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稳健论文,货币政策论文,正确认识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02）04-0009-07
1998年以来，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通货紧缩趋势的影响，我国果断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得了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较快增长的良好效果。本文拟对这一政策产生的背景、政策的实质性含义、实施效果及若干问题的讨论作一评述，供教学参考。
一、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产生的背景
从1998年7月开始，我国由原来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转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其直接导因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和影响。亚洲金融危机于1997年7月2日首先在泰国爆发，然后迅速波及东南亚国家，继而冲击韩国、日本、俄罗斯等我国周边国家和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但整个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还未直接殃及到我国，因为当年我国外贸形势比较好，外贸出口比上年增长20.9％，使我国对外贸易的位次跃居世界第十位。199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8.8％，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0.8％，迎来了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
即使在当时较好的国内经济形势下，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造成的负面影响已开始显现出来，因为从1997年10月以来，我国对东南亚和韩国的出口开始明显下降。但总体上看，当时对事态严重性的估计仍有些不足，最明显的表现是，在制定和实施1998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时，是略为收紧的。1998年3月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1998年要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当年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增长率为8％，商品零售物价涨幅控制在3％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5％左右，财政赤字比上年缩小100亿元，货币发行量1500亿元，等等。
1998年上半年的经济发展进一步证实，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负面影响逐步加深。上半年出口增速逐月放慢，一季度增长13.2％，4月份增长7.9％，5月份下降1.5％，6月份仅增长1.6％，整个上半年出口增长7.6％，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回落18.6个百分点。由于出口增速的减慢，势必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的回升。据国家统计局的估计，上半年由于出口交货值增幅减慢，约影响工业生产增长减慢2.1个百分点，由此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减慢1个百分点。1998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2.5个百分点。更为严峻的是，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同时，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从1997年10月持续出现负增长，1998年上半年为-2.1％，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趋势。
通货紧缩趋势的发展使国内经济深层次的矛盾即供需失衡逐步暴露。简言之，就是供给大于需求，许多产品卖不出去，不得不降价销售。这一方面使物价出现负增长；另一方面又使企业盈利减少、亏损增加。如1998年1～5月，全国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5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9.5％。国有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净亏损110亿元，而上年同期为净盈利91亿元，同比增亏201亿元。工业经济效益下滑，又集中反映到工业增长速度下滑，1998年上半年，全国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7.9％，增幅同比回落3.7个百分点。由于我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工业拉动，工业经济增长的回落势必导致经济增长的下滑。
我国经济总量出现供给大于需求，一方面说明国民经济已由原来的供给不足转向需求制约，反映物资供应丰富了，这是一件好事；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这种供大于求是低水平的、阶段性的和结构性的，一般加工工业产品的过剩很大程度上是低水平重复建设所致，深刻地暴露了我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矛盾。经济结构失衡的表现形式是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出口急剧减少，加剧了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所以，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有效需要不足的矛盾和通货紧缩的趋势，其实质性的导因，是外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内受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影响，前者是短期因素，后者是中长期因素，由于这两种矛盾交织并发，从而使我国的通货紧缩趋势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态势，这在其后的经济运行当中越来越得到证实。
