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化与世界化：战时历史教育的两种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战时论文,化与论文,民族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化与世界化，是民国时期历史教育与历史书写的两种趋向。所谓“民族化”，即实施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就是颂扬民族英雄，激发民族精神，灌输民族意识，弘扬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所谓“世界化”，即实施世界主义的历史教育，介绍世界历史知识，关注世界变局，拓展国际视野，培养世界观念。从封闭走向开放进而融入世界，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基本走向，历史教育之世界化顺应了这种时代潮流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在复杂的内外困境中遭遇了民族化的顽强抵抗。如果说民国初期历史教育偏重于世界化的话，那么，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民族主义的勃兴，中国的历史教育逐渐更趋于民族化方向。全面抗战爆发后，战时历史教育变成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民族化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并成为战时历史教育之主潮，而历史教育的世界化趋向则相应地成为一种支流。目前学术界关于抗战时期的历史教育及教科书问题的研究已经起步并有不少成果，但这些成果对抗战时期历史教育中的民族主义趋向及世界化问题较少关注。正因如此，本文以民族化与世界化为参照坐标，通过考察战时历史教育内容的取舍、中小学历史课程标准及据此编撰的历史教科书等层面，对战时历史教育的民族主义趋向进行深入探讨，借以说明近代以来历史教育中的世界化与民族化两种趋势在战时特定环境中的微妙变化。① 一、战时实施民族主义历史教育之呼吁 民国成立后的历史教育中，民族化与世界化两种趋向并行发展，始以世界化为主，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化趋向因民族危机的加深而有所强化。全面抗战爆发后，教育界从救亡图存与民族复兴的角度，特别强调历史教育中的民族化趋向，主张将历史教育变成唤起民族意识、恢复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进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工具。历史学家赵心人指出，今日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非常时期，“中华民族最重大的任务，莫过于抗拒外辱，保守领土，使民族国家得以存在，然后一切改革与复兴，方可计议。这一救亡责任，已摆在四万万五千万人的身上，救亡图存，已是刻不容缓了。”②这种看法是当时教育界有识之士较为普遍的认识。教育家王敬斋就提出，历史教育应包括两个目的，一是使学生获得历史的知识，俾其应付实际的生活问题；二是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养成爱民族的意识，不做卖国的汉奸。此两种目的当以发扬民族精神为主，故要做五方面工作：1.唤起民族意识，在消极方面应该打破种族的界限，在积极方面应该发挥团结民族的精神。2.恢复民族的自信力，一方面养成民族自尊的高尚情绪，另一方面发扬我们固有的文化。3.鼓吹民族伟人的事迹，如张骞、岳飞、范仲淹、文天祥、王安石、陆秀夫、顾炎武等人的嘉言懿行应介绍出来，以激起学生的敬慕心。4.诋毁民族史上如石敬瑭之流的汉奸。5.注重近百年史，把近代以来中国遭受的奇耻大辱用种种方法叙述出来，让一般民众知道。③ 王敬斋的文章立即引起教育界较大的反响。杨崇英赞同说：“我以为在现阶段之下，要想使历史教育普遍化，其效力最大速度最快的莫优于在各地作通俗的公开的历史讲演，宣传我民族伟人的事迹、嘉言懿行，详述外人对我侵略的情形、种种惨案，诋毁民族史上的汉奸，唤起民族意识，详陈人民与国家的关系、国民为什么要爱国，用极通俗极简单的比喻，来阐明国际间的情势，使他们明了谁是我们的友邦，谁是我们的敌人，再用种种例证，告诉他们真龙天子在现时之不需要。使他们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将来自然会为国家牺牲，为民族奋斗。”④有人将历史教育与民族复兴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历史教育关乎国家兴亡，应该发挥其救亡图存之功效：在提倡民族精神方面，举示中国历代伟大人物的主要贡献，以证明中国民族的优越，如秦皇汉武之武功，管夷吾王安石功绩，此足以激发人民之民族精神；同时举示振兴民族之中心人物，以兴敬重之念，鼓励作继起之努力，如淝水之战晋谢安大败苻坚等，其捍卫国家、民族之精神，实足激发后人之努力；举示民族遭难中之忠烈事迹，如文天祥、陆秀夫、史可法等实为民族英雄之模范，借以激发民众舍身报国之志气。此外，还应恢复民族的自信力、提倡中国本位的文化，以中国固有的文化为中心，发扬光大，使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有所敬重，并养成对于领袖之崇拜。⑤丁重宜进一步认为，战时中小学教育应以“民族为本位”，故当强化民族主义教育，他还提出改革小学教育目标的三项原则：应适切现代的中国环境，应强化民族意识以民族为本位，应依科学的方法排列。具体办法是：培养丰富之民族精神，培养复兴民族之决心，培养卫国爱群之热忱，培养抗御敌人之勇气；训练健强的体魄；增进适应环境生活的基本知能。⑥吴鼎则进而提出，战时儿童教育之实施应坚持四项原则：激发儿童抗敌情绪，培养儿童社会知识，普及儿童战争常识，训练儿童服务精神。⑦ 谢国勋则撰文呼吁，要“重新确立历史教育中心”，将“民族主义”置于历史教育之中心，而以历史教育作为培育民族主义之手段。文中列举其目的及理由有四：1.建立民族的自尊自信心。因近百年中国受列强侵略，签订屈辱的不平等条约，此国耻虽则可以刺激国民的爱国心理，但另一方面却因为没有认识我们国家过去的光荣历史而对民族的存亡发生怀疑，甚至失去其自尊自信的心理。这样于民族复兴有着莫大的危险。所以我们今日要求民族复兴，首先必从历史教育中去建立民族的自信力。2.激起爱国爱群的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是由民族的特性与对民族的认识而产生的，认识愈深，则利害与共的观念愈切，而爱国爱群的民族意识也愈强。3.陶冶并改良民族之品性。4.明了时代进化之轨迹。使受教育者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目标下前进。⑧ 教育界关注中小学历史教育改革、提倡历史教育为抗战服务及确定民族主义历史教育的建议，符合国民党一贯倡导的民族主义教育宗旨，对国民政府改革战时历史教育之决策产生了较大影响。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颁布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确定了九条教育方针，其中第六条就要求：“对于吾国固有文化精粹所寄之文史哲艺，以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发扬，以立民族之自信。”⑨这显然包含着唤起民族意识、恢复民族精神及确立民族自信心的深刻意蕴。在国民党看来，通过历史学科的教育，可以使民众了解中华民族的光荣与骄傲，不妄自菲薄，增强战胜敌人的信心。根据此九条教育方针，教育部拟具整理及改善战时教育具体方案，并规定：“对于各级学校各科教材须彻底加以整顿，使之成为一贯之体系而应抗战与建国之需要，尤宜尽先编辑中小学公民、国文、史地等教科书及各地乡土教材，以坚定爱国爱乡之观念。”⑩确定了改革历史教育、重新编撰历史教科书的实施要点。 1938年3月14日，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在教育部纪念周上发表题为《自信力和责任心》的演讲，其中指出在抗战危急存亡的关头必须提倡民族主义，以培养民族自信心，战时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要在“从根救起”的原则下将历史课程置于优先地位，以发挥其弘扬民族主义之功能。