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西方货币理论的主要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70年代以前，西方货币理论的发展主要是在总量模型基础上的改进和扩展。70年代开始注意货币的微观基础问题，然而，由于理性预期革命，经济理论界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理性预期与经济理论的融合之上。这时，货币理论的研究仍然主要是在总量框架之内进行，只有少部分文献在选择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货币为什么是有用的商品的问题。80年代以来，货币的微观基础问题变得十分重要，货币理论的变革主要体现在分析方法的转变上。同70年代选择理论的局部均衡和总量分析方法相比较，80年代货币理论的共同主题是选择理论的一般均衡模型的使用。这些模型都是以典型经济人解决跨时期最大化问题为基础的。此外，货币理论还在银行管制、金融中介以及货币政策的可信度等方面得到了较大的进展。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80年代西方货币理论的主要发展线索作一综述，并对此作出简要评价。
一、货币理论的微观基础——典型经济人模型
在80年代的货币经济学模型中，关键的问题是要为货币理论提供适当的微观基础，以便使总量现象与一般均衡和个体最优化相一致。一个有用的出发点就是选择某一个体作为整体的代表，或者选择若干个体作为某几类群体的代表，来详细说明该个体或少数几个个体的偏好和约束条件。众所周知，在阿罗（Arrow，1964）和德布鲁（Debru，1954）的跨时期一般均衡模型中，货币是不起作用的。在那里，典型经济人在期初集中在一起，以均衡价格购买或出售每一时期的合同。当交易发生时，用合同来交易商品，不需要交易媒介，因而货币不起作用。因此，哈恩（Hahn，1973）声称“货币理论的基础还未奠定”。如何将货币的作用引入一般均衡的微观经济模型，回答货币是否是和为什么是有用的商品，便成为建立货币理论微观基础的首要问题。在西方文献中，存在着两种可行的办法：其一是利用拉姆齐无限期界模型（注：最初由英国剑桥大学的弗兰克·拉姆齐（Frank Ramsey）提出的一种宏观经济模型，它主要研究一国的储蓄率应该为何，并采用动态最优化技术作为解决问题的分析方法。该模型后来被发展用来研究资源的跨时最优配置。由于在模型中假定每个人都能永久地生存下去，故而该模型又被称为拉姆齐无限期界模型。），将货币直接置入效用函数，即扩展拉姆齐模型，允许消费和实际货币余额进入效用函数；其二是采用迭代模型，从而货币理论的发展主要是在迭代模型的分析框架中进行的。该模型始于萨缪尔森（Samuelson，1958 ）的消费信贷模型（注：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提出的一种宏观经济模型，它试图解释利息率为什么是正数值。萨缪尔森希望把造成正数值利息率的其他可能因素如生产性耐久资本品与节俭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分开来加以分析，为了能够分离这些因素，他建立了迭代模型的原始结构。），并被卢卡斯（Lucas，1980、1983、1987）、萨金特（Sargent，1982）和华莱士（Wallace，1980）等经济学家加以发展和系统化。 下文主要论述将货币置入微观模型的迭代框架，然后介绍这一模型的发展；同时，考察货币理论的另一发展方向，即关于货币对资产价格的影响的研究，它也建立在典型经济人的选择理论的基础之上。
（一）迭代模型
华莱士等经济学家发现，萨缪尔森的纯粹消费借贷模型为货币理论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出发点，因为货币需求是作为理性的个体最优化决策的结果而内生的。
在迭代模型中，设想了如下一个经济：假定经济中的典型经济人能生存两个时期，他们在年轻时能获得自己拥有的秉赋收入，而在年老时无任何收入。这样，典型经济人在年轻时具有储蓄的动机。在任何一个时期的开始，年轻人都会进行储蓄，而年老的人会动用储蓄。由于整个经济无投资，故总储蓄在均衡时必然为零，这可以通过代际交叠而获得。在每一个时点上，都同时存在着年老的一代和年轻的一代，他们除了生命所处的阶段不同之外，其它一切都相同。