1998年上半年，党中央、国务院面对当时国内外严峻的经济形势，几经分析，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确保当年经济增长达到8％的目标，终于果断地作出较大力度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即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重大决策后，1998年7月27日至31日，朱镕基总理在内蒙古、山西考察工作时，首次公开披露我国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朱镕基总理指出：“针对当前通货紧缩的形势，中央决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筹集更多的资金，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这是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最有效措施。”（《人民日报》1998年8月3日）
二、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含义是什么
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通过增加中央财政赤字，扩大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增长。财政政策要“积极”些，就是要求增加财政支出，但在财政收入为一定水平的情况下，增力口财政支出就意味着要增加财政赤字。为此，国家要通过向商业银行和社会公众发行国债来弥补赤字，财政赤字就转化成了国债，国家就可以用国债来投入经济建设。
我国提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后，一些学者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提法提出了异议。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表述不够准确。因为把“特定时期的特定政策”界定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容易引起误解，即在特定时期以外而采取的财政政策，可能被认为是不积极的。因此，建议将“积极财政政策”表述改为国外通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提法，以与“紧缩性财政政策”相对应。
我认为，修改“积极财政政策”的提法似有不妥。因为：（1）“积极财政政策”确实是在我国特定时期采取的一项特定政策。具体来说，是指在特定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通过主动地适度扩大中央财政赤字，即增加中央财政支出，更直接、快速、有效地刺激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使用“积极”一词，关键在于是“主动”地扩大财政支出，并要取得预期的良性循环效果。它综合考虑了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财政可承受的能力，以及客观上具备发行长期国债的各种有利条件，适度扩大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不会有大的风险。（2）“扩张性财政政策”是相对于“紧缩性财政政策”而言的，这是西方经济学的通用范畴。一般来说，“扩张”一词没有特定的“褒”、“贬”含义。从历史上看，既出现过扩大财政支出、带动经济增长并取得良好效果的一面，也出现过盲目扩大财政支出、最终引致通货膨胀恶果的一面。如果我们使用“扩张”一词，人们的理解可以是褒义的也可以是贬义的，反而容易引起误解。（3）一些权威的国际经济组织也认可和理解“积极财政政策”的提法。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针对1999年香港经济而发表的年度评估报告曾指出：“面对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困难，香港特区政府成功地捍卫并力口强了港元的联系汇率制度，并及时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及创造就业和再培训计划，有效地减轻了金融危机对香港经济的冲击。”这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使用了“积极财政政策”的表述。
此外，从中央与地方的职责关系来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就中央财政而言的。我国《预算法》规定：“地方各级财政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所以，我国的财政赤字，主要是指中央财政赤字。中央强调，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全国要“一盘棋”，各地不能自行其是，层层加码，搞盲目扩张。地方预算安排必须按照《预算法》的要求，做到收支平衡，任何地区都不能擅自举借债务或搞赤字预算。地方的主要职责是搞好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管好用好财政债券投资资金，落实好地方需要配套的资金部分。
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朱镕基总理于1999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来的。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求“银行既要坚持商业信贷原则，保证贷款质量，防范金融风险；又要努力改进金融服务，拓宽服务领域，运用信贷杠杆，促进扩大内需和增加出口，积极支持经济增长。”我的体会，货币政策要“稳健”，包括两个方面含义：一方面要支持经济增长，努力改善金融服务，按照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需要积极发放贷款；另一方面要防范金融风险，不能盲目放贷，因为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比较高，要通过健全金融体制和经营机制，力口强监管，逐步降低不良贷款率。“稳健”的核心是要正确处理好支持经济增长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主要把握好三点：一是银行要积极发放国债项目的配套贷款。为加快国债项目的建设，银行在审贷时要本着快捷、简便的原则行事，不要用一般商业性贷款审贷的程序来套用，因为国债项目都是经过计划部门严格审查过的，基本上没有重复建设的项目，都是国民经济急需发展的基础设施领域，不会造成信贷资金的损失。二是商业银行要积极支持正常企业发展所需的贷款要求。正常企业不仅仅是指效益好的企业，还包括效益暂时不好、但有发展前景的企业，以及广大中小企业等。有些商业银行片面强调防范金融风险，而对一些企业不发放贷款，或对一些企业的贷款条件过于苛刻，影响了企业正常发展。所以，中央要求银行不能“惜贷”，必须大力改善金融服务，通过积极支持经济增长来主动防范风险，而不是用“惜贷”的方式被动防范风险。三是中央银行要保证经济发展对货币需求量的投放。中央银行主要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如通过公开市场买进债券，通过外汇市场买进外汇，通过再贷款、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方式，向社会投放基础货币。但中央银行要始终注意防止通货膨胀的反弹。1998年以来.我国物价形势主要表现为通货紧缩趋势，通货膨胀的危险不大，但不能因此盲目投放货币，而是要合理、适度地投放。
