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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6)07-0005-15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资源稀缺和个体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如何决策的社会科学，通过内在逻辑分析方法及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个体和社会选择问题，建立在对选择问题的系统探索上。具体说来，它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及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含个人、家庭、企事业、团体、政府、国家)如何对有限资源进行最佳权衡取舍的学科。正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与人们欲望(即需要，wants)的无止境性这一对基本矛盾和冲突才产生了经济学。贯穿经济学的整个核心思想就是在资源有限(信息有限、资金有限、时间有限、能力有限、自由有限等)和人们欲望无限这一对基本约束条件下，迫使人们对资源的配置作出权衡取舍的最佳选择，尽可能有效地利用资源，用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在资源配置中，任何经济制度，无论是政府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自由经济，还是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半市场、半统制的混合经济，都离不开以下四个基本问题：(1)生产什么及生产多少？(2)产品如何生产？(3)产品为谁生产、如何分配？(4)谁来作出生产决策？这四个问题是一切经济制度都需要回答的问题，但不同的经济体制却以不同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判断一个制度体制是否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其根本因素就看是否能够较好地解决信息和激励问题。基本经济制度安排主要有两类：(1)指令性计划经济制度安排。所有四个问题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来回答，政府决定大多数经济活动，垄断经济决策和行业：决定行业准入、产品目录、基建投资分配、工作分配、产品价格和工资等，风险由政府承担。(2)市场经济制度安排。经济活动大多通过自由交换体系组织起来，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决策由企业和消费者分散作出，风险由个人承担。 在现实世界中，几乎每一个经济制度都介于这两者之间，关键是以谁为主。面对个体的逐利性和信息的分散性，指令性计划经济制度安排的根本弊病，就在于不能解决好信息和激励问题，而市场经济制度安排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两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采用指令性计划经济制度安排的国家无不以失败告终，而中国要搞市场化改革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以降，现代经济学的学术研究与教育传播，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起到了很积极的推动作用。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历史阶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将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从而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也有了更广阔的应用空间。然而，现实中人们对于现代经济学的本质和方法还存有不少认识误区，亟待厘清。对此，尤其是经济学的方法论，笔者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方向与创新路径》等多篇文章中已有不少论述，本文主要目的是帮助读者回归本源、回归常识，正确认识、理解现代经济学的本质。 一、现代经济学视野下的市场制度 现代经济学主要是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它以个体通常逐利为基本出发点和通过引入和采用严谨的科学方法并运用数学分析工具——对现实进行历史和实证的观察，进行严谨的内在逻辑分析上升到理论，然后再回到现实进行观察、检验——来系统地探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现象，从而它是一门科学，代表了科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这种系统探究，既涉及理论的形式，也为经济数据的考察提供了分析工具。由于研究经济社会问题不能轻易拿现实社会做实验，否则代价太大，因而既需要有内在逻辑推断的理论分析，往往也需要有历史的大视野、大视角来进行纵横向比较，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以及还需要运用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等工具手段进行实证量化分析或检验，三者缺一不可。现代经济学在做经济分析或给出政策建议时，往往同时从理论、历史和统计三位一体进行学理性分析，既有内在逻辑的理论分析，也有历史视角的比较分析，及有数据统计的实证计量分析加以检验和考察。的确，在最终的分析中，所有知识皆为历史，所有科学皆为逻辑，所有判断皆为统计。这就是为什么熊彼特认为，一个经济“科学”家与一般的经济学家的差别在于作经济分析时是否采用了三要素：(1)理论，要有内在逻辑分析；(2)历史，要有历史视野的分析；(3)统计，要有数据，有实证的分析。① 经济学，特别是现代经济学是一门看似简单，其实是难以学好、掌握、透彻理解和真正领悟的非常艰深的学问。经济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是因为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企业、家庭或个人层面，除了在通常情况下逐利这一最基本的客观现实外，另外一个最大的客观现实就是，在绝大多数情形下，经济人之间的信息往往是不对称性的：一个人说了一番话，也不知道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即使两眼盯着看，好像聚精会神地在听讲，也不知道是否真正听进去了，从而增加了理解和解决问题的难度，弄不好就抵消了所采用的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样，如何应对这两个最大客观现实，应采用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激励机制和政策，就成了经济学各领域最核心的问题和主题。由此，它与自然科学相比有三个重大差别：(1)经济学往往需要研究人的行为，需要对人的行为进行假设，而自然科学一般不涉及人的行为。当然，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比如，生物学和医学有时候也涉及人的行为。不过，这些学科基本不是从功利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经济学考虑人的行为时则主要从功利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一旦涉及到人，由于人心隔肚皮，信息极度不对称，处理起来就会变得异常困难和复杂。(2)在讨论和研究经济问题时，不仅要作描述实证性分析，也要作价值判断的规范性分析，由于人们价值观不同和涉及利益，如有人偏重资源配置效率，而有人强调资源配置平等，个体间对经济改革和政策的看法往往也不同，往往容易引起很大争议，而自然科学一般只作描述性的实证分析，结论可以通过实践来检验。(3)一个经济结论或理论作为政策一旦实施，影响面会很大、很宽，具有巨大的外部性，不像医生，医术不好，受损或医死的只是个别人，经济学应用不好影响的却是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影响到社会、群体和个人，因而不能轻易地拿社会作实验检验，而自然科学绝大多数领域没有这个问题。这三大差异使得经济学的研究更为复杂和困难。 从而，正确理解、学好、掌握及深刻领悟现代经济学，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实际应用都十分重要，不仅可用于研究和分析经济问题，解释经济现象和人的经济行为，确立目标，指明改进方向，更重要的是，要以历史视角的比较分析和有数据统计的实证计量分析作为辅助，根据成因进行内在逻辑的理论分析，从而得出内在逻辑结论和作出比较准确的预测。现代经济学之所以在社会科学中占首要地位，被称为社会科学的“皇冠”，就是因为它有非常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及其分析工具，其基本思想、分析框架及研究方法威力巨大，可以用来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风俗和文化的人类行为下的经济问题和现象，并被应用到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门类及日常生活当中，甚至也有助于当好领导、搞好管理、做好工作，以致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或无所不能的学科。 (一)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分类及相互关系 如前所述，现代经济理论是一种从给定前提假设下演绎结果的逻辑推理，与数学类似，是一种公理化的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它由假设或条件、分析框架和模型以及若干结论(解释和/或预测)组成，这些结论从假设和分析框架及模型中严格导出，因而是一种具有内在逻辑的分析方法。