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中共党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问题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代论文,党史论文,中共论文,学科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中共党史学科性质
党史学性质问题是党史学研究的前提。目前党史学界对党史学性质看法有这样几种观点：
（一）中共党史学是一门马列主义理论实践学科，是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综合运用。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理论学科，应归属政治理论学科范畴。从这一观点出发，可以有利于集中精力去研究党的主要发展过程，不必为研究具体细节而耗费时间（注：田酉如：《中共党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讨会简介》，《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二）中共党史学是一门历史科学。有学者认为，党史学是带有通史性质的专门史，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科学的理论是指党史上党的有关理论，诸如党的建设的理论、统一战线的理论以及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等。其实，这些理论是党史的研究对象。不能因为党史上党的有关理论是党史科学的研究对象，就说党史科学是理论科学（注：周振刚：《中共党史是理论科学吗？——关于中共党史性质的商榷》，《江汉论坛》1987年第5期。）。张静如认为，人们把党史学的性质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因为被定为高校政治理论课之后，本身的性质被遗忘了。一般来说，课程的作用与学科性质是一致的，而特殊情况下，两者也可以不相同。高等学校历来根据不同的需要选定某些学科充任政治理论课，但被选入的学科本来性质并不因此改变。凡研究和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纵向学科，不管它是整体的、断代的、或是分类的，都应归属历史科学。党史学是近代历史时限之内的一部专史，其性质自然应该为历史科学（注：张静如：《党史学科建设断想》，《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王朝美也认为，党史的学科性质是历史科学，是存于中国近现代时限内的一门专史。党史同作为中国通史断代的中国近现代史以下及在时限内的其他层次的专史相比，既有明显的区别，又有内在的联系（注：王朝美：《略论中共党史理论和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史研究》1987年第5期。）。也有学者认为，党史是一门政治理论性很强的历史科学。它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探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一门政治理论性很强的独特的历史科学（注：田酉如：《中共党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讨会简介》，《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三）中共党史是一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历史科学相结合的学科。马齐彬认为，说党史具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理论学科的属性，是因为党的历史是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科书。学党史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立场、观点和方法；党史同时又是属于历史学科的一种，它的任务在于总结历史经验和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注：马齐彬：《中共党史是党员干部必修的一门学科》，《党史研究》1986年第1期。）。桑咸之认为，党史的社会功能对每一个党员干部树立革命人生观，关系甚大，按现在学科的划分属政治类，是一门政治理论课，但又有它的特点，即是一门历史专史，是专门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发展的历史（注：桑咸之：《关于加强中共党史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邢贲思认为，党史学是历史学科和理论学科的结合，党史所要研究的是党如何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程。无论从国民教育的传统还是从党校的传统说，党史都是属于理论课，但同时，我们学习党史既可以从中得到关于党的历史的知识，又可以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注：邢贲思：《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几点意见》，《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1期。）。
（四）中共党史学应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它的最大特点是通过历史的纵向研究，来阐明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理论，也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其特有的研究领域和理论体系（注：田酉如：《中共党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讨会简介》，《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二、关于中共党史学科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
主要有这样几种观点：（一）应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作为党史的研究对象，这样才能使党史研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注：《党史研究》编辑部：《重视中共党史的宏观研究》，1987年第5期。）。
