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的区域体制结构_太平洋论文

亚太地区的区域体制结构_太平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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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的概念

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亚太地区最初于20世纪60年代被提出。当时有提议组建一支“太平洋”的力量来回应欧洲统一市场的进一步巩固。有提议提出,由太平洋地区的五个发达国家——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建立一个太平洋自由贸易区(PAFTA)。随后,其他一些观点也发展起来,其中最重要的即为建立太平洋贸易与发展组织(OPTAD),即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类似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机构,其原因是上述五个国家不能就自贸区达成一致。OPTAD还可以将新兴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也容纳进来。

1980年,日本和澳大利亚的领导人发起并召集了太平洋共同体研讨会(Pacific Community Seminar),以研究促进西太平洋和北美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想法和形式。这次会议促成了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ECC)的建立。这是一个由三部分构成的非官方组织,后来这一组织成为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为1989年作为官方组织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创建开辟了道路。

APEC的成立意味着亚太地区地位的凸显,并预示着太平洋世纪的来临。APEC致力于推进地区共同体的建设。这可以被视为冷战后在亚太地区建立超越传统的势力均衡概念的地区秩序的一条途径。在冷战期间,亚洲被强加了一种地区秩序,而且这一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东西方阵营划分的影响。亚太地区现在需要建立一种地区的多边秩序,这种新秩序能够在合作精神的指引下,通过互信和互相尊重来促进和平与繁荣。这一新的地区秩序,包括地区经济秩序,将建立在各国自主自愿的基础上,而不是由任何大国强加的。

美国虽然并不是一个亚洲大国,但其在地区安全方面的关键作用为其在亚洲赢得了一个合理的位置。此外,在经济意义上,美国与这一地区的经济关系十分密切。“亚太”这一术语的运用符合这一地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现实,也使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具备了合理性。

然而,对于“地区共同体建设”这一概念的理解与接受,美国并不像东亚国家那样有充分的准备。这在APEC和亚太地区内部造成了内在的紧张。鉴于APEC成员对“共同体建设”这一概念的观点和接受程度不同,APEC必须致力于继续践行这一概念。有提议说APEC应该完全放弃这一概念,但那就会使APEC失去对东亚国家的主要的吸引力。APEC面对的主要挑战就是如何证明地区共同体建设的“软”途径也可产生坚实的成果。

APEC是亚太地区秩序的两大支柱之一,另一支柱是东盟地区论坛(ARF)。ARF倡导通过多边途径谋求地区安全,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取代现存的各种双边同盟,而是将多边机制作为一种额外的安全保护引入这个区域。美国也参加了ARF,尽管其强调的重点仍然是其双边安全同盟。

争议何在?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APEC和ARF一直被视为亚太地区正在凸显的制度化结构的主要基础。但现在有了这些还不够。在此基础上,新的地区制度或机制不断建立,例如“东盟+3”(APT)以及东亚峰会(EAS),这两个机制同样倡导地区共同体的建设,并成为可与其他机制竞争的新机制。

现存的亚太合作机制的有效性和相关性受到质疑,至少有以下四个主要原因。

第一,对于APEC的茂物目标——发达经济体在2010年前,发展中经济体在2020年以前建成自由贸易和投资区——能否实现,信心骤减,特别是在2005年APEC中期评审之后。APEC不再被视为可以追求非歧视性的区域自由贸易的可信论坛,相反,APEC成员国正逐渐转向歧视性的(特惠的)贸易安排。

第二,与上述原因密切相关,有观点认为APEC不能实现其预期目标,因为其不具有约束性。这也是APEC工商业顾问委员会大力推动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原因。但是,APEC领导人一致认为,FTAAP仅是长期的规划。

第三,东亚成员国清醒地认识到,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APEC显然不能迅速对遭遇危机打击的经济体实行救助。这就导致了仅有东亚国家参与的合作机制——“东盟+3”——的创立,其创立的初衷是发展地区自助机制以应对金融危机。