通过假定产品不能贮藏，将货币需求引入模型。由于产品不能贮藏，典型经济人不能把年轻时所获得的禀赋收入贮藏起来以备年老时用。这样，货币作为一种将购买力从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传递的方式就有存在的需要。没有货币，就没有办法使得这样一种传递发生：年轻人贷给老年人，但老年人不能在当前的年轻人变老时归还债务，因为当前的老年人在下一期已不存在。萨缪尔森提出用法币来解决这一问题。由于法币的存在，年轻人会出售他们的产品以交换老年人在前一阶段已经获得的法币。
假定在时期t老年人持有货币存量M，年轻人想消费C[y][,t]，因而储蓄为1－C[y][,t]。那么，按货币计算一单位消费品的价格P[,t]必须满足M＝P[,t]（1－C[y][,t]）。从而， 年轻人将从放弃的每单位产品中得到货币M／P[,t]，并且当年轻人在时期t+1用货币交换商品时会得到M／P[,t+1]单位的消费品。总的货币收益率为（M／P[,t+1] ）／（M／P[,t]）或r[,t]＝P[,t]／P[,t+1]。对于任何给定的价格路径，实际的消费配置按以下公式决定：
U′（C[,t]）＝δE[r[,t]U′（C[,t+1]）]（1）
这是典型经济人福利最大化的一个约束条件，结果C[,t]成为P[,t] ／P[,t+1]的函数。它证明了模型可通过许多价格路径（P[,1]，P[,2] …）来满足，这种价格路径的不确定性是这类迭代模型的特点。
货币被置入一般均衡的微观经济模型，意味着向建立货币的微观基础迈出了有益的一步。然而，这一模型存在着致命的缺点。首先，在以上模型中，货币的进入是由于假定产品是不能贮藏的，这排除了产品因投资而带来收益。事实上很多资产都可通过投资而带来收益，当某些资产收益率超过货币时，如果货币没有提供必不可少的服务，人们就不会持有货币，而会转而持有高于货币收益率的资产。显然，必须对这一迭代模型加以修改，以便在其它具有较高收益率的资产出现时，货币仍然能够继续存在，这是建立货币微观基础的一个重要目标。其次，在这一模型中，货币仅仅只是价值贮藏的手段，没有揭示货币具有的交易媒介的特性。因此，如何在微观模型中解释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便成为建立货币微观基础的另一个重要目标。
（二）交易媒介理论的发展
讨论货币的微观基础，需要回答货币是否是有用的商品和为什么是有用的商品这一基本问题。也就是说，货币理论必须从微观上说明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 斯塔尔（Starr ）、 琼斯（Jones ）和基约塔基（Kiyotaki）等经济学家利用交易成本范畴对此作出了解释。
斯塔尔（1972）利用交易技术来解释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需求。他认为由于物物交换经济中的“双向需求藕合”条件的约束，经济可能从未达到过均衡的配置。因为，如果仅仅限于完成涉及双方所需要的商品的交易， 经济就可能不会以正确的顺序满足其他交易者。 奥斯特伊（Ostroy，1973）已经证明了即使在每种商品的交易中都有中间人，要求的信息也远远超过了纯粹均衡价格的知识，因为超额供给也必须以正确的顺序传递下去。
琼斯（1976）证明了一个始于物物交换经济的交易媒介是如何产生的。在琼斯的模型中，典型经济人注意到某种商品是最频繁易见的商品，如土豆。有些要交换相对稀少商品的人会发现，要找到一种准确的配对商品可以先通过土豆的中间贸易，然后再进行他所选择的商品贸易，这样可以提高福利。一旦这些人开始以土豆进行交易，就会增加找到另一个接受以土豆贸易的人的机会，并且更多的贸易商将引入使用土豆。如果这个过程继续下去，那么最终大多数贸易将会涉及土豆，并且土豆就会成为交易媒介。显然，由于土豆难以携带，对于典型经济人而言存在着这样的动机：接受土豆，并凭借土豆来发行更易于携带的纸债权。事实上，虽然黄金被接受成为交易媒介，但它难以大量携带；它便于小额交易，但不便于大量交易。因此，接受黄金的银行存在着凭借黄金发行银行纸币的动机，这一作用后来由中央银行接管了。
