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前前后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前前后后论文,真理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5月10日，胡耀邦同志创办的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由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此文作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我从1977年6月起，就在胡耀邦指导下从事《理论动态》的筹办、撰稿工作。所以，身历了这一场大讨论，现将我所知道的情况略述如下。
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历史背景和酝酿准备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实际上宣告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产。那时，我们的国家可以说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我们面临着全面拨乱反正的特定历史任务。这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没有什么顾忌。但是，在当时迷信盛行、思想普遍僵化的条件下，要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并加以纠正，就很艰难。一方面，许多人思想不通，疑虑顾忌很多；另一方面，当时有些领导人坚持“左”的立场，进行阻挠。突出的表现就是提出“两个凡是”。
1977年2月7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的名义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出了名的“两个凡是”。这“两个凡是”，实际上就是要原封不动地坚持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理论和决策。大家知道，打倒刘少奇同志、撤销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职务、定性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等等，都可以说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按照“两个凡是”，拨乱反正就无法进行，我们的国家就很难前进。这篇社论是由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同志组织撰写定稿，经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批准发表的。
“两个凡是”一出来，就遭到许多干部和理论工作者的非议和反对。邓小平同志于1977年4月10日给党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他以后多次说，针对“两个凡是”才想出了“准确地、完整地”这个提法。稍后，邓小平同志又对去看望他的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同志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邓小平同志对“两个凡是”的批评，是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
邓小平同志在批判“两个凡是”时指出，毛泽东同志也有错误。但是，“准确、完整”的提法本身，却不涉及理论本身是否有错误的问题。形势的发展要求正面提出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问题，但又不宜简单地、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很大的困难。关键是要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思想启蒙。人们终于想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原理入手，来解决这个难题。这就是从哲学原理上来说明什么叫正确的认识、什么叫错误的认识？用什么来检验认识的正确与错误，标准是什么？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同志，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逐渐感觉到，要从认识路线上来回答什么是区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是和非、正和乱的标准。他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稿，在1977年10月寄给《光明日报》。
《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同志在编辑工作中，不断遇到判断一些理论观点的正确与错误的标准问题。他们就撰写了《标准只有一个》的短文，发表在1978年3月26日的《人民日报》理论版上。这篇短文明确地说：“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文章还说，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篇短文发表后，《人民日报》收到二十几封信，大都不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人民日报》理论部便决定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同志写一篇重头文章，深入论述真理的标准问题。
从1977年3月开始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工作的胡耀邦同志，5月间就在中央党校提出，要把被林彪、“四人帮”搞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6月4日，他在一个小会上说：“我注意的是，三五年把科学态度搞好。这个搞不好，我们党还可能走弯路。”他所说的科学态度，实际上就是实事求是。胡耀邦同志创办了一个内部刊物《理论动态》。这个刊物的文章都是由胡耀邦同志定稿的，每期刊一篇文章，五天一期，发送给中央领导人和领导干部阅读。1977年8月25日出刊的第9期《理论动态》，刊登了《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这篇文章是耀邦同志出的题、拟的提纲，所论问题实际上已远远超出理论工作的范围。这篇文章批评一些人，“他们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而足以‘小道消息’为准，以某些权威的意见为谁，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1977年12月15日出刊的第31期《理论动态》，刊登了《文风与认识路线》一文。这篇文章就明确提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最早明确提出实践标准的一篇文章。当时，党中央要求中央党校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经验”。胡耀邦1977年12月初在校党委会上讨论落实这项任务时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分析”。会后，耀邦同志指导几位同志起草了一个总结上述三次路线斗争（实际是“文化大革命”）的文件。这个文件提出，研究的指导原则：第一是以完整准确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第二，“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1978年4月，根据耀邦同志的意见，中央党校将这个文件（征集意见稿）发给在校学习的八百学员（高中级干部和理论宣传骨干）进行讨论。这是一个大胆的举措。这也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前奏。
