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理论和普通语言哲学——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托里尔#183;莫依教授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杜克大学论文,文学系论文,美国论文,里尔论文,访谈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托里尔·莫依(Toril Moi)是中国读者熟悉的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早在1985年，她就获得挪威卑尔根大学比较文学系博士学位，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著名教授、国际知名女性主义学者。她涉猎广泛，擅长文学、哲学和美学等交叉学科的研究，主要的理论研究兴趣有精神分析理论、法国现象学和普通语言哲学。莫依著述颇丰，代表性学术著作有《性别／文本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1985；2002二版）(Sexual/Textual Politics:Feminist Literary Theory)、《西蒙·德·波伏娃：一位知识女性的建构》（1994；2008二版）(Simone de Beauvoir:The Making of an Intellectual Woman)和《性，性别和身体》(2005)(Sex，Gender and the Body)。莫依在戏剧方面的研究也成就卓越，尤其是对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早期现代主义戏剧的研究，著有《亨利克·易卜生和现代主义的问世：艺术、戏剧、哲学》(2006)(Henrik Ibsen and the Birth of Modernism:Art，Theater，Philosophy)。她的论文曾在《现代语言协会会刊》、《现代戏剧》和《符号》等重要刊物上发表，重要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出版。莫依曾于2008年12月到中国的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讲学。
许庆红（以下简称“许”）：莫依教授，西蒙·德·波伏娃被认为是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的奠基者。您曾经说过，研究波伏娃就如同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具有很大的挑战性。现在，您是世界公认的波伏娃研究专家，《西蒙·德·波伏娃：一位知识女性的建构》是迄今为止对波伏娃作为一位思想家和一个女人进行系谱式研究的唯一著作。您的很多著述都受到波伏娃思想的深刻影响。所以，我们想知道，您是怎样开始考虑研究波伏娃的？她的生平和创作中最为吸引您的是什么？除了波伏娃和萨特，还有哪些哲学家、理论家对您的学术工作有所影响和启发？
莫依教授（以下简称“莫”）：我开始研究西蒙·德·波伏娃，因为她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主义思想家。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女性主义学者，就必须研究西蒙·德·波伏娃。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很少有人对她感兴趣，这让我感到非常震惊。
对我而言，波伏娃的整个生活都令人着迷。在《西蒙·德·波伏娃：一位知识女性的建构》的开篇我就写道，她是二十世纪知识女性的象征，她引领着一种生活，这种生活经过一代之后才成为正常，也就是说，她以一种与男人同样的常规方式经历并完成了正常的教育。在这方面，她属于第一代女性。弗吉尼亚·伍尔芙不曾接受过大学教育，但波伏娃接受了。波伏娃出生于1908年，而弗吉尼亚·伍尔芙出生于1882年。在1900年到1910年之间出生的一代女性与男性有同样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由此产生了一代新型知识女性，她们经历了与男性同样接受教育的过程。现在，这对于绝大多数女性来说已经是相当正常的现象了，正因为如此，波伏娃对我们而言就特别有意义。我们可以从她的问题和她的经历当中学到东西。通过阅读她的作品和生平，我们可以对在性别歧视的社会里一名知识女性所面临的矛盾和困难有更多的了解。
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如同今天的很多年轻女性，当西蒙·德·波伏娃还是一个年轻的学生时，她认为自己是被平等对待的。她并不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性别歧视的社会里。只是到后来，当她回顾之时，才发现一个性别歧视的社会对她影响的程度。我觉得现在有许多年轻女学生处在相同的环境中，也许当她们开始工作和应付真正的生活时，她们就会意识到男女之间有些方面还是不平等的。