这种逻辑分析方法对清晰地阐述问题非常有帮助，可避免许多不必要的复杂性。经济学就是基于经济理论对观察到的经济现象作出解释、进行评估并作出预测。现代经济学理论按照功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提供基准点或参照系、远离现实的基准经济理论，而另外一类理论则是旨在解决现实问题的经济理论，其前提假设更为接近现实，是对基准理论的修正，从而这两类理论都异常重要，是一种递进的相辅相成关系，都可用来得出具有内在逻辑的结论和进行预测。② 第一类理论主要是以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环境作为理论背景的，提供的是在相对理想状态下的基础理论。因为任何一个理论、任何一个结论、任何一个论断都是相对而言的，否则无从进行分析和评价。自然科学的物理学科如此，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科也是如此，因而需要提供基准理论。比如，有摩擦的世界是相对无摩擦世界而言的，信息不对称是相对信息对称而言的，垄断是相对竞争而言的，技术进步、制度变迁是相对技术、制度固化而言的，因而我们必须首先发展出相对理想情形下的基准理论。就像物理学里的一些基本定律、原理是在无摩擦的理想状态下成立的，现实中有吗？没有，但是这些定律、原理的重要作用谁能否认？它们为提供解决现实的物理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准定律。同理，为了更好地研究更为现实、有摩擦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我们也先要研究清楚无摩擦的理想情况，以此作为基准点和参照系。现代经济学之所以一日千里，发展迅速，没有这些理想状态下的经济理论作为基准点和参照系是不可想象的。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假定经济信息完全、交易成本为零、偏好和消费偏好和生产集都是凸的等正则性条件，就是第一类基准经济理论，提供基准点和参照系。新古典经济学以理想状态的经济作为基准点，尽管没有人为设置的目标，论证了只要个体逐利，自由竞争市场就自然地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即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严谨表述)，从而应该以自由竞争市场为参照系，为我们提供改革方向和改革目标，以此改善或改革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建立竞争市场制度，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有人认为，理想参照系离现实经济太远而否定新古典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价值，这是一个经常听到的特大误解。这些人没有意识到，就是由于现实和基准点及参照系太远，这才说明了中国需要进行市场化的改革。 中国要改革、转型，就一定要有目标，有目标就一定要有改革取向的基准点和参照系。既然中国要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将新古典，特别是一般均衡理论所论证市场最优经济环境作为基准点，将竞争市场作为参照系，进行这样取向的改革就非常自然和必要了。根据这些基准点界定的经济环境，我们需要进行松绑放权的市场化改革，反对政府垄断资源和控制行业准入。同时，我们知道市场在许多情形下会失灵，一般均衡理论正好严格地界定了市场机制的适用范围，起到了界定市场有效边界的巨大作用。所以，研究经济问题，推进改革，特别是改革的大方向问题，都要从经济学的基准点说起，违反这些经济学常识，改革只有失败，这些基准点和参照系严格地给出了市场导致有效配置，从而成其为好的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而这些前提条件正好指明了改革方向。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和宏观经济学中的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宏观经济理论(称之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理论，都严格论证了自由竞争市场导致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需要指出的是，既然是基准点，经济环境就是相对理想状态，同时，它一定是作为参数给定的，否则什么都是变动的，就无法讨论任何问题，在新古典理论以及其他许多经济理论中，经济环境包括基本制度、生产技术，因此必定是作为外生给定的。当然，现代经济学也有许多理论就是专门制度演化、技术进步的，从而也就不作为给定了。但不管怎样，即使为了研究制度变迁、技术进步，我们也需要先研究清楚制度固定、技术不进步这些给定的情况。既然在理性状态下的市场制度就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不妨先将外生制度安排作为给定，先研究清楚具有什么好的性质。但由此将现代经济学认为只是研究制度给定的情形，那就是对现代经济学理论范畴的理解过于狭隘了，许多关于现代经济学的争论由此而起，以为提供的只是第一类基准经济理论，从而将主要提供基准经济理论的新古典经济学等价于现代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考虑的理想状态与现实世界不符合，就将现代经济学看作是固化的从而否定现代经济学，这是极大的误区。 实际上，现代经济学是一个具有极大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处于动态发展中的学科，起源于由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将斯密的理论整合而成的古典经济学，它不仅包括如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创立的新古典边际分析经济学和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这样的基准理论，也包括许多更为现实的经济学理论。由于许多基准理论提供的是在理想状态下的基础理论，尽管有指引改进或改革取向的明道作用，但和现实相差较远，不一定能照搬用来解决具体现实问题。因此，需要对基准理论进行修正，考虑有摩擦、更为接近现实的情形，发展出更多、更为接近现实的第二类经济理论，以此解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解决具体现实经济问题。比如，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和赫维茨所开创的机制设计理论都对新古典理论进行了革命性的发展，新古典理论是将制度作为给定，而诺斯和赫维茨却将制度内生化，视作为可变化、可塑造、可设计的，制定出符合客观环境的各种制度安排，从而它们都成为现代经济学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现代经济学中每个严谨的经济理论都有其自洽的内在逻辑体系，无论是提供基准点或参照系的第一类基准理论，还是想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第二类理论，都必须给出适用的边界条件和范畴。现代经济学之所以要用到这么多数学，就是因为理论具有很大的外部性，不认识和理解边界条件而盲目应用，会带来很大问题甚至灾难性的后果，因而需要借用数学来严格地界定其边界条件。 实际上，现代经济学作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理论基础，非常注重引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来研究社会经济、行为和现象，强调从假设到推理到结论的内在逻辑，强调用数学和数理模型作为基本逻辑分析工具，强调以数理统计和计量经济学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实证性和自然科学性，与其他具有很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人文社会科学有很大不同。这也许是经济学能够在改革开放中发挥重要作用，且其作用得到各界公认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许多人由于对现代经济学的误解和偏见，想当然地认为现代经济学只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具有很大的意识形态性，从以上说明可看出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正如邓小平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有市场”③，现代经济学主要是为研究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是研究市场制度的工具，从而不是区分社会性质的关键。 (二)现代经济理论的三大作用与市场制度 基于以上分析，经济理论至少有三个功能或作用。第一个作用是，提供基准点和参照系，以此给出追赶或打造目标，从而起到明道、指明方向的指导作用。通过理论指导改革、变革及创新来促使现实经济运行不断向理想状态逼近。第二个功能是，用来认识和理解现实经济世界，解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以此解决具体现实客观问题，这是现代经济学的主要内容。第三个功能是，作出内在逻辑的推断与预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不是预测真理的唯一标准，许多时候如果仅用历史检验和已有的数据进行经济预测也可能会出问题，因而需要进行具有内在逻辑的理论分析。许多理论上的不可能性结果可以用来避免实施许多现实中不可行的目标和项目。这是因为如果一个结论在理论上需要很强的前提假设条件才能成立，那么客观现实更难满足这些前提假设条件，这个理论结果在现实中更不可能成立。 通过经济理论的内在逻辑分析，对给定的现实经济环境、经济人行为方式及经济制度安排下所可能导致的结果作出内在逻辑的推断和预测，以此来指导解决现实经济问题。