基约塔基和怀特（Wright）（1989）考察了易携带性能否解释法币（通货）存在的原因，并使交易战略内生化。他们根据不同的商品具有不同的贮藏成本建立模型，证明存在两种类型的纳什均衡（注：博弈理论中关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解的一般概念。参见Gibbons,Robert (1992)"A Primer in Game Theory", London: Harvest Wheatsheaf:Chapter 1.）：一种是基本的均衡，其中储蓄成本最低的产品被选择作为交易媒介；二是投机的均衡，其中典型经济人没有合理地使用贮藏成本最低的商品，因为他们正确地预测到这种商品有较少的销路。基约塔基和怀特强调法币具有价值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人们相信法币能被其他人所接受。此外，他们也证明了当法币在收益率和可储蓄性上足以被其它资产或商品所支配时，即使每个人相信他人会接受法币，其它商品仍可能会被人们作为交易媒介来接受；相反，如果人们对法币的可接受性具有坚强的信念，即使法币在收益率和可贮藏性上受另一商品或资产所支配时，它仍然会被使用，如支付卡和信用卡就是例证。
（三）现金先行模型
为了在迭代模型的框架内解决货币与其它资产共存的问题，费希尔（Fischer， 1979 ）、 威斯（Weiss ， 1980 ）和俄伯斯特菲尔德（Obstfeld，1983、1984）等假定实际余额（用m[,t] 表示）能带来效用，并把每阶段的效用函数修正成为U（C[,t]，M[,t]）。 这种办法虽然可以证明即使货币的收益率受其它资产支配时仍然存在对货币的需求，但却存在这样的问题，即货币是否直接产生效用或间接通过交易成本产生效用。因此，克洛尔（Clower，1967）很早就指出在效用函数中植入货币并没有证实货币在交易中具有充当交易媒介的作用。他认为货币经济与物物交换经济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在货币经济中“货币购买物品，并且物品购买货币，但是物品不购买物品。”他把货币的安排和制度看成给定的条件。这个假设就是“克洛尔约束”，或称“金融约束”。卢卡斯把这一条件融进了迭代模型，从而把货币的交换作用通过这一约束而置入了模型当中。
根据克洛尔条件，消费必须在交易前获得货币才能进行，即C[,t] ≤M[,t]。假设货币在收益率上受其它资产支配， 典型经济人将只能消费实际余额。假定无消费不确定性，由于存在着持有额外实际余额的机会成本，故货币持有量将会等于消费量（M[,t]＝C[,t]）。由于M[,t] ＝M[,t]／P[,t]，M[,t]是时期t的名义货币余额，故M[,t]＝P[,t]C[,t]。 因此，流通速度为1， 并且它不受传统的诸如通货膨胀和利率观点的影响。由此看来，我们无需进一步的修正就得到了严格的货币数量理论。在这一框架中存在两个例外：其一是在卢卡斯和斯托克（Stokey）（1983）模型中，存在着货币的现金商品和不要求货币的信贷商品，在这两种商品之间相对价格的变化产生了可变的流通速度；其二是在斯文森（Svensson，1985）模型中，消费的不确定性意味着，由于货币余额已经确定，流通速度会随消费而变化。
卢卡斯和斯托克（1987）利用带有信贷和现金产品的金融约束模型，研究了均衡数量和价格行为（包括利率）如何依赖于形成产出水平和货币供给增长的随机过程。在这一模型中，他们重新表述了费希尔等式（注：名义利率等于实际利率加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即R＝r+π[e] 这一重要关系被称为费希尔等式。这一等式是以20世纪初著名经济学家欧文·费希尔（Irving Fisher）命名的。 ）中把名义利率分解成为通货膨胀率和实际利率的观点，进而证明对实际禀赋的冲击会影响实际利率——这是通过对边际替代率的影响而产生的；并且，货币冲击会影响通货膨胀贴水。更一般地说，他们的分析证明了这样的路径，即不同的货币政策引起不同的实际资源的配置。
虽然现金先行模型的支持者认为，他们把货币引入一般均衡框架中的程序要优于在效用函数中引入货币的办法。
但是，