关于其他对我的学术有所启发的哲学家和理论家，我想首先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J.L.奥斯汀(J.L.Austin)。我一直对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非常感兴趣。我对精神分析也作过很多研究，特别是西格蒙·弗洛伊德和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以及包括雅各·拉康在内的其他精神分析学家。在哲学领域，我认为最主要的影响有法国现象学、存在主义和普通语言哲学。
许：您曾经在《性，性别和身体》的序言中提到，您尚未用尽波伏娃《第二性》中的知识遗产。请问，您认为《第二性》中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您是如何利用波伏娃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的思想资源来激发您的女性主义理论的全新思考？
莫：我认为《第二性》中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是作品的写作风格、方法、那种既是个人的又是哲学的方式和对普通日常经历的关注，以及她使用女性小说、日记、回忆录的方式。该书的开篇就用了一个非常个人的“我”：我迟疑了很久才动手写一本关于女人的书。整本书的语气和写作方式对我们来说堪称典范，因为它毫无矫饰、毫不抽象、却蕴含哲理。
许：所以，引述卡维尔的话，波伏娃的方法是“通过个人的达到哲学的”？
莫：是的，可以那样说。这是《性，性别和身体》中第二篇文章“我是一个女人”的主题。我们依旧需要详尽探讨自由的思想以及分析那些妨碍女人作为自由主体行为的原因。波伏娃的乌托邦理想是男女之间的利益互惠和情谊关系。她不认为女人仅仅是性别歧视环境下的牺牲品。《第二性》的警句是：半是共谋者，半是与其他人一样的牺牲品。波伏娃是个深邃的思想家，对自由的困难、对妨碍两性友谊的困难洞察入微。我认为要对波伏娃进行透彻的研究，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许：您的开山之作《性别／文本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是个巨大的成功。从1985年的首版到2002年的二版，我记得其间重印了十五次，并被翻译成十一种语言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出版。二十年后的今天，您是如何评论这部著作的呢？
莫：读者继续发现《性别／文本政治》一书有用，我想，这意味着该书提出了与女性主义理论一直相关的问题，或是因为这些问题仍然盘踞我们心头，或是因为这些问题现在被认为是了解女性主义理论后续发展的必要出发点。
女性主义文化语境的变化影响了该书的阅读方式。在该书刚刚出版的那个年代，很多学者认为女性主义理论是种边缘的、不太可信的学术活动。如今（至少在很多西方国家），女性主义是公认的学术生活的一部分。同样，《性别／文本政治》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1985年，它是对一个颠覆性领域的具有争议性和前卫性的介入；到了2002年，它已经成为教科书。该书的前半部分题为“英美女性主义批评”，追溯传统文学理论与女性主义政治的关系；后半部分题为“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开始由文学问题转向哲学和精神分析学问题，由“文学理论”到“理论”。
《性别／文本政治》是我的第一本著作，它让我懂得，对任何人（比如我）而言，在女性主义事业中大胆言说、拥有发言权、参与活动，这一切都是可能的。今天，女性主义仍然需要新的观点和新的声音。我知道这本书已经激发了女性主义学生勇敢地发出他们充满激情的赞同或反对的声音。它的译本已经并且将继续对世界各地的读者发挥重要作用。在未来的时间里，如果《性别／文本政治》继续引发讨论，它仍将是一部具有学术参考价值的作品。
许：在《性别／文本政治》的二版中，您新添了一篇后记“政治与理论，当时和现在”。关于理论和政治这一议题，您一直坚持认为我们对理论的政治力量不应该过分乐观，或者说学术著作并没有绝对的政治价值。理论是政治的吗？您是否可以就此详谈一下？
莫：《性别／文本政治》参与了‘文学理论’转变为‘理论’的革命。写作该书的时代背景是：理论家和反理论家们都认为，做理论、尤其是做女性主义理论是对学术制度的颠覆。那个时候，“理论的政治”一词的意义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理论”已经在学术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这些东西不再是不言而喻的了，也不再可能相信理论就是政治的，或是再继续探索完美的理论，即乔纳森·卡勒称之为“保证政治激进主义或理想化的政治效力的理论”。现在，该是我们重新审视理论和政治之间关系的时候了。
