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丘的喜剧意识与“十天谈”的艺术表现_十日谈论文

贝加丘的喜剧意识与“十天谈”的艺术表现_十日谈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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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十日谈》创作是卜伽丘喜剧意识具体化、形象化的体现。从《十日谈》艺术表现看,卜伽丘喜剧意识为:以取悦大众为目的;用人性理解、乐观自信的心态观照生活,用通俗方言和诙谐口吻讲述故事;以讽刺、机智、幽默等艺术手法,实现对否定性喜剧形象的理性超越,对肯定性喜剧形象轻责加赞颂;以“大小框架”加附表层结构及内在喜剧基本环节的结合为总结构形态,实现喜剧意识向喜剧效果的转化。

关键词 卜伽丘 喜剧意识 《十日谈》 表现手法 艺术结构 附表层形态 内在喜剧基本环节

意大利14世纪人文主义作家卜伽丘,一生创作甚丰,其中成就最突出者当属《十日谈》。《十日谈》由100个故事组成,这些故事虽异彩纷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其大都充满喜剧色彩,映射出卜伽丘浓郁的喜剧意识,闪耀着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喜剧精神的光芒。

关于喜剧文学,从流传的资料看,卜伽丘没有专门系统的理论阐述,甚至零碎的有关喜剧的议论也不多。如此,探讨其喜剧意识,则只有以《十日谈》为主要依据。本文拟从当时历史人文环境和卜伽丘个人情感倾向及动机入手,着重通过对《十日谈》艺术表现形式——手法、结构的考察,从一个方面得出对卜伽丘喜剧意识的基本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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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纳认为,文学发展需要一种“精神的”气候,这“就是风俗习惯和时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气候起着同样的作用”。①《十日谈》及卜伽丘的喜剧意识,当然也有赖于一定历史的“精神气候”,有赖于当时人文环境的孕育和促成。

卜伽丘文学活动的盛期在14世纪中叶。这时的意大利,领资本主义风气之先,率先进入“工业与精神繁荣”时期。新兴资产阶级极欲挣脱封建枷锁,显出蓬勃生气。同时,此间推进文艺之风日盛,不但已产生过“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②的但丁,也产生了“文艺复兴之父”、“第一位现代人”③彼特拉克,而且还有更多的学者、艺术家活跃在中上流社会。历史衍进的局势和新经济生产形式对文艺的要求,使素有文学业根的卜伽丘建树丰功伟绩成为可能,也为煌煌巨著《十日谈》诞生提供了可喜的历史契机。

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其思想逐渐成为当时社会日趋高涨的潮流。这种潮流的主要表现就是人文主义的风起云涌。人文主义所体现的当时社会的新风尚和新精神,无疑为卜伽丘喜剧意识和《十日谈》形成创造了积极的“精神气候”。一批人文主义者试图以新的乐观的生活态度对旧的生活方式一步步超越,市民大众新理性观念对封建势力、旧理性观念的绝对自信和心理优势,共同成就了人文主义的喜剧精神。卜伽丘自小在商人和市民的圈子中长大,他的思想自然打上新兴资产阶级的烙印。同时,他又长期广泛搜集了大量民间故事,这些故事原本就含有市民大众的审美心理和喜剧情绪,因而他拥据创造喜剧艺术的题材基础。加之遇上佛罗伦萨瘟疫流行,封建势力的禁锢相对松弛,卜伽丘因而能够借此历史间隙,弘扬市民喜剧心理,发展人文主义喜剧精神,使自己的喜剧意识逐渐集中、成形。