他讲道：“历史是生命演进的记载，是一种社会实验报告，是以人为试验品者，事实往往远胜于雄辩，是成败得失的南针和木铎，是免除后人虚耗生命力的经济学，所以它具备了支持民族存在的最大的力量，历史是可以重演的，全部材料的着重点，是因时代的需要而转移的，准备你来随时选择和应用，所以你要你的民族不会衰亡，必得要切切实实的保持这个材料所含蓄的力量，宝爱之、发扬之，个人的生命可以牺牲，历史不容毁灭，历史当然亦绝对不可毁灭。”他认为，为了培养民族自信力，“第一件事要使人人都知道我们的历史，以光荣事迹激发前进之信心，以耻辱事迹激发改进之勇气，过去无数的伟烈事迹和学术发明，最起码的要求是要让受教育的人完全都能了解，使每一县的人民知一县之历史，每一业之人民知一业之历史，每一学科亦均各有其历史。”(11) 发挥历史教育的民族主义功能，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基本主张。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尤其重视历史教育对培养民族主义情感的独特功用。1938年8月，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第一期毕业典礼上做了题为《革命的教育》的训词，对历史教育及历史教科书中忽视民族主义教育的倾向作了严厉批评。其云：“过去我们一般学校只重在教授外国文和理化数学等功课，对于史地教学，教师与学生都不注重。虽有这两门课目，或是偏重世界部分的讲授；或是与世界部分相并列，从来没有以本国为中心而讲授世界的史地，也没有特别充实本国历史、地理的教材内容。至于语文、音乐各科中应采用本国史地为中心材料，更为一般教师所不曾注意。这实在是我国教育最严重的一个错误，以致教出来的学生大多缺乏史地知识，多数学生对于本国的历史地理，所得知识既浅薄，多半模糊影响，甚至忘记了自己国家的历史，忘记了自己的祖先，忘记祖先所遗传下来的固有的疆土，不知自己祖国的历史和地理的人，怎能教他爱国呢？”他指出：“从今以后，大家不好再蹈以前的覆辙，一定要特别注重历史、地理的教育，以激发国民爱国卫国的精神，开拓我们民族光辉灿烂的新生命。”他还强调，实施民族主义“最重要的科目和教材就是历史和地理”，“唯有一般学生和国民认识本国的历史始能使他们明礼义廉耻，以激发其爱国的良知，燃烧其爱国的热忱，而发挥他们救国救民的良能”，故历史地理的教育“实在是我们革命建国教育的中心科目。”(12) 蒋介石的上述训词，得到了教育界的积极回应。郑鹤声于翌年发表的文章中对蒋氏提出的“史地教学为一切教育的重心”思想作了发挥。他指出：“历史教学之价值，在乎教材之运用……吾人对于教材之选择，必须适应时代，始能发挥其宏大之效力。”(13)至于选择历史教材之目标，他则从民族、疆域、政治、军事、文化五个方面加以说明。其基本思路为：“叙民族则注重于国内各民族之同化，而说明以汉族为共同化之对象；叙疆域则注重于统一与开拓之事实，而说明吾国疆土之不可分离，并其逐渐发展之过程；叙政治则注重于民治之思想，并说明建国时代之政治，而鼓励改革旧法之精神；叙军事则注重于民族战争，而以关于巩固国防、复兴国家与扶助弱小者为旨归；叙文化则注重于固有之道德思想、良善之政治制度、与夫有价值之科学知识，使读者明白中华民族历史上之发展与光荣，以激发其爱国家爱民族之思想，树之革命之基础，以完成抗战建国之大事业。”(14)最后，郑氏强调凡合于此五项标准者，应尽量加以发挥；其不甚切合者尽量加以减缩，庶几有裨于抗战建国之需要。 马宗荣更公开指出了战时历史教育之“民族主义教育”目标：“唤起全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使个个国民能尽忠报国。”为此，历史教育应当讲授之内容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尤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华民国中华民族解放之途径，以唤起男女老幼之民族意识、国家观念；阐明国家民族与个人不可分离的关系，及其相互图存之必要，使民众熟知有国始有家，有民族始有个人的大义，养成人人能为民族牺牲，为国家殉难，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或毁家纾难等尽忠报国的精神。”(15)此外，黎东方亦对蒋介石“史地教学为一切教育的重心”思想作了论证，并指出其“除了在目标上希望养成民族的意识与建设的兴趣以外，也有教与学的理论根据。”即：“历史是经，地理是纬。以历史地理为经纬，才能贯串各种其他的课程，这便是史地中心的理论根据。”(16) 李季谷曾对战时新历史教育问题作了系统阐述，其中明确指出，历史教育为民族复兴运动之利器，新历史教育使命在于培育国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自觉。他分析说，过去历史教育失败之原因集中于四个方面：一是教科书编审员编辑不良，选材不当，编次失宜，标题不妥；二是教员素养不足；三是教育者尚多不认识历史价值；四是不注意历史教学设备。那么，如何在抗战的新形势下革新失败的历史教育？其提出如下具体方案：1.中小学历史教育宜以人物为中心。2.莫忽视时间关系。3.正名斥邪。教历史者，必验忠勇贞松之操，令奸伪逆贼惧，始为有得。可用史事晓以邪正之途，明以顺逆之理。4.矫正我国知识分子的虚骄弱点。5.抓住要点。6.利用警句格言。7.歌颂忠义。8.标榜勇将能臣。9.指斥奸雄汉奸。10.利用乡土史料。11.扫除厌世思想。他认为要从这些方面实施历史教育，以“养成一般国民之‘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信念”。(17) 由此可见，抗日救亡的新形势迫切要求教育界确定“民族主义历史教育”的目标，借以发挥历史教育之民族主义功能。民族主义历史教育，要求注重中国文化建设以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它体现在本国史教科书方面，就是增加大量古往今来中国民众反侵略的光荣事迹以及国耻史的内容；体现在外国史教科书方面，就是关注近代帝国主义的发展与世界各国民族运动的趋势，激发学生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勇气。正是由于教育界和政府部门的重视和提倡，战时各级学校在不同程度上实施了“民族主义历史教育”。 二、战时民族主义历史教育之内容选取 抗战全面爆发后，实施民族主义历史教育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国民政府开始重视培育青年学生的民族观念和国家观念，并在具体实施中侧重“历史教育”的方式，而确定合理的历史教育内容则是达成此一目标的前提。教育部在其制定的《青年训练大纲》中对正确的“民族观”提出了三项基本要求：“1.认清中华民族为世界上最优秀民族之一；2.认清中华民族对于世界文化有其独特之贡献，应该发扬光大；3.认清中华民族为富有创造精神之民族。”其实施要点有三：一为说明中华民族之特性及其成为世界上优秀民族之理由及例证；二为讲述中华民族固有文化的特点，阐扬其优点，矫正其缺点；三为养成民族自信自尊的信念。同时，教育部还对正确的“国家观”提出了三项要求：“1.确立国家高于一切之信念；2.认清个人与国家之关系；3.认清我国之现状及此后应努力之途径。”其实施要点则有七项：“1.讲述个人之存亡与国家之存亡相终始之意义及例证；2.说明现代公民对于国家所应担负之基本责任；3.讲述先有义务始有权利之理论及例证；4.讲述我国历史地理，尤注意于历来外患史实；5.讲述富于国家思想及民族意识之故事；6.讲述建设现代国家所必须具备之条件及中国目前之需要，并研究努力实现此项需要之方法；7.充分利用乡土教材并实地考察。”(18)教育部随后颁布的《修正历史课程标准》及据此编撰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大体上是根据这些基本要求及实施要点制定的。 当时教育界就历史课程如何实施民族主义教育作了热烈讨论，并对历史教育内容取舍的标准及据此标准选取何种历史知识提出了许多建议。在时人看来，历史教材选择的基本标准，要以民族主义为中心说明中华民族的优越性和整体性；要在文化方面，郑重指出我国固有文化的创造性和伟大性，并说明今后努力之途径；要从历代民族英雄的忠烈事迹说明中华民族精神的浩大磅礴；要从现代的国际关系说明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的经过和国民革命的必然性。(19)概括说来，战时民族主义历史教育的内容主要集中于五个方面。 第一，讲述中华民族的光荣史迹。历史教育既然成为“民族的武器”，那么在教材内容的选择上当以讲述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为主。运河、长城等伟大建筑，火药、罗盘针、印刷术等伟大发明，因其可证明中华民族的优越并达到唤起民族自觉心之效果，故当详加讲解。何健民对救亡图存目标下的高年级社会科(包括公民、历史和地理)教学情况作了研究后提出，小学高年级历史科选材内容应包括：首先，能奋身征战以捍卫民族者，其可分为：1.