关于“理论的政治”问题，实际上大多是后结构主义者提出来的。后结构主义理论是关于语言、话语和主体性的理论，但说起“理论的政治”就说得过于笼统了。有形形色色的理论，在不同的语境下被各种各样的人使用。事实及话语的理论和政治的关系与全球资本主义或女性压迫的理论和政治的关系是不相同的。同样，“政治”一词在不同时代或者不同语境代表着不同的含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出政治剧多半是关于阶级或法西斯主义的，而当今的政治剧可能是关于艾滋病、或种族、或性别、或性欲的。
至于“理论是政治的吗”这个问题，我认为一个人所能回答的只有视情况而定。对我而言，我们不能做的是——引述斯坦利·卡维尔的话——“认证（某一概念）”或“要求一个概念有绝对性”。我不需要形而上的东西，也不需要像认证或者绝对性这样戏剧性的东西。探求“理论的政治’’并非思考学术作品的政治价值的唯一途径，对绝对性的苛求也不仅仅限于当代文学理论家。后结构主义者过于相信理论的力量可以在政治上摆平一切，就仿佛只要我们能够阐明关于主体性、话语或事实的理论，一切压迫就会不复存在。我不认为如此。我同意波伏娃的见解，认为词语和事实有价值，它们让我们能够以普通的、日常的语言而不是形而上的空洞言辞来讨论理论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因此，我认为，作为人文学者，不是简单地质问一般的知识分子能做些什么，而是我们能做哪些其他学科的人无法做得更好的东西，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好。
我坚持认为，我们不能摒弃词语和写作可以有政治意义这一思想。作为知识分子或理论家，就得不断询问自己的工作是否具有政治的、伦理的和经验性的价值。我想说的是，我们无须给出一个唯一的答案，遑论代表所有知识分子给出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要证明我们对理论进行言说的意义以及我们所提出理论的政治参与性，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说我们不得不说的话，而且对我们所说的话负责。简而言之，我们必须说到做到。我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热烈拥护女性主义的反本质论，而且这实际上确实改变了一些人的思想。
许：您曾经说，“女人”这个词一直给女性主义理论带来麻烦，很多女性主义理论家真切感到她们很难提到“女人”而不带上引号，以此避免本质主义和其它的理论病症。您在著名论文《女人是什么？女性主义理论中的性，性别和身体》中提到，您致力于将‘女人’这个词从当代性和性别理论的二元束缚中解救出来，复原以供女性主义理论家使用。您能给我们一些阐释吗？您说的“理论的紧身衣”(theoretical straitjacket)指的是什么？您对‘女人’的定义与其他女性主义理论家如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有何不同？
莫：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试图去控制对“女人”这个词的使用！这个词的含义取决于是谁在说、他们在对谁说以及正在谈论的内容，你对你的话负责（而我对我的话负责）。我相信，女性主义者对别人应该如何说话设定要求不是个好主意，我倾向于让你用你希望的方式去说，而且对你的话负责。如果我不赞成你，就会告诉你。也许，我们的讨论可以彼此相互启发。
“理论的紧身衣”指的是某种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方式。一些后结构主义理论束缚你的自由，强制你遵从理论的要求，而不是你自己对现实的感知。理论应该帮助我们理解世界，其任务不是为我们的思想和言说设定要求。倘若如此，理论就变成了一种专制。后结构主义的语言理论没有给人类能动性留下空间，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是语言的紧身衣。这些理论中缺少足够的活动余地，赋予语言和话语这些抽象的概念过多的权力。
在各种各样的语境下，“女人”一词本身并没有错；在各种各样的情形下，人们会说歧视女人的话。作为女性主义者，我们的任务就是指出性别歧视、批评性别歧视、解释我们为什么反对性别歧视。你不能让人不说“女人”一词，似乎“女人”一词本身就是邪恶的。对我来说，问题不是“女人”一词，而是关于女性特征的理论。“女人是什么”这篇论文的第五部分就是关于女性特征的。它通常被定义为某些属于女性的特质，我认为麻烦就由此开始。波伏娃认为，所有女性共同的“女性特征”并不存在。在这点上，朱迪斯·巴特勒、波伏娃和我的意见完全一致，没有任何争执。虽然我非常喜欢精神分析理论，但是我反对精神分析式的女性特征理论，这种理论最终往往变得非常传统主义。