只要理论模型中的前提假设条件基本满足，就能得出科学的逻辑结论并据此作出基本正确的预测和推断，而不一定需要用实验，就能知道最终结果。例如，哈耶克关于指令性计划经济不可行的理论推断就有这样的洞察力。一个好的理论不用实验也能推断出最终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经济学一般不能拿社会作实验的问题。人们需要做的只是检验经济环境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假设是否合理(近些年来非常热门的实验经济学主要就是从事检验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假设等理论基础性方面的研究)。例如，社会不允许为了研究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关系而乱发货币。像天文学家和生物学家一样，经济学家大多时候只能利用现有的数据和现象来进行理论创新和检验理论。 当然，我们也不要将经济理论的作用想象得无限大，期望经济理论能解决关键性和根本性的问题。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探讨、理性思考和理论创新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基本制度才是根本、关键和决定性的。如果关系到国家的走向和长治久安方面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基本制度没有确定，再好的经济理论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说不定还适得其反。经济学没有放之四海皆准、适合所有发展阶段的最好的经济理论，只有最适合某种制度环境前提的经济理论。 现代经济学的最主要目的就是研究市场的客观规律及个体(如消费者、厂商)在市场中的行为。具体地讲，研究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在市场中如何达到和谐，市场通过什么途径配置社会资源，以及如何取得经济稳定、可持续性增长等问题。中国三十多年来的经济改革主要就是进行市场化的改革，近年来又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应发挥的作用从基础性界定为决定性。从而，研究解决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中的现实问题，需要对什么是市场与市场制度，以及现代市场机制的功能及优越性有一个大致了解④。 市场是买卖双方进行自愿交换的一种交易方式，它不仅指买者和卖者进行交换活动的聚集地，如，现场交易和网络线上交易，也包括任何其他形式的交易活动，如，拍卖、讨价还价等机制。在学习微观经济学时，需要牢记市场中的任何交易买卖双方是重要的。对任何货物的买者而言，都有相应的卖者。市场过程的最终结果则取决于市场中卖者和买者相对力量的较量。这种力量的较量有三种竞争形式：消费者—生产者竞争、消费者—消费者竞争、生产者—生产者竞争。在市场中消费者和生产者讨价还价的地位在经济交易中都受到这三种竞争来源的限制。任何形式的竞争都像一个惩戒机制引导市场过程，对不同的市场影响也不相同。 市场机制或价格机制则是以价格作为引导，个体作出分散决策的一种经济制度，它通常是市场制度的一个较为狭隘的定义。市场制度或称之为市场体系则是所有与市场紧密相关的体制、机制(包括市场法规体系)的集合。市场制度是一种信息分散决策、自愿合作、自愿交换产品和服务的经济组织形式，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迄今为止人类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最成功的手段。市场制度的建立并没有经过人类自觉的、有目的的设计，而是一个自然的发展演化过程。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秩序是社会世界中各种自生自发的秩序的一种，“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⑤现代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市场制度而产生、发展，从而不断扩展延拓的。乍看起来，市场的运作是一件令人费解而惊叹的事实。在市场体系中，资源配置的决策是由追求各自利益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市场价格的引导下独立作出的，没人指挥和发号施令。市场体系在不知不觉中解决了任何经济体系都逃不掉的四大基本问题：怎么生产、生产什么、为谁生产、谁作决策。 在市场体系下，由企业和个人作出自愿交换与合作的决策。消费者追求最大需求满足，企业追逐利润。为使利润最大化，企业必须精打细算，最有效地利用资源。也就是说，对于效用相近、质量相当的资源，尽量拣便宜的用。企业的物尽其用和社会的物尽其用本不相干，但价格把两者联系起来了，其结果协调了企业利益和全社会的利益，导致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价格的高低反映了社会资源的供求状况，反映了资源的稀缺情况。比如，市场缺木料不缺钢材，木料就贵钢材就便宜。企业为了减少开支多赚钱，就得尽量多用钢材少用木料。逐利的企业这样做时没有想到社会的利益，但结果却完全符合社会的利益，这中间悄悄发挥作用的正是资源价格。资源价格协调了企业利益和全社会的利益，解决了怎么生产的问题。价格体系还引导企业作出符合社会利益的产出决策。生产什么，谁说了算？消费者说了算！企业只有一个考虑：什么价钱高就生产什么。在市场体系下，价格高低恰恰反映了社会需求，收成不好，粮价上涨，就会激励农民多生产粮食。追逐利润的生产者就这样被引上了“救死扶伤”的正轨，生产什么的问题就解决了。最后，市场体系还解决了哪位消费者得到哪件产品的问题。消费者如果真需要这件衬衫，就会出比别人高的价。只想赚钱的生产者就会只把衬衫卖给出价高的消费者。这样，为谁生产的问题也解决了。所有这些决策都是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分散地作出的。这样，谁作决策的问题也解决了。 市场机制就这样轻松潇洒地把看似水火不容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协调起来了。早在二百四十年前，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就看到了市场机制的和谐和美妙。他把竞争的市场机制比作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这只手的暗暗指引下，追逐私利的芸芸众生不由自主地走向一个(不是人为设定的)共同目标，实现了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⑥ 斯密仔细研究了市场体系是如何把个人利己心和社会利益、分工协作结合起来的。斯密思想的核心是，如果分工和交换是完全自愿的，只有认识到交换的结果会对交换双方彼此互利，交换才有可能发生。否则，就没有人来交换。只要有好处，人们就会在利己心的驱动下自觉地合作。外力的压迫并不是合作的必要条件。即使语言不通，只要互利，交换照样进行。平时市场机制工作得如此之好，使大家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斯密以“看不见的手”为喻，指出了自愿合作和自愿交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然而，市场体系为大家造福的思想，无论在斯密的时代或今天，并未被所有人充分认识到。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理论则对斯密“看不见的手”作了正式表述，严格论证了自由竞争的市场可以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证明了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最优性。⑦ (三)价格的三大作用与市场制度的优越性 如上所述，市场体系的正常运转是通过价格机制实现的。价格在组织涉及亿万人的瞬息万变的经济活动时，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所分析的那样，履行了三种功能：(1)传递信息：以最有效的方式传递生产和消费的信息；(2)提供激励：激励人们以最佳方式进行消费和生产；(3)决定收入分配：资源禀赋、价格及经济活动成效决定收入分配。⑧其实，早在汉代中国的司马迁就开始注意并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总结了在市场中商品价格起伏的规律，所谓一切商品皆是“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要想致富就要抓住这个规律“与时逐利”。 价格的功能之一：传递信息。价格指导着参与者的决策，传递供求变化的信息。需求增加，销售者就会发现其销量增加了，就向批发商订购更多的商品，向厂商增加订货，价格就会上升，于是厂商就会投入更多生产要素来生产这种商品，使得有关方面都获得了商品需求增加的信息。价格体系传递信息时很讲效率，它只向那些需要了解有关信息的人传递信息。价格体系不但能传递信息，而且能产生某种激励机制保证信息传递的畅通，使信息不会滞留在不要信息的人手中。传递信息的人有内在的动力去寻找需要信息的人；需要信息的人有内在的动力去获得信息。例如，成衣制造商总是希望能够用更低的价格取得更好的布，他们就不停地寻找新的供应者。同时，生产棉布的企业也总是与顾客保持接触，以各种方式宣传产品的物美价廉以吸引更多的顾客。那些与上述活动无关的人当然对棉布的价格和供求毫无兴趣，漠不关心。一般机制设计理论将论证竞争的市场机制在信息利用方面是最有效率的，它所需要的信息量最少，交易成本最低。赫维茨等人在1970年代就证明了在纯交换的新古典经济环境中，没有什么其他经济机制既能够实现资源有效使用，又比竞争性市场机制使用更少的信息。⑨ 价格的功能之二：提供激励。价格还能提供激励，使人们对需求和供给的变动作出反应。当某种商品的供给减少时，一个经济社会应当提供某种激励，使生产这种商品的企业愿意增加生产。市场价格体系的优点之一就在于价格在传递信息的同时，也给人们以激励，使人们基于自己的利益自愿地对信息作出反应，激励消费者以最优的方式进行消费，生产者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生产。