芬斯特拉（Feenstra，1986）已经证明现金先行模型只是效用函数中引入货币方法的特例。尤其，芬斯特拉证明了将货币置入效用函数的路径能够从带有交易成本或不确定性的最大化模型中得到。
（四）资产定价和投机泡沫
传统的货币理论强调货币对实际经济生活的影响，近来货币理论的发展把这一重点转移到了货币对资产价格的影响之上。一个重要而有趣的发展就是将非基本因素如人们心理对资产价格的随意预期融合进资产价格的决定，这种泡沫效应以及潜在的驱动泡沫的市场心理现在已被认为在解释近来的资产价格行为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资产定价和泡沫现象的研究仍然是以典型经济人模型为基础的。
典型经济人跨时期最大化模型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条件，即为使典型经济人福利最大化，必须满足前述方程（1）。 该方程表明：典型经济人在时期t放弃一单位消费C[,t]，效用损失为边际效用U′（C[,t]）。时期t 内消费的下降使时期t+1时消费上升。在时期t+1，典型经济人将会因储蓄而得到额外r[,t]单位的消费。这使得经济人在时期t预期的贴现效用为δE[r[,t]U′（C[,t+1]）]。 从模型变量来看，消费C[,t]是大致可变的，储蓄的收益率r[,t]是大致不变的， 这就要求U′（·）极其可变。这隐含着效用函数高度凹形，或者说典型经济人是高度风险厌恶的。可是，模型所描述的情况与实际所观测的现象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现实中，消费是很平滑的，但利率和资产价格（会影响收益率）却极其可变。例如近期利用该模型的一阶条件对利率期限结构的研究，以及更一般地对资产价格如股票价格和远期汇率的研究，就表明了这一模型与现实的矛盾。
现实中，实际资产价格变动的幅度远远超过模型中由基本因素决定的资产价格变动的幅度，这一发现大大地激发了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兴趣。许多经济学家寻求用非基本因素即泡沫来解释资产价格的决定。泡沫现象能用以下模型予以解释。
假设资产存量为一定量的股票，在时期t股票按实际价格q[,t]（相对一般价格水平）出售，得到实际红利d[,t]。资产的总收益率为r[,t]＝（d[,t]+q[,t+1]）／q[,t]。为简化起见，再假定典型经济人是风险中性的，故U′（C[,t]）＝U′（C[,t+1]）。根据式（1）的福利最大化一阶条件，我们得到：
δEr[,t]＝1 （2）
将r[,t]＝（d[,t]+q[,t+1]）／q[,t]代入（2）式，则：
δE（d[,t]+q[,t+1]）／q[,t]＝1或q[,t]＝δE（d[,t]+q[,t+1]）（3）
（3）式的一般解为：
∞
1
q[,t]＝Σδ′Ed[,t+i]+A[,t]（─）[t]（4）
i＝0 δ
这里E（A[,t+1]）＝A[,t]和相关预期是在时期t作出的。很容易证明式（4）是式（3）的解。在式（4）中， 第一项是每股红利的价格公式，它表明股票的当前价格是其未来红利的贴现值，而红利受经济中的实际因素决定，故红利成为股票价格决定的基本因素。第二项被称为泡沫，它不与经济中的基本因素相关，仅受典型经济人心理因素的影响。只要典型经济人认为它是某个值它就是某个值，价格通过预期而上升，并形成与预期一致的投机泡沫。如果在决定资产价格场合这一观点正确的话，那么心理因素对股票价格是否稳定也起重要作用。
由于模型中A[,t]是不确定的，为了消除泡沫，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施加限制条件，即令g[,t]为确定值或A[,t]为零。然而，要使g[,t] 总为一定值，典型经济人必须都假定他人会假定无泡沫，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迪巴（Diba）和格罗斯曼（Grossman）（1985）认为，由于资产价格不能为负，泡沫不能在负的方向上发展；同时，泡沫也不能在正的方向上发展，因为预期始于泡沫的随机扰动必须为零。这说明在任何情况下，资产价格都不会以与某一决定性泡沫相一致的比例上升，泡沫在某种情况下最终会破灭。布兰查德（Blanchard，1979 ）提出了一种更为现实的可以成长并破裂的泡沫：