巴特勒的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是，存在她所要瓦解的保守主义的因袭说辞。“规范”似乎是由保守主义的陈腔滥调组成的，即当人们说起女人，他们一定指传统的、女性的、异性恋的，顺从的等等。性别歧视者和异性主义者的态度塑造了规范，而女性主义者、同性恋以及其他的激进主义者就必须起来颠覆这种规范。我觉得世界看来并非如此。巴特勒的理论缺乏空间，只有规范和对规范的颠覆。那么如何解释所有的特例？那些既从不遵循传统女性特征规范、又从不真正颠覆规范的人？女人究竟是怎样的，我们需要复杂多样的和自由自在的理解。无论怎样，巴特勒和我拥有同样的乌托邦目标，那就是让人获得解放、以任何对他们有意义的方式成为女人、男人或者易性者。
我在《性别／文本政治》(2002)的“后记”中提到，任何企图定义女性的本质或者女人的天性的女性主义理论对女性主义的目标都是极其有害的。女性主义的目标在于为女性争取自由和平等。女性主义需要承认女人显而易见的差异，这些差异包含但不减少种族和性别取向的差异。对我而言，如同对波伏娃和多数其他人一样，女人是人，是具有通常生物学和解剖学上性特点的人。强烈反对本质主义，其意义在于阻止对女人进行性别歧视的笼统概括。为了避免本质主义和生物决定论，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否认生物事实证明了社会规范的合理性。
许：这当中的一些观点是否表明了您对后结构主义的背离？
莫：是的，这肯定显明了我所得出的结论，因为这十五年来我一直在研究维特根斯坦和卡维尔的普通语言哲学。
许：2008年12月，您曾应邀到中国讲学，在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宣示了您的论文“我不是一个女作家：关于当今女人、文学和女性主义理论”（“I am not a woman writer:About women，literature and feminist theory today”）。您想通过这一引人注目的宣称告诉中国听众什么？
莫：我想表明为什么一些女人有充分的理由说出那样的话。从女性主义的角度，你也许会做出这样的反应：多么可怕啊，她为什么否认自己是女人？我力图表明的是，有些挑衅逼迫你进入一个令人不快的境遇，你必须在肯定或否认你是女人之间做出选择。无论哪种选择，其结果听起来都相当愚蠢，整个困境就是一种性别歧视的症候。这篇论文力图在这些思考的基础上揭示出性别歧视症的病理所在。（我想，这篇论文很快就要被翻译成中文。）我还试图说明女性主义理论需要重新审视女性作家的问题，重新思考作为一个女性作家意味着什么这一整个的问题。女性主义理论往往坚持女性作家必须把自己贴上女性作家的标签。我力求表明这个问题要更加复杂。
许：如果一个女作家说“我是女作家”，那么这也是对一种挑衅的回应吧？
莫：是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除非办理护照和驾驶证等以外，你可以不声明你的性别。一个女作家在写作时，她总是作为她自己这个女人在写，而不是仅仅作为生物属性和一般意义上的“一个女人”在写。女人处于这样一种位置，必须在称自己为女人还是作家之间选择，而男人从来不需要选择称自己为男人还是称自己为作家。
许：“性别差异”是当代（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颇具争议性的问题。有学者认为，界定女性会落入“性别本质论”的窠臼。通过《性，性别和身体》中的文章，您提供了一种关于身体和语言问题的全新的思考方式，打破了性的生物定义和性别的社会文化定义之间的僵局。您是否可以对本体论和建构论之间的悖论再稍作解释？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走出这一悖论？
莫：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我们必须在本质论和建构论之间做出选择。在我的论文“女人是什么”中，我力图表明有第三条路可走。这个问题本身提得有问题。我们没有必要选择本质还是建构。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身体，生物学并不能证明社会规范的正确性。我们不能说“女人”是社会建构出来的，以此来向某些人证明他们应该同等对待女人。我们必须借助其它的价值——公正、平等、自由来达到目的。我在那篇论文中的观点是，一旦你被认定为一个具体的性或性别后，就没有任何形成论或建构论来解决我们接下来做什么的问题。
许：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露丝·伊丽格瑞(Luce Irigaray)和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一起被并列称为当代法国女性主义理论的三驾马车。在这三人当中，请问您跟谁最靠近？
莫：凡是读过《性别/文本政治》一书的人都知道我对克里斯蒂娃最感兴趣，因为她拒绝形形色色的女性特征理论。与西苏和伊丽格瑞不同，她们一方面不想成为本质论者，另一方面又接受某种我觉得很有问题的女性特征理论。她们确实说过，在男人中也能发现女性特征，但是她们关于女性特征的界定仍然十分可疑。然而，对任何想从事该主题研究的人来说，她们三个人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作品仍旧是研究基础。
