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华早期医疗事业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在华论文,事业论文,医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834年美国公理会派遣伯驾（Peter Parker）来华，是为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医生。次年他在广州创立眼科医院（亦称新豆栏医局），由此开始了近代中国的教会医疗事业。为什么教会医疗事业能在近代中国产生发展呢？
首先从宗教而言，很多流布甚广的宗教在其传播过程中除注重灵魂拯救外，还注重治病救人，这是众多宗教传教的通用方式。如我国的道教就相当注重医药；与基督教相比，佛教的“医疗组织则有更早的历史”（注：李约瑟著，劳陇译《四海之内》三联书店1992年北京第三次印刷P183。）。在《圣经》中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有关于耶稣传教时给人治病的记录，这也正是以后基督教徒利用医药传教的教义依据。而且基督教自从进入中国以来就利用医药辅助传教。唐代景教的传教方法不外两种：“一为翻译经典，一为医治疾病”，而且景教徒中“往往有精通医术之人”（注：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文海出版社版 P40—41。）。元代的也里可温于此也有举措。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虽注重天文、历法、算学等辅助传教，但对医学也有所注意，如邓玉函曾译《泰西人身说概》；传教士还为康熙帝治过病。由此看来近代以来传教士利用医药传教是其宗教本身的要求，而其之所以得到广泛发展则又与当时的社会有关。
其次，近代传教士注重医学传教与中国的基督教政策有关。康熙以来的禁教政策使传教活动遭到很大的阻碍。1807年马礼逊来华便发现难以进行传教，于是1820年与东印度公司的医生合开诊所，以博得华人的好感与信任，从而便于传教。1835年12月郭雷枢在《中国丛报》上呼吁英美派医生来华传教，称“请医务界的善士来行好事，以博取人民的信任，为此而为……基督教铺平道路”（注：转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三次印刷P275。）。这说明医学传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消解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排斥。然而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定使清政府不得不给传教士诸多特权，医学传教从此处于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之下。不过此后医学传教的发展仍与中国的社会生活、医药卫生有关。
再次，中国的医药卫生与生活环境为医学传教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中国的传统医学源远流长，有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但它的产生与巫医有密切的关系，发展过程又受到佛教医学、道教乃至理学的影响（注：参见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的有关论述。），因此有不少的缺陷，而且有不少的迷信色彩。表现在社会上领域就是“巫医盛行”。以至于到了清代“巫医之术犹盛于江淮”（注：转见陈乐平《出入“命门”—中国医学文化学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二次印刷P77。），19世纪70 年代许多上海的医生“第知敬吕纯阳而不知敬张仲景”（注：《申报》同治壬申九月廿一日，癸酉二月十五日。）。而且各地卫生状况又很差。不惟如此，中国的医事制度也比较落后。虽然各省都设有官医，另设有施医局，但大都有名无实，因此广大民众有病难医。特别是近代以来，社会的流动性日益增强，对医疗卫生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也为教会医疗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必要前提。然而就传教士而言，初到之时很难适应中国的生活环境，许多人因水土不服而患病；或者因环境恶劣而病故，如初到江南的传教士“过早死亡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环境恶劣（注：（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P 5。）。 这也是医学传教士来华原因之一。如圣公会在华的第一个主教文惠廉早在1855年以前曾屡次向布道会建议，派医生到中国开办医药事业，因为“医药事业可为教会开传道之门”。“同时工作人员有水土不服而致病者，亦可有专医调治”（注：林步基等编辑《中华圣公会江苏教区九十年历史》1935年10月P8— 9。）。
复次，当时西方社会的发展为教会医疗事业提供了可能。18世纪末19世纪初工业革命的发展带动了西方社会的进步，医药科学也得到了很大发展。然而工业革命同时也导致了工人贫困，于是许多教会“出于对物质生活贫困的人的同情，为帮助他们，就开始建立相应的制度和机构，恰如他们关心个人的灵魂那样，他们也同样关心个人的身体”（注：罗纳德·L·约翰斯通著，尹今黎、 张蕾译《社会中的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309—P310。）。因此诸如医院、孤儿院等社会服务应运而生。此外，19世纪中叶欧洲社会流行的“常识哲学”对传教士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于传教士主张“在传教的同时也辅之以西方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注：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P222。）。这一切都有利于医药传教的进行。
