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之争 知识分子与人文精神大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末论文,之争论文,知识分子论文,大讨论论文,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1992—1993年间，酝酿并发端于上海学术界，随即南京、北京等地竞相呼应，进而三起高潮，波及海内外知识界，影响日渐深广。
这里编发张英先生的综述文章，意在对即已发生的论争作一初步梳理。因篇幅所限，综述难以反映论争全貌，权作管中窥豹吧。
我们无意臧否论争各方，亦无意对论争本身作何定评，因为这一切均为时尚早。
本刊新辟“文化擂台”一栏，旨在争鸣文化热点问题，宏微不论，企望各方文化名人踊跃登“台”，一显身手。
关于“国学”、“后现代”、“《废都》”、“人文精神危机”、“王朔现象”、“宽容问题”等六场讨论大致覆盖了近几年来知识界的热点。而其中关于对“人文精神危机”的讨论更是激起了各界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的探讨，不仅得到了国内知识分子强有力的回应，而且在海外学术界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围绕“人文精神”讨论的文章还在大量出现。这场生机勃勃的讨论使一度沉默的知识界又活跃起来了。
“人文精神”缘起
最早讨论“人文精神”的文章是《上海文学》1993年第6 期上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精神危机》，文章是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晓明和博士研究生张宏、徐麟、张柠、崔宜明进行了一场讨论后发表的。对话者就目前文学现状提出质疑，而且举例谈到了“王朔现象”和“张艺谋现象”，并对此进行讨论，认为：“当前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着公众文化素养的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
这一问题的提出立刻为面对社会转型动荡的社会经济文化景观而焦虑的知识界提供了一个对话的起点。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新闻界的兴趣，各地报刊杂志纷纷转载，其中《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993年《上海文学》第7—10期又继续发表了陈思和、陈平原等人的文章， 表达了对当前日渐走下坡路、品位越来越低的文化现状的不满。这些文章陆续引起了全国知识界的注意。
“人文精神”背景
从1992年开始，上海的一批从事人文学术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就已经在私下交流，针对1989年以后知识界死气沉沉的局面，对当时人文学科的不景气和研究的困境表示忧虑。有关“人文精神失落”的想法也同时开始酝酿了。主要发起人有陈思和、王晓明、张汝伦、朱学勤等。
1993年6月的《旷野上的废墟》虽是对现实文化状况的批评， 更重要的是对文化人自己的一个反省。同年12月召开的中国文艺理论年会上，主办者有意识邀请了全国各地的一些关注“人文精神讨论”的专家、学者，包括《读书》的主编沈昌文等，在这次会上就提出了一个连续讨论发表文章的设想，这些讨论文章后来陆续发表在《读书》1994年3—8期上，总题为《人文精神寻思录》。至此，这场讨论正式在全国展开。这次会议之后，各地报刊发表了近百篇文章。《东方》杂志1994年初引发了关于知识分子应该坚守怎样的价值体系的争鸣。
此后，各地的学者纷纷就“人文精神危机”发表自己的观点，形成了讨论的第一次高潮。由于《读书》每期只能发8000字，而每次讨论的记录稿近4万字，这样就有许多问题说不清楚。而且陈思和、王晓明、 张汝伦、朱学勤在此之后形成了一致的观点：把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化为学术上的讨论，因“人文精神”是个比较复杂的话题，更好的方式是转入学术化的研究。①对近现代两百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中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历史作一个回顾、梳理、分析、解释；②对当前现实进行批评研究；③如果我们要重建人文精神，那么就有必要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近代哲学思想、西方哲学思想、印度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对各种思想的转变流程进行研究，把这些思想重新转化为我们今天的重建信仰的资源。通过这三方面的研究、清理，重建人文精神，承担起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和道德责任。