价格的激励功能与价格决定收入分配的第三个功能密切相关。如果提高产量所增加的所得大于所增加的成本，生产者就会继续提高产量，直到两者相等，达到利润最大化。 价格的功能之三：决定收入分配。在市场经济中，个体收入取决于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如资产、劳力等)，及其经济活动的成效。在收入分配上，人们往往想把价格的收入分配功能与传递信息、提供激励的功能分割开来，在保留传递信息和提供激励功能的同时，使人们的收入更加平等。然而，这三个功能是紧密关联、缺一不可。价格对收入的影响一经消失，价格传递信息、提供激励的功能也就不复存在。如果一个人的收入并不取决于他为别人提供劳务或商品的价格，那么他何必费劲去取得关于价格和市场供求的信息，并对这些信息作出反应呢？如果干好干坏收入都一样，有谁肯好好干？如果发明创造而得不到好处，又何必费时费力去发明创造呢？就这样，如果价格不再影响收入分配，价格就失去其他两项功能。 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在人类社会的长期演进中产生、逐渐成型并不断完善的复杂而精巧的制度。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是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最优配置资源的关键。这种最优是帕累托最优(有效)意义下的最优，即在现有资源约束条件下，不存在不让任何参与人受损的情况下让一部分人的福利有所改进的资源配置方案，尽管帕累托最优标准没有考虑到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但它却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对一个经济制度给出了资源是否被浪费的一个基本判断标准，从可行性的角度评价了社会经济效果。它意味着如果一个社会资源配置不是有效的，就存在着改进效益的余地。 一般均衡理论的两个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对亚当·斯密论断给出了严谨的表述，它是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正式表述，论证了自由竞争的市场可以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证明了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最优性。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证明了：当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时，如果每个经济人对商品需求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局部非饱和(local non-satiation assumption)的，则在一般的经济环境下(私人商品、完全信息、非外部效应、商品可分)，竞争的市场制度导致资源的帕累托有效配置。第二福利经济学定理则证明，在新古典经济环境(即利己、连续的凸偏好关系和闭凸生产集)下，任何一个帕累托有效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初始禀赋的再分配和竞争性市场均衡来实现，从而没有必要采用其他经济制度安排来取代市场。 经济核定理和经济核极限定理则从另外的角度论证了市场制度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性及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最优性和唯一性，是人类经济活动中自然选择的客观内在逻辑结果。竞争的市场机制不仅导致了资源的有效配置，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能较好地解决社会安定有序的问题。经济核的基本含义是，当一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处于经济核状态时，就不存在任何小集团对该资源配置不满，从而想控制和利用自己的资源来提高他们自身的福利。这样不存在什么势力或小集团对社会造成威胁，这个社会就比较安定。经济核定理告诉我们，当市场达到竞争均衡后，在一些规范性的条件下，如在偏好的单调性、连续性及凸性(效用的边际替代率递减)假设下，市场均衡所导致的均衡配置就处于经济核状态。而经济核极限定理告诉我们，在个体逐利的最大客观现实下，只要给人们经济自由(即允许个人自愿合作、自愿交换)和充分竞争，不事先给定任何制度安排，所达到的结果与竞争市场均衡的结果就是一样的。 所以，市场机制不是谁发明的，它是一种内在的经济规律和自发秩序，和自然规律一样具有客观性。这个结果的政策涵义就是，在竞争市场机制能够解决资源最优配置的情况下，应该让市场来解决。只有在竞争市场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才设计其他一些机制来弥补市场机制的失灵。尽管市场机制不能很好地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公平问题，但公正定理启示我们，只要政府尽可能给个体提供机会公平和资源平等，让市场正常发挥作用，而不是取代它，就能够导致既有效率也相对公平的资源配置结果。 上面所述的关于现代竞争自由的市场制度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最优性、唯一性、公正性，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性严谨描述都已经得到一般均衡理论的证明。经济学家熊彼特从竞争和垄断的动态博弈过程所导致的创新驱动角度论述了市场机制的最优性。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告诉我们，有价值的竞争不是价格竞争，而是新商品、新技术、新市场、新供应来源、新组合形式的竞争，从而市场经济保持长期活力的根本就在于创新和创造，这源于企业家精神，源于企业家不断地、富于创造性地破坏市场的均衡，也就是他所说的“创造性破坏”⑩。要形成创新的土壤，鼓励和保护创新，基本要靠逐利的企业家和民营经济。 竞争和垄断就像供给和需求，通过市场的力量，它们可以形成令人惊叹不止的辩证对立统一，从而显示了市场制度的优美和巨大威力。没有竞争，就像政府垄断起来的国有企业，它不可能有动力去创新。由于企业利润会随着竞争程度的增加而减少，私有、民营企业由于逐利的动机，往往会有很大激励不断进行创新，研发新产品，将新产品的价格定在竞争均衡价格之上而获得高利润。但是，同行业的其他企业很快会开发类似产品来分享利润。这种市场竞争导致企业利润下降，从而迫使企业不得不创新，而企业创新导致垄断利润，可观的利润会吸引其他企业涌进来参与竞争。这样，市场竞争导致利润下降，由此企业不得不通过创新导致新的垄断利润，从而形成了竞争—创新—垄断—竞争这样一种反复动态循环，即市场竞争趋向均衡，而创新却打破均衡，市场不断地进行这样的博弈就会激励企业不断追求创新，通过这种博弈过程，市场经济保持长期活力，使社会福利增加和经济发展，从而显示了市场制度的优美和巨大威力。这样，为了鼓励创新，就需要政府制定知识产权保护法，同时为了鼓励竞争及形成技术创新的外部性，就需要制定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不是永远，而需要有一定的年限，不能形成固化或永远的寡头和垄断。 创新就意味着打破循规蹈矩，这就必然蕴含高风险，尤其高科技创新更具有高风险特征，创投成功的比例非常低，但一旦成功，就会有相当可观的盈利回报，从而能吸引更多的资金前仆后继地往里投。不过，对国企而言，由于先天缺乏承担风险的激励机制，不可能去冒这样的高风险。而对于民营经济，由于追求自身利益的强烈动机，最敢于冒风险，从而最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力。因此，从各国来看，企业创新(非基础性科学研究)的主体都是民营企业。实际上，中国思想史上的司马迁也十分肯定竞争、优胜劣汰是自然趋势。他认为，“富无经业，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即，致富并不靠固定的行业，而财货也没有一定的主人，有本领的人能够聚敛财货，没有本领的人则会破败家财。 更进一步，竞争的市场机制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性及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最优性和唯一性，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且在传递信息时很讲效率。Jordan证明了对纯交换经济，市场机制是唯一的利用最少的信息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11)田国强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结论不仅在纯交换经济中成立，而且在有生产的经济中也成立，同时是唯一的(12)。由此可以得出一个重要推论：无论是指令性计划经济机制、国有经济，还是混合制的经济，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所需要的信息一定比竞争市场机制需要的多，即需要花费更多的成本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个结论对中国为什么要搞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国有经济民营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互联网金融创新的出现，现实经济偏离理想状态的程度将会不断减弱，会促进现实市场经济越来越趋向于亚当·斯密、哈耶克、阿罗—德布鲁及科斯等人所描述的市场经济的理想状态。这是由于，无论是按照亚当·斯密所描述的竞争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阿罗—德布鲁关于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理论和科斯关于完全竞争市场交易成本为零的理论，还是熊彼特关于市场竞争有利于创新的理论，都是论证市场是最优的。