卜伽丘其所以一改往昔风格,在《十日谈》中以喜剧形式反映现实,表达人文主义理想,使自己的喜剧意识进一步具体化、形象化,这也是作家对时代神经的敏锐感应,是对当时社会焦灼期待并殷切呼唤新喜剧艺术形式的及时顺应。一个时代的民族心理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必然制约个人的文化情绪和社会的文化要求。当时的意大利在欧洲已是最先进的地区,该民族又与人们崇拜的古希腊罗马有较直接的历史渊源关系,加之一系列科技发明和资本主义因素增长,使人的自我意识空前觉醒,发现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可以认识世界、把握命运,由此,意大利民族文生成一种超然优越、自信乐观的心理。这种民族心理作为“精神气候”的一部分,自然要向社会文化发出呼应和进补的要求。另外,新兴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的斗争当时并不完全暴力化,主要呈思想交锋的态势,因而,人们需要一种较为温和、轻松、宽厚的思想武器,希望以一种人性理解的态度实现对封建观念的否定,希望树立崭新意义的正面形象以压倒旧的落后的形象。如此,社会关注点则不期然自觉地集中到了符合当时民族心理的喜剧艺术的样式上。卜伽丘正是顺应这一需要,做出主要以喜剧形式写《十日谈》的基本考虑。

《十日谈》以喜剧艺术形式表现并促成卜伽丘喜剧意识完善,还有一个重要的较直接的原因,这就是作家本人的情感取向。卜伽丘在《十日谈》之前曾写过不少作品,仅早期就有《菲洛哥罗》、《亚美托》、《菲亚美达》、《菲埃索拉诺的仙女》等传奇、小说,以及1000多首情诗。这些作品虽思想内容有一定进步意义,但形式上却多取材于古希腊罗马传说,对主要形象多取仰视的角度,怀有尊崇感,气氛显得严肃沉闷,表现稍嫌呆板俗套。卜伽丘感到,实在该换另一种艺术样式,力争完全摆脱当时盛行的雕琢浮华的文风,跳出古典神话和中世纪迷信梦幻的题材圈子,换平视的角度贴近生活,以居高临下的心态嘲弄贵族,特别是写出新时代新人物的生机和朝气来。同时,由于卜伽丘热恋的情人另图新欢继而又在瘟疫中死去,他火热的爱情遽然夭折,一时情绪压抑。他希望能焕发热情,重振自己,并将温情广施于其他有同样遭遇的人。加之他“天生是个多情种子”④,非常崇拜、热爱妇女,执意要以一种特殊的艺术取悦和安慰她们。而要达到让众人消愁、使妇女高兴、也得以自娱的目的,显然,过去用过的悲剧、正剧等形式实难奏效。不论从情感还是理智上都只有弃旧图新,最终选择的只能是有新鲜感、轻松感,具趣味性、消遣性的喜剧样式无疑。《十日谈》所产生的艺术效果,正实现了取悦于大众并自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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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跋”里提到,有人说卜伽丘“长着全世界最甜密的嘴巴,最美妙的舌尖”,以至担心是否要把读者笑坏了。这看法其实是指作品独具的艺术魅力而言,这魅力一部分应该源于在作者喜剧意识驱使下多数故事中各种喜剧手段的运用。

卜伽丘在作品的艺术创造中首先注意喜剧对象的选择,大多让下层人嘲弄上层人,以“弱”戏“”强”,以“卑贱者”精神的高尚对比揭示“高贵者”灵魂的猥琐龌龊。同时闪转腾挪,充分运作有自己特色的艺术手法——绵里藏针式讽刺、慧敏巧说的机智、不动声色的幽默等等,创造出独特的有典范意义的喜剧小说蓝本。在《十日谈》艺术表现形式中,单就艺术手法这方面而言,卜伽丘喜剧意识确是得到了具体而成功的反映。

在大部分对封建教会、专制主义和陈腐生活现象进行揭露的故事里,卜伽丘准确把握否定性喜剧形象的特点,充分运用绵里藏针式讽刺的手法,暴露陈旧的生活形式,演示否定性喜剧形象所负载的陈腐现象的衰败、它的可笑本质、及其与发展着的生活进程相抵牾之处;并把揭露出的卑劣现象同新的社会生活中崇高的美学理想加以对比,以展示喜剧形象的显赫地位与卑下灵魂之间的反差矛盾,达到批判和否定的目的。