三个高潮
“人文精神”讨论已历经三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读书》1994年上半年引发的。
到1994年下半年，上海《文汇报》于8月7日版以《人文精神与文人操守》为题，发表了作家张承志、张炜的文章《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和理论家徐中玉、王晓明、张汝伦、韩春旭的文章。同期发表梅朵、许纪霖的文章《也谈诗人的愤怒》。对此社会各界反响强烈。《文汇报》编者后来又陆续发表了陈村、王彬彬、张炜、周介人、洁泯、南帆等人的文章，参加讨论的有作家、学者、理论家和读者，基本代表了各种声音。从事后来看，周介人《争鸣不争吵、共处求共荣》的文章在当时发表具有特别的意义。周文中呼吁“讨论应以文会友，各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为映照，相互尊重，艺术上的分歧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上相处。”
1995年3月的《作家报》以一个专版每期讨论“人文精神”， 连续几个月持续到现在仍在发表讨论文章。《光明日报》又连续刊发了几个专版的争鸣文章更激起了社会各界对“人文精神”讨论的关注。这就是“人文精神”讨论的三个高潮。
人文精神与王朔现象
一般人看来，1993年到1994年两年内评论界对王朔作品的批评是和“人文精神”讨论有联系的。但是在此必须指出的是，对王朔作品的批评并不涉及到王朔本人的评价。
“人文精神”讨论开始有两个起点：一是对文化现状感到不满意；二是知识分子自我反省。当时有批评者在批判文化现状时，举例子提到了“王朔现象”，并认为“王朔作品总的基调是‘调侃’，是取消了生存的任何严肃性，将人生化为轻松的一笑，它的背后是一种无奈和无谓。”
批评者认为，从“王朔现象”更看出了人的生存境况之不堪和生命力的孱弱，在“王朔现象”受大众欢迎的背后，正暴露出人的思想病态和人精神上的荒原，心灵上的荒芜。从“王朔现象”和“玩文学”派受欢迎的背后，更说明了“重建人文精神”价值取向的重要性。
《旷野上的废墟》一文对“王朔现象”所持的批评立场，得到评论界较广泛的认同，而王朔却不以为然。他于1994年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王朔脱离文学界启事》。愤然指责“假崇高道德主义理想主义者”。
也正是对“王朔现象”的批评导致了一个意外，王蒙在1993 年第1期《读书》上发表《躲避崇高》一文，为“王朔现象”辩护。而《旷野上的废墟》一文正好发表在1993年6月，在《躲避崇高》之后， 文章举例对“王朔精神”进行了批评，表示要重建价值、信仰。于是有人产生误解，认为《旷野》一文是在批评王蒙，“人文精神”讨论因王朔而起，这是一个误解。王蒙对“人文精神”讨论进行批评，可能也与误解本身有关系吧。
王彬彬和王蒙吵起来了
王彬彬是最初参加“人文精神”讨论的学者之一。“二王之争”差不多是与“人文精神”讨论同时进行的。主要原因是王彬彬写过《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一文批评王蒙，王蒙则在《新民晚报》发表《黑马与黑驹》，对王彬彬进行了“火药味十足”的“缺席审判”。王彬彬不甘示弱，索性以“黑驹斋”自许，连发两篇文章，并以《‘伪君子’风景》（《中华读书报》1995年3月15日版）， 指责“有些人动不动以武林盟主自居，为排干扰，什么卑鄙手段都可以用。”
由于一批作家、批评家的参与，“战争”进一步升级。1995年《当代作家评论》第2期发表了刘心武的《高长虹的湮灭》， 这篇文章“劝告某些年轻人不要重蹈高长虹的覆辙，以骂名人成名”。这篇文章见报后引起连锁反应：6月14 日《中华读书报》发表王彬彬的《如此借古讽今》反驳刘心武，“因为刘心武这样动辄以‘名人’自居者是不能骂的，对他们稍有‘不敬’，他们便用“黑马’、‘黑驹’一类文字辱骂人”。7月5日《中华读书报》有董大中《高长虹挨骂何时了》发表，认为“高长虹是一个‘杰出’有价值的作家，对一个作家的评价应该本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精神”，“对于冲突，无论是谁，应该站在客观或第三者的立场上进行冷静分析再下判断，不要人云亦云，根据一面之词就大骂一顿，这很难做到公允准确，不能再不分青红皂白地骂下去了。”8月2日该报又发表《也谈长虹的湮灭》，该文作者张扬指出，这种论战有问题，“刘心武不应该以‘长虹湮灭’为例警告那些敢于‘犯上’的年轻人”。
