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的基本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从农村发展本身的要求看，主要有两个基本命题：一是基本国情矛盾与土地问题；二是基本体制矛盾与农产品购销问题。建国以来三、四十年之间，农业经济体制的轮回，或称螺旋式进步，就象在农村这个广阔而透明的大实验室里做了一次试验，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客观经济变化的全过程。有益于我们作为后来者的思考。
一、观点综述
过去我们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通过农业集体经济方式搞规模经营，结果是1+1<2；因为无论是一锄加一镰，还是一个小农+一个小农，都不是生产关系的进步。现在我们也一直没有放弃搞规模经营的努力，但农业人口比过去增加了一倍，就全局的劳动力过剩而言，“劳动替代资本投入”应是最经济的选择；然而，任何局部地区无论多么发达，搞资本密集型的所谓现代化农业，其投入产出比相对于全局性劳动力过剩而言都是不合理的。
对此决策者可以有两个选择：其一，中国只能以劳动密集就业于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为第一国策（宁可水平低、速度慢）；辅之以全面开通城乡，调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以此促进农地上承载的过剩人口实现非农转移。其二，若此议难度太大，则只好加强农村社区“非市场”的、内部化的财产和收益均平的制度建设，同时强调打破流通和金融垄断，通过扩大农业的外部规模来维持小农村社经济。舍此，农民没有出路，农村不得发展；农业也难成为独立产业。当然，这并不妨碍少数大城市带着贫民窟超前现代化；也许其结果会使中国陷入“拉美化”的沼泽。
二、中国农村的发展趋势
从中长期看，农村发展研究主要应侧重于两个趋势性内容，一是城镇化问题，二是小农经济与国际市场的关系。
1.农村城镇化问题
根据上文述及中国的基本国情矛盾，我们认为：农村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内容并不是怎样搞小城镇建设，而是怎样让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城，同时让土地更少地被占用；是要最多地把农业人口离土离乡转移出村，然后让尽可能少的农民在土地上搞农业、特别是种植业的规模经营。这是现在的小城镇建设试点要达到的主要目标。
(1)城镇土地问题
目前最为有效的改革，是允许农民土地作股，发展小城镇。例如，山东省济阳县孙耿镇，就是农村城镇化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镇政府动员农民把各村承包到户的土地每人交出5厘，集中起来滚到镇中心。全镇54个村都不再分散办企业，而是地滚地、地换地，换到镇中心统一建立工业开发区。工业带动的非农就业增长了20%；镇财政从1992年的40万增长到1996年的1亿5千万。这是基层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套用现代经济学的概念来评价，这种政府主导的传统农区城镇化、工业化，其制度变迁成本趋0。因为没有同农民发生任何矛盾，地权还归各村，各村把土地作股建立镇级农民集体所有的股份公司，统一经营集中到镇中心的一千多亩地，产生的收益各村按股分红。此外，安徽省涡阳县也是农村改革试验区，也有相同的作法，人均集出2厘地，各村集地滚地，促进了工业化、城镇化。
之所以能够实现制度成本最低，经济效益最好的制度变迁，就因为有效地防止了政府部门和各种垄断资本以国家为名剥夺农民的土地权益。
(2)城镇人口规模问题
城镇化要解决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人口规模。因为一定要成规模的人口才能带动成规模的消费，才能发展第三产业。
到现在为止，乡镇企业有92%分散在乡以下。在一二三产业中，农业、工业还是可以分散的。因为工农业产品是可以运输的，所以农民们针对这种情况说“要想富，先修路”。然而服务业是不能分散的。商业、剧院、宾馆、饭店，没有人口规模就没有消费规模。现在的小城镇人口平均规模约4千人，即使1万人仍然没有成规模的消费，上不了第三产业。有些地方乡镇工业高度发达，但是小城镇却高度浪费。搞了现代化的马路、宾馆，现代化的学校、敬老院；就是没人消费。农民还是都分散住在各村。于是就村村通电话，通柏油路；家家盖别墅，买汽车。考虑上文所述基本矛盾，那样做的结果是因为大量分散安排福利，造成了劳动力成本上升，乡镇企业不得已向资本密集化发展，然后就负债率过高。一般都在6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80%，最后承受不起了，迫使有些地方不得不彻底改制。比如广东顺德只能把大部分原来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搞股份化改造。