三、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1998年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是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辅之以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得了良好的实施效果。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
我国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全面促进投资、消费和出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国债投资政策。1998～2001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5100亿元，其中发行建设国债4600亿元，用于正常安排的国债项目建设；发行特种国债500亿元，专项用于西部大开发项目的建设。在4600亿元建设国债中，共安排国债投资项目8600多个，包括国债、银行贷款和其他资金的总投资规模达26000亿元，到2001年底累计完成投资19300亿元。在500亿元特种国债中，主要安排于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西部州县公路、西部退耕还林还草等西部大开发项目的建设，总投资规模达3700多亿元。
四年国债项目建设带来的成果是：加固大江大河大湖堤防3万公里；长江沿岸完成移民建镇245万人，增加行、蓄洪面积近3000平方公里；完成154座重点大型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工程；完成公益林人工造林1793万亩，飞播造林680万亩，封山育林7783万亩；完成退耕还林还草1526万亩，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种草1362万亩；投产铁路新线4007公里，复线1988公里，电气化里程1063公里；新增公路通车里程2.55万公里，高速公路8000公里；安排了399个中西部地区国家级贫困县出口路建设，总里程2.2万公里，2001年底可完成1.02万公里；新增城市日供水能力3192万吨，日污水处理能力1769万吨，日垃圾处理4800吨，日供气能力1160万立方米，集中供热面积1.67亿平方米；全国农网建设与改造完成110千伏变电站1100多座、线路2万多公里，35千伏变电站5600多座、线路5万多公里，10千伏线路80多万公里，低压线路250多万公里，更换高耗能变压器50多万台，改造配电台区90多万个；建成国家储备粮库仓容730亿斤；用265亿元国债作为贴息资金，带动银行贷款1721亿元，总投资规模2809亿元，支持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1218个；用国债投资支持了城市轨道交通、环保、超高压直流输变电、燃气轮机等设备国产化项目，目前我国已批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设备国产化率达到70％以上，部分城市污水、垃圾、烟气等处理设备初步达到国外同类产品水平，重型燃气轮机制造将弥补国内空白；完成了教学、实验、科研等高校设施项目1122个，改造了1964所中小学危房，总面积1675万平方米；等等。
国债项目投资对于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98～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依次为7.8％、7.1％、8％和7.3％，其中国债项目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5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1.7个百分点和1.8个百分点。
2.消费政策。为了不断增加城镇居民收入，国家从1999年7月1日起，较大幅度增加了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从2001年1月1日起，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基本工资；从2001年10月1日起，再次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工资，并对公务员实行奖励工资制，即公务员考核合格后，每年12月发当月基本工资的双薪。三次增加居民工资和收入，使1.7亿多人（次）受益，国家财政累计增加开支2000多亿元。
3.税收政策。一是支持外贸出口。1998～1999年，连续三次提高出口税率，使我国出口货物的平均退税率由原来的8％左右提高到15％左右，提高约7个百分点。退税额明显增加。1998～2001年累计退税超过3000亿元。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有力地促进了外贸出口的增长。二是鼓励投资。从1999年7月1日起，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各类技术改造项目购置国产设备的投资，按40％的比例抵免企业所得税。三是征收利息税。为适当刺激居民储蓄向消费、投资转化，从1999年11月1日起，恢复对居民本币和外币储蓄新发生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到2001年底已累计征收420多亿元。四是取消不合理的收费。1998～2000年，国家分7批取消了1373项中央和地方的各种收费，降低了486项收费标准，共减轻企业、农民和个人非税负担742亿元。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2001年，仅降低电信收费和房地产收费，一年约减轻社会负担250亿元。
（二）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1.积极发放国债项目配套贷款。据初步统计，从1998～2000年，国家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主要用于国债项目配套的基建贷款和技改贷款约1万亿元，相当于国债资金的两倍，其中企业技改贴息贷款1721亿元，有力支持了国债项目建设。货币政策有力地支持了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的发挥。