许：对于女性主义理论和批评，您一直提议一种深植于政治与理论的评论，您还强调女性主义显而易见的政治职责，但有学者指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不可能性。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莫：女性主义的目标是为女人争取自由、公正和平等。如果你把自己的作品称作女性主义理论或女性主义批评，那你无疑对这一政治蓝图有话要说。另一方面，如果你认为目前的境遇极好，现在已经有了自由，如此等等，那么你就不需要女性主义，你不应该把自己称作女性主义者，这就是仅仅从事妇女研究和从事女性主义研究之间的差异。女性主义要做的是改善女性的生存现状。
许：温迪·布朗(Wendy Brown)在其论文“解放的女性主义：革命、哀悼、政治”（“Feminism Unbound:Revolution，Mourning，Politics”，2003）中哀悼女性主义革命精神的丧失。您是否认为女性主义理论已经寿终正寝了？
莫：女性主义理论仍然需要理论的反思。在我的关于波伏娃的书中（1994年第一版，但现在再版，新添了一篇很长的前言），有一章叫做“波伏娃的乌托邦”。每一场革命都有其乌托邦的理想，一个你所希望实现的那种社会的理想。没有那种理想，就没有政治运动。当理论高度内化为学术话语时，理论原本应当解决的问题很可能就会被忽视。只有当性别歧视结束的时候，女性主义理论才会走到尽头。
许：您是否认为当今的欧洲和美国依然存在对知识女性的社会和制度的制约？
莫：当然！性别歧视没有销声匿迹。看看统计数据吧：在杜克，只有18%到20%的全职教授是女性；在哈佛，这个数字大约是16%。有多少女性是大学校长？也许有5%?另一方面，性别歧视状况也有所改善：二十五年前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能够得到现在这种工作。在大多数行业里，一些女性已经出人头地，旧式的性别歧视在西方多数的制度中已经不复存在。
许：过去的二十年，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和批评蓬勃发展。不少年轻的女性作家援用西苏的“女性书写”理论（“ecriture feminine”）进行女性创作，从性／性别差异的角度来探讨身体、语言和欲望等问题。这些作家强调“性即政治”，竭力通过女性书写来为自己获得政治权力。有学者认为，西苏的写作理论一方面是一种乌托邦理论；另一方面，女性身体写作也是一种放纵的书写，在表达女性抗议的同时，表现出了向父权文化和商业经济的迎合。我们想知道您如何看待“女性书写”及其带来的问题？您对中国当代女性作家有怎样的建议和期望？
莫：噢，我没有读过这些中国作家的作品，我当然不能给她们任何忠告，她们当然也不必要考虑我的意见。西苏的理论落入了一个窠臼，即认为只有一种成为女性作家的途径。这当中有一种对女性创作极其强烈的程式化看法，许多元素与那些非常传统的女性特征观并无二致：作为肉体性的、流动的、敏感的、神经质的女人，以及爱欲和情色写作。这跟父权文化对女人的一贯看法并没有很大差别。我不知道中文版本，但在这类写作的西方版本里，我总是感觉到自己被淹没在传统女性特征的洪水之中。我喜欢女性作家真诚地谈论她们的经历，不要过于担心那些经历是否是女性气质的。
许：问题在于有些作品对爱欲和情色的公然描写，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禁忌是背道而驰的。
莫：这当然很难。一方面，要赋予女人自由表达性欲的权力；而另一方面，至少在西方父权制度的性别歧视传统中也是如此，女人被当作性而男人不是，也就是说，女性身体以一种男性身体所没有的方式被赋予性征，困境就在于此。因为这些女性作家的选择是什么？她们有什么选择？她们应该假装不是女人吗？如果她们想写她们的身体经历，我的意见是她们应该那样做，但是也应该记住，那不是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意义的全部。有些女性作家想写她们的情感经历，或者她们的工作经历，这同样不错。如果你对写女性特征感兴趣，你就不应该放弃；但是另一方面，你不要主张这些应该让所有的女人感兴趣，或者所有的女人都一样。我们总是面临同样的困境：女性的还是人的。
许：近年，当代激进的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和批评研究也呈上升趋势。您是否认为它走得太远？
莫：笼统地谈论所有的女同性恋文学，是不可能说清楚的。而且，我实际上并不非常了解当代女同性恋作品。我在课堂上用过而且真正喜爱的一本书叫《蓝调石墙T》(Stone Butch Blues)，作者是莱思莉·芳恩堡(Leslie Feinberg)，讲的是一个女孩长大后变得非常阳刚、非常男性化的故事。小说表明她在一个恐同性恋的社会里所经历的歧视与暴力以及她在女同性恋中找到的爱情如何塑造了她的主体性。这是一部存在主义的作品，讲述了她由于与生俱来的身体而如何变成现在的样子。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某种女同性恋小说或女同性恋小说，我认为有很多不同的类型，有些好，有些不好。