其基本的结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导致了帕累托所说的资源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不过，完全竞争市场理论直到现在主要只是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或终极目标，就是市场越竞争越好，信息越对称越好，但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因为信息沟通成本、交易成本不等于零，这其中包括最主要的金融融资的成本。 但互联网金融作为媒介功能的交易成本将会越来越小。当前，由于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不仅仅是停留在理想状态，而随着互联网金融颠覆性的创新越来越逼近趋同了，将更逼近于现实。互联网金融将会使得现实中信息沟通的成本大大降低，使得市场经济活动更加接近理想中的完全竞争状态，变得越来越有效。中国实在是幸运，其改革开放、市场化的改革让中国及时地搭上信息时代的列车。(13) (四)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14) 前面关于市场最优性的这些理论结果事实上还依赖于一个关键性隐含假设：制度的至关重要性和决定性作用，即存在着一个完善的治理结构以此来规范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作为前提假设条件的，使之所考虑的市场经济是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自由市场经济。市场机制也许给人一种错觉：在市场社会中为追求个人利益似乎可以为所欲为。其实不是这样，世界上没有纯粹的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市场运行良好需要政府、市场与社会各归其位这样一个国家治理三维结构得以有效地耦合和整合。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放任自由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在许多情景下往往会失灵，如，垄断、收入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外部性、失业、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信息不对称等，从而导致资源无效率配置和各种社会问题。 这样，转型发展和深化改革需要同时兼顾发展和治理两大逻辑，正确理解它们之间的内在辩证关系。发展的逻辑主要是提升一个国家的硬实力，而治理的逻辑则注重软实力方面的建设，当然是多方面的治理，包括政府和市场的治理制度、社会公平公正、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建设。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处理如何，往往决定了国家治理效果的好坏。如果不能很好地平衡两者，而偏颇任何一方，都可能会带来包括贫富差距过大、机会不公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和危机，不能形成包容性的市场经济和包容和谐的社会。从而，从治理的逻辑来说，治理有好的治理和坏的治理之分，由此导致好的市场经济或坏的市场经济，好的社会规范或坏的社会规范。因此，不能简单将其等同于统制、管制或管理，将发展和治理简单地对立起来，顾此失彼。中国当前之所以出现改革成就巨大，同时问题也十分严峻的“两头冒尖”状况，让改革大业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局面，就是由于在过去三十多年主要只注重经济发展的逻辑，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治理的逻辑所造成的。 市场有效和社会规范的必要条件是需要一个有限而定位恰当的有效政府，这样政府的合理定位至关重要。在半市场、半统制的双重体制下，政府不应有的权力过多，而本应肩负起的维护和服务的职责又做得很不够，使之政府角色过位、缺位和错位大量存在，没有合理界定和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导致“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由此，市场经济分为“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关键取决于治理制度，使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得到合理界定和理清。在好的市场经济中，政府能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而当市场失灵时，政府又能发挥很好的弥补作用。一个好的、包容的及有效的现代市场经济应该是对个人的私利的极力保护，而对政府及其公权力则尽可能地限制和制衡，从而它是一种契约经济，是法治经济，受到商品交换契约的约束，受到市场运行规律的约束，受到信誉的约束。一个经济社会由于受到个体逐利的约束、资源的约束、信息非对称的约束，要实现富民强国，首先要赋予个体私权，最核心的是基本生存权、追求幸福的自由选择权及私有产权，让他们通过充分竞争、自愿合作和自愿交换的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使之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 这样，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法治的作用有二：首要的是约束政府对于市场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这是最基本的；其次是更进一步对市场起到支持和增进作用，包括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合同和法律的执行、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等等，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基础和决定性的作用，从而使得价格传递信息、提供激励和决定收入分配的三大基本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此外，好的市场中需要有一个好的社会规范，个体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以尊重别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为前提的，追求个人利益与参与公平竞争并行不悖。妥协精神，尊重别人的价值判断标准，是交易正常进行的前提。 而在坏的市场经济中，政府缺乏对于经济社会转型的驾驭和治理能力，不仅不能提供必要的、足够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弥补市场失灵，反而由于政府的过位导致公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制衡，国有企业的产权没有得到明晰界定，出现了大量的寻租和腐败现象，使得社会经济的公平正义受到极大减损，出现所谓的“政府俘获”(State Capture)现象，即经济主体通过向政府官员进行私人利益输送来影响法律、规则和规章制度的选择和制定，使得该主体能够不通过公平竞争而将自身的偏好转化成整个市场经济博弈规则的基础，形成大量的能够为特定个体产生高度垄断利益的政策安排，而其背后则是以巨大的社会成本和政府的公信力下降作为代价的，使得公共选择中的无效率均衡得以长期延续(15)。这种不通过公平竞争的自身努力，而靠非公平的寻租手段和方式来争夺社会、政府资源，不仅会造成市场失灵，更严重的是，长此以往，将会逐渐形成坏的社会规范，造成社会资源配置和价值观扭曲、伦理道德滑坡、诚信缺失、说话做事“假大空”、社会浮躁、不稳定因素增多，结果导致市场活动的显性和隐性交易成本巨大。一些社会学家则将这种社会状态界定为“社会溃败”，喻作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 这样，在以上提及的三种个体私权中，产权的明晰和保障至关重要。由于公有产权没有明晰界定及公权力的大量过位，一些人就可通过手中的公权力进行寻租，这是造成腐败的根本原因。在防贪、反贪方面，采用孙子兵法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策，有贪官才去反贪至多是中策，说不定是下策，这是由于即使贪官是少数，也破坏了政府的形象，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历史经验早已告诉我们此点。反腐的根本出路在于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和民营化，通过制度来合理界定政府治理边界让官员没有机会贪，通过法治让官员不能贪，通过问责和社会监督让官员不敢贪。 因此，在政府、市场和社会这样一个三维框架中，政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有极强的正负外部性，起着最基本的关键性作用。它既可以让市场有效，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让社会和谐，实现科学发展，也可以让市场无效，导致社会矛盾重重，成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巨大的阻力，形成坏的社会规范。尽管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但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没有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这有许多其他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合理地界定和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政府的角色出现了过位、缺位或错位。