中央党校的八百名学员热烈地讨论了胡耀邦同志指导撰写的文件。大多数人同意文件提出的指导原则，并以实践标准为武器，提出了“文革”中许多重大政治事件的评价问题。也有少数人认为，应当以九大、十大、十一大文件为依据。上述情况反映了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的对立。这是两种思潮的对立。即使是同意实践标准的学员，对实践标准的理解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同志，决定撰写一篇论实践标准的文章，在《理论动态》发表。文章的题目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落实了作者。
以上就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酝酿和准备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说明，开展这一场大讨论，是拨乱反正的客观需要，是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
二、一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这场大讨论是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而引发的。这篇文章是在两个文稿的基础上形成的。
一个文稿就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稿约在1977年10月寄到《光明日报》。《光明日报》作了一些删改后于1978年1月14日印出小样15200字。以后他们对这个文稿作了几次修改，并请到北京开会的胡福明参加讨论并作修改，但他们认为胡的修改未达到要求，就由编者作了两次大的修改。这时已是1978年4月。
另一个文稿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孙长江同志在吴江同志指导下撰写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稿约写成于1978年4月。两篇文稿是怎么捏到一起的呢？
1978年4月10日，新上任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同志，审阅了哲学组送审的“哲学”专刊稿，即胡福明的稿，题目已由编辑部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杨西光刚从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结业。他参加了中央党校关于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经验指导文件的讨论，结识了胡耀邦同志，同理论动态组建立了联系。这时，他也知道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孙长江同志也在撰写真理标准的文章。杨西光同志看了胡福明文稿后，提出两条处理意见：（一）此文作为“哲学”专刊文章发表，影响小，要作为重头文章在第一版发表；（二）文稿份量不够，要作重大修改。他随即与中央党校联系，请中央党校帮助修改，请胡耀邦同志审阅，希望先在《理论动态》内部发表，再由《光明日报》公开发表。胡耀邦同志同意。吴江布置孙长江，将两个稿捏在一起，尽量吸收胡文的好意见，题目还是用原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孙长江即按照吴江的意见，将两个文稿捏合在一起，具体说，就是按照讨论好的修改方案，重新撰写，将《光明日报》送来的稿中能用的部份剪贴在稿中。孙长江同志改定的稿共6600字，其中剪贴《光明日报》的文稿约2700字。孙长江在1978年4月27日将文章改写出来，即将清样送胡耀邦同志审阅。胡审阅后，作者对文稿又作了修改，于1978年5月6日第二次请胡耀邦同志审阅，定了稿。与此同时，《光明日报》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同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系，决定协调行动，宣传这篇文章。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第1版全文发表《实》文，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新华社作为“国内新闻”第一条全文转发此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有针对性地阐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路线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批评了“两个凡是”，说出了大家想说而又不敢说不便说的心里话，将许多人隐隐约约地感到的问题挑明了，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在广大读者热烈欢迎的同时，那些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却对这篇文章横加指责，扣上了“砍旗”的大帽子。
5月12日晚11点，《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同志正在值夜班，接到了吴冷西同志（“文革”前任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那时胡绩伟是副总编辑）打来的电话。吴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很坏很坏，“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胡绩伟当即将情况通报给胡耀邦同志。
5月13日，胡耀邦同志在家中召集理论动态组同志开会，由胡绩伟向大家介绍那个电话的内容。大家断然批驳了“砍旗”的指责，并表示要写文章批驳。胡耀邦同志则要求理论动态组写一篇《历史潮流滚滚向前》的文章，从中国历史发展大趋势的高度批评“两个凡是”的思潮。
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实际是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的争论），就这样开始了。
三、邓小平、罗瑞卿的有力支持和大讨论局面的形成
当时，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掌握了很大的权力。他们从一开始就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横加指责和压制，企图阻止这个讨论。
这时，邓小平同志正在筹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两个凡是”的思潮也反映到了会议的筹备工作中，邓小平同志决定就此发表讲话。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发表了重要讲话，中心是讲实事求是。他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有些人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原话，照抄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尖锐指出，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邓小平同志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深刻地批评了“两个凡是”。这个讲话是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有力支持。
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由吴江同志撰写的特约评论员文章，题目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在同一天刊登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全面批驳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指责，进一步阐明了实践标准，有理有据有深度，令“凡是”论者无法应战。这篇文章是在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同志的支持和具体指导下修改定稿和发表的。在此过程中，罗瑞卿同志同胡耀邦同志多次电话商量交换意见。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有力支持。