二
从1835年伯驾创立近代中国第一个教会医院后，随着医学传教士的纷纷东来，到1887年教会医疗事业在中国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医学传教士不仅创办诊所、医院，而且进行医学教育。以1860年为界，早期医疗事业又可分为两个时期。
（一）初创时期（1834—1860）
1835年底，伯驾的眼科医院开诊后，由于免费治疗，因此有不少人前往就治。“三个星期内就有四百五十人次来该医局看病，病人要求治眼病，也要求治疗别种疾病”（注：转见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P74。）。但是由于清廷的禁教， 伯驾等人也不敢在医院公开传教。1835年底郭雷枢在《中国丛报》上发表文章呼吁欧洲多派人才来华。1838年2月21日郭雷枢、 伯驾等传教士与东印度公司的医生、商人发起组织了中华医学传道会，以郭氏为会长，其宗旨是：“鼓励医士来华，并在华人中行医”。（注：Armold Foster B.A,Christian Progress in China,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889P162。）此后由于广州医院维修，伯驾又到澳门开了一所医院，但不久因伯驾离去而停开。1839年早期医学传教士中的雒魏林、合信先后来华。雒氏来华后，受中华医学传道会的指派到澳门重开医院，但他仅维持几个月就离去；合信来华后也到澳门重开该院。鸦片战争爆发后伯驾回国，广州的眼科医院停开。（注：Armold
Foster B.A,ChristianProgress in China,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889 P 163。）战争期间，雒魏林曾在定海开设一医院，1841年因英军撤离而停办。鸦片战争结束后，传教士的活动又活跃起来，1842年1月21 日伯驾来华重开广州医院，同年医学传教士高民、玛高温先后来华，并在厦门、宁波一带施医传教，雒魏林重开定海医院。
而且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定使传教士获得诸多特权。他们不仅可以在通商口岸传教，而且医学传教也获得了条约保护。《中美望厦条约》规定：“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院、礼拜堂及殡葬之地”。《中法黄埔条约》也规定：“佛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同急院、学房、坟地各项”。1847年挪瑞两国通过条约获得了设立医院的权利（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10月北京第二次印刷P54 P62 P74。 ）。条约的规定为设立医院提供了依据，实际上为医学传教提供了法律保护。
此后，在此特权保护之下，传教士在通商口岸进行医学传教，并设立医院、诊所（注：本文以下所列教会医院的创办年代以The Chinese Medical Directory (Compiled by H.P.Chu,The ChineseMedical Association,Shanghai 1934)为据。）。1843年玛高温在宁波设一医院，是为华美医院之前身；1844年雒魏林到上海设一诊所，是为以后仁济医院的前身；同年高民在厦门正式设一医院；1848年合信在广州开办惠爱医院；1850年温敦到达福州，是为第一个到达该地的医学传教士。1854年嘉约翰来华，入伯驾的医局工作，次年伯驾离开后由其负责该院。在此影响下，天主教徒也认为“医院是其陆续应办的事业”。（注：（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P56。）在教会医院里，经常有传教士来向病人传教，医学传教士有时也向他们传教。就连王韬也在日记中提到曾多次到仁济医院听过讲《圣经》。
不过19世纪50年代的环境对传教士来说是喜忧参半的。一方面战争给医学传教带来了不少麻烦，如广州眼科医院于1856年因战火而停办（1859年由嘉约翰重办，定名博济医院）；另一方面战争又为医药传教提供了机会，以上海为例“由于太平军叛乱战争，迫使外乡人大量地涌入上海”，天主教“神父们又有了从事慈善救济工作的机会”，（注：（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年版 P215。） 上海的天主教充分利用这个时机， 并在董家渡设立了医院。雒魏林的医院也曾在小刀会起义期间救治过不少伤员。1860年以前，教会医疗事业虽由广州、澳门一隅发展到五个通商口岸，但总的来说发展缓慢。这固然与时局、语言障碍等有关，但与医学传教士来华较少也不无干系。除创办医院外，这一时期传教士还招华人在医院习医，以便培养助手，同时也开始了近代基督教在华医学教育。
第二次鸦片战争给医学传教赋予了新的权利。由于新开了许多口岸，传教士可以进入这些新口岸。而且中美《天津条约》规定“大合众国民人在通商各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也有类似规定。（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10月北京第二次印刷P91 P106。）1860年各国与华签定的北京条约承认了天津条约有效，并获得在内地自由传教的权利。此后不少国家纷纷效尤，获取了此项特权。这就为教会医疗事业初步发展提供了特殊的有利条件。