第四,由东盟驱动的ARF似乎并不能够从建立信心转向实施预防性的外交措施,更不用说发展解决冲突的原则和机制了。

由此产生了三个有争议的问题。

第一,关于亚太地区各机制的议程。有的观点认为APEC的议程太过宽泛、分散。有的观点则恰好相反,认为对贸易自由化的议程关注过多。还有观点认为APEC的议程不应仅限于经济问题,也应对政治问题以及更大范围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组织的议程范围越广,其机构就越强大。APEC仅有一个职能不强的秘书处,还未发展起其他的地区机制。每次APEC峰会上都会有新的倡议,但通常都不能就创立必要的机制达成协议。高官会议(SOM)本来只是一个政策程序,但也承受着执行的负担。

第二,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是“亚洲方式”或者说共同体建设的“软”途径是否应被一套有约束力的协议取代。对此持怀疑态度者认为,“亚洲方式”不能有效地将政治承诺转化为具体的、可预见的行动。即使东盟似乎也承认,东盟共同体的建立将要求其将松散的机构变成更强大的、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上的进程。因此,在东盟成立四十周年之际,《东盟宪章》的问世正合时宜。

第三,也是最有争议的问题,东亚国家是否应该转向仅限于东亚的进程,而不是转向面对整个亚太地区的APEC进程。1997年底以来的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东盟+3”进程已经启动,每年召开一次峰会,并在金融合作方面(清迈倡议与亚洲债券市场倡议)以及其他几项功能性合作方面取得了进步。“东盟+3”还间接地导致了“东盟+1,”(分别与中国、日本和韩国)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发展。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的可行性研究一直在进行,但是部长们已经决定推迟任何关于EAFTA的谈判,直到三个“东盟+1”协议完成。这说明即使在东亚,向整个地区范围内的制度一体化迈进仍然举步维艰。

哪个东亚?

“东盟+3”的领导人并没有在东亚寻求更深入的经济一体化合作,而是致力于扩展东亚一体化机制的地理范围。2005年12月启动的东亚峰会目前包括“东盟+3”的13个成员国,以及澳大利亚、印度和新西兰(东亚16)。这或许是一个尚未成熟的决定,因此,东亚峰会将与不断加强的“东盟+3”并行发展,而不会取而代之。东亚的这两个并行的进程使区域合作局势纷乱,地区制度化的前景也因此更加复杂。

鉴于区域内许多国家有限的能力和资源,这两个并行发展的进程是否能有效地发展尚存疑问。在支持一个进程的同时推进另一进程的发展,理论基础何在?

从经济角度看,市场驱动的一体化进程的速度在东亚地区不同的合作机制——东盟、“东盟+3”、“东亚16”——是相同的。而这三种机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区域内进口贸易额高于区域内出口贸易额,说明东亚区域一体化持续的外向性特点。①因此,在市场驱动的一体化方面,在这三种机制之间似乎并没有任何性质的不同,特别是在“东盟+3”与东亚峰会之间。

功能性的一体化在“东盟+3”还是在东亚峰会中会更好地实现,现在还难以得出明确的结论。涉及国家较少的“东盟+3”可能更为有效,但在某些领域,例如金融和能源合作,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的加入,是有益于合作的。

如果通过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来实现一体化,涉及的国家越多,这些国家所得到的收益也就越大,但这是建立在那些没有参与一体化国家的损失之上的。如果只是为了增强约束性,与双边的特惠贸易安排网络相比,区域范围的贸易安排的建立对整个区域更有益。然而,特惠贸易安排会阻碍整个东亚经济体的地区和国际的生产网络的动态发展,这仍然是事实。

制度一体化的本质问题将是东亚需要做出的最重要的政治决议。东亚国家对于区域合作进程的制度化始终非常谨慎。“东盟+3”与东亚峰会都被认为由东盟驱动,东盟是相关国家中“最不会引起反对”的一方。操作模式仍是“亚洲方式”。

