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举措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企改革论文,举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拟结合改革的实践，对国有企业已有的改革举措，尤其是走形变味的有违初衷的举措作出评析，以引发思维方式的转变，从而使改革更为顺利地进行。
关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相当多数的国有企业在改革成股份制以后换汤不换药，其运行机制和企业、职工行为依然故我。而那些争着上市、包装上市的，其初衷仅仅是为了钱。股份制改造的声誉，上市公司的业绩，不能不影响到股市。
现在需要讨论的是，为相当多数人看好的股份制，为什么最终结果却是换汤不换药呢？在笔者看来，关键是既缺乏股份制内在的、健全的制度构造，又缺乏股份制赖以生长的制度环境。
那么，什么是股份制内在的、健全的制度构造呢？股份制内在的制度构造的核心是动态的制衡。首先是股东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认真地用手投票选举董事会，换言之，董事会成员如果不能代表股东的利益就不会获得相应的选票。其次是其内在机制中对总经理的制约。董事会聘请总经理的目的就是能经营和管理好公司，其标准是候选人的人品，才能，身体健康。经理人员经营不好就会被辞退。除了董事会对经理人员的行政制约之外，还有经理人员的市场制约。经理人员如果搞得不好时刻会有潜在的经理人员来代替他的职位，经理人员时时都会感到市场竞争的压力。最后是经理人员的自我制约。经理人员一旦选择了经理职业，追求的就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是职业的荣誉感，以及自己的商誉和牌子。正是这三种不同形式的制约，激励着经理人员的不懈努力。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对职工的行政制约以及劳动力市场对职工的制约。
不过，至为关键的制约则是股票的终极所有权，股票的终极所有权与股票的收益休戚相关。为此，当公司经营不景气时，股东会纷纷抛售股票，即用脚投票。他们甚至不会与公司同舟共济，而是雪上添霜，他们对于公司来说与其说是内在的，不如说是外在的。小股东纷纷抛售股票就要迫使大股东赶紧干预公司的经营和生产。假如没有这最终的制约，就没有其他的一系列制约。
股份制要正常的发挥作用，不仅要有如同以上所指出的股份制的内在构造，还要有股份制赖以生长的制度环境。这一制度环境的主要内容包括与市场经济和股份制相适应的法制建设，健全完善的信用制度，经理市场的存在，全社会的产权意识和金融操作技术，以及政府行为的规范等等。倘无这样的制度环境，股份制照样不能发挥作用。道理很简单，热带雨林的植物不可能在严寒的北极茁壮成长。
如果我们既想要股份制的功能和作用，又不想放弃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最核心的东西，这样，换汤不换药的股份制改造就毫不奇怪了。
关于资本营运
用“沸沸扬扬”来形容资本营运被炒作的程度绝不过分，在有的地方，简直成了一种群众运动，似乎谁都会搞资本营运，资本营运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资本营运必须搞清几个常识性的问题：
1、资本营运能不能离开商品依托而“天马行空”。在我看来， 资本营运其实很简单，明白、基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里都讲过。例如，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里所讲的资本循环，即资本从货币资本开始，依次经过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再到货币资本，达到资本增殖的目的。为了保证这一过程的顺利进行，三种资本形态要在空间上并存，时间上继起。又如平均利润的形成，为了挣钱，资本必须在各个部门、各个行业之间流动，最终形成了平均利润。再如资本集中，即资本之间的竞争和兼并。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资本营运。然而，所有这些资本营运，却又都离不开商品，是依商品为依据的。不可设想，根本就没有市场需要的商品，仅靠“资本营运”就可以解决问题。
2、没有脱离使用价值的价值。资本营运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就是要盘活据说多少多少亿的低效、呆死的国有资产。然而基本的政治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任何商品都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那些从价值形态面上看是多少多少亿的资产，从使用价值上看，可能就是破烂不堪的厂房、年久失修的设备，它们是“多少多少”亿资产的物质依托。不可设想，在一个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产品科技含量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我们凭什么可以盘活以上述物质形态为依托的资产？这里，问题的实质是一个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是一个优胜劣汰的问题。而恰恰不是靠资本营运就可以包治百病的问题。
