为旨趣。从当时各社团所表现出来的信仰看，大致有四种思想倾向：一是先后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团，如江西改造社、湖南的新民学会、湖北的利群书社、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平民教育讲演团等；二是以信仰和实践工读主义为中心的社团，如在各地出现的工读互助团、工学会等。这些社团把新村主义、互助主义、泛劳动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杂糅起来，形成了所谓的“工读主义”或“工学主义”，这是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三是以坚决实行无政府主义为宗旨的社团，这类社团的数量冠居各类社团之首，分布的地域也最广。如在北京有实社、奋斗社、进化社、学汇社、互助社，广东新会有民钟社，南京有群社、民锋社，山西有平社，上海有道社、民众社，汉口有鸡鸣社等；四是以奉行和推广合作主义为目的的社团，如有上海平民学社、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合作联合会、平民协社，长沙有大同合作社，成都有普益协社等。上述四类社团对自己所信仰的思想一经确立后，都根据自身的理解加以阐释和宣传，甚至有的进行了实验。像工读互助团运动即是对工读主义的实践尝试，由于其思想基础是空想的，因此，空中楼阁也是绝不会建造起来的。虽然这四类社团的思想信仰明显不同，但他们的目的与宗旨是相同的，即实行社会变革，只不过是所走的道路和采取的方法不同而已。
在五四社团中，只有少数社团没有阐明自己的终极思想，这类社团分二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笼统地宣称追求新思想新观念，对各种新思想兼容并蓄地吸收和宣传介绍，如浙江温州的永嘉新学会和杭州的浙江新潮社；第二种情况是，社团没有提出具体的思想信仰，但宗旨很明确，即从某方面着手进行社会改造。像陕西共进会提出以“提倡文化，改造社会”为宗旨[3](P321)；北京曙光社则“本科学的研究，以促进社会改革之动机”[3](P50)，它体现的是科学救国的精神；而北京高师的平民教育社试图用“平民教育”来奠定“共和国家的基础”[3](P19)，它折射出的是教育救国的光芒。尽管这些社团没有用某种主义或思想相标榜，但他们的具体主张也不失为一种新思想新观念。
思想鲜明，宗旨趋同的特征是戊戌学会所不具备的。
从总体上说，戊戌学会追求的不是思想信仰，而是时务。那时，西学刚刚东渐，人们热衷于西方的政治、文化、教育、技艺等艺术和科技问题。因此，戊戌学会的性质基本上是介于学术与政治、学术与文化、学术与教育之间，有的纯粹以研究新学为目的[1]。学会所研究的学术或新学，包括有历代制度、中国史学和外国史学、万国法律、万国政教理法、化学、物理、生物、地质、医药、测量、电器制造、水陆军学等，这些都是当时中国所需要的时务。可以说，他们研究的问题都是很具体的某一方面，而并非是很抽象的思想。
戊戌学会与五四社团的这种差别，主要由各自所处的历史背景、思想氛围不同造成的。前者尚处于封建王朝的思想专制控制之下，人们只能采取治标的办法进行某些改革；而后者则处在思想解放运动如火如荼的氛围中，各种新思想被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被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所接受，作为指导行动的理论武器。因此，由他们所组织的社团具有鲜明的思想性也就理所当然的了。
第二，社团成员的成分单一，队伍纯洁。
社团是由每一个成员构成的，成员是社团的生命和根本，而成员的成分构成直接影响着社团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更关系到社团的活动方向和发展前景。从这个层面说，五四社团很明显地不同于戊戌学会。
戊戌学会的会员成分很复杂。学会成员的主体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但组会者为了增强本学会的声势和影响，往往拉拢一些京城官僚或地方官绅参与学会中。诸如北京强学会，参加的官绅有二十余人，像袁世凯、徐世昌、沈曾植、文廷式等；上海强学会亦有张之洞及其属僚梁鼎芬等二十余人；湖南的南学会有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等；广西圣学会内列有按察使蔡希玢、士绅岑春煊等。官绅热衷于参加学会，其动机不尽相同。有的为沽名钓誉，摆出与民为伍的姿态，为自己树立形象，如袁世凯、张之洞等人；有的确实想为学会做点实事，为当时的维新运动推波助澜，如湖南之陈宝箴、黄遵宪等。官绅的参与直接影响到学会的发展前景，像上海强学会只因张之洞的不再支持而星散。戊戌学会的这种会员结构在五四社团的实体中不复存在了。