理论界从一开始就积极支持并热情投入这场讨论。1978年6月20日、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杂志编辑部，邀请首都哲学工作者和一些部门的实际工作者60余人，召开真理标准问题座谈会。7月17日～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了全国性的座谈会。邀请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有关同志160多人参加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周扬同志在会上讲话，首先指出，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他阐明了这场讨论的性质，把问题提到了应有的高度。这个讨论会规模大、规格高，讨论的水平也高，对全国的讨论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很多省的省委常委开会听取了会议参加者的汇报，并作出了本省开展讨论的安排。
邓小平同志继续采取行动支持和推进这个讨论。
1978年7月21日，邓小平同志找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张平化同志谈话，给他打招呼，要他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了。以后的事实表明，这位宣传部长并没有照办。
1978年7月22日，邓小平同志又找胡耀邦同志谈话，询问了有关情况。他对耀邦同志说，你们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邓小平同志说，原来没有注意这篇文章，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就看了一下，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这是邓小平同志对《理论动态》、对中央党校、对胡耀邦同志、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一次旗帜鲜明的有力支持。
1978年9月，邓小平同志访朝归来，在东北三省，沿途讲思想路线问题。9月16日他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以后，发表了重要谈话。他指出，照“两个凡是”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并提出了真高举、假高举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尖锐地批评了“两个凡是”，进一步阐明了实践标准，也批评了思想僵化现象。这是邓小平同志支持和推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又一次重要谈话。
在邓小平同志的有力支持和正确引导下，在罗瑞卿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有力支持下，胡耀邦同志精心组织，依靠各级领导干部的支持，理论界和新闻界密切合作，到1978年夏秋，真正形成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局面。
四、大讨论的成功和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召开了为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12月13日，开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在闭幕会上，邓小平首先讲话。他主要讲了思想路线问题。
邓小平同志在这个讲话中充分肯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3页）这真是振聋发聩之言。他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这个讲话，是对历时半年多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所作的最好的总结，得到与会者的普遍赞同。这个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题的讲话，实际上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由于有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的准备，因此，这次全会开得比较顺利。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要求全党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这表明，“两个凡是”已被推倒，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已经重新确立，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取得极大的成功。
从1978年5月开始，到1981年6月，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前后经历了三年多时间。这一场大讨论是全面拨乱反正的客观需要，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需要，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这一场大讨论中，胡耀邦同志是发动者和组织者，邓小平同志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高领导者，罗瑞卿、谭震林、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关键时刻坚决有效地给以支持，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的支持和参与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广大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密切合作，共同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通过这一场大讨论，推倒了“两个凡是”，破除了存在多年的个人迷信，破了禁锢人们的精神枷锁，使多年沉闷的空气活跃起来。通过这一场大讨论，树立了实践标准的权威，否定了语录标准、政治权威标准，大大提高了干部群众分辨是非、判断正确与谬误的能力，精神上有了主动权。通过这一场大讨论，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认清了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加快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搞“两个凡是”，搞本本主义，那是形式主义的高举、假的高举，是根本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其结果只能是损害毛泽东思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进入历史新时期以后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二十年中，我们又经历了多次思想解放。各次思想解放的焦点不同，但都是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次思想解放为基础的，都是这一次思想解放的继续和深入发展。今后的思想解放也是这样。
当年，实践标准是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但是，人们的社会实践在发展，实践标准的具体内容也在发展。十三大提出了生产力标准，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这都是实践标准的具体化和发展。今天，我们就是要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为武器，推进新的思想解放，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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