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初探_素质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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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是一个有待完善和发展的概念。笔者认为,素质教育不是一种教育制度,而是由一个教育口号发展起来的指导我国基础教育的一种教育思想,又是一种教育形式。本文将从外延和内涵两个方面对素质教育予以探讨,以期科学地理解和实施素质教育。

一、人的素质与素质教育的构成

素质教育最初是针对中小学片面追求升学率这种“应试教育”倾向而提出的一个教育口号,旨在扭转基础教育的办学方向,从片面追求升学率转向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上来。经过近十年的呼吁与探讨,素质教育已经成为指导我国基础教育的一种教育思想,这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给予了明确的规定。

对人的发展的理想素质的要求,决定了素质教育的内容。

从哲学角度来看,人的发展的理想素质包括三个方面的规定:一是指人身心一切潜能的最充分发展,二是指人的对象性关系的全面生成,三是指个人社会关系(主要指人的社会交往)的高度丰富。〔1〕这其中人的一切潜能最充分发展是后者的基础,而人的多种潜能发展的过程同时又是人的对象性关系活动和个人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交往过程。人的对象性关系的生成和个人社会关系的丰富,既是人的一切潜能发展的途径,又是这一发展的结果。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我国基础教育培养出来的人,首先要在身心两个方面都得到发展与锻炼,要有健康的身体和心理,发达的智力和能力;其次,要通过掌握知识和实践活动与世界发生各种对象性关系;第三,能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进行正常而丰富的人际交往,为此需要理解社会生活的种种规范、礼仪,具有良好的道德、高尚的人格。人的发展的这三个层次的规定便是人的发展的理想素质,而对人的发展的理想素质的培养就决定了素质教育的内容。一般来说,素质教育具体包括对学生进行身体、心理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思想品德素质的培养和教育,其具体构成如下:

二、素质教育的性质是一种普通教育

如果我们仅仅认识到素质教育的这些内容与构成,那就的确象有的人指出的那样,素质教育就是全面发展的教育,那么提倡素质教育并没有什么新的意义。其实,素质教育的构成仅说明了其外延,它还有深刻的内涵。使之成为一种教育思想,指导我国的基础教育,这便是对其性质的揭示。在笔者看来,素质教育的性质是一种普通教育。

所谓普通教育是超越社会短期需要,超越个体的自身利益而进行的培养人的一般性、普遍性、基础性的素养的教育,是对人进行的一种理性、适应性及德性的教育,其目的在于改善人,使人的一切理性、道德及精神诸力量,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故普通教育又被称之为“自由教育”。

“普通教育”的概念是由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在30年代著的《美国高等教育》中首次提出的。但是,普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论却有着从萌芽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在古希腊时代,苏格拉底就提出了教育旨在培养人的“一般修养”的主张,这是普通教育在西方最早的萌芽。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由教育”,为普通教育奠定了基础。其自由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自由教育是以真理而不是以不确定的意见、信念或暂时的价值为依据,因而具有其他形式的教育所没有的终极性。其次,通过“七艺”来塑造人的心智,而不具有功利或职业上的价值。第三,由于知识在决定整个善的生活中的重要性,自由教育对于人们认识自己应当如何生活乃是至关重要的。亚里士多德的自由教育思想对以后西方的普通教育理论及实践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对人的关注和人类精神的惊人觉醒,教育上更为重视体现人的内在价值的自由教育,强调以古典学科作为自由教育的主要内容。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以自然主义为中心的功利主义教育在18、19世纪逐渐兴起,对教育的功利价值的追求并没有使自由教育思想泯灭。自由教育吸收了科学学科,成为文理兼顾的教育,并将现代专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学校的任务之一。从此,自由教育走上了现代之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对普通教育理论做出贡献的主要有弗兰西斯·培根、怀特海、波兰尼、赫钦斯、科南特等。

对普通教育的目的做出突出贡献的赫钦斯认为,“普通教育是对每一个人的教育,不论他是上大学还是不上大学,如果他永远不上大学,它同样是有用的”〔2〕。因为,普通教育将培养各种理智的美德,它将有一种更深刻、更广泛的效用。赫钦斯认为,每个人都有作为一个人的职能,那就是作为人而求人的进步,这是每个时代和每个社会都相同的。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促进人的进步,使人的本性得以充分的发展,使人真正成为自由的人。他认为,一个人将怎样去谋生,或者他的特殊兴趣、能力倾向是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通过学校教育“奠定做一个自由的和负责的人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就会学会谋生,并能发展自己的特殊兴趣和能力倾向。因此,要进行普通教育,给青少年以广博的文化学习,而不是仅进行狭隘的职业训练,以发展学生的理解与判断的能力。