A[,t]／π概率为π A[,t+1]＝ （5）
0 概率为1－π
这一结构满足E（A[,t+1]）＝A[,t]，因而它代表了（3）式的解。这一泡沫在任何时点都有非零的破裂概率。一旦泡沫破裂，由于所有未来的A[,t]都为零，因而泡沫就会完结。然而，当概率为π时， 它就不会破裂并会继续成长。
投
A[,t]／π概率为π
A[,t+1]＝ （5）
0概率为1－π
机泡沫的存在已经引发了一场辩论，这场辩论被加以扩展并进入了其它领域，如汇率等，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一一介绍。
二、银行业务和金融中介
古典宏观经济模型使人们确信，货币存量控制对于价格水平控制是必要的。而为了控制货币存量，中央银行就必须控制由银行体系创造的信贷。所以，弗里德曼（Friedman，1960）赞成政府干预信贷市场以控制货币存量和保证价格控制。然而，在近期货币理论的发展中，所谓的“新芝加哥观点”对这一干预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该观点声称政府在金融市场上进行的调节和干预就像在其它市场一样会减少福利，并呼吁解除对金融中介的限制。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布莱克（Black， 1970）和法马（Fama，1980、1983）。法马认为，价格水平的控制并不必然要求对金融中介施加限制，只要对货币基础或通货进行控制就足够了。法马注意到古典宏观经济模型中货币市场均衡的方程M／P＝L （im，i，y）很适用于通货，因为对货币存量的标准定义来说，只要有很好定义的通货需求存在，我们就不必要求准备金或资产组合的限制，否则会引起资源的错误配置。
萨金特和华莱士（1982）强调了这种对银行业务解除管制的观点。他们认为，各种控制货币存量的限制措施阻止了个人通过规定的最小债券面额来交易证券。同时，他们把去掉这些限制措施的经济定义为自由放任的经济或真实票据均衡的经济。但是，莱德勒（Laidler，1984 ）对这种观点持反对意见。显然，自由放任或无限制中介的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而有限制中介的均衡不是帕累托最优，原因是后者排除了一些人不能加入中介过程。
同上述观点相联系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个人会持有法币。华莱士（1980）提出了货币需求的法定限制理论。该理论认为，正是中央银行通过强迫商业银行以通货形式持有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不允许私人创造货币，并发行大面额债券，从而人为地创造了货币需求。如果承担利息的政府债券以任何面额发行，并不要求以通货形式持有准备金，那么人们就不会持有法币。因此，准备金要求和债券的不可分性二者共同创造了货币需求。
麦肯雷（Makinen）、 伍德沃德（Woodward ）（1986 ）和韦特（White，1987）利用历史资料对华莱士的观点进行了验证， 否定了华莱士的结论。在麦肯雷和伍德沃德的检验中，即使债券是可分的，人们仍然相对于附有小额利息的债券而言更偏好于通货，原因是小面额债券充当交换媒介存在着利息计算上的困难。在韦特的检验中，虽然不存在准备金要求或存在私人货币，零利息的钞票仍然能作为货币流通，原因在于私人通货要支付利息是困难的。
哈配尔（Harper，1988）指出，在没有华莱士限制条件时，由于不存在通货，因而必须有某种电子转移的计账系统。如果每个人都有瞬间能完成转移的账户，存款就能赚得利息，这时可不需要货币。如果没有货币，价格如何决定呢？所有价格可以某种记账单位报价，法马提议采用新鲜牛肉和原油。霍尔（Hall，1982）、格林菲尔德（Greenfield）和伊格尔（Yeager）（1983）建议采用某种价值相对大部分商品来说是稳定的东西，如使用同价格指数起同样作用的加权平均值。之所以不存在对货币的需求，关键点就在于人们不需要以货币衡量商品价格。当然，如果存在理由说明为什么一个纯的电子转移技术比当前的具有货币的制度安排更为昂贵的话，以上作者所提的观点就只有学术上的意义了。如果需要货币，它就必须有一个相对商品的价格。