许：您对理论研究很感兴趣，一向注重宽泛的思想训练与理论学习在文学、社会、历史与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性。但是，耶鲁大学英语教授保罗·弗莱在评论《理论帝国：一本异议的文集》(Theory's Empire:An Anthology of Dissent)的出版时提到，现在没有多少人对文学理论感兴趣，甚至有学者把理论当作文学研究的罪魁祸首来攻击。霍华德·詹尼弗也在《文学理论的碎片》(The Fragmentation of Literary Theory)中提出理论的破碎化概念。您怎样回应这些批评？
莫：我没有读过弗莱和詹尼弗的有关文章，我读过《理论帝国》。里面虽然有一、两篇好文章，但这是一本非常传统的文集。从根本上说，你必须从问问人家的理论所指开始。总的来说，他们指的是后结构主义理论。对我而言，后结构主义曾是一种强大的理论构造，多年来生产了大量创造性的作品，但现在似乎不再如此了。我认为你再也找不到很多真正是后结构主义的原创作品了。另一方面，如果理论指的是理论上的思考或是哲学上的思考，我不明白怎么会有人去反对它，这就像反对深刻性和思想性一样。世界上并不存在我们要么赞同要么反对的一个唯一的理论。这般质疑“理论”的人必须告诉我他们想要消灭什么理论以及要保留哪些理论。
在《女人是什么》一文中，我批评了我称作“理论主义”的观点，即理论正确，必然是政治正确的。我认为这是个错误，至少针对那些涉及意义和阐释的理论时。那样就是过分相信某种语言或者话语的一般理论能够为你做什么。
许：过去的二十年，美国大学和中国大学呈现一种对文学学习和研究的降温趋势，尤其表现在本科学生的学习方面，他们更加喜欢传媒、电影以及戏剧。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背后原因？鉴于文学对于人文研究的重要性，您可以为此指出一条出路吗？
莫：美国这里的很多本科生也远离文学，他们想研究新的媒介、电影或者笼统的理论而不是文学理论。文学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我们为什么应该关注绘画、电影、文学一类的艺术？这是一个每代人都必须重申的合法性问题。
在过去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一直存在一个问题：受到理论启发的知识分子所生产出的文学阅读，本质上是在文学里读出他们已在理论中发现的东西。那么当学生提问时，我们就不应该感到奇怪了：我们到底为什么要研究文学？难道我们就不能只读理论而不读文学？除非你相信文学或其他的艺术真正能告诉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一些新的东西、一些在理论里找不到的东西，否则阅读文学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
许：因此，作家现在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莫：是的，一个优秀的作家就如同一个优秀的哲学家一样给我们解释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需要文学有原创性的和重要的东西要告诉读者。如果我们对此并不相信，那么为什么要阅读文学呢？
许：最后，我们想知道您目前的工作计划。您是否在构思不同的作品，因为您视域宽阔，总在研究不同的作家、思想家和理论家？
莫：我不喜欢反复做同一件事情。现在我希望研究三个项目：第一项是关于普通语言哲学和后结构主义的语言观比较；第二项是本篇幅不长的书，是关于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作家的；第三项是个大得多的项目，基于我在《亨利克·易卜生和现代主义的问世》一书中的研究（顺便说一下，这本书也包含许多对欧洲文学史里的女性讨论），该项目的名称是“欧洲现代主义的出现1870-1914”（‘The Emergence of European Modernism 1870-1914’）。它是关于现代主义如何产生、在现代主义发生时我们发现新的和重要的作品的困难所在以及为什么我们无法摆脱文学分期的概念进行思考，虽然这些分期总是事后创造的。因此，目前我有三个项目：一个哲学项目、一个或多或少关于女性主义理论的项目以及一个真正关于文学史的项目。
许：非常感谢您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接受我的采访，给予我一次亲聆您作为西方知名女性主义学者教诲的机会。我相信，该访谈录对中国的女性主义理论学习者和研究者将有所裨益、有所启发，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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