第一天“圣夏泼莱托”、“扬诺劝教”,第四天潘比妮亚所讲神父装天使慰问信女,被人当作野兽牵到广场展览等故事,运用误会法、连环法,讽刺教会被歹徒愚弄,教会之“奇迹”实为一幕幕骗局。第一天一则故事讲,一人酒后戏言耶稣,被神父逮捕,此人拿钱治了神父见钱眼红的病;第三天劳丽达讲,修道院长骗教民在地窖中受罪,自己却乘机奸淫教民之妻;潘斐洛讲,一修士为勾引有夫之妇,竟骗迷信尤深的丈夫苦修苦练,自己趁机与其妇人纵欲寻欢。这些故事集中讽刺了封建教会表面圣洁、道貌岸然,实则卑劣、男盗女娼的虚伪。作者用形美实丑、外美内丑的对比反衬,先扬后抑,使得诸如神父的贪婪欺诈,院长、修士借教义愚教民的丑行最终昭然若揭。不过,作者的讽刺,并不期望达到入骨三分,而是采取较宽容的态度,自然地营造一种总体轻松的气氛。即就是侧重对封建教会、专制主义抨击挞伐的篇什,也不是狂风暴雨劈头盖脑,而是尽量把金刚怒目式的批判裹在温情、谐谑的外衣中,将目眦皆裂化释为镇静自若,是在较为含蓄诙谐的氛围里挑钩带刺,把较为锐利的锋芒以愉悦的语境、风趣的故事形式传送出去。可以说,这种讽刺已经被并非刻意营造的幽默情境调炼得曲伸有度、柔中带刚,让人读之解颐、思之酸辣。

卜伽丘塑造肯定性喜剧形象,即规范的崇高美学理想的秉承者,一种正面的活生生的新人,他断然采用慧敏巧说式机智的手法。以“卑贱者最聪明”的认识,把这类形象多写成女性或出身卑微之人,充分赋予他们以机智的思维和行为,使笑“从人的光明品格中跳出来”,⑤达到建设喜剧形象之新思想、新境界的目的。

所谓机智,专指单纯的创造的理性能力,表示才智机敏,在惊悟压力和威胁、迅速审时度势后,做出奇特、超凡的反应和举措。能迅速发现矛盾,立刻出击压倒对方。这是一种智能和意识的巧用,是快速反应的逸趣横生的言语和行动。

第一天第奥纽讲,一个小修士犯了色戒,怕院长严惩,便略施小计,使院长也钻进姑娘被窝。修士说院长,以前教了斋戒和夜祷,可“没教给我在女人身上苦修苦练的功夫,现在承蒙你指点了我……”。这一天“母鸡宴”故事,侯爵夫人几句机智的应对,打消了国王对她的邪念。还有第三天一个故事,马夫冒充国王与王后睡觉,国王摸黑剪去其头发,马夫遂连夜剪掉别人头发,使国王第二天怎么也找不出奸夫。前两则故事偏重喜剧形象的语言机智,事情临头能迅速发现矛盾,以巧妙的借喻,或俏皮暗示或一语双关,立刻变劣势为优势,从而取得心理上的胜利。后一则故事侧重写行动的机智。行为机敏则是知计疾出随机应变(也叫急智),需在意外情况下几乎不思考就作出反应。马夫正是能迅速以其人之术反治其身,使国王窘迫尴尬、有苦难言,从而实现了以智慧压倒对方的目的。类似行动的机智,在托凡诺妻子、芝莱特姑娘、菲莉芭少妇身上也都有充分而独到的体现。《十日谈》中,以机智手法设计机智言行、塑造机智形象,几乎多半篇目皆是。情人以机智绕过阻碍,弱者凭机智压倒强者,正义靠机智战胜邪恶,“卑贱者”无不在机智中嘲讽“高贵”、愚弄丑类。