奉命奋威御敌拓疆者，如秦蒙恬之败匈奴、元成吉思汗拔都等之西征、清年羹尧岳钟琪之平青海等；2.远渡绝域威敌立功者，如汉张骞之使西域，后汉班超之通使西域直抵葱岭以西，明郑和之奉使西洋，服属数十国等；3.出使应敌临危不辱者，如汉苏武出使匈奴，留十九年，不辱使节，唐代郭子仪之单骑入回纥，清代林则徐拒毒取义等；4.以寡敌众奋威保国者，如晋谢玄之败苻坚于淝水，宋韩世忠之败金人于京口，明戚继光之平倭寇等；5.忍辱淬励卒成中兴者，如越王勾践与其臣文种范蠡败后，屈己臣妾于吴，卒能生聚教训，以成越国之中兴；6.巾帼从戎忠勇足式者，如汉木兰从征匈奴，谯国夫人之奋勇杀敌等；7.公而忘私毁家为国者，如郑弦高之犒师，汉卜式之毁家纾难等。其次，能抗战死难以激发民气者，主要有以下三类：1.以名将力征而含冤废亡者，如宋岳飞之决战败金，班师冤死；2.以大臣际国亡而殉难者，如宋末之文天祥陆秀夫，明末之史可法等，皆兵败就义，大节凛然；3.以疆吏为内乱而死难者，以守将拒侵略而死难者，以志士谋革命不成而死者，以女子而卫国或殉难者等。(20) 中国历史是中华民族文化最重要之载体。历史教育与国家民族的兴衰、道德伦理的培养、人才的教育、家族的延续都有重要关联，民族意识、民族自尊心、道德规范、人们的品德情操气节，均靠中国历史教育而加以培育。为此，时人强调战时中学历史教学应注意阐明中国历史的悠远、说明中国版图的逐次扩张、说明中华文化之伟大、发扬中华民族的固有精神。(21)康伯就指出，历史教育之目的，在发扬民族以往的光荣，好使民众激扬奋发，去做那抵御外侮的英雄，不在形容民族过去之耻辱，叫大家唏嘘流涕，故“只应表彰民族的美德，不必暴露民族的弱点”，“应满载那成仁取义的事迹同特立独行的人物，不要以寡廉鲜耻的言行与大奸巨猾的姓字侮辱篇章。”(22)熊行易则强调历史教育是精神国防的工具，对于民族盛衰、国家的兴亡有着极大影响，故战时历史教育应注重以下五点：1.讲述过去的历史光荣以恢复民族的自信心；2.讲述固有的民族思想以激发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民族奋发的原动力，也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武器；民族思想则是民族精神的源泉，培育民众精神必须发掘民族思想；3.讲述历来的国耻以激发复仇雪耻的决心；4.讲述历来亡国的痛苦以警惕人心；5.讲述民族遭难时的忠烈事迹以激发舍身报国的志气。(23) 第二，讲述中国各民族团结与民族平等。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历史教育应妥善处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正确看待中国历史上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肯定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对中华民族发展之贡献，并强调其在民族复兴中的休戚相关及共同担负之伟大责任，如此方能体现历史教育中强调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之进步理念。为了培养学生正确的民族观念，反对“大汉族主义”，在历史内容选材上要着力发掘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及友好来往的材料，增加有利于民族团结的内容，相应淡化历史上各民族间的分歧、冲突和矛盾，意在引导学生在民族危机面前确立“中华民族共同体”信念。受以往狭隘种族观念的影响，中国历史上汉族统治者往往以所谓蛮夷戎狄等野蛮名辞称呼周边少数民族，极易受外寇之挑拨离间而产生冲突，故必须改变此种不平等之称谓。康伯就指出，“现代的中华民族，是合汉满蒙回藏苗瑶而成的。我们讲历史，万不可提倡狭隘的汉族主义，冷落他族，使人生恨。应极力设法，造成一各族共同的历史，使满蒙回藏苗瑶族的人都自觉他们不特是目前与我们休戚相共，将来同我们共存共荣，就是以往，也是早成一家，相依为命。必如此方能各族团结，表示出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24) 第三，大幅度增加近百年国耻史内容。林砺儒等人提出，在历史课程及教科书分量分配上，古代史部分应注意特质规定，而将考证性的材料减少；时代较近的部分，史料分量须酌量增加。(25)历史教科书中近代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侵略、外交失败之痛史等国耻教育内容，是增强学生民族使命感的极好素材，增加国耻教育、国难教育、国防教育及抗战前线战士的英勇事迹等内容，旨在使学生深切认识中国被列强欺凌的历史和现状，教育学生团结御侮。赵心人编写的《初中新外国史》就详细描述了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屡次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其中强调：“中华民族最重大的任务，莫过于抗拒外辱，保守领土，使民族国家得以存在，然后一切改革与复兴，方可计议。这一救亡责任，已摆在四万万五千万人的身上，救亡图存，意识刻不容缓了。”(26)而廖世承也指出，不仅应注意近代以来的国耻史内容，而且应注意“各国民族的复兴，并特别的留意当时人民应付国难的经过，以作今日的借鉴”。(27) 第四，褒扬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先贤先烈及英雄人物。要讲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光荣，就离不开褒扬先贤先烈及英雄人物。弘扬有民族气节之历史人物，成为战时历史教育的重要内容。先秦时期投江殉国之屈原，汉代通西域、灭匈奴以雪国耻之张骞、班超，滞留匈奴十九年而不辱节之苏武，均受到热情赞颂。两宋时期岳飞、宗泽、李纲、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爱国忠君之举，得到了褒扬，岳飞、文天祥的故事不断被演绎。明朝击退瓦剌之于谦、抗倭名将戚继光、抗清名将史可法等，自然也成为战时历史教育正面颂扬之英雄人物。与此相对，充当汉奸出任伪职之张邦昌、刘豫，对敌妥协残害抗战将领之秦桧、贾似道，则受到无情的鞭挞。郑鹤声对中学历史教材如何讲述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提出了具体意见：初级历史“当以小学之程度为根据，应以精神的陶冶为主体，以伟大人物为诵习之对象。其实施之目标，应注意下列各点：1.描述伟大人物之嘉言懿行，养成其高尚之品格；2.描述可歌可泣之故事，以养成其艰苦卓绝之精神；3.描述各种人物成功失败之原因，以为摹仿之法则。”中级历史“当以初高中之程度为根据，精神与知识应处于平等之地位，以人物品格、社会主潮为诵习之对象。其实施之目标，应注意下列各点：1.对于某一事实之观察，以代表人物为中心，而加以解释，以明了其中心之所在；2.对于某一时代之变迁，以提纲挈领之手段，阐明其主要潮流之所在；3.伟大人物之思想与行事，加以比较研究，使知人类感情思想之本质，树立人生之基本观念；4.社会活动团体之真相，加以综合观察，藉以阐明人类社会之为有机体”。(28) 第五，从地理环境讲述中国历史变迁。历史和地理教育自被蒋介石尊为培养民族精神、实施民族主义教育之“中心学科”后，受到了教育界的格外重视。郑鹤声即列举了史地综合教育之十大目标：一曰养成健全之国民(即真正之中国国民)，以负起建设中华民国之责任；二曰养成顶天立地之人格(即艰苦卓绝之人格)，以创作富强康乐之国；三曰提高民族意识，以发扬民族之精神；四曰融合民族之情感，以团结国内之民族；五曰发扬固有之文化，以为接受新文化之基础；六曰建设现代政治，以实行总理遗教；七曰研究丰富之资源，以实行实业计划；八曰促进边疆之认识，以求民族领土之统一；九曰了解国际之大势，以明白重要国际问题之由来，及国际间之地理背景；十曰明白对于全人类之责任，以弘扬三民主义于世界。(29)同时，史地教材合并为同一学科以进行民族主义教育的形式也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潘湛钧对史地教育的重要性及其教材与教学法作了认真检讨，认为史地综合教育有两个原则，“第一，历史地理应该把他合并为一种学科。第二，史地教材应以经济为基础。依据这两个原则教授，同时依据这两个原则编教材，一定可以使学生对于国家民族的意识培植得根深蒂固，对于我中华民族盛衰兴亡的因果，以及目今国际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得到彻底的了解”。根据这两个原则，他详细列出了《高中本国史地教材纲目》，其内容包括七个部分：1.绪论，讲述人类与地理、地理与历史、地理与经济的关系；2.从中国地势、资源两个方面说明地理环境对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影响；3.