目前东亚的一体化进程仍然更多地表现为区域化,而不是区域主义。

中日关系将决定“东盟+3”和东亚峰会将如何发展。只要这一不确定性存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对于“东盟+3”和东亚峰会而言,一体化的深入都将面临重大挑战,而且对于东亚峰会的挑战更大。

东亚峰会将澳大利亚、印度和新西兰包括进来,一直被解释为是平衡中国对合作进程的可能的控制。在东亚峰会中,既有“接触”中国的成分,同时也有“防范”中国的成分。有人认为地区内相关国家的这一“两面下注”的战略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如何能够在不产生破坏性和造成紧张关系的条件下应对这一问题。

中国因素

对于这一地区而言(可能在地区之外也同样是这样),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应对中国的快速发展。著名的学者和研究机构都对中国逐渐增长的经济力量进行了研究。一项研究显示,到2030年,就GDP而言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GDP达到约21万亿美元,届时美国GDP为16.2万亿美元,西欧为12.2万亿美元,印度为8.8万亿美元,而日本为3.2万亿美元。②就人均GDP而言,美国仍将是中国的四倍,西欧和日本约为中国的三倍。日本经济研究中心进行的研究则表明,到2050年,就美元购买力平价而言,中国的GDP将为33.4万亿美元,仅略低于美国的34万亿美元。欧盟的GDP将为19.9万亿美元,印度为19.1万亿美元,东盟为9.2万亿美元,日本为5万亿美元。③

无论上述哪种情况出现,中国都将以其巨大的实力而引起人们的重视。而且,不仅是那些预测结果的力量,即使是现在中国也已经拥有巨大实力。中国需要承认这一事实,并且理解为什么别国可能会因情况所迫而采取“两面下注”的策略。

区域安排是最好的“两面下注”的机制,即使对中国而言也是如此。因为这些安排能够提供对话、合作与相互的调整,有助于促进区域内各国适应中国的崛起。这种努力开始得比较早,因此,这一区域是幸运的。正如前文所述的研究结果所表明的,中国崛起产生的效应是巨大的,这种效应在我们区域之外也能感受得到。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将不得不就此做出重大的调整。此外,欧洲、俄罗斯、日本和其他国家也将做出调整。但是,中国却要承担一个重任:在引导自身发展以持续进步的同时维持地区和全球稳定。有些人将此称为“和平崛起”。而通过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区域内国家的合作,才能最好地实现和平崛起。

中国参与这样的合作安排的程度越深,各国受益就越多。通过参与这些安排来寻求在地区和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中国而言是正当的。中国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发起国,是最先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国家,这对中国和东盟来说都是首次为之。中国可能也有自己的“两面下注”战略,以确保足够的机动空间。中国似乎想要保持所有的选择的可能性。迄今,中国对“东盟+3”的承诺似乎是最强的。

以某种方式将美国融入东亚,应该是符合区域利益的。美国是超级大国,通过若干双边安全同盟在东亚地区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外向型经济的东亚而言,美国仍是一个主要的经济伙伴。最重要的是,如果美国感到被抛在区域之外,它可能成为一个有力的破坏者。

美国的参与

在亚太地区共同体建设的发展进程中,美国一直是其中的一部分。亚太地区存在一些内在的紧张压力,但如果适当处理的话,并不一定是坏事。

跨太平洋是APEC最重要的特点之一。东亚人将此视为向外延伸并和美国以及北美其他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接触的一种手段。美国则将此视为阻止太平洋地区分裂的一种主要方法。因此,美国人担心东亚人会自行其是,这深深地影响着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接触。但是,东亚人处事的亚洲方式很难改变,这种处事方式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威胁可能是最小的。

在可预见的未来,东亚不大可能成为像北美自由贸易区那样的贸易集团,除非被其他区域的发展所迫。美国与这一地区的接触带来的一个问题在于,人们会倾向于将美国的行为狭隘地理解为贸易扩张(保护市场)及打击恐怖主义。东亚和亚太地区的共同体建设包含的内容其实更加广泛。