（二）中共党史应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作为研究的对象。这包括党的政治、思想、制度、作风等方面的建设以及党的生活、党史人物等（注：《党史研究》编辑部：《重视中共党史的宏观研究》，1987年第5期。）。张天荣认为，毛泽东1942年3月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对此作了很好表述“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对象，进行客观地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主要包括，研究党自身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研究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研究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揭示等；研究党领导下人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活动（注：张天荣：《关于党史研究改革的思索》，《党史研究》1987年第5期。）。张静如也认为，毛泽东在上文中有关党史研究对象的论述决定着党史研究的内容，即党自身的发展和领导人民进行革命与建设（注：张静如：《党史学科建设断想》，《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以后对此又进一步表述为，是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奋斗的历史，发展全过程。理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现代化，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进行政治活动的目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贯串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始终，一切其他活动都以此为中心并为其服务（注：张静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研究》，《北京党史研究》1993年第1期。）。
（三）应视中共党史学研究的对象、任务、内容为一体。党史学的任务在于通过历史的再现反映揭示一定的规律、理论、经验、教训、意义，为一定的社会实践服务。其研究的对象正是毛泽东指出的“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的研究对象”。其内容包括把历史本身搞清、搞准、搞全，把理论概括得全面、系统、深刻和把党史学框架建造好。如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历史发展；党的理论建设史；党的组织建设和民主建设史；党所领导和影响的革命斗争史和经济建设史；党与国内外各党派、团体的关系史；党存在和发展的客观社会历史环境等（注：田酉如：《中共党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讨会简介》，《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三、关于中共党史学的研究方法
关于中共党史学研究方法的探索也有了进展。有学者在肯定党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方法时，同时认为对传统史学方法中一切合理的东西也应该注意汲取，如考据学、目录学、史料学、校勘学、版本学等。对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应注意学习和运用（注：《党史研究》编辑部：《重视中共党史的宏观研究》，1987年第5期。）。张静如也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作为历史学科的中共党史，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和方法，但要注意几点：(1)首先明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与作为历史观的历史唯物主义。(2)坚持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结构及其运行机制方面的原理贯彻于党史研究中，注重整体考察党的活动，从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具体研究中揭示革命与党的发生、发展规律。(3)坚持历史主义。(4)恰当地使用阶级分析方法，克服以往在这方面出现的偏差。(5)考察社会心理。(6)历史研究的多种比较方法、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相结合的方法。(7)借鉴传统的历史理论方法及吸收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等（注：张静如、侯且岸：《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反思》，《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北京党史研究》1995年第5期。）。有学者进一步提出，马列主义历史的方法也就是党史宏观研究的方法。在进行党史宏观研究时，必须与微观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既重视宏观研究，又不轻视微观研究，双管齐下，争取最佳效果（注：陈荣华：《对党史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若干思考》，《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还有学者在提出党史学方法论研究任务时，提出了一系列较具体的史学研究方法，如历史比较法、数量分析法、逆向考察法、科学假说法、系统分析法、心理考察法等，具体方法主要受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规定和制约（注：高树森、孟国祥：《论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论》，《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如张天荣提出，党史研究要分层次，分出层次是要求加强研究的针对性，树立“主体”研究观念；运用比较研究法，这是确认事物之间的同异关系和思维进程的科学方法；历史和逻辑的方法（注：张天荣：《关于党史研究改革的思索》，《党史研究》1987年第5期。）。王朝美进一步认为，比较研究法应当把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从时间上作前后的对比，探究异同和演变，揭示发展规律，又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加以对比研究，探讨诸方面的相互关系（注：王朝美：《略论中共党史理论和方法的若*
问题》，《党史研究》1987年第5期。）。陈日增撰文探讨了系统方法在党史研究中的应用问题，认为这是用系统论的观点、观念、原理和原则，在系统的结论、功能以及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系统内部与外部环境相互关系中揭示党的历史发展规律的过程（注：陈日增：《系统方法在党史研究中的应用试探》，《福建党史月刊》1990年第9期。）。也有学者认为，十年来，党史研究走向整体化和综合化，党史研究方法从线性转向非线性，这一趋势说明党史研究的深入正在呼唤着系统科学方法，如信息方法、反馈方法、功能模拟方法、最优化方法等等。应该把党史放到中国社会及国际社会的动态系统及大系统中去研究。只有这样才真正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注：丁卫平：《系统科学方法与中共党史研究》，《长白学刊》1989年第1期。）。林强把党史学的研究方法根据不同的性质、作用、范围分为基本方法、具体方法、特殊方法三个不同层次和类型，指出了它们的涵盖面，并强调值得研究的是具体方法，如考察分析方法、征集实证方法、史著编纂方法等（注：林强：《中共党史学方法论研究》，《论党史工作者的素养》，《福建党史月刊》1989年第11期、第4期。）。