2.持续降低利率。1998年至今，人民银行已5次下调利率，存款平均利率累计下调5.98个百分点，贷款平均利率累计下调6.92个百分点，累计减少企业净利息支出近3000亿元。
3.支持商业银行按信贷原则自主发放贷款。从1998年开始，人民银行取消了商业银行贷款限额控制，并先后两次调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3％下调到6％，相应增加金融机构可用资金7000多亿元；两次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由上浮10％扩大到30％，提高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
4.积极发展消费信贷。1998年以来，为刺激居民消费，商业银行消费信贷迅猛增长，消费信贷余额从1997年底的172亿元猛增到2001年底的6990亿元，净增6818亿元。根据典型调查推算，1元消费信贷可带动1.5元的商品消费，四年增加的消费信贷，可增加约1万亿元的消费购买力，有力地促进了住房、汽车、教育、大件耐用消费品、旅游等方面的消费。
5.采取多种措施化解金融风险。1998年，支持和配合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2700亿元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成立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不良贷款14000亿元，其中实行债转股4050亿元。剥离不良贷款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平均下降了9.7个百分点，债转股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平均由70％以上下降到50％以下。
稳健的货币政策为支持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物价水平较低，人民币汇率稳定，外汇储备充裕，整个金融运行是安全、稳健的。
四、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若干问题的讨论
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实施以来，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对其中若干问题进行了讨论。
1.要不要实行大规模的减税政策?
我国持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关于减税的呼声日盛。这种观点认为，从国外的经验看，扩张性财政政策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增加财政支出，二是减税。这种观点特别推崇减税，因为在我国通货紧缩的条件下，由于物价负增长，企业盈利空间不断减少，甚至亏损，如果实行大规模的减税政策，使企业税负明显降低，盈利空间扩大，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就会增加，社会投资就得以启动，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但目前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一直是以增加国债投资的方式进行的，政府投资力度很大，效果却不明显，包括民间投资在内的社会投资持续不振，所以应将以发行建设国债为主的方式改为减税。具体减税的措施，可考虑将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降低增值税的税负，同时降低企业所得税的税负等。
我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我国还不具备实行大规模减税的基础和条件。
一是目前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是以增加财政支出为主要特征的。这是必要的，因为财政支出更能体现中央宏观调控的意图，其效应是非常显著的。我们增加投资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等国民经济的“瓶颈”部门，而不能用于生产能力已经过剩的加工工业，有意识地调整国民经济结构；我们增加消费支出，有意识地增加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缩小个人收入差距，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减税就很难达到这种效果。相反，企业减税后，盈利空间增加，就有可能盲目增加投资，特别是投入已经过剩的加工工业，加剧经济结构的失调。况且，我国财政支出的力度很大，再实行大规模的减税政策，等于使财政赤字双向膨胀，财政将难以承受。所以，只能以财政支出为主要着力点，辅之以必要的减税政策。例如，我们提高出口退税率，颁布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实际上就是减税政策，但只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不是普遍的、大量的。
二是目前我国的税制结构是以间接税为主，减税效应不大。根据国际通行的经验，削减直接税的扩张效应要优于间接税。所谓直接税，主要就是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它是以利润或收入的存在为前提。削减直接税，能够使企业利润或个人收入相对增加，因而其刺激效果是比较显著的。发达国家的税制结构一直是以直接税为主，仅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一般均占全部税收的一半以上，对减税刺激非常敏感，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它们往往采用减税政策。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税制结构一直以间接税为主体，大幅度提高直接税的比重还要有一个过程。2000年我国企业所得税（包括涉外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19％；而间接税中的增值税、消费税（包括海关代征的增值税和消费税）和营业税这三项税收占全部税收收入的70％。如果采取削减间接税方式，一方面减税效应较弱，放弃大量收入而获取较弱的刺激效果显然得不偿失；另一方面，削减间接税具有拉动物价下降的功能，在我国通货紧缩趋势下，将进一步导致物价下降，不利于企业发展和促进经济增长。