资本主义发生之发达与中国，讲述资本主义发生原因、资本主义的特征、资本主义生存发达之要件、资本主义及于我国后的影响；4.帝国主义之在我国之史的发展，讲述对侵略国的认识、我国被侵略的事实；5.我国不平等条约的分析，可视时间之多寡讲述割地、赔款、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定、最惠国待遇、势力范围、内河航行权等；6.中国革命运动的过程，讲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与五卅惨案、北伐经过、九一八与“一·二八”、卢沟桥事变与八一三抗战等；7.国共合作的统一完成。(30)潘氏采取史地混编的方式，从地理环境的角度阐述中外历史发展的差异，说明中国受资本主义侵略而被迫进行革命的历程，借以达到激发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意识的核心教育目标。 三、战时历史课程标准所体现之民族化趋向 课程标准是教科书的灵魂，规定着教科书的基本内容。历史课程标准作为历史教科书取材的规范要求，决定着能否编入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故考察战时历史教育内容，不能不对教育部制定并颁布的历史课程标准进行分析。 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三民主义被确定为其教育宗旨。为了在历史教育中贯彻三民主义，教育部于1932年、1936年、1940年三次修订历史课程标准，以规范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之编写。 教育部于1929年制定的中学历史课程及其教育目标，经过三年间修订，于1932年正式公布。其《小学课程标准·社会》提出，历史课程目标在于“指导儿童了解国家民族的历史演进和文物制度的大概，并培养儿童爱护国家努力自卫的精神”，使其具备“参加民族运动，促进世界大同等的道德知识和志愿”。《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中亦规定其教学目标在于“激发学生民族复兴之思想，且培养其自信自觉发扬光大的精神”。而《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则明确其教学目标为：“(壹)叙述我国民族之拓展，与历代文化政治社会之变迁，以说明本国现状之由来，而阐发三民主义之历史的根据。(贰)注重近代外交失败之经过，从政治经济诸问题之起源，以说明本国国民革命的背景，指示今后本国民族应有之努力。”(31)由此可见，教育部确定的小学、初中、高中三层级历史课标之目标，均强调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以培养学生的民族危机意识，并重视激发学生的民族复兴自觉性及民族精神。 面对越发严峻的民族危机，教育部于1936年对中小学历史课程标准进行修订，增加了有关中华民族光荣史及文明史内容，更加注重弘扬民族精神。同年颁布的《小学高年级社会课程标准》关于历史部分之主要内容有：我国民族的起源发展和现状的讲述研究；我国历代疆土变迁和现状的大概研究；我国历代有关民族光荣的重要人物及其伟大事功的讲述研究；我国历代政治变迁和社会进化的大概研究；我国历代文物发明进化的研究；我国近百年来外交内政重要史实的讲述研究；我国近代革命运动的讲述研究；日本的强盛及朝鲜、印度、南洋等和我国历史关系的讲述研究；西洋古代文明的大概研究；世界历史上重要发明的讲述研究；英法美德苏意各强国历史的大概研究；欧洲人殖民事业和世界弱小民族独立运动的大概研究；产业革命的因果及其对于我国影响的大概研究；欧洲大战的因果及其对我国关系的大概研究；现在我国地位和国际形势的研究；我国历史时代和世界历史纪年的系统研究。(32)同期修订的初中历史教育目标有四项，其中第一、二项实际上是讲授本国史所要达到的目标：“一、研求中国民族之演进，特别说明其历史上之光荣，及近代所受列强侵略之经过与其原因，以激发学生民族复兴之思想，且培养其自信自觉、发扬光大之精神。二、叙述中国文化演进之概况，特别说明其对于世界文化之贡献，使学生明了我先民伟大之事迹，以养成其高尚之志趣与自强不息之精神。”至于高中历史教育目标则有六项，其中第一、二、三项规定了本国史课程要达到的目标为：“一、叙述我国民族之拓展与历代文化政治社会之变迁，以说明我国现状之由来，而阐发三民主义之历史的根据。二、注重近代外交失败之经过，及政治经济诸问题之起源，以说明我国国民革命的背景，指示今后本国民族应有之努力。三、过去之政治经济诸问题，其有影响于现代社会者，应特别注重，使学生得由历史事实的启示，以研讨现代问题并培养其观察判断之能力。”(33)由此可见，1936年修订的历史课程标准强调了中华民族光荣历史及文化演进、激发学生民族复兴思想、指示今后中华民族应有之努力等内容。 依据上述1936年新课标而编撰的各级历史教科书，就具体体现了其所规定的历史教学目标。罗香林的《高级中学本国史》即遵照教育部所颁新课程标准编辑而成，其“所有章目悉依部颁高中《本国史教材大纲》分别叙述，不以私意略加更动，专供高级中学本国史教学及一般学者参考之用”。其自述该书特色云：“本书以客观态度，叙述吾国历代重要史实，而尤注意吾国国族之扩张，及对外交涉得失之因果，与历代社会经济及文化之变迁，以说明吾国种种现象之由来，以推求三民主义之根据，而开示吾国国族所应负之责任及其应有之努力。”(34)该书课后设置的“问题讨论”，亦充满着唤起学生抵御外侮之民族意识及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力之意。其中如“倭国于何时始朝贡于中国？”“试述两汉中国与倭国之交通”，“试述隋唐二代中国与倭国之交通路径”，“日本文化为中古中国文化之尾闾，能提要而述之乎？”等问题显然旨在培育学生之抗日意识。书中还盛赞东晋有识之士“坚卓不拔、以复兴之责自任”之立国精神，并对中华民族发展与历史演进作了精辟阐述：“中华民族非单纯之部族也，然时至今日，则尽皆觉其为同种族同国家之一员，无他，五千年文化陶镕之所自也，五千年来民族发展之所致也，五千年来吾先贤先烈心血力之所成也。”(35)其对民族复兴及民族前途亦充满了信心：“中国民族之积弱而见欺于外人，诚至今日而极矣，然此为一时变例。以中华民族天赋之优厚，生命力之富足，欲谋复兴，抑何难哉？”(36) 全面抗战爆发后，争取民族生存和国家独立成为时代主题，历史教育之民族主义功能得到空前彰显，而教育部原定的历史课程标准及据此编撰的历史教科书难以完全适合战时弘扬民族精神之需求，亟须重新修订。宋云彬指出，本国史是中学青年最重要的功课，但教育部战前所定历史课程标准“显然不甚适合于抗战建国的现阶段了”，而其最不合理处是将本国史分成上古史、中古史、近世史、近代史，定课程标准者显然没有懂得历史的关联性，而硬把它切断，用人为的划分来代替历史自身的划分。同时，“教材大纲中把每一期的题目都规定了，从什么太古之神话起一直到国民政府的建立，规定的详详细细，编者只要在每个标题下面，填上若干方块字，加入几幅图表，就可以成为一部初中或高中的历史教本。”(37)抗战以来，教育部没有及时把历史课程标准加以修正，使之适合当前需要，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亦仅仅是将旧编教材再版发行。为了适应战时需要，必须改革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并据此编写新教材。为此，他认为本国史课程标准应从四方面着手改革：一是叙述具体的历史事实，以说明我国历史发展之诸阶段，并特别注重由封建社会阶段转化入半封建半殖民地之社会阶段的具体说明；二是叙述我国历代与外族之关系，以说明我国民族之拓展及因落后民族之侵入而使中国封建经济之不断的逆转；三是叙述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经过，以说明国民革命之背景，阐述三民主义之历史根据；四是特别叙述日本帝国主义之一贯的大陆政策及其蓄意灭亡中国之历史背景，及中华民族一致团结抗战到底之历史任务，使学者明了在全民族一致坚决奋斗中必能获得历史所决定之最后胜利。为了强化中小学的民族主义历史教育，他提出应该“略古而详今”：“过去教历史的，大都略古而详今，这是对的，对于现阶段的历史，当然应该叙说得特别详尽一点。因此讲本国史的对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怎样受帝国主义侵略而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史实，必须讲得特别透彻。”(38) 黄觉民亦强调，战时课程的特性是课程编制要适应战时需要，由中央制定战时各级学校课程标准大纲，使各校有所适从并限各校必须遵照。他指出，战时课程改造的方针是详今而略古，历史课程“可以探究我国所以被侵略的原因，敌国所以富强之道，不平等条约的缔结，屡次国耻的经过，各国民族复兴的过程，我国复兴民族的努力，我国的现势，而以时事的研讨为最切要，近百年史为次，上古史可让专家去研究，中古史亦暂可不读”。