五四社团几乎都是由一些志趣相投、关心社会改造，在同一学校或同一地区的大中专院校的青年学生和年轻的知识分子组成，有的甚至是中学生。像成立较早的新民学会，其发起者都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进步学生，诸如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邹鼎丞等数人。在其后的发展中，陆续地在长沙各学校的进步学生和青年教师中吸收会员，会员最多时达到七十人左右。在五四运动中，起着指挥者和领导者的北京大学国民杂志社和新潮社，都是由“学界青年组织而成。”[3](P17)五四运动后成立的社团也是如此。天津觉悟社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结合的小团体。”[3](P299)而影响较大的北京工读互助团首倡人王光祈，是个年轻的知识分子，1918年6月毕业于中国大学，先后任成都《群报》和《川报》的驻京记者。他联合北京大学的一些教授和学生共同发起工读互助团，如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罗家伦等都是发起人。参加互助团的成员除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学校、北京女高师、法文专修馆的学生外，还有从杭州赶来参加的4名学生施存统、俞秀松、周伯棣、傅彬然。他们原是浙江新潮社的社员，该社是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和第一师范的学生组成的，他们出版的《浙江新潮》是比较激进的刊物，遭到当局的查封，所以，他们来到北京参加互助团活动。在五四社团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思想最复杂的社团当数少年中国学会。其会员多达一百二十余人，分布于北大、清华、南京高师、武昌高师、成都高师、长沙师范、上海复旦、日本帝国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巴黎大学、里昂大学、柏林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会员绝大部分是学界的教员和学生，较少部分是工程师、新闻记者、或是从事编辑著述的文化界人士。该学会对会员的成分和行为要求很严，严禁有党派关系和有官职的人入会。该学会《规约》明文规定：“与各政党有接近嫌疑，因而妨害本学会名誉者”，由评议部提出警告，“劝其从速悔改”，而对“既入本学会又加入其它党系”者，则“由本学会宣告除名。”[3](P226)当时，在会员中有一人当了县长，于是学会请他退出组织，以保持学会“纯洁”的精神[4](P1013)。
第三，五四社团的活动方式趋于一致性，即出版刊物，进行思想宣传
五四时期正是中国思想界百家争鸣的时期，社团的繁荣恰恰是这种思想氛围的直接产物。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接受了相应的思想后，反过来又去争相谈论和传播，因此，作为社团的伴生物，各种刊物也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据粗略统计，各种刊物约有四百余种[2][P29)。出版刊物，进行宣传活动，就成了当时各社团的主要活动方式。
在当时的各社团中，无政府主义者社团组织数量最多，因而，他们创办的刊物也最多。如北京有实社的《自由录》、奋斗社的《奋斗》、进化社的《进化》等，天津有星光社的《星光》、上海有安社的《自由周刊》、广州有民钟社的《民钟》、成都平社和本地同门组织共同创办了《平民之声》。据大略统计，全国有无政府主义刊物七十多种[3](P330)，他们通过这些刊物鼓吹无政府主义。先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也有自己的舆论阵地，如武汉利群书社有《互助》月刊，江西改造社有《新江西》季刊，新民学会有《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和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天津觉悟社先后有《觉悟》和《觉邮》两种刊物。致力于改造地方风气或从某一具体方面来改造社会的社团，同样创办了刊物。如前者有陕西共进会的《共进》、浙江温州永嘉新学会的《新学报》，后者有北京曙光杂志社的《曙光》和平民教育社的《平民教育》。就连中学生组织的社团也向社会传播自己的声音，如河南开封青年学会的《青年》杂志。热衷于工读主义的社团，除北京工读互助团进行了昙花一现的试验外，大多数还是立足于宣传之上，如北京工学会就以《工学》为喉舌做宣传。当时最大的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尽管内部思想主张分歧较大，但也有两块宣传阵地《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它们的发行范围也是最广的。