东亚和亚太地区的共同体建设应该由同样的逻辑来驱动。那就是:利用市场一体化,通过各种功能性一体化领域的合作而得到强化,并最终通向制度一体化。

在亚太地区,美国是参与者,但是这一始于1989年的进程却进展缓慢。在东亚,美国并未参与,但这一始于1997年的进程却进展较快。这一点,尤其是东亚合作的进程可能会在中国及其快速发展的驱动下不断前进。这一前景,使一些美国人感到恐慌。应该让美国加入来减轻这些恐惧吗?东亚有人认为东亚峰会可能是使美国加入的最好途径。东亚峰会是一个政治概念(很大程度上与“亚太”的政治性相同),而不是基于一个地理的定义。新加坡国务资政吴作栋曾谈到过“可变的几何学(geometry)与弹性的边界”可作为使美国融入东亚峰会的方法。Bergsten认为美国既不应该成为东亚峰会的一方,也不应该反对东亚一体化。对于东亚的一体化,美国应逐步采取一种有效的战略。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坚持东亚的合作协议应包含在更广泛的亚太地区的安排之中。④

地区的机制结构

除了某种共存的模糊概念,和某种区域合作和共同体建设的共同逻辑的采用,将东亚区域主义嵌入更广泛的亚太区域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要求什么,并没有清晰的理解。对于Bergsten而言,这意味着美国应该试图“将亚洲一体化运动倾斜到更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他认为,通过创立FTAAP作为亚太地区至关重要的结构,这一目的能够最好地实现。

现实情况是,FTAAP在政治上不具有可行性,如果由美国支持,这一计划可能很快就会失败,而美国事实上是唯一能够提供这样的领导力量的国家,尽管其以往的纪录不佳(南北美洲自贸区的失败)。

东亚人自己应该将这种嵌入作为一种战略。向外延伸并有效地与美国接触,符合东亚自身的利益。APEC提供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最广泛的区域框架。本质上,APEC与东亚最重要的机制——“东盟+3”——采用了同样的区域合作和共同体建设的逻辑。将“东盟+3”嵌入APEC可以使东亚保留并发展自身的区域身份,而这应该是亚太地区制度结构中一个重要的元素。

嵌入还意味着在APEC中建立一个有效的东亚“核心组”。这就使追求共同目标(维持经济开放、良好的治理以及支持全球体系等)和采取能够彼此强化的议程成为必需。东亚一体化的深入将扩大东盟的声音,提升东盟的作用,并将加强更广泛的亚太地区安排——APEC。同时,还将加强东亚与拉丁美洲之间的关系。

有美国加入的东亚峰会,将进一步加强亚太的地区结构。东亚峰会将成为就经济、政治和安全等战略问题进行最高级别对话的主要论坛。APEC会议不能完全涵盖的问题可以在东亚峰会上进行讨论。东亚峰会可以被看作是支持ARF的一个峰会。这将为ARF的复兴和发展提供必要的激励,使其成为地区主要的多边安全论坛,这对于确保中国在一个和平的区域内和平崛起将是至关重要的。单纯基于以美国为轴心的双边安全联盟的亚太安全体制可能会导致新的冷战,而这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

注释:

①Hadi Soesastro,"Regional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Achievements and Future Prospects",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Vol.1,Issue 2 (December),2006,pp.215-238.

②Angus Maddison,"Asia in the World Economy 1500-2030AD-Heinz W.Arndt Memorial Lecture",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Vol.20,No.2 (November),2006,pp.1-37.

③Japan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Demographic Change and the Asia Economy–Long term Forecast of Global Economy and Population 2006-2050,Executive Summary,March 2007.

④C.Fred Bergsten,"China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Policy Brief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No.PB07-3,Peter G.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 national Economics,March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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