具体做法是：1.应根据国富民力缩短课程的年限。如历史课程，古代近代都非人人必需的适当常识，且古代史诸多不实，以教学生，等于欺人自欺，不特不需要，而且急宜避除。近代史与我们日常生活也少直接关系，亦非人人必需。惟有现代史与日常生活关系较切，应略熟习。其为人人所需要的，还是最近时事，而历史课程中却空无所有，应该增加。2.应根据国民生计的需要，义务教育以后的课程应以职业知能为主干，而以普通知能为补充。为此，他将战时课程改革的根本目标设定为：“把历来偏重广博的课程，改为偏重专精的课程；把一向偏重文化修养的课程，改为偏重职业修养的课程；把冗长重复的课程，改为短小精悍的课程。”(39) 在教育界强烈呼吁实施民族主义历史教育的背景下，教育部根据《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对历史教育进行改革，并着手修订新历史课程标准。1940年9月，教育部颁布了《修正初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对课程目标、时间支配、教材大纲、实施方法等均作了原则性规定。教育部于1942年颁布修订后的《高级社会科课程标准》所规定的历史课程，强调了本国史中能够体现民族精神之思想文化、历史名人、嘉言懿行，及近代以来国运日渐衰落的现实、近代中国革命与外交等内容。它对我国古代文化、历代学术思想、历代重要发明、历史上重要人物、近百年来的内政外交的重要事实和革命运动等部分作了比1932年《小学课程标准·社会》、1936年《高年级社会课程标准》更为详细的阐释。而1940年的《修正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规定初中历史教学的目标为：“(壹)叙述中华民族之演进，特别注意各支族间之融合与其相互依存之关系，以阐发全民族团结之历史根据，而于历史上之光荣，以及近代所受列强之侵略与其原因，尤宜充分说明，以激发学生复兴民族之意志与决心。(贰)叙述中国历代大事，并略论文化之演进及其对于世界之贡献，使学生明了我先民之伟大，以养成继往开来之志操与自强不息之精神。”(40)这两条规定突出了民族主义历史教育之功能。教育部同期公布的《修正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同样以实施民族主义历史教育为主要目标。其规定的历史教学三项目标中，第一、二项显然是讲授本国史所要达到之目标：“(壹)叙述中华民族之起源、形成及其疆土开拓之经过，而各支族在血统上与文化上混合情形及其相互依存之关系，尤应加意申述。使学生对于中华民族有整个之认识与爱护。(贰)叙述我国历代政治、文化、经济、社会之变迁，尤其足以影响于现代社会生活之史迹，应特别注重，藉以明白我国现状之由来，而于古代之光荣与近世外力之压迫以及三民主义之历史背景，尤应从详申述。以启示学生复兴民族之途径，及其应有之努力。”(41)与1936年的历史课程标准相比，其中增加了七七事变与全面抗战、抗战建国纲领及其实施、现代之中国(包括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项)等内容，并且强调：“高中本国史教材，应避免与初中重复，注重特殊之事实，凡初中已有叙述者，仅于各时代之首列‘概说’一章，略作一简单的系统的回顾。”该历史课程标准还更加重视发挥本国史在培养学生爱国精神和民族意识方面的重要作用，增加了本国史在历史教学中的比重，缩小了外国史的比重。这不仅体现在本国史教学内容大大多于外国史内容上，而且体现在本国史教学时间远远超过外国史时间上。初中本国史由原来的四个学期增加到五个学期，外国史则由原来的二个学期削减为一个学期；高中外国史由原来的三个学期削减为二个学期，而本国史则由原来的三个学期相应增加到四个学期，体现了此消彼长的总体态势。这显然是希望学生更多地了解本民族历史，借以激发其民族精神，可视为强化民族主义历史教育之重要举措。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还强化了对历史教科书之统一管理，教科书编写一改过去民编官审方式，转为由政府主导之官修官审的“国定制”。教育部订定之《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中对中小学教科书作了原则规定：“今后各级学校所用之各科教材与教科图书，国家应另定专款，聘请有名学者及有教学经验之专家及教师从事搜集与整理，继之以编辑，以为教学时之工具。”其具体实施要点共十条，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二两条：“一、教育部应成立各级学校各科教材编订委员会，先草订或修正各级学校各科课程标准，再依据课程标准订定各科教材要目，以为选择教材及编辑教科书之标准。二、小学教科书及中学、师范用之公民、国文、历史、地理教科书，应由国家编辑，颁发应用。”(42)这两条实施要点明确了政府主导中小学教科书编写的政策导向。 据教育学家边理庭在《抗战以来我国中等教育的实况》中披露：1938年6月，教育部为了编辑统一的国定教科书而专门成立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并在武汉招考了一批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员，这批编审员有12人为中小学教科书编辑员，14人为中学教科书编辑员，17人为中小学教科书审查员。在14位中学教科书编辑员中，担任国文、公民教科书编辑的分别有4人，历史、地理则各有3人，除了招考的人员以外，还聘任各科专家若干人担任编辑。据教育部公布的《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章程》可知，该委员会由教育部常务次长担任主任委员，其职责是计划和实施中小学各科教科书的编辑工作，并改组原有的编辑委员会。其具体工作有三：一是对于坊间流行的教科书予以总审查，不合需要的予以取缔。二是编辑补充教材，以补充教科书中缺少的有关抗战的材料。三是编辑适合时代需要的中学各科教科书。(43) 1942年初，教育部将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并入国立编译馆，负责按刚公布的新课程标准编辑中小学教科书，编就后交给正中书局印行。其后，教育部逐步推行部定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标准本”，并对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体例、编制、课数、字数、用词、行文等均做了统一规定。同时还对推行“标准本”之科目加以扩大，中学之公民、国文、历史和地理四科亦开始使用“标准本”。鉴于正中书局无力单独承担“标准本”的出版发行业务，教育部遂授权正中书局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局、文通书局这七家书局于1943年联合组成“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以下简称“七联处”)，共同承担教育部部定教科书的出版发行。“七联处”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主要有《高级小学历史课本》(教育部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编)、《高级小学历史(修订本)》(宋延庠等编、国立编译馆校订)、《初级中学历史》(教育部教科书用书编辑委员会编)、《初级中学历史》(国立编译馆主编、聂家裕编)、《新编高中本国史》(金兆梓编)、《新编高中外国史》(金兆梓编)等。这些历史教科书均依据教育部颁布的新历史课程标准编撰而成，突出了历史教育之民族主义功能，使民族主义历史教育在国统区得以普遍推行。 如上所述，教育部根据新历史课程标准组织编审的历史教科书对贯彻民族主义历史教育起了推动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亦暴露出许多问题，引起了教育界不少学者的批评。黄野芸批评“历史教材内容陈旧，停留在老的窠臼中”，要求改变历史教科书之国定制，建议由历史专家根据新课程标准独立编写历史教科书：教育当局须认清历史是国魂之所寄，是公民教育的骨干，与国家的存亡、社会的安定健全是有莫大关系，而一改过去的成见，教材审定工作由专家任之。他提议：教科书编著要与专门研究切实联系，教科书应追随史学前进而改变，接纳最新研究成果；引用古书必须非常审慎；编写本国史，不但要注意国内专门研究的成果，同时还要注意外国汉学家研究的成绩，例如法人沙畹、伯希和、高本汉等对汉学的整理成果。(44)在他看来，编辑本国史教科书不仅要借用本国历史学界的新成果，而且要有世界眼光，充分吸收国际汉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体现了一种开放的国际视野。 