对美国50、60年代公共教育产生最大影响的教育家、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于1945年发表《自由社会中的普通教育》(也称《哈佛报告》)。他针对美国中学教育受实用主义进步派思想的影响,导致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学习的缺乏和质量下降,提出教育要为未来生活做准备,培养人的心智,中等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普通教育的目的。他并且规定至少把3单元的英语、3单元的科学、数学、社会研究作为核心课程,以加强普通教育。这些课程应占总课时的一半。此外,还要设置一个学科领域中的一门选修课,要有1/3时间开设工商业、艺术、农业和家政等实用课程,但这些课程并不完全是职业性的,而是与普通教育相联系的。〔3〕

剑桥大学教授赫斯特于1965年发表《博雅教育与知识的性质》一文,在捍卫亚里士多德自由教育思想的同时,进一步发挥了科南特《哈佛报告》的精神。通过对心智的分析,赫斯特指出知识和心智存在着缜密的逻辑关系,认为“获得一种心智基本上是逐渐获得各种概念系统表达的经验,知识的成就必然是心智的最基本方面的发展”。他不赞成把某门学科同某些能力的培养联系起来的观点,而认为某门学科的学习与逻辑思维能力、联想思维能力及想象思维能力这三种思维方式相关,从而发展了科·南特的思想。他还主张自由教育不仅仅发展心智,而且还应当关注个人的其他方面,尤其是情感和道德的发展。赫斯特的主张进一步丰富了普通教育理论。

在普通教育思想的影响下,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在改进学校课程,加强普通教育,把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结合起来。如日本在1978年制订的新高中教学计划中,十分强调普通基础教育,规定包括职业高中在内的各类高中在第一学年都必须全部用来学习普通教育课程,并将职业高中的专业学科从50种减少到34种。〔4〕

众所周知,本世纪中叶以来,科技迅猛发展,据估计,以劳动世界为例,50%的职业可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发生变化,每3—5年就有约50%的职业技能需要更新。〔5〕美国著名教育家、永恒主义教育代表人物艾德勒,在1982年发表一份改革报告,特别强调基础教育应为全体儿童提供“一般学识”的重要性,因为儿童面临一个不断变革和进步的社会,在普通教育的水平上对儿童进行任何专门化或特定的工作训练都是无效的,儿童一旦进入社会职业领域,这种训练因技术已向前推进了,不得不重新进行。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不断完善,需要确立新的价值观念和公民应具有的诸种社会意识,尤其是竞争需要不断创新,要求劳动者具有灵敏的适应能力,需要有“以不变应万变”的本领,而这种“不变”的本领、公民意识,便是普通教育所给人的普遍的、一般的、基础性的素养。培养这种素养,也是普通教育的目的之所在。因此,我认为我国基础教育要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实质上是通过素质教育对人进行德性、理性和适应性的教育,这是超越社会短期需要,超越个体自身利益来培养人的一般性、普遍性、基础性的素养的教育。它使社会每一个成员在身体、道德、精神诸方面以及理性上都得到充分的发展。所以,笔者认为素质教育的性质是一种普通教育。

我们只有认识到素质教育的性质是一种普通教育,才能把握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指导思想的精神实质,只有从素质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来理解素质教育,才能明确素质教育的时代意义及其价值,才能科学地实施素质教育。

三、实施素质教育的基本原则

素质教育作为新时期我国基础教育的指导思想,总是通过一定的教育形式来体现的。从以上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全面性和基础性是素质教育的本质特征,它们构成了实施素质教育的两条基本原则,贯彻这两条原则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基本保证。

全面性原则是指让全体人民都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而这种教育又是全面发展的教育。保证全体人民都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是社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6〕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和《儿童权利宣言》(1959年)都曾把“人人受教育”、“儿童享受教育”作为基本的人权加以确认。接受教育也是一个人对社会、国家承担的不可推卸的义务和责任,我国《义务教育法》中已明确规定了这一点。

在我国,为提高民族素质,亟需普及义务教育,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全面性原则还指为入学儿童提供的教育应是全面发展的教育,以促进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这就要处理好各方面教育之间的关系以及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关系。

全面发展教育中的各育是相互独立的实体,同时又相互联系、彼此促进,其中德育居于首位。这是我国进行素质教育与国外重视普通教育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因为,德育的社会主义性质关系到人才素质的健康发展,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方向。提高青少年一代道德修养水平和思想政治素质,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更是教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当务之急。