（二）初步发展时期（1860—1887）
1860年后，医学传教士不断来华，并深入到新开口岸与内地城市，医学传教得到初步发展，以后的一些著名医院相继建立或建立起其雏形一诊所。（下文所列医院有的从严格意义上讲只能是诊所）
19世纪60年代医学传教发展缓慢。教会医院除了上海新设同仁医院（1867）、福州设塔亭医院（1866）外，超出原来五口设有：北京基督教会医院（1861，为以后协和医院的前身）、汉口仁济医院（1866）、汕头福音医院（1867）、天津基督教伦敦会医院（1868）。这除了其专业所限以及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态度外，还与积极派医学传教士的美国有关，因为美国南北战争的进行影响了医学传教士的派遣。但是医学传教日益受到各教派的重视。
进入70年代以后传教医师逐渐增多。1874年有10个，1881年有19个（注：Kenneth Scott 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in China,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29 P452。），7年内增加了9个。 而且传教士因自由传教权的获得，也逐步与上层社会接触以寻求支持。如马根济因治好李鸿章夫人的病而得到李的支持，从而为天津的医学传教提供了方便。因此70年代以后教会医疗事业得到较快发展。沿海省份设有：杭州广济医院（1871）、福建古田怀礼医院（1874）等。而且此时教会医院日益深入内陆。地处内地的武汉在70年代就设有三处：汉口普爱妇孺医院（1878）、汉口普爱医院（1874）、武昌同仁医院（1873）。就连长江上游的宜昌也有普爱医院（1878）、普济医院（1879）。而在1877年在华传教士大会召开前，中国共有教会医院16处， 诊所 24 处。 （注： Kenneth Scott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s in China,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29 P452。）可见70年代教会医疗事业得到了相当的发展。1880年到1887年教会医疗事业得到较快发展，除在东南沿海得到发展外，日益向内地和北方发展。这时东南沿海设有：上海西门妇孺医院（1884）、苏州博习医院（1882）、汕头益世医院（1885）、海南那大医院（1881）、福音医院（1885）等。内地设有：武昌昙华林医院（1885）等。北方设有：山东的临清华美医院（1880）、德县卫氏博济医院（1884）、天津妇孺医院（1882），北京美国同仁医院（1886），盛京施医院（1883）等。
伴随着教会医院的发展，医学教育也得到了很大发展。这一时期不少医院除招收学徒外，还设医药班以专门培养学生，这为以后众多正式医学校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如博济医院于1866年正式创办了南华医学校，为近代中国最早的教会医学校。此外有的医学传教士还带中国人出国学医。
基于以上发展，1886年在华医学传教士组织了中华博医会，从此教会医疗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三
由上述可以看出，早期医疗事业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发展过程，分布区域也相当有限。这固然与医学的特殊性、中国人对西医的态度有关，但它毕竟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不过不应忽视的是，早期教会医疗事业水平还是相当有限的，以教会医院为例，苏州博习医院创立时，“各公会在华设立施诊所颇多，正式医院则仅设于沿海四埠。自上海至北京距离约二千里之内地，迄无一正式之医院”。（注：《中华监理公会年议会五十周纪念刊》民国二十四年十月P42。 ）就连著名的上海仁济医院，其病房也很不卫生（注：《申报》同治壬申九月廿一日，癸酉二月十五日。）。但是作为一项特殊事业，早期教会医疗事业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传教活动的进行。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一开始就遇到中国人本能的反对。但传教士的医疗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华人对传教士的看法。由于不少人感受到西方医学的灵验，他们往往从很远的地方到教会办的诊所或医院去就治。有人因此而成为信徒，不过成为信徒的情况起初并不突出。这固然与传教医生忙于治病无暇传教有关，但与中国人的实用主义、禁教政策也有关系。但是教会医疗事业的确使华人逐步改变了对传教士的认识，为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提供了方便。他们有时还为传教士摆脱困境，如一个叫Rev.Charles Wenyon的医学传教士因外出而被当地人围攻， 此时一个被他诊治过的商人出来解围才得以离去（注： Armold Foster B.A, Christian Progress in China,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889 P178。）。