1995年6月7日《中华读书报》张志忠的观点相对冷静些。他认为：王蒙王彬彬之争属个人意气之争，非学问之争，双方论战不在一个层面上，打乱仗，对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焦点问题双方一笔带过，本可以在“绝对命令与权宜应变”、“理想与现实”、“作人与作文”上认真对话，做许多兼理论性与现实性的文章，双方却只顾自说自话痛快淋漓。指出双方应该冷静下来了。
张承志、张炜：高举道德理想大旗
在围绕有关“人文精神”批判社会现象文化现实的讨论中，有关对“道德理想主义”的探讨一度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以张承志张炜韩少功李锐等人所持观点发表的系列文章更引起了轩然大波。
似乎是不约而同，张承志1993年在《十月》杂志发表《以笔为旗》，张炜1993年3月21日在《文汇报》发表《抵抗的习惯》。 张承志指出：“今天我们需要抗战文学，指出危险揭破危机，需要自尊和高贵的文学，尤其在面对信仰失落人生缺乏精神导向、人与人之间真情淡薄、满足官能的大众消费文化泛滥、诉诸心灵的严肃文化陷入困境，一个几千年文明12亿人的大国，被一批无原则无操守的文人占据了文坛联络电视台报刊形成了称霸文化领域的势力，让这批人充当文化主体肆意糟塌，这是极具讽刺和悲哀的事。”张承志在后来发表的《撕名片的方法》、《清洁精神》、《撕了你的名片》等文章中倡导清洁精神，捍卫理想信仰，对当前文化现实社会景观进行了尖锐批判，同时抨击了新闻界、批评界的“随波逐流”，认为当代文坛最需要鲁迅那样的战士，树立精神大旗，张扬理想与信仰，承担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重建精神生活的秩序。而张炜则认为：“文学已没有了发现、批判，进入普遍操作、制作状态，匠人成了榜样，精神枯萎，那些包装好的制品只是垃圾。”在《文汇报》发表《抵抗的习惯》和《忧愤的归途》、《夜思》、《独语》等一些文章和激情访谈录中，直面文坛时弊指斥文人堕落面对媚俗文学主流，奋起呼唤正义和真理，表示在精神上绝不后退在媚俗时代不妥协不宽容要战斗的情怀。并对持“宽容”观点的王蒙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据说号召‘宽容’的人一辈子都不会错，所有品行高贵的人都善于劝导别人‘宽容’。对于您这样的长者或朋友，我才愿意指出这种不公，对另一类我要毫不客气指出他们的卑琐和虚伪！”（1994年2 月15日《中华读书报》《拒绝宽容》）。在1995年9月4日《文汇报》《再谈学习鲁迅》文中称：“要学习永不妥协永不屈服的精神，一个真正的作家必定是一个战士，而一切闲适超然的作家都有可能变成酸腐的文人。”
与此同时，韩少功、李锐等作家也纷纷发文呼应，这种措辞激烈、异常情绪化的言论立刻引起各界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响，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商讨者亦有之。有人认为，“道德理想主义是时代的必然产物，是针对当前文化与社会现实的，是当代中国最真诚正义，最有良知最人道的声音。”同时也引起了另外一些知识分子的异见和某种不满。但是对这种思潮的产生和兴起，无疑是有它的价值和原因的，这就需要以冷静、认真、细致的研究态度来进行思考和对话。
发起人看这场讨论
我们注意到王晓明、陈思和、张汝伦、朱学勤等人在最初提出“人文精神危机”之后，就再也没有声音了，这是耐人寻味的。就此笔者采访了王晓明、张汝伦、朱学勤三位学者（陈思和教授在日本讲学）。针对社会流传的话题和这场讨论的是非经过，三位学者各自谈到了自己的看法。
王晓明认为：针对社会流传的一些看法，必须先作一个区分，即“人文精神讨论”与对王朔的批评，关于理想问题、宽容问题等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正是讨论所关心的问题所在，而王蒙与王彬彬之争，张承志、张炜同王朔王蒙之争与“人文精神讨论”本身是无关系的。尽管这些事情的背景是与“人文精神”讨论一起引发的。