除过讽刺和机智,卜伽丘还运用了典型的幽默手法。即通过美丑对照引起轻松而有深意的笑来表现美压倒丑的优势。这种幽默的创造依赖于理性倒错,源于非逻辑性的情感运动。应该说,幽默的娴熟运用,是作为创作主体的卜伽丘智慧和成熟的表现,是他超然矛盾之上,自信、优越、乐观心理状态的一种艺术化的流露。

《十日谈》的幽默有两种,一是作者赋予喜剧人物形象的幽默,二是作品本身语言、气氛、情境的幽默。而这两种幽默,又都是不露声色、委婉含蓄地表现出来的。第六天菲亚美达讲,史卡札和一伙青年打赌,称巴隆奇是世界上最古老高贵的望族。其根据是巴隆奇人长相奇丑,只因天主造他们时艺术太幼稚,因此可证明他们是人类最老、门第也最高的一族。史卡札讲述时一本正经,可根据是移植倒错的,由此导出的结论却又似乎在情理之中,令听者、读者产生意外的惊喜,人们对史卡札的肯定就在这幽默的意会中实现。另有一则,是叔父对其妄自尊大、长相欠佳的侄女幽默的批评。这位叔父以自己高度自信的优越感轻轻撩开客体(侄女)丑的面纱,给其以委婉的嘲弄。用自己内心崇尚的美(言行和道德统一的范式)比出侄女性格、态度的丑和鄙俗,造成二者显豁的矛盾反差,使喜剧效果陡增,让人们在笑声中完成对侄女言行的责备,对叔父观念和智慧的肯定。

另外,《十日谈》许多篇什的语言、气氛、情境也是幽默的。这种幽默就像“卤汁”,把故事、人物都炖得充满“卤味”,造成诙谐之后劲连绵,让人不易开怀大笑,却常会心微笑。语言是地道的佛罗伦萨方言,通俗、活泼;作品气氛尽管酸甜浓淡略有不同,但几乎处处弥漫着浪漫机灵的氤氲,洋溢着惬意风趣的笑声;而情境,又是采自民间文学,熔冶了市民大众的情绪积淀,特别又加入了卜伽丘的审美心理需要,自然醇厚,生动有趣,构成人文主义者人性、人情、人理的温暖和舒适、乐恬和快慰。

讽刺、机智、幽默的喜剧艺术手法,在《十日谈》单篇故事里大体有侧重,但再细密考察,往往又同时兼用、相辅相成。譬如“杨诺劝教”、“圣夏泼莱托”、“焦炭变圣骨”,既有绵长的讽刺,又有大智若愚的幽默。讽刺靠幽默增趣,幽默借讽刺着力。第四天开头“女人叫绿鹅”的插曲,更是一则隐深的幽默,却又连带对禁欲主义的讽刺和嘲弄,幽默的意味和效果在讽刺和嘲弄中得到充分的发挥。“母鸡宴”中的侯爵夫人,凭设宴的巧局和得体又俏皮的双关语逼退国王。夫人既显机智又带幽默,机智促成幽默,幽默加深机智。第九天一则故事,女院长头顶男人裤衩斥骂小修女偷情,小修女则让院长把头巾扎好了再说话。这其中既有对院长外美内丑的讽刺,又有对修女机智的肯定,更有整个故事诙谐风趣的情境,意想不到修女胜利的幽默结局。