小城镇建设试验需要在改革现行区划的前提下加强规划。如果一个县所有镇都搞小城镇建设，那么即使全县所有的村都取消，农业人口都进城也不够规模。一个县按平均规模约50万人口，充其量只能搞3-5个中心镇；每个中心镇聚集的人口规模至少应该在5万以上，否则没有第三产业所要求的人口规模。
在这方面山东农村基层创造的经验非常有价值。淄博市的淄川区和博山区大规模地动迁人口，已经积累了非常重要的操作经验。主要是利用政府和乡村组织的政治权威和行政能力，给予输入地的村以优惠政策，让那些资源过于短缺的山区人口搬到城镇来。这种跨行政区域、跨社区的优化要素是对小农村社制度的最大突破。
据现在有关资料，城市房地产开发的真实成本只占30%，另外30%是征地；再有30%是收费。淄博山区成十万地调动人口集中到城郊和中心镇，但却没有现在城市房地产开发面临的一系列收费太多和中间盘剥问题。给的优惠政策就是把农民宅基地指标集中放到输入地的村，让城郊的农民新村建设按城市的标准建楼房，然后本村农民搬进楼房，留下旧的房子不拆，让那些从山区搬来的农民住。山区人口搬迁出来也不用再往山里送扶贫物资了；生态恢复，水土保持经费也省了。这样做对于输入地而言也是利大于弊，第一是成规模地增加了消费人口，有利于发展第三产业。第二是降低城郊乡镇企业劳动力成本，提高了企业效益。第三是以最低的成本推进了农村城市化。能够节省三分之二的费用发展经济！这就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中国式的农村制度安排。
2.小农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国际化
(1)粮食周期问题
进入90年代以来粮食总产量大部分年份大于消费总量，1996年已经提前实现了2000年的粮食产量目标，达到了1万亿斤的水平。但中国人从来讲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形势很好；第二句话是问题不少。我认为：现在的粮食丰收是90年代以来粮食的生产量绝对地大于消费量的延续，长期维持生产量大于消费量就意味着生产的过剩。如果提前在1996年就达到2000年的目标，就意味着进一步的或一定规模的过剩。
进一步分析现在粮食供给的相对过剩的原因，就会涉及农业的国际化问题。应该看到，在90年代以来粮食生产量在高价格刺激下出现高增长、特别是1995-1996年连续两年突破历史最好水平的情况下，有关部门仍然在维持着粮食的大量进口，1995年1月-1996年6月在18个月内进口了3千万吨。在持续高产的同期大量进口，必然造成供给大于需求。
(2)价格政策
除了进出口因素，价格政策问题更为重要。1993-1995年粮食两次调价都在40%以上，其实1993年高达42%的提价当时，主要粮食品种的价格就已经高于国际市场约20%了。1994年1月1日外汇并轨人民币一次性50%以上大幅度贬值，使得国内的粮食价格在短时期内低于国际价格。贸易部门有利可图，当然要把国内市场的低价粮食拿来，出口到国际市场赚取利差。所以尽管1994年粮食低产，还是出口了一千多万吨。外贸部门既然是企业，并没有义务承担对国内市场稳定的任务，而是理所当然参与国内抢购。又由于1994年国民经济高涨，基本建设大上，8千万农民工进城，城市的粮食成规模的需求又增加，所以内贸也抢购。这就造成国内粮食价格猛然上涨，在1994年初短短的四个月时间内突破了国际粮食市场价格水平；并且在新增需求压力下一路上涨，最高的时候玉米的国内集市价格高于国际期货价格103%。这个国际价格就又造成外贸大量进口；造成了国内在生产高涨、产量增加情况下的规模过剩。所以，粮食问题出在流通、金融、外贸等垄断体制上。
(3)农产品贸易
从上述现象来看，农业的国际化对农村发展是有影响的。首先，中国要恢复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际地位，就必须实行农产品关税减让，减少对农产品生产的直接补贴。假如我们的价格水平大大高于国际价格（1997年初主要粮食品种国内集市价格下跌但还是比国际期货价格高20%以上），一旦允许放开进出口，国内外粮商都会追求这种价格差形成的利润。中国遍地小农经济，小农抗不住国际大农的竞争。动态地看，在乌拉圭回合达成协议之前，为了维持粮食价格，美国是补贴不种地。现在如果美国新的农业法规定削减补贴，最终不补贴，大农场主会增加粮食面积，这就意味着粮食的世界供给量短期内会增加，价格可能还会下跌。而国内市场价格高，又不能提高关税保护，国外低价农产品及其制成品更要冲击国内市场。
此外，现在国内大幅度调整产业结构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种粮食的比较收益低。已经高于国际价格的粮食收益还低，还要迫不得已调整产业结构。既然农业是基础产业，粮食是战略物资，就需要拿出稳定农业、稳定粮食的治本之策。对此，我们帮助山东平度的农村试验区进行了以“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建设，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制度保障的改革试验。
(4)基本制度