其次，它还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早期医学传教固然有许多缺陷，但是一系列诊所、医院的设立却给中国人带来了近代西方医学，使他们接触到西方医学科学。而且医学传教士在治病之外还向中国人教授近代医学，不仅培养了中国第一批西医人才，而且有利于近代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如乙醚1846年才在波士顿首次使用，伯驾的一个中国学生竟于1847年就在中国使用。（注：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1931,P358。）医学传教士在传教治病外， 他们还译著了许多著作。这以合信、嘉约翰、德贞等为代表。以合信为例，他被称为模范传教医生、第一个为中国著作医学书的人（注：Christian Progress in China P163,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1931 P356。）， 他先后译著有《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说》等，与其有交往的王韬称其作“笔墨简洁，讲论精核，真传作也”。（注：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P55。 ）这些著作影响甚远，当合信“始著《全体新论》时，远近翕然，购者不惮重价”。该书后被刊入《海山仙馆丛书》，“流传最广”（注：王韬《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P119。）。嘉约翰在1887年以前也著书甚丰。此外尚有Dr .Dugeon、Dr.Osgood、Hunter、Porter等也多从事过医学著作的编写与翻译（注：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1931,P356—357。）。他们的这些工作为近代医学传入中国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再次，医学传教事业与晚清政治有密切的关系。医学传教作为传教事业的一部分，随西力东渐而来，因此与晚清政治不无关系。
这首先可从清政府对其政策变化中看出。起初清政府禁教时，医学传教自然受到很大限制。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虽然迫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给于西方以传教与设医院的特权，但是直到19世纪50年代官方仍是限制。1850年官方对福州神光寺传教士的态度是：向城厢居民遍为告述，仍以士民公议为词，不准赴该寺听经就医”（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卷3 P83。）。但天津条约、 北京条约又迫使清政府承认自由传教与设立医院。此后加之医学传教的效果日渐显露，其除受中国官方保护外，与官方的关系日益亲密。马根济之与李鸿章就是一个特例。此外有些地方官还对教会医院以支持，如当美国传教士在福州设医院时，“闽督部院亦曾捐助五百洋元”。（注：朱士嘉编《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P460。）有些医学传教士还被官方聘用，如马根济曾帮李鸿章创办医学校，德贞也曾在同文馆任教习多年。可见在西力东渐过程，清政府对早期医学传教经历了以下变化：排斥——被迫接受与抗拒——接受与保护。这种政策变化对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早期医学传教与教案有不可分隔的关系。 正如1913年一位西方人所说，“在反对外国人的动乱中，医院有时是一种引起动乱的原因”（注：F.L.Hawks Pott,The Emergency in China,New York,Missionary Education Mov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1913 P221。）。笔者认为它与教案有如下两种关系。 一是教会医院引起教案。由于长期以来，中国人总以为外国人挖眼剖心以做药，因此一开始对医院有颇多怀疑。故当教会与民间发生冲突时，有人再以此加以煽动。教案因此而起。此外有时国人对教会医院的怀疑也直接引起教案，“扬州教案由西医割验死胎，酒沁瓶中为士人所窥而起”（注：李刚已《教务纪略》文海出版社版P323。）。二是教案引起对医院的破坏。许多次教案发生时，国人对教会公产一并加以破坏，教会医院往往横遭破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此种关系可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另外不少早期医学传教士由于对中国社会了解较多，往往参于本国的对华交涉，有的后来还充任本国的外交官或领事，对中外关系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以伯驾最为有名。早在顾盛使华时，他就参于其中，充任秘书与翻译，而且《望厦条约》中关于设立教堂、医院的规定还他有关，原因就是“由于中国的一个低级钦差感激巴驾博士替他父母看病的缘故”，“才在这位中国人的建议下，被列进顾盛条约的第十七条”（注：泰勒·丹涅特著姚曾廙译《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475。）。1855年伯驾离开教会进入外交界，任美国驻华全权委员，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外费煦等也曾任美国驻华的副领事等等。
总而言之，早期医学传教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不仅创立了一批教会医院、诊所，而且传播了近代医学知识；它不仅影响了中国人对西方的看法，而且对传教以至中国政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切为医学传教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