三是我国宏观税负较低，减税空间不大。目前发达国家全部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在40％左右，有的高达50％以上，发展中国家一般也在20％～25％之间。相对宽裕的税收收入为实施减税政策提供了财力支撑。2000年我国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14％，明显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水平。如果实行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势必使财政收入逐渐枯竭，引发财政危机。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建议》明确提出，“十五”期间要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而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将会使提高财政收入“两个比重”的目标落空。
四是目前企业负担偏重，主要不是税收负担重，而是非税负担重，如各种形式的收费、基金等，加上乱收费、乱摊派和乱罚款。有人估算过，各种非税负担甚至超过了税收。所以，当前工作的侧重点，是要大力清理整顿各种收费和基金，杜绝各种乱收费等，以此减轻企业负担，这相当于“减税”。因为无论是减费还是减税，对企业来说，只要减轻了负担，都是一样的。
2.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舆论界有一种担心，即积极财政政策加大国债投资力度以后，把社会投资资金吸引到政府手中，减少了民间投资资金的来源，从而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这几年中小企业贷款困难、民间投资不振，就是明证。
我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西方经济学的挤出效应是指，政府大量举债，把社会资金吸引过来，导致资金紧张，利率升高，使私人融资困难，从而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我国不存在这种情况。我国利率水平较低，利率调控权由中央政府控制，不存在利率攀升、挤掉民间投资的条件。为了支持商业银行购买国债，同时防止减少贷款，出现挤出效应，中央银行始终注意给予商业银行充分的流动性支持，积极运用国债回购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投放基础货币，仅去年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投放基础货币近4000亿元，同时注意适时从二级市场购入国债现券，对商业银行予以资金支持。近年来，商业银行贷款保持了正常增长，说明商业银行购买国债，没有对企业和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这几年民间投资不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原来比较容易赚钱的加工工业严重过剩，而民间资本又不愿意或难以投向投资大、周期长、回收慢的基础设施建设，所以政府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与所谓“挤出民间资本”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当然，为了广泛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应逐步放宽基础设施准入领域的限制，通过采取财政贴息、参股等方式，吸引民间资本进来。
3.积极财政政策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
近几年，社会上关于积极财政政策持续扩大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加大财政风险的议论逐渐增多。其主要观点认为，我国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前，中央财政已经是亦字财政，每年赤字五六百亿元，十分困难；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后，每年发行上千亿元的建设国债，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急剧扩大，如果再把各种财政的隐性债务算进去，包括银行的不良贷款、养老金债务、地方政府债务、外债等，我国政府综合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到或超过国际警戒线。因此，积极财政政策最多实行几年后，不宜继续推行这项政策，否则财政风险将急剧扩大，最终将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我国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主动扩大赤字的结果，与1998年以前被动发生赤字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可以出现财政投入的良性循环效果。1998～2001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7.8％、7.1％、8％和7.3％，如果不主动扩大赤字，就要分别减掉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1.7个百分点和1.8个百分点，这样经济增长速度分别降为6.3％、5.1％、6.3％和5.5％，这时的就业压力会更大，社会矛盾会更突出，甚至引发社会不稳定等，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了，财政收入也会掉下来，反而会引致被动赤字的扩大。相反，我们主动扩大赤字，从根本上扭转了经济增长下滑的局面，经济增长了，财政收入由此大幅增收，1999年财政收入比上年增收1568亿元，2000年又增收1951亿元，2001年增收2976亿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增收额是由积极财政政策直接带来的，出现了“赤字扩大—经济增长—财政增收”的良性循环，赢得了当前经济发展的好局面。