除讽刺、机智、幽默三种主要手法交替使用之外,《十日谈》还用到喜剧性漫画、嘲弄、戏谑、揶揄、滑稽等手法。甚至描写事物如初次看到,“在涉及所写事物各部分名称时,不用已经习用的名称,而是代之以其它事物相应部分名称”⑥的所谓“陌生化手法”(如把性行为叫“刮桶”、“捉夜莺”、“快乐的掸毛工作”等等)。诸如此类,作为《十日谈》三种主要表现手段的辅助添加剂,不甚经意地捎带用来,在作品中发挥了微妙的“发酵”作用,从而使卜伽丘的喜剧意识表现得更浓郁、更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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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伽丘曾在《异教诸神谱系》里谈他对诗的理解,给“沉思冥想以一个固定的秩序,使语词和思想之间有了不平常的交织,从而美饰整个结构;……把真理隐藏在虚构的美好之中和合身的外衣下面……。”⑦如果把这一认识用于度量他的《十日谈》艺术表现的艺术结构形式,应该同样是适宜的。

非常清楚,卜伽丘喜剧意识不仅反映于动机、选材、艺术手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外化于《十日谈》整体的结构形式。这结构就是作者本人所说的——语词和思想间“不平常的交织”、美饰的“合身的外衣”。若不按现在的结构“把故事改头换面一番,那就没有旁的方法来叙述了”。⑧可见只有现在的结构形式才是对《十日谈》唯一“合身的”。可以说,卜伽丘喜剧意识为营造《十日谈》艺术结构提供了基本动力,反过来,《十日谈》艺术结构又成为卜伽丘喜剧意识的有机构成和有力佐证,并为喜剧意识的艺术实现提供了良好前提,使其能恰切而圆满地得以外现。

《十日谈》喜剧艺术结构具体为何样形态?笔者以为,它至少包括三种形态,且是这三种形态的紧密结合。即,一种为包容、嵌联、构架整个作品的“大小框架”形态,属主体性结构(似躯干骨架);一种为“《十日谈》创作纪实”的附表层结构,粘连于主结构上(似皮肤);还有一种则是包容、套进的100个故事中大部分故事内在的喜剧基本环节(似肌肉纹理)。

所谓“大小框架”形态,是指联结、圈套100个故事,在书中起主体大架子作用的框架结构。即先以10男女集合缘由为“楔子”,带出“乡间故事会”的大框架,尔后用每天故事会进程的十个小框架分别套住每10篇故事。“楔子”中10位男女轮流任每天故事会主持人,每天10个故事大都围绕一个主题,故事会开头、结尾、主题转换、吟唱情歌,大体以基本固定的程式描述交代。这个层次在结构上是较为整饬、美饰的框架,而在内容上又是一个较完整的“乡间故事会”的大故事。在作品中既起主干支撑的结构作用,同时,作为全书内容的一部分,又贴切合体地透析并折射作者的喜剧意识。还有套着10天故事会进程的小框架,它们不但是“骨架”,而且也有血有肉。有人物描写,有故事叙述,那一首首情歌更是在大自然启迪下,青年男女焕发热情、追寻人生幸福的抒情诗、爱情颂。且不论所框着的故事怎样,富于技巧性、象征性的框架部分的内容本身就注满喜悦、洋溢欢乐。

除“大小框架”主干结构之外,还应论及的是作品的附表层结构,即卜伽丘关于《十日谈》创作动机和经历的断续阐述。它包括全书开端的“绪言”、中间“第四天故事”开篇前的议论以及书尾的“跋”。这3篇既可看作一份相对独立的“《十日谈》创作纪实”,却又不游离全书结构之外,而是较紧密地粘附在主结构躯体上。在10男女具体讲述者之外,还有一个笼统的讲述者——卜伽丘。10男女讲“故事会”中每天的小故事,卜伽丘讲《十日谈》写作与“乡间故事会”的大故事,包括10男女的言行表现、“故事会”来龙去脉、发展进程。这个附表层结构,使卜伽丘时隐时现、若即若离地介入,把现在时和过去时、创作现实与作品中情境不着痕迹地嫁接起来。卜伽丘有时作为作品中的形象,与其他人物形象一起说古道今,而作者的喜剧意识,此时则不仅凭其他人物形象间接曲折地表现,而且更进一步由进入作品的卜伽丘直接站出来宣示了。