而戊戌学会的活动方式具有差异性，不同的学会表现出不同的活动方式和内容，一般来说，主要体现为会、报、书、学四个方面。会是集会。有些学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召集会员进行学术研讨和交流，涉及内容较广，如格致、商政农工、技艺、变法等时务问题。这类学会有苏州的苏学会、长沙的积益学会、北京的关西学会等，通过集会同志间相互磋励，以增智慧。报是办报，有些学会以办报刊为主要活动内容，办有报刊的学会大约有十五个，如上海的强学会、蒙学公会、译书公会、新学会、农学会、算学会、实学会、北京的强学会，长沙的南学会，成都的蜀学会等。他们通过报刊传播新知识，宣传变法维新，在当时有使人耳目一新之效。书是译书和印书，或开图书馆。译印图书是大多数学会所致力的事业。通过翻译图书，使不识外文的人也能了解外国的学术和知识，开阔人们的视野，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这都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学是兴办学堂，有些学会是以提倡教育、培养人才为宗旨，为此而开办学堂，讲求各种知识和时务。如上海的中国女学会有女学堂、医学善会办有医学堂，苏州苏学会办有中西学堂。有些学会本身就是书院性质的，以办学讲学为主。如长沙的校经学会、浏阳的算学会、常德的明达学会等。在戊戌学会的活动中，有些学会的活动并非是专一的，而是兼而有之。像办有报刊的学会，同时也进行集会或译印书籍，如上海农学会和新学会、北京强学会等。
从上述可以看到，戊戌学会的活动方式要广于五四社团。探其缘由，在于两者所处的时代不同，具体社会背景不同。前者适值于西学东渐的初始和维新时期，人们普遍感兴趣的是各种新物和新器，即所谓新学。在他们看来，中国所缺少的就是这些新事物，因此，他们试图运用各种途径传播新知识，讲求时务，以推动变法维新。所以，他们所致力的都是方方面面的具体事务；而后者则处于五四思想解放的氛围里，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会子热衷的是各种新思想和新学说。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固有的封建思想已腐朽没落，要救中国，就要用新思想和新办法。因此，他们追求新思想，宣传新思想，而宣传的最佳方式就是办报刊。这正是五四各社团纷纷创办报刊的初衷。
五四社团所表现出来的整体特征，说明了二个实质性的问题。第一，反映了当时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对现实的严重不满，他们要为中国寻求新的治世方案，开辟出一条光明大道。这种心理，正如少年中国学会的周太玄后来回忆时所说：“酝酿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动因，就是感到现状不能容忍，老一辈的人已不可靠，甚至迷惑人已久的所谓‘泰西’所走的路子也未必可靠，必须由自己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3](P539)当时绝大多数社团的动机都是如此。第二，反映了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思想文化的对外开放意识。在新文化运动前，中国思想界被封建复古思想所笼罩，这种思想状态下的政治只能是封建军阀的专制独裁。这一切导致的结果是人们对现实政治的彻底失望和思想信仰的空前危机，如何救国只有向外寻找真理。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和推动下，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对国外的各种思想发生了兴趣，进而去信仰去传播，希望这些思想能医治中国的政治病根。因此，当时各社团所信仰和宣传的思想都是舶来品。尽管有些思想是不科学的，如工读主义、合作主义、新村主义等，但它能够开阔人们的视野，也给人们提供了思辨的材料。同时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不科学思想的没落和失败，能反衬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众多的思想流派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正是各种思想争鸣、比较和鉴别的结果。科学思想，恒以相争而兴，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收稿日期]2000-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