第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引发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引发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是，通过财政向银行透支来弥补赤字，使货币发行增多，超过社会商品需求量，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在我国，这些条件均不具备。一是我国财政赤字弥补机制发生了变化。1994年以前，我国财政赤字主要是通过向银行透支来弥补的。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以来，改变了赤字弥补机制。财政出现赤字不能再向银行透支，只能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而《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央银行不能直接购买或包销政府债券，这就切断了由于政府赤字和债务规模扩大导致货币超量发行的渠道。二是我国长期国债是直接向商业银行发行的，而商业银行存款大于贷款的差额正不断扩大，将滞留在银行存款里一部分贷不出去的钱通过国债方式用出去，可以减轻银行的利息负担，用收取的国债利息支付老百姓的存款利息，改善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没有挤迫银行超发货币。三是有效需求不足已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一般工农业产品供大于求，物价水平较低，即使扩大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物价也很难大幅涨起来，不会引发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
第三，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引发政府债务危机。这几年我国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不断增加，到2001年，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2.7％和16.3％，仍然控制在国际公认的3％和60％的警戒线以内。特别是衡量一国财政赤字可持续发生的主要指标是债务指标。目前大多数欧美国家的这一比重均在40％～60％。我国发行国债还有一定的空间。况且，从2000年开始，我国遵循国际惯例，将国债的“还本”和“付息”分开，国债利息支出列入财政预算支出项目，这样，偿还利息支出就有了预算监督和保障，以后再发国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借新债还旧债的问题，不会出现债务连本带息滚雪球式的扩大。至于学术界提到的各种财政“隐性债务”（有的又称“或有债务”）问题，如银行的不良贷款、养老金债务、地方政府债务、外债等，这些不完全等同于财政债务。目前银行等有关部门，正积极采取措施化解本领域的这些风险。应当看到，这些债务是多年来国民经济运行所累积起来的，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正常债务的运转，有的是新旧体制转轨过程必须付出的代价，有的是因决策与管理不善而造成资产损失等，它们只构成财政债务风险的可能性。即使如此，也只是一种静态的可能性分析，真正能够分摊多少，何时分摊，是一个动态的可变化的过程，它将取决于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和控制经济风险的能力。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越好，国家控制和化解经济风险的能力越强，各种债务转化为财政风险的压力就越轻，反之就越重。朱镕基总理在2000年1月中央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财税专题研讨班上指出：“所谓‘财政或有债务’问题，这是一个多年累计且由理论推算的概念，真正可直接归于财政，以及可分摊到年度财政的债务是很有限的。当然，不能说绝对没有一点风险。在平常时期，财政风险包括金融风险是完全可以避免和加以有效控制的。但是如果出现突发性、影响国家信用的重大事件，风险就相当大，对此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从中长期看，只要我们始终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态势，各种隐性债务对财政造成的压力就会逐步减轻，甚至得到逐步化解；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财政收入的稳定增加，国家偿还债务的能力随之增强，可以为将来缩小财政债务创造有利条件。当前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不会引发政府债务危机。
4.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否存在“惜贷”现象?
1998年以来，银行利率不断下调，但社会上对贷款难的现象仍反映强烈。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认为，稳健的货币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紧缩了信贷，如2001年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新增12912亿元，但比上年少增了400多亿元，出现“惜贷”现象。
我认为，要具体分析贷款少增的现象。从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来看，我国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发展是相适应的。2001年，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15.8万亿元，增长14.4％，增幅提高0.4个百分点，比经济增长和消费价格涨幅之和高出6.4个百分点，与1998年以来各年的长期趋势大体保持一致。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我国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居世界前列。在货币供应充足的情况下，出现贷款少增，主要原因是货币传导机制不够顺畅。一方面，有些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未彻底转换，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现象严重。据统计，存在逃废债行为的改制企业户数与改制企业总户数之比，工商银行为49％，农业银行为48％，中国银行为57％，建设银行为47％，交通银行为59％。在信用制度未理顺以前，银行不敢轻易放贷。另一方面，目前银行普遍强化了内部的信贷约束机制，但对信贷人员的激励机制依然偏弱，在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一强一弱的情况下，信贷人员放贷的积极性不高，甚至产生“多贷不如少贷，少贷不如不贷”的想法，不利于稳健的货币政策的传导。所以，要解决贷款少增问题，除了要加大金融改革、健全经营机制和监管机制、着力改善金融服务之外，还要理顺金融的外部环境，特别是要加快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制度，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更加顺畅，更好地发挥稳健的货币政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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