卜伽丘在《十日谈》中所采用的“大小框架”加附表层结构,表现看似漫不经心,实际则是举重若轻、匠心独具。因为这种形式除易于关照并加强大小、主附结构的内在有机联系之外,更重要的是利于张弛有序地充分表达喜剧性内容,易于制造宽松轻曼、从容裕如的表意环境,也易标记创作动机,甚至直接阐发喜剧意识。这种结构轻松而不散漫,平易而不平淡,开放又整饬,活跃而有序。这是卜伽丘借鉴东方《一千零一夜》、《五卷书》的框架结构形式,又融合西方文学经典有机整饬的传统结构的基因,改造、加工、创造性发展的结果。

《十日谈》喜剧艺术结构还有一种形态,即被包容、套进的100个故事中大部分故事所内含的喜剧基本环节。这些故事是《十日谈》的基本内容,而“故事的美,能吸引哲学证明和辞令说明所不能吸引的听众”⑨。能消愁解闷、取悦于人,使读者在粲然一笑中获得思想的启迪。在以原民间传说故事为基础进行艰苦艺术创造的过程中,卜伽丘受自己喜剧意识支配,运筹巧思,采用有独特风格的讽刺、机智、幽默等喜剧艺术手法,讲各种各样的故事。但无论用什么手法,讲什么故事,都默默地遵循这样一条规则:先制造一种悬念,再极力渲染留给人假象的氛围,让人紧张地期待即将来临的严重结局。然后倏然反转,形势立即逆向发展,进而催发突变,使原来期待的严重局面非但没发生,反而形成大出意料之外的新结局,让人们在发现中顿生快感。就在悬念、渲染、反转、突变、发现的环节依次完成后,读者原来紧张的期待立刻落空,霎时则渲泄、释放久蓄的情绪,生成并陡涨发现后会意的喜悦,发出本没有想到的笑声。

为了实现悬念、渲染、反转、突变、发现的喜剧基本环节及依序运行的基本规律,许多故事对表现对象做了或大或小、或深或浅的夸张、变形处理,抑或运用象征、寓意、倒错、移植、虚拟、对比、交叉的技巧。这种种技巧的运用,使悖离生活主流的杂质显豁醒目地公之于众,使生活之美好形象被修饰一新推至读者面前,从而产生一种非常特殊的审美效应,即在激发读者轻松愉悦情感的同时,唤起其理性思考的潜质,由高兴而生发深刻的顿悟。《十日谈》喜剧基本环节这一结构形态,存在于具体故事之中,属于喜剧的内在构成机制。其既是作家喜剧意识内涵的一部分,也是将喜剧意识转化为喜剧效果的必要条件。

《十日谈》独特的艺术结构,即包容、构架整个作品的“大小框架”形态,“《十日谈》创作纪实”的附表层结构,以及大部分故事内在的喜剧基本环节,这三者浑然融为一体,共同成就了卜伽丘颇有张力的喜剧意识,成功地焕发了作品的思想魅力和喜剧美,充分表露出作者热爱生活的“新人”心理,无疑也清晰地反映出卜伽丘宽广的艺术视野、宽阔的艺术胸襟、以及博大的人文主义者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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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伽丘喜剧意识其内涵究竟是什么?从《十日谈》绪言、第四天故事开篇前的议论和跋里可看到,卜伽丘“立誓要把整个心灵献给”妇女,定要做“护花使者”,因而《十日谈》除为帮过自己的友人解闷之外,其主要目的是写给多愁善感的广大妇女,要让她们产生愉悦,高兴得发笑。为此,作者大胆冲破当时学者多用所谓高雅的拉丁文写作的束缚,用“不登大雅之堂的佛罗伦萨方言”来写,还用了一些所谓“近乎猥亵”、“有欠文雅”的字眼叙述。他认为,一般男女整天可以说“洞眼”、“钉子”、“臼”、“杵”、“腊肠”一类话,自己为什么就不能?由于故事多半是给心地单纯的姑娘们讲的,所以,若“费尽心力、专门去阐述什么精深渊博的事理,讲一套文绉绉死板板的话,那真是愚不可及”。⑩故事里戏谑诙谐的成分固然很多,似乎不像一个庄严自重的人所应该写的,不过,“我的骨头就这样轻,可以在水面上浮起来”,(11)因为单是自己能经常瞻仰妇女们的丰采、娇容、优美的仪态,尤其是亲近她们“那种女性的温柔、文静,这份快乐不就足够叫人明白我为什么这样想、这样做吗”?(12)所以,“为了给妇女解闷,里面有些笑话什么的,就更不足为奇了”(13)。