另一个近期发展就是如何解释专业化的银行和其它金融中介为何存在，借入和借出为何不直接在当事人之间进行。不对称和不完全信息以及在收集信息和监督借款人方面的规模经济是已建模型得出的两个主要原因。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6、1987）利用局部定位来说明个人为什么会有充分的关于相互直接安排贷款的信息。由于监督的费用很高， 专业化的专家就会出现来利用在信息收集上的规模经济。 唐生德（Townsend，1979）、戴蒙德（D.Diamond，1984）、盖尔（Gale）和黑尔威格（Hellwig）（1985 ）考虑了金融中介和借款人之间所签订的合同的类型，这些合同是在金融中介不能直接观测到借款人的能力的情况下签订的。一旦中介决定不监督借款人，利息偿付就必须是等同的，否则借款人就不会簇拥在一处。斯蒂格里兹（Stiglitz）和威斯（1981）证明了银行可能选择数量而不是价格来配给贷款，因为较高的利率可能会引诱更多的风险借款人行为，这可能会对银行起逆向影响。
三、时间一致性和政策可信性
货币政策理论虽然在宏观经济学文献中具有相当长的历史， 但自80年代以来更显突出。
私人部门的长期决策会影响未来的资源配置，因此当前的决策必须具有前瞻性。资源配置的最佳计划是以对未来经济环境的预期为前提的。政府的政策是经济环境的一部分。如果政府在未来改变政策，并且典型经济人在现在作决策时未能考虑这一政策的变化，他的决策就不是最佳的；如果私人部门的决策是最佳的，他的决策就必然反映了这一政策信息。因此，只有当政府对未来政策作出承诺时，最佳计划才不会被破坏。这就是所谓的时间一致性问题。然而，由于政策制定者是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寻求短期政策目标，因而必然会面临两难困境：当经济偏离政策目标时，要么政府采用规则的政策会被私人部门的理性预期所抵消，从而难以达到政策目标；要么政府为了追求政策目标，通过相机抉择来“欺骗”公众。但在政策起到作用的同时也使政府的信誉受到损害，从而使政府在此后的政策不再被公众所信赖，而缺乏可信性的结果导致了非帕累托最优。可见，政策的时间一致性和政府的信誉之间存在着交替关系。
政府和公众相互依赖的关系使得时间一致性分析适合于博弈论的分析框架。基德兰德（Kydland）和普雷斯科特（Prescott）（1976 ）对货币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采用博弈论框架进行了分析。一般来说，在这类模型中，政府短期政策目标是使产出和就业波动最小化，并维持价格稳定，货币当局通常被作为领袖角色而进入模型，私人部门则跟随货币当局行动。模型试图解决两个基本问题：时间一致性问题有多重要？在无政府事先承诺的情况下，会产生怎样的博弈均衡？这两个问题的解仍存在分歧。
在近期的货币理论文献中，有关时间一致性的解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利用法律来限制政府的政策。货币政策制定者必须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行使权力，使他们不能任意使用通货膨胀政策。第二，使一国货币政策融入国际货币体制，从而给货币当局施加货币政策约束，如固定汇率或金本位。第三，保证货币当局在政治上独立，使货币当局对保守的政策有强烈的偏好。第四，要求政府把对未来一致性行动的激励计划放在适当的位置。例如，配森（Persson et al,1987）认为未来政府应该是处于这样一种形式，它为一致性计划支付的边际成本至少等于边际收益。
可以在重复博弈框架中进一步看到信誉机制是私人部门迫使政府采取时间一致性政策的关键。重复博弈使博弈者的行动依赖于过去的行为。在这种博弈中，一个总是在过去表示承诺的政府可能会决定通过采用意外的货币冲击来愚弄公众。在货币冲击阶段，政府得到了产出收益。然而，政府信誉受到了损害，因为私人部门会预期有较高的通货膨胀率。这样，在重复博弈环境里，政策制定者就不得不在来自于欺骗的当前收入与较高通货膨胀预期的信誉损失之间进行权衡。在这种情况下，信誉具有惩罚竞争对手不良行为的威慑力量，并使博弈达到均衡。