只有政府无所不在的“有形之手”放开了，政府的职能及其治理边界得到了科学合理的界定，合理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才是可期的。 那么，如何合理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治理边界？那就是，只要市场能做好的就应该让市场去做，政府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但需要政府维护市场秩序，保证合同及各种法规得到严格执行)；市场不能做的，或者说从国家安全等其他因素考虑，市场不适合做的时候政府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也就是，在考虑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经济的和谐发展的时候，在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管理模式的创新的时候，就应该根据市场、政府和社会各自界定的边界来考虑，比如说，至少在竞争性的行业，政府应该退出，当然即使政府不退出也不可能长久生存下去。只有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才发挥作用，单独或者是与市场一起去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 这样，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最基本的职能、角色和作用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就是“维护”和“服务”，也就是制定基本的规则及保障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这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那样，政府的基本职能有二：一是必须承担实施法律和抵御外敌的职能，二是必须提供市场无法提供或无法充分提供的服务。与此同时，必须将这两方面的职能和任务明确地界分开来，当政府承担服务性职能的时候，不能把赋予政府实施法律和抵御外敌时的权威性也同样赋予它。(16)这就要求政府除了承担必要的职能外，还要向市场和社会分权。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林肯对政府职能的界定概括得非常精辟：“政府存在的合法目的，是为人民去做他们所需要做的事，去做人民根本做不到或者以其各自能力不能做好的事；而对于人民自己能够做得很好的事，政府不应当干涉。”(17)同时，一个好的、包容的和有效的现代市场经济和国家治理模式，还需要一个具备较强的利益协调能力的独立、自治公民社会作为辅助非制度安排，否则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各类显性和隐性交易成本都非常大，社会最基本的信任关系难以构筑。 总之，只有合理界定和理清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才能建立好的、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实现效率、公平与和谐的科学发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长治久安的包容性制度。当然，转型到有效的现代市场制度往往要有一个过程，由于各种约束条件，不能一步到位地理清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治理边界，往往需要制定一系列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但是，随着转型的深入，原有的那些过渡性制度安排的效率就会出现衰减，甚至完全退化为无效制度安排或负效制度安排。如果不能适时适度地不断理清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治理边界，反而将一些临时性、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如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定型化和终极化，就不可能造就有效市场和构建和谐社会。由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它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对如何合理地界定和理清政府、市场与社会治理边界，如何进行综合治理等方面的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现代经济学与市场经济的综合治理(18) 为了让市场运行良好，建立有效现代市场制度，就需要耦合和整合好政府、市场与社会这三个基本协调机制之间的关系，以此规制和引导个体经济行为，实行综合治理。政府、市场和社会，这三者正好对应的是一个经济体中的治理(Governance)、激励(Incentive)和社会规范(Social Norms)等三大基本要素，强制性的公共治理和激励性的市场机制等正式制度安排相互交叠、综合治理、长期积淀，会对规范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形成一种导向和形塑，增强社会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大大节约交易成本。所谓非正式制度安排，其实就是文化。比如，对企业来说，一流的企业做品牌，二流的企业做技术，三流的企业做产品。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正是企业文化。有没有好的社会规范，有没有好的市场经济，最关键是政府角色的定位问题。 这三种基本制度安排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晓之以理，导之以利，动之以情”，从国家治理层面看分别主要由政府、市场和社会来实现和实施。“晓之以理”就是法理、道理激励；“导之以利”就是通过奖惩制度激励，将经济活动和收益挂起钩来，以此形成激励机制；“动之以情”就是情感激励，信仰一致，比如，通过关系、友情、感情有时会解决很大的问题，是一种社会文化，特别是信仰和理念一致，将会极大地减少交易成本。 法规治理是强制性的，是基本的制度安排和管理规则。是否制定这样的法则和规制基本标准就看是否容易界定或判断清楚(信息透明和对称与否)，了解信息及监督和执法成本是否太大。如果一个法规的监督成本太大，这样的法规就不具有可行性。产权的保护、合同的实施、适当的监管都需要制定规制，从而需要一个监督执行规则的第三者。这个第三者便是政府。为了维持市场秩序，引入政府是必然的。由于政府也是经济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影响巨大，这就要求对政府的行为应有明确的程序和规则，并且这些程序和规则的制定应该是宜细不宜粗，越明确越好。对经济人和市场的规制则相反，由于信息不对称，应该是宜粗不宜细，弄得不好，就会过多地干预经济人的选择自由，成本大，代价高。“晓之以理”大棒式的这一制度安排类似于中国古代法家的思想。然而，法家思想最大的问题是只治理经济人而不对政府施加约束。其次，看到了人在争权夺利时的残酷，而忽略了血缘关系对人的情感和行为的影响。如果一味地用法家的高压桎梏，不考虑其他制度安排，往往导致高压和强权，不能形成现代市场经济。 激励机制，如市场机制，是诱导性的，这是适用范围最大的一块。由于信息不对称且了解信息的成本又比较大，那么具体的运行规则应该是通过用市场等诱导性的激励机制来调动经济人的积极性，实现激励相容，使人们主观为自己为个人、客观为他人为社会努力工作。声誉和诚信在市场经济机制下也是一种惩罚激励机制。做生意要靠诚信，并不是说这是企业主本身很愿意讲诚信，而是不得不讲诚信，否则就会受到被市场淘汰的惩罚。此外，诚信能节省经济成本，降低交易成本。“导之以利”这一制度安排类似于中国古代道家的思想。个体都有追求自身的利益和思想境界有限的局限，这是要时刻充分认识到的客观现实，不能什么都不管。口头不“讲”利不难，但实际不“重”利却很难。道家主张“天之道，利而不害”，强调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然而，道家忽视了无为而治的两个必要条件，也就是基本的制度和政府的作用。 社会规范是一种既不需强制，也不需激励的制度安排，在激励陌生人之间的自愿合作中会起到重要作用。长期坚持按强制性的法规和诱导性的激励机制来解决问题，慢慢就形成了一种既不需要强制也不需要激励的社会规范、信仰和文化，比如，企业文化、民风、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理念追求，这是最节省交易成本的方式。特别当理念一致时，会大大地减少办事的难度，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当理念不一致时，即使采用“大棒式”的强迫命令这一刚性方式，“胡萝卜”式的诱导性激励机制或友情关系，解决了一件事，但遇到新的事情和问题，又需要重新再来，造成很大的实施成本。 尽管如此，“动之以情”这一道德说教的社会规范在当前人们思想境界不高的现实下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依靠对人性的改善，缺乏约束力，它的治理边界有限。这一制度安排类似于中国古代儒家的思想。儒家的“德治”思想过分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而刻意忽视了经济利益关系，它在治理家庭方面比较成功，但是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就会有失偏颇。在家庭或者小团体内部，仁慈道德可能是主导性的，即便不是主导，至少也是相当重要的。但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这种作用会非常小。仁慈是高度私人化的，随着团体的扩大，其强度是越来越弱的。对那些不得不依靠人们的仁慈以获得他们必需品的人来说，大多数情况下是难以满足的，乞丐和普通人总是有一段差距，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帮助，但是如果仅仅依靠仁慈，那将是徒劳的。