卜伽丘谈《十日谈》创作体会的文字虽不太多,但已涉及到他的喜剧意识的基础。以消愁解闷、愉悦发笑为目的(主要是娱人,其次也自娱),不追求博大精深的事理,不写文绉绉死板板的话,而是以戏谑通俗的语言、诙谐调侃的口吻,讲述富有生气的活泼动人的笑话,寓示生活常理、男女常情;不刻意追求紧张离奇的故事、高潮叠起的情节,而是让闲暇无事的读者在轻松、温和、平铺直叙、饶有趣味的故事发展中领略人文主义辞旧迎新、乐观自信的人生态度;不故作高深和卖弄,而是以平视的角度,自然地放下架子,贴近生活反映现实,以人性理解的心态宽容世情、海涵人生;以自己的水性柔肠、轻骨软语为青春女性树碑立传、歌功颂德,以此实现对封建伦理观念的悖反和否定;以热爱生活、渴望温暖、乐于追求现实幸福的态度,嘲弄宗教神学、讥刺禁欲主义,曝光其中固有的荒谬和乖张;以民主的、自由的人文主义功利倾向实现对当时黑暗环境含锋笑傲的自觉反动。

同时,《十日谈》以绵里藏针式讽刺实现对形美实丑、外庄内谐、口是心非人物的暴露,对陈腐事物的轻松否定;以慧敏巧说式机智表现对形丑实美、假丑真美、外谐内庄人物的由衷赞颂;以不露声色的幽默肯定正面人物的自信、优越,责备可以改过的缺点,甚或否定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并且造成厚朴明朗的气氛和妙曼风趣的情境,寄尖锐于委婉,化浓烈为平淡,于醇厚中透出明丽和机警。这讽刺、机智、幽默作为《十日谈》主要表现手法,共同通过美丑、庄谐的矛盾对比,造成作品特殊的张力,创造异彩纷呈的形象世界。另外,《十日谈》结构形式与艺术手法类似,同样也属于卜伽丘喜剧意识的一部分。而且艺术结构三种形态——“大小框架”、附表层结构及内在喜剧基本环节有机紧密的结合,创造出放达宽松、从容裕如的表意环境,充分地张驰有序地表达了作品的喜剧性内容,等于为喜剧意识的艺术实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可以肯定地说,卜伽丘喜剧意识为《十日谈》艺术表现提供了基本动力,反过来,《十日谈》艺术表现又成为作家喜剧意识的有机构成和有力佐证,同时,还是实现由喜剧意识向喜剧效果转化的必备的条件。

收稿日期:1995-02-23

注释:

① 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4页。

②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9页。

③ 《西洋文学导读》(上),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93年版,第586页。

④ 《十日谈》(选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57页。

⑤ 果戈理谈《钦差大臣》语,见季莫菲耶夫著《文学原理》,平明出版社1955年版,第67页。

⑥ 〔俄〕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段的艺术》,《上海文论》1990年第5期。

⑦ 《西方文论选》(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77页。

⑧ 《十日谈》(选本),第703页。

⑨ 卜伽丘:《但丁传》,《世界文学》1961年8~9月号。

⑩(11)(12)(13) 《十日谈》(选本),第706页,第707页,第257页,第7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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