3、企业的边界问题。资本营运，企业作大，似乎规模越大越好。这就有一个问题，企业有没有合理的边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 ·科斯的主要贡献就是证明了企业是有边界的。在《企业的性质》中，他指出，企业是对市场的替代，替代的边界是企业内在管理的边际费用和市场交易的边际费用的比较。如果企业内在管理的边际费用大于市场交易的边际费用，企业就会缩小规模，退回市场。这说明企业是有它合理的边界的，绝不是越大越好。企业大了以后，会产生官僚主义，信息传递会失真，在一个企业内部，人们，特别是企业中层的行为与在市场上是大相径庭的。在市场上是双方之间的竞争，在企业内部则是如何压制对方和取悦于上级的问题。如果仅仅是简单地通过上层操作将其“作大”。企业内部则缺少有机的整合，依旧是不同的利益团体，这样永无止境的内部摩擦，很可能从总体上降低了企业的素质。
4、关于多元化。成熟市场经济下的国有企业的多元化， 是在如下的情况下产生的：某一新兴产业开始的时候，大家纷纷进入。饱和之后，由于竞争激烈，进而优胜劣汰，最后可能剩下几家企业形成寡头竞争之势。当本行业不能继续发展的时候，这些大企业再向其他产业发展。此时，它的力量、管理等都已经具备了向其他产业发展的条件。而我们的一些企业的多元化生产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铺摊子，为了企业的规模，也有的是为了防范风险。不错，多元化生产客观上有防范风险的作用，所谓东边不亮西边亮，但过度而轻易地多元化生产，则等于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丧失了自己的技术和管理优势。此外，多元化生产虽然总体规模增大了，但将其中的任何一个产品拿出来，与专门生产这种产品的企业相比，又没有任何规模优势。不存在核心技术，以及单项产品不成规模，是过度多元化生产所潜伏的巨大风险。
总之，在进行资本营运的时候，我们混淆了经济规模和规模经济的界限。所谓规模经济，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效益最大化的一种途径，是随着规模的增大，其边际成本递减、边际效率提高，其本身也是有边界的。而经济规模则简单地把“规模”放在首位，这只能是政府官员，以及准政府官员的选择——因为最终的损失不是由他们承担的，因此他们的选择不是真正的经济人的理性选择。
对于上述评析的哲学思考
上述种种评析说明，当我们在研究改革和政策设计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哲学层面的思考问题，有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
首先，我们在进行政策设计、特别是向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具体作法学习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真研究某一具体制度安排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条件，内在制度构造，以及这种制度安排赖以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更多地关注该制度安排的基本特征，即我们通常所讲的共性，而不是特殊性。如果我们把特殊性强调到不能保证该制度安排的基本特征的时候，这种制度安排就走了样，就很难发挥积极的、应有的作用。
需要特别引起重视的一个制度安排和制度执行的前提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行为主体是理性的经济人，而我们经济过程中的行为主体大多数是政府官员或者准官员。二者的行为模式是根本不同的，这种不同可以使相同的制度安排导致大相径庭的结果。
其次，经济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应当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传统计划经济监督成本太高了，而且没有解决谁来监督、谁有资格监督，以及通过何种途径监督的问题。最小的监督成本就是自己监督自己，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要降低监督成本。
第三，一切现实的制度安排都是本国经济、历史、文化积累的结果，因而任何优秀的制度安排都是有条件的，在此一条件下是优秀的，在彼一条件下就不一定是优秀的了。看来，经济学绝不是简单的工具主义。我们应当寻找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均衡点，而不是东施效颦，亦步亦趋。
最后，切不可轻视基本的经济学分析。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在经济研究方面更多地注重操作层面的东西，忽视基本的经济学分析。其实，只要经济分析的前提是正确的，分析过程是严谨的，合乎逻辑的，其结论一般是能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这一分析的正确性已千万次被实践所证明——那些在实践中失误很多的政策建议，恰恰是经不起最基本的经济学分析的。
笔者没有具体阐释国有企业改革的举措，只是希望从以上评析中引发出思维方式的转变。只要思维方式是正确的，对中国国有企业问题的成因又有较好的把握，相信国企的问题一定会得到更好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