所以，如果把一个家庭治理得好，就简单地把治理经验推衍到整个经济社会活动，可能会出问题，甚至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的思想觉悟还有限的情景下，单纯地依靠内在的伦理规范，而外部的法律规章和激励机制付之阙如，市场经济将会滑向坏的市场经济。 总之，三种基本制度安排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既有各自不同的作用，也有各自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如果独尊一家会带来非常严重的不良后果，需要各就其位及互动互补的联动。其实，古人已经总结得非常深刻和经典：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败则倾；以权相交，权失则弃；以情相交，情断则伤；唯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做到“以心相交”是最佳的了，但要真正做到很难。三者中法规治理(也就是制度)还是最基本和最根本的，它奠定了最基本的制度环境，具有极强的正负外部性，决定了政府定位是否适度，从而决定了激励机制设计的效果和社会规范形成的好坏。此外，无论法规治理的制度安排的制定，还是激励机制的制度安排的制定，其宗旨均不应也基本不能改变人利己的本性，而是要利用人这种无法改变的利己心去引导他客观上做有利于社会的事。制度的设计要顺从人的利己本性，而不是力图改变它。人的利己无所谓好坏善恶之说，关键在于用什么制度向什么方向引导。不同的制度安排将导致人们不同的激励反应和不同的权衡取舍结果，从而可能导致非常不同的结果。这正如邓小平深刻指出的那样：“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19)说得更通俗和接地气一点，就是：制度不好可以让人变成魔鬼，制度好甚至可以让魔鬼变成人。 好的法规治理，不是管制、统制，是更容易导致好的激励机制的产生和好的社会规范的形成，从而说明了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至关重要性和要具有长远性。只着眼几年，乃至三十年、五十年制度方面的建设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历朝历代很少有强过二百年(或亡或弱或西东汉、北南宋式的断裂)已经充分说明了长治久安制度关键重要性，因而起码需要着眼于二百年，甚至更长。要知道，这些历朝历代的更迭对中华民族无论是在财产还是人口增长方面都带来了极大的损害，中国需要的是政体稳定、社会和谐、人民富裕的长治久安。此外，也不能忽视文化的重要性。文化是一个具有价值牵引、人文塑造功能，且具有基础性和战略性的关键环节，对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系的和谐具有重要作用。由此，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核心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因此，“情、理、利”需要综合应用，并且要因人、因事、因地、因时而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解决。采用何种方式的标准是由法规的重要性、信息对称的程度、监督和执法等交易成本的多少决定的。总之，这三种制度都有其边界条件，“晓之以理”主要看信息容不容易对称，法律容不容易监督。如果制定出来的法律，其监督、执行成本很大，或者大家都不去执行，这样的法律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综上，市场运行良好需要政府、市场与社会各归其位这样一个国家治理三维结构得以有效地耦合和整合。这样，要界定和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是边界的界定。我们首先要知道它们之间的合理边界在哪里。市场有效和社会规范的必要条件是需要一个有限而定位恰当的有效政府，这样政府的合理定位至关重要。其原则就是，市场能做的让市场去做，市场不能做或做不好的政府才去做，归纳起来政府的作用就是：维护和服务。第二层次是主次之分。谁是关键？答案是制度。我们一旦知道它们之间的边界后，还需要理清。那么谁去理清呢？政府！政府、市场和社会，这三者正好对应的是一个经济体的治理、激励和社会规范三个基本安排。那么，谁能规范政府的定位呢？法治！这样，法规治理(也就是制度)是最关键、最根本的，它奠定了最基本的制度环境，具有极强的正负外部性，决定了政府定位是否适度，从而决定了激励机制设计的效果和社会规范形成的好坏。那么，政府愿意去限制自己的权力吗？一般来说，当然不会。因此，政府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需要对权力进行进一步的划分，行政部门、制定法律的部门和司法部门之间的责权要分开。 因此，最基本的治理制度是决定性的，只有从规范、制约和监督政府权力的制度、法治和公民社会这三个维度的综合治理着手，合理界定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治理边界，才能同时解决好效率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才能从根源上根除腐败和行贿受贿现象，建立起健康的政府、市场、社会、企业及个人关系。这样，它们之间应当是良性互动的关系，实现良性互动，政府方能不断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定及执行，强化市场方的效率、效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长治久安的包容性制度，真正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六)中国古代关于市场经济的朴素思想 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的理念、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的理念，完全是从西方灌输过来的。其实不然，从上古中华文化起，中国就有许多思想家崇尚朴素的自由市场经济和信奉价格由市场决定，包含了许多市场经济的理念，给出了许多激励相容的辩证治国方略，总结得异常深刻。现代经济学的几乎所有重要的基本思想、核心假设及基本结论，如，个体自利性假设、经济自由、看不见的手的无为而治、社会分工、国富与民富及发展与稳定的内在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国古代先哲们差不多都论及了。下面列出一些这方面的例子。 早在三千多年前，姜太公姜尚就认为，“避祸趁利”是人之天生本性，“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从而说出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六韬·文韬·文师》)的以民为本的民富国定、民富国强的辩证统一思想和治国的根本规律，给出了政府要以天下之利为利、以天下之害为害、以天下之乐为乐、以天下之生为务的根本治国方略，达到使天下人与之共利害的激励相容的结果。 两千六百多年前，管仲洞察到许多深邃的经济思想，其核心是“自利论”，《管子·禁藏》对个体逐利的社会经济活动给出了形象而深刻的解释：“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这基本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一个非常形象表述，但早了两千多年。《管子·国蓄》中则给出了需求法则：“夫物多则贱，寡则贵”，其他篇章也给出了民富则国定、国安、国治、国富、国强的基本结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穷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此外，综合治理也是管仲管理思想的核心要点。比如，对于诸侯，管仲主张采取“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的综合治理策略，使诸侯“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国语·齐语》)。不难发现，这里的“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与我们所提的三个制度安排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 两千四百多年前，孙子的《孙子兵法》“始计篇”虽说谈论的是兵法，但与现代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高度吻合，完全可将其放在做事业的情境下。这也是治理好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企业或单位，做大事，办成事，决策正确和在竞争中能胜出的法则。他同时也给出了信息经济学的基本结论：信息完全情况下，才有可能达到最优(“the best is first best”)；在信息不能对称的时候，至多只能得到次优结果(“the best is second best”)，也就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兵法》)同时代的老子更是在《道德经》中给出了成大事者应明白的综合治理最高法则：“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道德经》第57章)这是治理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的根本之道，通俗地说，就是要：行得正、用得活、管得少，政府要少干预，无为而治。老子将“道”看作无形的自然规律，而“德”则是“道”的具体体现。他认为，治国御人应采用天道、地德、无为的管理理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25章)还有，“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道德经》第63章)也就是，做任何事情，细节决定成败。这些论述都说明了，老子的无为思想并不是人们通常所以为的，要人们无所作为，那是消极的，不是老子的本意，是对老子天大的冤枉。老子谈论的无为是相对的，大的方面要无为，细节方面要有为，要细心。也就是，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要有为。 