信誉问题的分析会因不确定性的引入变得更加现实。从内生的不确定性来看，私人部门对政策制定者目标的不确定具有重大意义。拜克巴斯（Bacbus）和德里费尔（Driffill）（1985a，b）讨论了这类不确定性，巴罗（Barro，1986）重新作了陈述。他们把克瑞普斯（Kreps）和威尔森（Wilson）（1982）的模型扩展到了通货膨胀信誉的分析。例如，拜克巴斯和德里费尔将两种具有不同政策偏好的政策制定者引入重复博弈框架，得出了政策制定者的偏好类型与产量和通胀的类型之间的相关性要大于事先承诺是否被信任与产量和通胀类型之间的相关性。在外生的不确定性方面，阿尔西纳（Alesina，1985 ）研究了政治上的不确定性问题。他在一个有两个互不预先承诺的政党以及具有不同通货膨胀偏好的模型中，得出了政治的经济周期。
总之，一个更为重要的不确定性形式可能发源于经济中潜在的随机结构。由于固定规则的政策不能涵盖经济中未来所有的偶然性，因此相机抉择仍然是有必要的。例如，罗戈夫（Rogoff，1985）证明了保守的中央银行会为社会带来收益，因为它减少了预期和实际的通货膨胀，但代价却是中央银行不能灵活地对内生冲击作出反应。此外，当货币当局有优于私人部门关于经济冲击的信息时，相机抉择也能给经济带来潜在的获益。例如，孔佐内里（Canzoneri，1985 ）考虑了这样一个模型，其中货币需求函数是随机的，政策制定者有优于私人部门的扰动信息。模型中私人部门对于政策的反应存在着这样的推理问题：货币增长上的变化是反应了货币当局对冲击的反应，还是一项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对这一问题的判断涉及私人部门对政府信誉的理解和对通货膨胀的自信边界：在边界内的通货膨胀可能反映了当局对货币需求冲击的反应，而在边界之外的通货膨胀则可能被解释为相机抉择的机会主义政策。孔佐内里承认这种自信会不时被打破，但同其它信誉均衡如巴罗和戈登（1983）类型的均衡相比较，这类均衡似乎更加合理一些，原因是其它信誉均衡过于稳定了。
四、简要评论
本文前面对80年代西方货币理论发展的主要线索作了粗线条的勾画。现对此作一简要评论。
1.关于货币理论的微观基础。70年代以来，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成为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趋向。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而总量不过是个量的总和。个量是微观主体经济行为造成的后果，而微观主体行为及其结果正是微观经济学所研究的内容。所以，宏观经济学必须建立在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在经济学说史上，古典的货币数量论、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都忽视了对其微观基础的研究，这些理论都承认，货币的出现便利了交易，人们使用和需要这种交易手段是自动选择的结果。然而，这些理论都没有从货币的出现对交易产生了什么影响的角度来研究货币数量与其它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问题。80年代以来，西方货币理论对其微观基础的研究可以说正是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趋向在这一领域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了解和认识货币理论的微观基础，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洞悉西方经济学的新潮流和发展的方向。