这一时期，中共党史学界还就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的方法进行了讨论。有学者提出，注意在顺向研究的同时，加强逆向研究，以经过历史沉淀的精华认识，以集中外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经验的大成的规律认识，去回顾、考察和比较曲折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它是保证这一时期党史研究健康而卓有成效发展的重要方法（注：杨世军、黄明鉴：《谈谈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研究》，《怎样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北京党史研究》编辑部围绕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的特点与方法问题多次展开座谈，与会学者就比较研究的方法又提出了应考虑的几点，如中国与外国的比较、新中国与旧中国的比较、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比较、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与第二、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比较、三中全会前后的比较等，并且也提出了这一时期党史研究的方法论原则：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应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指导，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注意把握分寸，胸怀全局、视野开阔；突破禁区与注意研究成果的实践效果相结合；辩证地分析历史，对敏感的问题不要急于下结论等（注：《北京党史研究》编辑部文章：《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特点与方法》，1995年第2期。）。
此外，1991年5月，浙江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王仲清主编的《中共党史学概论》。同时，张静如的《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也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7月出版，他们也都对党史学理论与方法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四、中共党史学研究中的其他问题
（一）中共党史学的特点与革命性和科学性
王仲清认为，中共党史学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1)同当前政治联系较为密切，易受政治影响。(2)对现实借鉴作用更直接。(3)对掌握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更生动、形象（注：王仲清：《第四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简介》，《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有学者提出，党史学具有革命性和科学性，指导党史研究工作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性和科学性反映和体现在党史研究工作中。革命性通过党史学强烈的社会功能反映出来。科学性以正确地反映党的历史为前提条件下，以正确地反映党的历史发展为主要标志（注：田酉如：《加强对中共党史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党史文汇》1990年第6期。）。也有学者具体探讨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特点，如包含的面更宽，对历史的发展进程必须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考察；既是历史，又是现实，具有直接的现实性；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的地位；理论研究难度较大等（注：赵景峰、顾训中：《〈怎样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评介》，《党史通讯》1987年第1期。）。《北京党史研究》编辑部的文章对此也进行了研究并进一步认为，这是一部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执政后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现实性更强，政治敏感性更强，并具有宽广性、复杂性（注：《北京党史研究》编辑部文章：《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特点与方法》，1995年第2期。）。胡乔木也就党史工作的科学性指出，党史工作的战斗性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我们依靠的是科学，依靠的是真理。为此，需要我们用科学的态度、方法，科学的论证来阐明我们党史的各种根本问题，以捍卫党史工作的科学性（注：胡乔木：《加强党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光明日报》1990年3月27日。）。胡绳认为，加强党史研究的科学性，关键的是解决立场、观点、方法问题。我们的观点、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特别是毛泽东提倡的“一分为二”的方法（注：胡绳：《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3期。）。也有人认为，党史研究的科学性，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为此要掌握几个观点，如生产观点、群众观点、阶级观点、实践观点、辩证观点（注：陈浮：《加强党史研究的科学性，彻底地贯彻唯物史观》，《湖南党史月刊》1990年第5期。）。林强把党史学研究的科学性与党史工作者素养问题联系起来考察认为，要正确认识党性与科学性的关系，坚持两者统一。党史工作者要自觉加强党性锻炼，以唯物史观作指导，运用科学的
研究方法，保持科学的研究态度，才能实现党史研究的科学性（注：林强：《中共党史学方法论研究》，《论党史工作者的素养》，《福建党史月刊》1989年第11期、第4期。）。
（二）怎样加深和拓宽中共党史学研究领域
(1)党史研究的重点应放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编辑部文章认为，这一时期党史研究与现实联系紧，难点比较多，有组织、有领导的攻关研究很不够。拓宽党史的研究领域就应将这一时期的重点和疑难问题，特别是对现代化建设有重要借鉴意义的问题有组织地进行研究，一一突破（注：《党史研究》编辑部：《重视中共党史的宏观研究》，1987年第5期。）。党史研究重点放在社会主义时期，主要是对这一时期党史进行反思。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40年的经验，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对今天乃至今后的改革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注：《中共党史研究》座谈会发言摘录，《中共党史研究的现状与改革》，1989年第3期。）。
(2)加强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毛泽东思想是党史的重要内容，是党史的理论形态成果。如果对它的研究跟不上，就等于党史的研究没有灵魂。一般来说中国共产党理论的正确或错误，大多与毛泽东有关。因此，把它的形成和发展研究清楚，对党史来说就抓住了最本质的、最核心的东西（注：张天荣：《关于党史研究改革的思索》，《党史研究》1987年第5期。）。加强毛泽东思想的研究，特别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是提高党史宏观研究水平的必由之路，此外，还应探讨毛泽东本人的广博学识、治学特点、成功的经验与犯错误的教训等等（注：王朝美：《略论中共党史理论和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史研究》1987年第5期。）。