贯彻全面性原则,还要注意克服轻视美育和体育的倾向。身体素质为人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健康的心理又是一个人成长的重要保证,美育在人的发展中不可缺少。我们不能取消某一育,也不可弱化某一育,而要从各育的平等地位出发,真正坚持全面性,以实现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对个体而言,这种全面发展的教育不等于“均衡发展”,而是个性的全面发展。在教育中,我们既要看到共性,又要看到个性,要允许、鼓励学生发展自己的个性品质,使学生在集体中有差别地全面发展。

基础性原则是指中小学教育要培养学生做人的基本素养,让学生拥有一般的学识,而非是定向的专业教育。

贯彻基础性原则首先要求教学的重心转移到唤起求知欲、启迪心智、培养自学能力上来。普通教育的目的之一是培养人的理性,而人的潜力和心智的开发离不开知识的掌握。在我国现阶段,仍然要重视以往强调的“双基”教学,培养学生一系列掌握知识的能力,如书写能力、阅读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能力、自学能力,等等。教师要树立现代教育观念,努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让学生了解自己的思考过程,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能力和适应力。如教三角形,教师不是绘出各种三角形,而是讲清楚三角形的性质、特点,让学生自己去思考、想象,画出各种形式的三角形。教师要“教人以渔”而不是“授之以鱼”。

贯彻基础性原则还要求培养学生具有做人的基本道德修养。为此,要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使学生具有诚实、守信、守法、讲效率等良好行为品德。还要通过历史传统教育,使学生了解民族与国家的历史,用历史的和发展的观点认识现实,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和高尚的社会道德。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目的也是培养劳动态度和劳动观念。

当然,中学阶段的教育也有职业技术教育的成份。当前我国正在调整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但是,职业技术教育仍然要完成普通教育的任务。普通教育给人的影响是潜在而长期的,普通教育课程学习多年之后大部分细节会忘记,但却仍然保留着一种联想、推理、解释的能力。这种“缄默的知识”会在今后的生涯中默默地发挥作用。因此,在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时,要注意与普通教育相结合,这既是素质教育的要求,也是实现素质教育的保证。

全面性原则和基础性原则是从形式到实质、从目标到过程上确保素质教育的正确实施。坚持这两条原则可以端正中小学的办学方向。以往指责中小学教育为“应试教育”,实际上是指中小学教育存在着一种错误倾向,即把以求知、求善、求美为目的的教育变成了单纯追求分数、追求升学率的教育。手段异化成为目的,致使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出现一些人考上大学目的达到后,就不愿学习、不求进取的怪现象。其实,追求分数、注重升学率并不是一件坏事,追求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可以提高人的素养、提高民族文化水平。只是片面追求升学率,把分数、升学率当成目的去追求,便把中小学教育办成了“应试教育”,而导致了严重的恶果。我们明确了素质教育的性质和组成,坚持全面性和基础性原则,便可以在理论上认清基础教育的终极目的,从而在实践上才能端正中小学的办学方向。

进行素质教育,实现基础教育的转轨,需要以这两条基本原则为指导,进行教育目标、课程设置、教育方法、教育评价标准、考试制度等整体改革,这其中考试制度和中小学教育的评价标准起着关键的导向作用。

我们应当根据全面性和基础原则进行考试。现在不考生物和地理,便给中学这两科教学带来不良的后果,学生不重视,教师无积极性;高中文理分科未能体现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偏离了我国教育目的以及当代科技对人才素质的要求。可以说,现行的高考制度不改革,素质教育就不可能真正运作起来。

中小学教育的价值标准,是判断、评价中小学教育质量及其效益的尺度。它存在于政府及各级教育工作者、学生及学生家长和其他社会成员的心目之中,是通过一定的舆论形成并维持的。我国要进行素质教育,就必须以全面性和基础性原则来确立中小学教育的价值标准,即要明确认识到中小学教育是基础教育,而不是专业教育,“它是整个国民教育的基础环节,基础教育不是为某一个行业,而是为所有行业培养人才打基础的,是为提高国民素质打基础的”〔7〕。我们不能以是否培养出“能工巧匠”为标准来评判其教育质量与办学效益的高与低,而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以是否完成了普通教育的目的为其判断标准,以是否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为其质量、效益的评判准绳,即以全面性、基础性为原则进行中小学教育,以实现素质教育。任何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都将后患无穷,贻误国家和个人的发展。

注释:

〔1〕参见郭湛:《人的主体性的进程》, 《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

〔2〕《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198页。

〔3〕参见陈友松等译:《科南特教育论著选》,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9~11页。

〔4〕参见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课程与教材》(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585页。

〔5〕参见王一兵:《提高教育质量,迎接21世纪的挑战》,《教育研究》1992年第2期。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页。

〔7〕柳斌:《关于基础教育的思考》,《光明日报》1990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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