作为货币理论微观基础的主要模型，迭代模型被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具有以下优点：首先，这类模型被认为不受所谓卢卡斯批评的影响。卢卡斯认为，当政府的经济政策改变时，估计出的宏观经济关系将趋于崩溃。其实，宏观经济关系只是对于政策和经济环境的个体单位的最优反应的加总，政策的任何变化都将导致不同的个体单位的最优反应，进而产生不同的由观察而得到的总量关系。以个体单位为基础的迭代模型允许人们推断经济主体对政策的反应，并由此预测总量关系的变动。其次，这类模型可以将标准的帕累托福利分析引进来。迭代模型对典型个体的行为作了说明，于是，任何政策的影响都可以通过有关个体的效用而加以判断。另一方面，这种模型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例如，迭代模型把货币当做基本的价值贮藏手段来看待，忽视了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等其它重要的职能。再有，这类模型缺乏容易处理的形式，使其足以从现实方面证明它在导出使人相信的宏观经济关系的过程中的用途。迭代模型有必要被加以扩展以适应许多不同的时期，而且必须把有关的资源禀赋和寿命预期等方面的不确定性考虑进来。最后，货币理论微观基础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只能作理想化的分析，因为它忽视了现实中的个体之间的差异。事实上，不同经济人会因信息不完全而产生不同的预期，从而导致不同的行为。
总之，货币理论微观基础的研究尝试从一个新的视角对传统货币理论进行修正，以便更好地解释宏观经济现象，这对于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货币理论是有一定意义的。问题在于，在个人预算约束中使用国民收入的概念，在效用函数中使用消费的概念，这些总量概念是否合适？这样建立的经济模型是否可以通过求解对经济进行预测？这些问题尚需进行研究。
2.关于银行管制和金融中介。“新芝加哥观点”认为，政府干预金融业务会减少福利，并提出应解除对金融中介的限制。这对于80年代西方国家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确实发挥了一定的影响。随着包括金融创新在内的金融业的发展，各类金融资产对货币的替代性越来越强，中央银行要控制货币存量的目标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如何看待货币与其它金融资产的关系、从而在实践中区别货币机构和其它金融机构便成为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西方学者在这方面所做的研究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3.关于时间一致性和政策可信性问题。由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提出的时间一致性问题深化了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理论。他们的研究表明，如果政府能随意改变它的政策，即政策规则没有约束力，那么规则就是时间不一致的；建立对规则的信任比具体的规则本身更重要。在时间一致性被认识以前，不少西方经济学家主张制定规则，因为他们认为政府缺乏成功实施灵活政策所需的足够知识。提出时间一致性问题的意义在于，如果规则没有约束力，规则本身也会成为时间不一致的。为此，一些西方学者指出，为了货币政策的可靠性与成功，还是把决策者的手捆住一下的好。然而，时间一致性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之一是，这一问题到底有多重要。现实的情况是，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在1950—1970年期间是很少存在事先承诺的，即这一期间的政策被认为是相机抉择的， 但通货膨胀率却较低； 而在1975—1980年期间是作了预先承诺的，即政府奉行事先公布货币增长率，但却出现了较高的通货膨胀率。这部分地表明，注意到并遵循了时间一致性的政府究竟获得了多少利益人们并不很清楚。
不管怎样，西方学者关于时间一致性和政策可信性的讨论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深化了人们对经济政策性质的认识，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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