其时，张健甫亦对战时历史教育作了考察，认为教育部编定的历史教科书存在三方面缺点：一是大都机械地依照教育部规定的课程标准，把每个时期的许多事实，平均分量，分别叙述，而没有把握住每一个时期社会经济的特殊形态，进而说明其政治的、社会的、军事的诸方面的现象，使读者了解那一时期的社会特质及其发展的过程，而只零零碎碎，胪举许多事实，以致读者茫无头绪；二是一般教科书的分期法仍然是依照过去传统的方式，分为什么上古期、中古期、近古期等；三是对于历史上重大事情的发生只叙述一些表面现象，而不能探究其必然因果。他还对部定历史教科书中关于近百年来中国史的取材中存在的共同缺点作了归纳：偏重于记述帝国主义的侵略，忽略了中国民族的反帝运动，这颇使民气沮丧，并使一般青年学生错觉民族前途之希望渺茫，因而失望、颓废、悲观、放荡，这是最足以损害民族的健康心理的。同时对于帝国主义的形成，及其侵略中国的目的和步骤，也很少有明白的叙述，特别是关于帝国主义间相互的矛盾，及其本身所蕴藏的各种危机，尤未能详细指出，以激励读者抗拒帝国主义侵略的勇气，从而造成部分读者只看到近代中国之黑暗的一面，看不到它的光明一面。(45)这些批评意见，实际上针对的是历史新课标及部定教科书过分强调国耻史所带来的弊端，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战时历史教育过分强调民族主义功能之偏向。 四、战时历史教育之世界化支流 民族化与世界化，是民国时期历史教育和历史书写的两种趋向。中小学历史教育内容主要分本国史与外国史两部分。本国史内容的加强体现了历史教育之民族化趋向，外国史内容的加强则体现了历史教育之世界化趋向。本国史与外国史课程内容的消长，大致能够反映历史教育重心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中小学生进行本国史教育，旨在弘扬固有文化与民族精神，培养其民族意识，带有较强的民族化倾向；而开设外国史课程并编撰外国史教科书，旨在使中小学生了解世界历史，开阔国际视野，带有明显的世界化倾向。历史教育的世界化趋向，大体上顺应了近代以来中国走向开放并融入世界的时代潮流。 1922年新学制开始实施后，常乃德、徐则陵受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的委托起草了《初高中历史课程纲要》，其中就规定“使学生对于本国历史，得因比较而益审其在世界史中之地位”，将正确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作为历史教育之重要目标。(46)此时的中外历史教科书内容主要采取“混编”办法进行编撰。如傅运森、朱经农等人编写的《新学制历史教科书》公开申明：“本书打破朝代的、国界的旧习，专从人类文化上演述变迁的情形。”(47)其倡导世界化之目的在于“习练政治上的智识和道德”以求得国家统一及“和世界各国平等相处”。(48)此种世界化倾向体现了中国走向世界、了解世界和融入世界的开放姿态，但在五卅运动后受到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强烈冲击。1926年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通过《今后教育应注意民族主义案》，肯定了民族主义在历史教育以及未来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该提案随后付诸实施，这意味着历史教育之世界化趋向开始减弱，而历史教育的民族化趋向则相应地得以强化。 教育部在制定中小学历史教育课程标准时，逐渐改变了中外史混编的历史教学模式，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亦随之采取中外分编模式，分别编辑本国与外国史教科书。尽管历史教育中的民族主义内容分量有所增加，但1932年颁布的中学课程标准仍明确规定：外国史教科书编写目标应为“培养学生的国际常识，并养成其远大的眼光与适当的国际同情心”，同时“注重国际现势下的中国地位，使学生不以高远的理想，而勿忘中国民族自振自卫的必要”(49)，旨在培养学生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开放的世界眼光。1936年颁布的《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尽管突出了弘扬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心的内容，但也并没有放弃历史教育的世界化倾向，仍然将了解世界大势、确定开放的现代国际观念作为重要的培养目标。教育部确定的初中历史课程目标有四项，其中第三、四项显然是外国史课程所要达到的目标：“三、叙述各国历史之概况，说明其文化之特点，以培养学生世界的常识，并特别注意国际现势之由来，与吾国所处之地位，以唤醒学生在本国民族运动上责任的自觉。四、叙述中外各时代文化之变迁，应特别说明现代政治制度及经济状况之由来，以确立学生对于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之信念。”而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目标有六项，其中第四、五、六项是讲授外国史所要达到的目标：“四、叙述各重要民族之发展，与各国文化政治社会之变迁；使学生对于世界之趋势，获得正确的认识与了解。五、说明近世帝国主义之发展，民族运动之大势，与现代国际重要问题之由来，以研讨我国应付世界事变之方策，而促成国际上自由平等之实现。六、叙述各民族在世界文化上之贡献，及其学术思想演进之状况；应特别注重科学与工程对于现代文明之影响，以策进我国国民在文化上急起直追之努力。”(50)可见，中学历史教育所要达到的目标，除了增强民族化趋向之外，仍然注意叙述世界各民族发展及其文化成就，叙述各国变迁情况及对中国的影响，培养学生“世界的常识”、使其了解“世界之趋势”、“民族运动之大势”与“现代国际重要问题之由来”等，借以发挥外国史教学培养学生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开放的世界眼光之功能。 从总体上看，如果说民国成立初期历史教育偏重于世界化的话，那么，20世纪30年代之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民族主义的勃兴，历史教育逐步偏重于民族化。抗战全面爆发后，战时历史教育变成民族主义历史教育，民族化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成为历史教育之主潮，而历史教育的世界化趋向则成为历史教育之支流。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强势的民族主义历史教育成为主潮后，历史教育之世界化趋向并未中绝，这在国民政府制定的战时教育政策及1940年颁布的新课程标准中可以窥出。 1938年2月，教育部制定的《青年训练大纲》在提及战时青年学生培养目标时，除了规定要培养正确的人生观、民族观和国家观之外，还特别强调要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且其培养目标包含五方面内容：“1.认清世界各国之现状；2.认清近代国际社会之性质；3.认清我国与世界各国之关系；4.认清我国在国际上所居地位及对世界所负之使命；5.说明我国须先恢复自由独立与平等，始能促进世界于大同之意义。”其实施之要点为：一是讲述近数十年来各国之状况，尤注重于军事、政治、外交、经济之动向及其原因。二是分析近代国际关系错综复杂之性质，以说明我国之国际地位。三是讲述我国近数十年来与外国交往之史实。四是说明我国恢复自由独立与平等的奋斗即为维持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大同的努力。(51)确定战时青年之“世界观”目标，体现了国民政府对培养青年开阔之国际视野及开放之世界观念的重视，其制定的实施要点明显地体现了以讲述世界各国历史的方式培育世界观念之意。 1940年教育部修正的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目标有四条，其中第三项所规定的是外国史教学所要达到的目标：“叙述世界各主要民族之演化及其在文化上之特点与其相互间之关系，以养成学生对于世界之认识，并特别注意国际现势之由来与吾国所处之地位，以启发学生对于抗战建国责任之自觉。”(52)与1936年教育部颁布的初中历史课程目标相比，其外国史部分作了较大改动，不再将外国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世、现代史，而是把上古史与中古史浓缩，重点讲述世界近现代历史，这种做法显然是为了适应战时特殊情势的需要，旨在了解世界强国之道，使学生更多知晓与战时中国密切关联的世界形势。