对讨论的看法，王晓明说，我是不满意的，抬杠的人太多，许多人都急于发言，连后来发生的争吵和整个讨论都是在肤浅的表现上争论。许多反对的人和赞同的人都没有真正理解讨论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我们的讨论是探讨整个近现代二百年以来“人文精神”一个长期沦丧流失过程的原因和经过，在这个大范围上对知识分子自己精神的历史流程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而这项工作需要时间和深入研究，现在的许多对“人文精神”讨论的质疑，都只有在学术研究的成果初步完成以后才可能得到答案。最初的讨论者中间也是有分歧的，我与陈思和的观点相近：当王朔这样的思潮成为流行主流的时候，当躲避崇高成为一件很堂皇的事时，无视精神思想价值只抓住眼前的现实利益，知识分子不再关心社会文化现实作出怎样的价值允诺，失去了人文的关怀和激情，谢绝崇高成为人们逃避责任的借口。在种种现象的背后隐藏的失落的东西是什么？今天我们还需要知道终极价值么？应不应该追问自己的生存意义？信仰匮乏精神颓废是怎样产生的？今天现实条件下我们有可能重建信仰吗？“现代化”能不能充当知识分子的最高价值？人文精神失落了，那么失落了该怎么办？人文精神讨论是以知识分子的精神病态和知识分子的自我拯救为前提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这个话题有许多误解，有部分人站在低水平上，过于乐观，认为人文精神很快可以重建这都是不对的。丧失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重建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由于这场讨论发起人本身就有许多话没有说清楚，加之参与者的反应也不是很好，更证明了精神丧失的彻底性。我不希望讨论在表面的热闹中进行，讨论需要在人文学科方面长期的研究、思考，在细致、深入的学术分析中才能做好。
张汝伦认为：对这场讨论的前后结果更证明了我的一个看法，精神丧失是非常严重的。作为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持赞成立场很正常，但知识分子应该有一种责任，应该对社会发展不够完善的地方和阴暗面持批判态度。这场讨论是不成功的，暴露了许多问题，从现象背后看到的问题要比我们当初想象的复杂得多。一场简单的学术范畴内的讨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挖苦、讽刺、嘲笑、攻击，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吗？
朱学勤认为：我们只想抛砖引玉，对现实摆明我们的立场和想法。“人文精神”讨论主要针对目前现实文化走向和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的病态，针对社会的令人忧虑的种种景观，如80年代学风空虚，90年代逃避现实等现象摆出的，希望知识分子肩负起自己的学术责任和社会责任。大家都面对“人文精神危机”各自去做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起初只是学术界（包括北京学者）的关注，没有预料到“人文精神”讨论会发生如此多的事件，越到后来学术色彩越少了。“人文精神”讨论所出现的现象恰恰证明了我们的讨论所持的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知识分子必须保持理性和独立批评的立场，超越目前的左右之争。
对王蒙参与讨论前后的看法
从“人文精神”讨论开始，王蒙对讨论就频频发表自己的意见观点，在文学范围内，王蒙又涉及了对王朔批判、宽容看法、理想主义、和王彬彬之争，那么对于这件事本身，作为“人文精神”讨论发起者又持何种评价呢？
朱学勤：“人文精神”讨论并不必然起导向作用，我们提出一个话题，抛砖引玉，开而不导。对于王蒙在讨论中的前前后后表现，我感到诧异。“人文精神”是一个学术问题不是创作问题，王蒙对“人文精神”的批评没有道理。当初对王朔的批评只是把他看作百花中的一枝，认为王朔文化现象大行其道，对整个文化本体是不利的。《城头变幻二王旗》一文正表达了我对王蒙、王朔现象的看法。
王晓明：当初讨论“人文精神”并没有想到王蒙的所谓“躲避崇高”论。王蒙的转入使整个讨论偏离了轨道，后面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基本上属于“文人官司”。王蒙对“人文精神”讨论存在误解。
“人文精神”成了流行话题
在这场逐渐深入的“人文精神”讨论的背后，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人文精神”本是一场严肃的探讨，到了后来却成为了大众的焦点，社会的流行话题。