1991-1992年在总结山东平度农村改革经验时，参与试验区实践的研究人员肯定了平度形成的一套相对完整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部分公田”是其制度基础。这个概念是80年代中期提出的，资深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10年前听平度汇报改革试验方案的时候就明确指出：这个办法好，好在它兼顾了公平和效率两个原则，能把我们的传统和市场有机地结合。
这个10年来不断充实的制度安排是相对合理的：给每个农户按人口核定出口粮田，体现公平原则保证所有农民不挨饿。其它的地拿出来体现市场竞争的原则按劳力招标承包。实际上是在农民占有土地的基本财产关系上部分体现了市场原则。不再按人口分包全部土地，也就是把市场配置资源这种体现效率原则的体制搬到中国农村来了。这种做法客观上有利于解决基本国情矛盾。
在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平度同时搞了“三项制度”建设。农村最短缺的是资金要素，平度解决资金问题的经验很实际。就是把竞争招标成规模收回来资金办了农民合作基金会。先划方招标，竞争包地的农民抢着把承包费先交给村集体再种地，过去叫“上打租”，租金变成农民合作基金会的垫底资金，就有了一块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运行的货币要素，村乡县三级建立农民合作基金会，农业就有了自我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投资功能。平度农村80%的农业生产资金靠农民合作基金会供给。此外，集体自有资金可以投入发展二三产业，安排包不到地的农民进入二三产业扩大非农就业。通过竞争、付费才成规模包到土地的农民，还必须签订合同搞“以地定养，种养结合”，以此保证培肥地力。合同规定每5亩地对应养1头牛或2头猪，客观上造成农民不仅规模种粮而且规模养猪。并且既然是合同规定以地定养，那就不管市场价格怎么变也得养。由于猪粮价格周期不同步，恰恰形成种养农户（又称为“粮猪小农”）在扩大了相对规模的条件下，实现了内部收益均衡。这个经验表明，小农经济条件下也能实现猪、粮两业的价格均衡，也就是可能以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抗衡了市场经济的风险，实现了农业和市场的接轨。
中国农业国际化，也还要靠农民创造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来保证兼业小农的种养业少受国际价格波动影响。
三、近期决策问题
1.股份合作制与确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有恒产则有恒心”。要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要保证农民已经到手的基本财产权利关系不变。我们1988年开始在试验区搞股份合作制，给农民和职工分配“劳动贡献股”、“职工基本股”的股权，所体现的是劳动价值论；而理论界只允许卖的提法则是资本统治劳动的体现。现在各地农村大量发展的股份合作制之所以不合主流派学者们的意见但非常有效，就是因为广大劳动者对自己产权予以明晰之后有了积极性。如前所述，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要求我们防止两极分化所导致的社会动乱；试验区的成功经验也表明：改制中劳动者占有自己剩余价值形成资产的产权必须明确。
股份合作制的发源地在山东周村试验区。它并不是象西方那种私有制，而是农民共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首先要承认农民的产权，把价值形态的财产做股量化到每个农民头上，才能够形成社区集体共有的产权。农民作为成员通过股份合作制来实现对社区财产享有的收益权。
周村改革是“先有长行村，后有王村镇”。长行村是1984年大包干的时候，就把当时集体积累的几百万固定资产做股量化到每个农民头上；王村镇1992年把镇办企业资产，按各村村民代表大会代行股东代表大会的形式，让镇内所有的村按股占有镇级企业的资产，这就初步解决了镇级企业产权不清的问题。所以，周村人的创造有全国意义，解决了中国式的既坚持公有制集体经济、同时又兼顾个人财产权力的难题，这是西方人做不到的。
2.产业化与反垄断
近年来提倡的农业产业化，不是一般意义上讲公司+农户、企业下乡。
因为，农业长期以来处在两头被垄断控制的局面之中。农业投入，无论是资金还是生产资料都是垄断控制；农业产出品也是长期被垄断控制的，改革以来农产品市场放开了一部分，比如水产品、蔬菜、果品等等放开了，但大宗农产品仍然维持垄断而且越统越死，造成物价上涨和市场的大起大落。所以，农业发展并不是仅仅维持千家万户的小生产发展，农业产业化真实的含义，就在于打破农业投入产出的两头垄断。无论是让供销社牵头，还是让市场来牵头，还是让企业下乡来牵头，要想和农民生产者结合，就要和生产者建立大致平等的利益关系。例如诸城养鸡成功，在于公司给农户的每只鸡保证一块5毛钱的利益，意味着无论企业当期赚不赚钱，都必须让农民生产者得到大致合理的、稳定的利润。