(3)注意对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过去的党史研究过多地在文献、会议、具体事件上下功夫，使一些党史著作看起来干巴巴的，可读性较差。其原因之一是对人物写得很不够。假如党史研究把事件、人物都写得很生动，那样的党史著作就有人愿意看了（注：《党史研究》编辑部：《重视中共党史的宏观研究》，1987年第5期。）。
(4)开展对中国共产党国情认识史的研究。如关于社会生产力的实践状况；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阶级分析和阶级关系；帝国主义和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一定时期的客观情势；国际比较和曲折道路问题；人口数量与素质、土地概况和资源分布、民族关系等问题（注：张葆华、刘继增：《开展中国共产党国情认识史研究》，《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5)党史研究要注意多方面、多层次的问题。有学者提出，应注意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过去研究党史中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没有注意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这样就使人们认为党史就是政治史、战争史、两条路线斗争史，这是很不全面的。应将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史以及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史作为党史的重要研究内容，这样就抓住了党史研究的基础环节（注：《党史研究》编辑部：《重视中共党史的宏观研究》，1987年第5期。）。党史研究不要仅仅局限在中国共产党自身活动上，要注意对敌、友和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如讲统一战线问题，就要讲清国民党、民主党派的活动，否则就无法讲清党史（注：《党史研究》编辑部：《重视中共党史的宏观研究》，1987年第5期。）。王朝美认为要全面地、主体地剖析中国社会，如加强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复杂经济生活及其发展史的研究；加强对社会各发展阶段的社会思潮、文化教育、生活方式、心理状态等方面的分析研究；分析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演变和发展。这样才使党史更有说服力，更有利于揭示历史的规律性（注：王朝美：《略论中共党史理论和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史研究》1987年第5期。）。党史研究领域拓宽还可以向纵的横的方向发展，把党史研究放入更大的框架和背景中去研究，向其他学科拓宽（注：《当前中共党史研究的热点与难点》，《北京党史研究》1994年第4期。）。张静如还指出“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既然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近现代中国社会里进行的，就应当从社会生活诸方面去研究，这是从整体上考察深化党史研究的着眼点（注：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6)注意中共党史研究中的批评和评论工作。周一平认为，党史研究中的批评是党史研究发展的动力，通过对党史研究的批评，探讨党史研究的规律、方法，评定党史研究中的是非得失，然后反过来指导、调整党史的研究，使党史研究健康、全面、迅速地向前发展（注：周一平：《中共党史研究批评刍议》，《党史研究与教学》1990年第6期。）。张静如等从党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整体着眼，认为要加强党史学研究，史学评论工作亟待加强。现今一些党史学研究著作突出的问题是缺乏思想性和理论性俱强的科学意义上的史学评论，缺乏溶于史的深刻的学术史反思，因而使得一些党史学研究著作显得单薄而乏味，要下决心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探索党史学研究的新路，加强党史研究评论（注：张静如、侯且岸：《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反思》，《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北京党史研究》1995年第5期。）。
(7)党史研究要紧密地联系现实。研究党史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为了指导今天的斗争，预见明天的发展。这样，在选择研究课题时，就应强调它的社会功能。对现实生活起直接作用的课题，更应引起重视（注：《党史研究》编辑部：《重视中共党史的宏观研究》，1987年第5期。）。应该立足现实，就当代开放、改革形势下出现的各种尖锐的社会问题以及从当代人们种种迫切的社会需要出发，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去选择党史研究课题（注：张天荣：《关于党史研究改革的思索》，《党史研究》1987年第5期。）。要把党史研究重心迅速转向为现实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轨道，使党史研究成果进入广阔的社会舞台，充分发挥党史学科的社会功能、认识功能、借鉴功能和参政功能的作用（注：欧汉英：《党史研究与现实》，《党史研究与教学》1990年第5期。）。党史研究必须更加切近现实，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历史地说明当前一些重大方针政策，回答和说明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这是深化、繁荣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注：《当前中共党史研究的热点与难点》，《北京党史研究》1994年第4期。）。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史科学的发展取向，有学者提出，在坚持党史学科的特点和属性的基础上，自觉地调整、更新知识结构，注入新的机制，提高主体的认识水平和参与能力，增加党史学科的活力；要从以前计划经济中吸取教训和获得正确的借鉴，为市场经济中的宏观调控提供服务（注：钟健英：《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史学科的发展取向》，《福建党史月刊》1994年第10期。）。党史工作者在党史研究的领域和内容方面应当紧紧地围绕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条党史主线开展研究；要注意承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历史论证的任务；积极参与对外文化交流；努力掌握和运用现代化的研究手段等等（注：王章维：《以党史研究的现代化促党史学科的新发展》，《北京党史研究》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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