教育部颁布的《修正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所规定的三项目标中，第三项同样是外国史课程讲授所要达到的目标：“叙述上古以来世界各主要民族之演化，与各国政治、文化、经济、社会之变迁，及其相互间之影响与关系，使学生对于世界有正确之认识，而近世科学之功能、帝国主义之发展、民族运动之大势、以及现代国际问题之由来，尤应充分说明，以策励学生研讨世事，探求科学，而努力于抗战建国之大业。”(53)叙述世界上古以来各主要民族演化与各国历史变迁之目的，仍然在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认识，了解世界发展之大势。教育部还强调：“研究外国史之目的，既在使学生了解国际之现代社会情形，故当教授古史之际，应随时随地举出现代之特别情形。以为彼此互证之用。例如教法国革命(史)时，可引俄国革命为比较，俾学生不但可以了解已往之法国革命，并且可以更了解现代之俄国革命，而对于其他的一切革命，亦可发生更明确的了解。”(54)为此，它要求在历史教学中注意中外历史之比较与联络：“教员教授时不但应注意前后之比较与联络，并当随时谋本国史与外国史之比较与沟通(比较如中国与欧洲人用罗盘针之先后，沟通如汉与罗马之间接交通)，以采纳混合教学法之优点。”(55) 民族主义成为战时历史教育之主潮后，教育界有识之士看到了过分强调民族主义所带来的狭隘民族主义偏向，主张以历史教育之世界化(世界意识和国际眼光)对其加以纠正。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战时历史教育之世界化趋向并未中绝。张健甫曾对战时历史教育发挥民族主义功能之利弊作了冷静分析，他既肯定了民族主义历史教育的必要性、合理性及其积极贡献，也批评了过分强调民族主义而导致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复古倒退倾向。其云历史教学：“一方面则从古人许多惊人的发明和创作，使其了解中国民族本质的优良，而非侵略国家所谓的劣等民族，同时关于我们民族本身所有的弱点和缺点，也不可讳言，并应具体的指出，及指示其自救之道，以免青年学生趋于虚浮夸张，或悲观失望之两个倾向。另一方面，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世界各民族的共同平等生存，及其如何互相观摩、互相进步，亦应详细的阐明，以免养成国民的狭隘的民族观念。”这显然是要以开放的世界眼光来矫正狭隘的民族观念，维护国内各民族团结与世界各民族之平等共存。他还提醒政府和教育界：“学习历史，绝对不是提倡所谓复古主义和崇古主义，其目的在使青年学生，一方面了解人类的生活状态，是在经常不断的进步，如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等，一方面使其由知道社会进化的过程中，学习先贤先哲的斗争经验，以为其自身参加社会活动的模范。”(56)这显然是主张以社会进化史观审视人类发展史，借以矫正民族主义历史教育中的复古主义偏向。 苏沉简在《论历史教育》中指出，重视历史教育的同时必须警惕民族主义所导致的“妄自尊大”倾向，必须以开放的世界主义来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其云：“提倡历史教育有一个最危险的结果，那就是狭隘的国家主义的养成……提倡历史教育可以引起人民的爱国心，这是好的现象，但一件事情走到极端就往往产生坏的结果，狭隘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是有害的。对于国家的观念我们认为最好用历史进化观念来解释……我们不能盲目的提倡狭隘的国家主义，同时在这个时代我们也不能妄想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因为国家还是历史现阶段所必需的。国家进化到大同世界是可能的，但并不是勉强的用外力来逼成的。”为此，他认为历史教育的关注点应该放在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观念上，进化观念、时间观念、空间观念及国家观念之培养，远远重于具体历史知识之传授。在历史进化观念培养方面，讲清“社会是前进的不是后退的……进化观念是必需的”。在培养正确的国家观念方面，讲清“国家是历史的产物，是现阶段所必需的，所以我们须保卫她”。(57)只有这样方能避免历史教育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之极端。 康伯也对如何编撰本国历史读物做了研究，他提出实施民族主义历史教育及编撰相关历史读物务必要有“现代眼光”。所谓“现代眼光”，就是克服狭隘民族主义而具有世界化倾向的国际视野。他从五个方面作了阐述：1.“选择材料，应全以现代眼光为准绳，一切古代的制度文物、风俗礼教、军旅征伐、农工食货，以及平民生活的状况，民族转徙的经过，凡可以使我们明了今日的中国者，都应忠实地记出；其与今无关之事，纵令他本身极有价值，终是无补实用，概可删去”。2.“复兴民族，固应发扬祖德，但同时宜使民众了然于历史的进化性，打破他们今不如古的错误观念，以增强民族的自信力”。3.“现代的中华民族是合汉满蒙回藏苗瑶而成的。我们讲历史，万不可提倡狭隘的汉族主义，冷落他族，使人生恨”。4.“须以近代眼光，特别着重时代的精神，同一切社会内潜伏的力量，与平民的运动，不可称颂个人太过，使民众觉得他们是天人，是救世主，而妄自菲薄”。5.“信仰自由，本我国固有精神。各种宗教取自由放任态度。”(58)何士能则在评论教育部颁布的新历史课程标准时，提出了中学历史教学之三大使命：一是延续民族的文化；二是提高民族意识，发挥爱国精神；三是启示建国的途径。(59)为达此使命，他建议依据新课程标准编撰历史教科书时，要有世界全局的观念，注意中外历史之贯通。其云：“每每有许多中国史事，不知在西洋的什么时代，而西洋史上许多事实，又不知在中国史上的什么时代，以致很多中西交通史事，不能了解。这一次编的课本，希望能革除这个缺点，力求中西史事的贯通，而尤应以中国为中心，去编辑外国史。”(60)廖世承亦强调战时历史教育要有世界眼光，历史教材应注意“提示近世世界大势，欧美各国与远东的关系”。(61)中小学历史教育除了唤起学生之民族意识，还应着力培养学生之远大眼光。何健民则引述地理学家张其昀对“远大眼光”的解释并发挥道：“所谓远大眼光，一在明中外之关系，一在明中外之比较。”由前者可以知中外间相互依赖之情形，可以养成爱好和平之心理；由后者可以知中外国势之悬殊，可以刺激其奋起直追之心理。(62)他认为这样自然会矫正因过分强调历史教育民族主义而出现的弊端。 由此可见，即便是在战时历史教育民族化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也无法完全阻绝历史教育之世界化趋向。因为中国走向并融入世界是无法逆转之发展大势，故战时历史教育之世界化支流仍然顽强地存在着，并在一定程度上矫正着民族主义历史教育中出现的复古偏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英苏等盟国组成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的抗日战争亦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走向融入世界的进程，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这种客观的情势，需要中国人具有更加开阔的世界眼光，当然也要求中国战时教育以开放的国际视野关注变化着的世界格局。此时的历史教育除了继续发挥民族主义功能外，也开始注重强化其世界化之一面，为此相应增加了外国史在教学中的比重。这样，历史教育中之世界化趋向在受到民族主义较长时期的压抑之后，逐渐恢复并得以强化。这显然是抗战后期中国历史教育之新趋向。 ①目前学术界重要成果有：李帆：《简论民国时中学历史教育的嬗变》，《历史教学》2003年第11期；何成刚：《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20世纪20年代学术界围绕历史教育展开的一场争论》，《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4年第10期；刘超：《民族主义与中国历史书写》，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5年；何成刚等：《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抗日战争时期中小学历史教育发展的主旋律》，《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5年第7期；熊贤君：《论战时教育思潮与战时教育的发展》，《民国档案》2007年第3期；杭乡：《抗战时期的历史教育简论》，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胡逢祥：《抗战中的民族主义思潮与现代史学建设》，《历史教学问题》2011年第3期；王昌善：《我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1年；刘超：《民国历史教科书中的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学术月刊》2014年第3期；张静静：《民国时期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文化取向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信阳师范学院，2014年，等。 ②赵心人：《初中新外国史》下册，世界书局1937年版，第197—198页。 ③王敬斋：《现阶段的历史教育问题》，《文化与教育旬刊》第118期，1937年，第2—9页。 ④杨崇英：《现阶段历史教育普遍化的我见》，《文化与教育旬刊》第122期，1937年，第6页。 ⑤华：《历史教育与民族复兴》，《公言》第3期，1937年，第16—17页。 ⑥丁重宜：《战时的小学课程应如何改变》，《教育杂志》第28卷第8期，1938年，第16页。 ⑦吴鼎：《抗战时期小学课程及教材之研究》，《教育杂志》第28卷第5期，1938年，第41—42页。 ⑧谢国勋：《历史教育与民族主义》，《贵州教育》第4卷第10期，1942年，第29—30页。 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之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4页。 ⑩《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之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1)，第14页。 (11)陈立夫：《自信力和责任心》，《教育通讯》第1卷第3期，1938年，第2—3页。 (12)蒋中正：《革命的教育》，《教育通讯》第1卷第37期，1938年，第20页。 (13)郑鹤声：《选择历史教材之目标》，《教与学》第4卷第5期，1939年，第18页。 (14)郑鹤声：《选择历史教材之目标》(续)，《教与学》第4卷第6期，1939年，第15页。 (15)马宗荣：《战时教育的目标与设施》，《教育杂志》第28卷第2期，1938年，第10页。 (16)黎东方：《历史地理之教与学》，《教与学》第5卷第11期，1940年，第2页。 (17)李季谷：《新历史教育论》，《教与学》第5卷第11期，1940年，第9—13页。 (18)《青年训练大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1)，第152—153页。 (19)刘守曾：《本国历史教学上的几个基本问题》，《新湖北教育》第1卷第2期，1940年，第68—70页。 (20)何健民：《救亡图存目标下的高年级社会科教学》，《教育杂志》第27卷第9、10期合刊，1937年，第48—49页。 (21)冯来仪：《抗战与历史教学》，《贵州教育》第4卷第10期，1942年，第37页。 (22)康伯：《对于普及历史教育一个建议》，《教育通讯》第2卷第11期，1939年，第3页。 (23)熊行易：《论历史教学》，《国民教育指导月刊》第1卷第10期，1942年，第14—16页。 (24)康伯：《对于普及历史教育一个建议》，《教育通讯》第2卷第11期，1939年，第2页。 (25)林砺儒等：《部发中小学训育及教材问题之研究》，《教育杂志》第28卷第9期，1938年，第25页。 (26)赵心人：《初中新外国史》下册，第197—198页。 (27)廖世承：《战时中学教育各学程纲要举例》，《教育杂志》第28卷第2期，1938年，第25页。 (28)郑鹤声：《历史教育之任务》，《教与学》第5卷第11期，1940年，第24—25页。 (29)郑鹤声：《史地教育之总目标》，《训练月刊》第1卷第5期，1940年，第48页。 (30)潘湛钧：《抗战期间的高中史地教育》，《教育杂志》第28卷第2期，1938年，第28—29页。 (31)吴履平：《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 (32)郑鹤声：《我国各级学校历史课程及其教育之沿革》，《教与学》第5卷第11、12期合刊，1940年，第27—28页。 (33)吴履平：《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第67页。 (34)罗香林：《高级中学本国史》上册，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1页。 (35)罗香林：《高级中学本国史》下册，第296页。 (36)罗香林：《高级中学本国史》下册，第303页。 (37)宋云彬：《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的本国史教学问题》，《改进》第1卷第9、10期合刊，1940年，第375页。 (38)宋云彬：《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的本国史教学问题》，《改进》第1卷第9、10期合刊，1940年，第377页。 (39)黄觉民：《战时课程问题》，《教育杂志》第28卷第3期，1938年，第8页。 (40)吴履平：《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第77页。 (41)吴履平：《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第83页。 (42)《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1)，第29页。 (43)边理庭：《抗战以来我国中等教育的实况》，《教育杂志》第29卷第7期，1939年，第32页。 (44)黄野芸：《中等学校的历史教育》，《广西教育研究》第1卷第3期，1941年，第32页。 (45)张健甫：《中学历史教育的检讨和商榷》，《建设研究》第6卷第5期，1942年，第54—55页。 (46)吴履平：《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第14页。 (47)傅运森等：《新学制历史教科书》下册，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39页。 (48)傅运森等：《新学制历史教科书》下册，第140页。 (49)吴履平：《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第21页。 (50)吴履平：《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第67页。 (51)《青年训练大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1)，第153页。 (52)吴履平：《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第77页。 (53)吴履平：《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第83页。 (54)吴履平：《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第75页。 (55)吴履平：《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第95页。 (56)张健甫：《中学历史教育的检讨和商榷》，《建设研究》第6卷第5期，1942年，第56页。 (57)苏沉简：《论历史教育》，《经世》第35期，1939年，第15—16页。 (58)康伯：《对于普及历史教育一个建议》，《教育通讯》第2卷第11期，1939年，第2—4页。 (59)何士能：《历史教育的使命》，《贵州教育》第4卷第10期，1942年，第23—25页。 (60)何士能：《中学历史教学问题》，《贵州教育》第3卷第9、10期合刊，1941年，第13页。 (61)廖世承：《战时中学教育各学程纲要举例》，《教育杂志》第28卷第2期，1938年，第25页。 (62)何健民：《救亡图存目标下的高年级社会科教学》，《教育杂志》第27卷第9—10期，1937年，第48页。标签：抗战精神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民族主义论文; 中国精神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文化侵略论文; 民族精神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地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