1995年初我在做产业化研究的时候就明确提出：平均利润是检验农业产业化的根本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哪个地方的产业化若不能让农民生产者分享到平均利润，而是有利于原来垄断局面的，就不是产业化。实现平均利润这个原则不仅有很多体制弊端要克服，而且要教育企业和农民。很多企业家说愿意投资搞农业，可是跟农民打不起交道。其实根本问题是企业想要追求短期利润。农业投资只能追求中长期收益。所以搞产业化必须严格约束企业，告诉企业家必须建立和农民的稳定的利益关系。
值得推崇的是山东莱阳的农民把土地入股建立合作制公司，使产加销之间不是买卖关系，而是最后按股分红；三九集团在临沂搞的农业公司，农民土地入股占30%也是一个好例。我们主张企业和农民建立紧密型的、股份型的合作关系；不主张公司与政府合作，农民处于无权的地位。政府的保护和政策优惠，只有和农民建立财产关系的企业，因为他必须实现按股分红的平均利润，而且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如果与高度分散的农民纯属买卖关系，发生农民撕毁合同就很难处理。小农天生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反动；地方政府也不能对付小农不守信用的问题，不能有效地保护只和农民建立买卖关系的企业。
3.规模经营
按照股份合作制的原则调整农村所有制结构，就能够实现农业规模经营。例如上文述及的平度，在粮食种植上搞了“万亩千斤丰产方”，牵扯到八个村的近千公顷土地调整而没有农民告状，在人均不到2亩地的条件下实现了粮食规模经营，不外乎产权在竞争招标承包的类似市场交易的制度安排下已经清楚，因此可以实现“六统一”。
但是，绝对不是一定要让农民把地交出来。不要认为把土地集中了才叫规模经营，而是在稳定农民财产权利的基础上，通过统一规划实现规模经营。所有能够产生规模效益的“统一”服务都叫规模经营，所以“六统一”就是规模经营。村社如果没有经济实力，做到“一统一”也行，哪怕统一规划也是规模经营。如果能够象平度那样，村集体把招标收来的承包费变成农民合作基金统一安排的生产费，就是在资金供给环节上实现了规模经营；假如生产资料能够统一供应，农产品统一销售，也是规模经营。美国式的大农场规模经营在中国是实现不了的。中国曾经试验性地进口大型机械在黑龙江搞大农场，即使成功也没有推广价值……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认为制约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最主要矛盾，一是资源秉赋太差，二是体制上的二元结构。在这两个基本矛盾相互作用下，中国不可能寄希望于大跃进式的突破性发展。这10年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奇迹”其实也并无奥秘。发展经济学认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开发过程的实质是资源转化为资本，亦即通过经济的货币化来促进资源进入可交换的市场。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报告，1978年中国的经济货币化(M2/gup)程度只有32%，当时的社会存款仅210亿，贷款规模是1890亿，而工农业总产值约为一万亿；到1995年，中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已经高达105%，社会存款近3000亿，贷款规模51000亿，几乎与GNP57650亿相差无几（易纲“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分析及其政策含义”1997、3、中国体改研究会）。世界银行1996年发展研究报告在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资源资本化程度与其他东欧国家作比较时，也认为已经接近80%。可见，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奇迹”，实质上是通过大量发行货币，把原来国家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形成的、不可货币化交换的资源转化为资本，从而创造了资本增值收益。因此中国今后的发展，取决于是否有新增资源！
曾经有几个印度学者跟我说，中国肯定会在本世纪末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我说这个评价太不现实。下世纪初的世界经济大国仍然是美国和俄国。形成判断的基本依据仍然是斯密——马尔萨斯的传统古典主义：谁占有资源量最大，谁就是将来的胜者。而正是美国人和俄国人占有世界资源量的最大份额。我们资源量少，现在至少有3亿多人（主要是农业人口）不能充分就业。因此今后中国深化改革的重点，是实现农村诸要素在传统制度资源与现代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条件下的优化组合。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经济维持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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