对此，张汝伦认为，知道“人文精神”的人多了，成为“流行”也好，大家都来关心这个问题，关心的人多了，自然就会有办法，我并不认为“人文精神危机”靠我们讨论者就可以解决，而是要靠包括文化界、思想界、史学界知识分子在内的整个社会去拯救、重建。
朱学勤认为，“人文精神”讨论由学院走进社会，引发起社会当下现实评价的争鸣，“人文精神”学术色彩淡化了，在现实社会思想层面却深入了。
来自海外的回音
“人文精神”讨论在港澳台、海外各国学术界也得到了较广泛的关注和回应。香港报刊宣传一马当先，澳门报纸紧随其后，台湾知识界也对大陆学术界的这场讨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在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研究中国文化思想、文学的学者那里，也有了关注的目光和研究、观察。目前，笔者从有关人士那里获悉，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由哈佛学者主编的《二十世纪东亚文化的发展研究》一书中有三分之一的篇幅被用来介绍目前中国知识界正在进行的“人文精神”讨论情况，该书还收集了部分有关“人文精神”讨论观点不一的文章，并提出了哈佛学者自己对“人文精神”讨论所持的观点和看法。
这些回音从某些方面说明了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性和地位。
讨论并没有结束
今日，“人文精神”讨论正从表面的争吵深入到深层，从“发宣言”“喊口号”到心平气和、冷静的思考、严肃的学术研究中去了。喧哗浮躁的争吵正在被细心平和的讨论所代替。《读书》1995年第6—9期刊出了王蒙、陈建功、李辉的系列对话《精神家园何妨共建》，开篇展开的一系列反思历史评价当下文化精神状态的“三人谈”无疑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的又一朵花絮，呼吁“大家共建一个精神家园的宽容”。开始了对自身的清醒审视，进行理性自我反省。
就在本文完稿的前几天，《北京青年报》8月26日，9月7 日《文化导刊》四版分期刊出了《读书人王朔说文坛风云》，文章又起波澜。王朔认为“有一些对王蒙的攻击特别阴暗，特别是王彬彬这场风波，实际上我觉得它是在替别人说话。”又说：“张承志张炜，你们不是有这样的观念那样的情怀吗？那你就把它写成‘最牛×’的小说（当然得是公认的，别像贾平凹似的，写出来不是东西挨骂），咱们都写小说，也许我十年二十年不写，但早晚得写，现在骂得比谁嗓门大都没用，到时候咱们比写小说。”有人认为王朔此文言词尖锐过于情绪化，属“文人官司”争吵的又一余波。
从事后看“人文精神”讨论的价值意义
社会各界对“人文精神”讨论的意义价值看法不一。沉默已久的王晓明、张汝伦、朱学勤对此各自发表了看法。
王晓明认为：讨论的意义正是在讨论中的尖锐过程反映了出来，知识分子内部深刻分歧在讨论中暴露了，这表明知识分子的精神活力正在恢复，由一种声音向多种声音转变，死气沉沉的知识界学术界“活”起来了，开始表达各种观点。但需要指出的是，讨论的现实环境还不太好，缺乏冷静的理智、有逻辑的讨论，希望在分歧暴露后，大家能够对分歧进行分析、研究，唤醒知识分子的自信心对自我价值的发掘与肯定，提出一种创造性的可能性。
朱学勤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的价值，独立于意识形态独立于政治之外，对社会对时代对现实负起应该承担的责任和光荣。希望今后能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解答“人文精神”是怎样失去的和怎样重建“人文精神”之类的问题。
张汝伦认为：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的不够完善和阴暗面，应该持批判态度。在《读书》1995年第8期上的，王蒙在与陈建功、 李辉的对话中提出的某些观点，值得商榷。
从这场轰轰烈烈的“人文精神”讨论现象可以看出，“人文精神”讨论远远没有结束，回答与重建“人文精神”和学术梳理研究的过程将是漫长而艰巨的。对众多的参与者而言，知识分子正纷纷从不同角度、视野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家园，重建失去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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