两千三百多年前，秦商鞅就曾以野兔为例阐述了建立私有产权的极端重要性，产权明晰界定可以起到“定分止争”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助于市场秩序的建立。这个结论比科斯关于产权的重要性的结论早了两千三百多年。商鞅在《商君书》中讲道：“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骛焉而逐之；名分己定，贪盗不取。”其大意是，众人之所以追逐野外奔跑的野兔，并非因为可以对野兔分而得之，而是因为无主的野兔给大家提供了积极争取所有权的动力，即便尧、舜、禹、汤在世也会如此。被捕获的野兔在市场上出售，因为其所有权既定，他人就不能随意盗取。 两千一百多年前，《史记·货殖列传》更是写下了石破天惊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千古名句，这和管仲的自利论的思想一脉相承，并且提出了与斯密非常类似的，建立在自利基础的社会分工实现社会福利的经济思想。司马迁考察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意识到了社会分工的重要性，他写道“皆全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因此就有必要“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并且，他认为由农、虞、工、商所组成的整个社会经济，应该合乎自然地发展，而不需行政命令来加以约束。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续写道：“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自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用现代语言阐释，就是：“这难道还需要政令教导、征发人民如期集会来完成吗？人们各自以自己的才能来行事，竭尽自己的力量，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价低廉，他们就寻求买货的门路，物价昂贵，他们就寻求销售的途径，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们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他们不待召唤自己就赶来，物产不须征求而百姓们自己就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合乎规律的而自然就是如此的证明吗？” 孔子肯定了在遵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前提下追求自身物质利益的正当性。他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就是说，国家政治清明而自己贫贱，这是耻辱；国家政治黑暗而自己富贵，也是耻辱。孔子在此鼓励人们追求正当的物质财富。《论语》中记载了孔子对身为商人的弟子子贡的赞赏。《论语·先进》篇记载：“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在此，孔子把其最欣赏的学生颜回和子贡做了比较，前者虽然道德上近乎完善，却常常在生活上陷入贫困，似不可取；而后者不信命运安排去做买卖，预测市场行情每每猜中。 中国古代思想中也不乏至今仍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政府治理哲学，对经济自由的重要性和几种基本的制度安排的排序。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总结得非常精辟：“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其喻意就是，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无为而治，其次导之以利，再次加以道德教化，最后用规定加以约束，最坏的做法就是与民争利。 这些古代经济学思想异常深邃，但遗憾的是，由于只是些经验总结，没有形成严格的科学体系，没有给出结论成立的范围或边界条件，没有建立严格内在的逻辑分析，很少为后人所重视。 ①熊彼特在其1949年出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所作题为“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就职演说中，曾指出，“科学是指经过专门技术加工过的知识。经济分析，亦即科学的经济学，包括了历史、统计和经济理论等技术”。参见Schumpeter,Joseph A,Danel M.Hausman,eds.,The Philosophy of Econom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p.260—275. ②相关讨论亦可参见田国强：《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方向与创新路径》，《经济研究》2015年第12期。 ③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④笔者在《大众市场经济学》一书中曾对市场制度做了比较通俗易懂的阐释。参见田国强、张帆：《大众市场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⑤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⑥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7页。 ⑦Kenneth J.Arrow and Gerard Debreu,"Existence of an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 Econometrica,Vol.22,No.3,Jul.,1954,pp.265—290. ⑧米尔顿·弗里德曼：《价格理论》，蔡继明、苏俊霞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10页。 ⑨Huuwicz L,"On informationally decentralized systems," in C.B.McGuire and R.Radner,eds.,Decision and Organization:A Volume in Honor of Jacob Marshak,North-Holland,1972. ⑩关于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讨论，参见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易家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 (11)J.S.Jordan,"The competitive allocation process is informationally efficient uniquel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1982,28,pp.1—18. (12)Guoqiang Tian,"Incentive Mechanism Design for Production Economies with Both Private and Public Ownership,"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33(2000),pp.294—320. (13)田国强：《互联网金融创新与中国经济发展驱动切换》，《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12期。 (14)关于此问题的详细讨论，参见田国强、陈旭东：《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15)Stigler,G.J.,"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Vol.2,No.1,1971,pp.3—21; Hellman,J.,"Strategies to Combat State Capture and Administrative Corruption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Conference,"Economic Reform and Good Governance.Fighting Corruption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11—12 April,2002,Beijing,China. (16)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333页。 (17)林肯：《论政府的片断》，引自《政治的智慧》，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56页。 (18)相关讨论亦可参见田国强、陈旭东：《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制度转型和国家治理的视角》，《学术月刊》2015年第5期。 (19)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标签：经济学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生产者消费者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微观经济学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决策能力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功能分析论文; 市场功能论文; 竞争分析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消费者分析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