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现代化呼唤理性民族主义_中国民族主义论文

中国人民现代化呼唤理性民族主义_中国民族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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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首先取决于该国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又首先取决于其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当前,我国要实现人们思想观念的现代转化,应该以理性民族主义为基础和动力。因为,民族主义可凝聚人心,理性则使凝聚的人心不断接受现代意识,从而使民族逐步迈入现代化的行列。理性民族主义可以成为实现我国人的现代化的重要精神支柱。

理性民族主义是一种以理性为总规范,不仅重视民族自身利益,又不放弃民族之间的公平互利原则;不仅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又以不干涉别国内政为前提。之所以特别加以“理性”的限定,是因为民族主义容易或多或少带有狭隘和狂热的色彩。只有通过理性的规范和引导,才既能促进人的思想观念现代化,树立全球意识,又能使各国在理性基础上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从而达到每个民族和整个人类的和谐统一。

当然,要实现人的思想观念现代化,既要考虑到整个社会的系统性,又要联系现实的社会经济基础,只有这样,民族理性主义才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也才能在推进中国人的现代化过程中将它引上有益于社会发展、乃至世界发展之路。其次,从系统观出发,人的思想观念离不开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及制约,因此,必须具体培育出文化理性民族主义、政治理性民族主义和经济理性民族主义方能达到人的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双重长远目标。

文化理性民族主义

文化理性民族主义的总要求是:弘扬中华文化,致力东西融通,反对两种错误主张。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创造了灿烂优秀的文明,几千年来一直有泱泱文化大国的优越感。然而,近代以来,在血与泪的辛酸史中,民族的自尊和尊严被一点点剥落。从而形成了两种各持一端的文化民族主义:一种是反传统主义,一种是文化守成主义。二者都产生于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声光电化冲击下,做出的却是截然相异的反应。前者愤而走向对传统文化和专制政体的无情、彻底批判,认为中国的落后,就在于传统文化的束缚,要想救亡图存,就须彻底打破这种束缚,实行“全盘西化”。五四前后,这一主张得到全面论述,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相反,后者退而回到极端保守立场,主张“尊孔复古”,以传统文化为复兴中国之本,抵制西方文明的“入侵”,并最终取得文化形态上的上风。

两种主张,都有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存在的理由,但二者对问题的解答都明显地过于简单和偏激。这也已为历史所证明。明智的选择应该是,培育出一种科学的、开阔的理性文化民族主义。既立足于传统,弘扬其精华,又能放眼世界,走出文化本位主义的“井底”,博采众长、兼容东西。因为,历史走到今天,已经显明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只有在相互开放、相互吸收、容纳和整合中,才能获得存在和进一步发展的机制。这样一种文化民族主义,既不是“中体西用”的现代翻版,也不是主张中西文化数量上的简单加减,而是现代意义上的符合文化发展趋势的文化理性民族主义。因为,它首先不再在文化上设定体用的樊篱,不再争执于形式上的谁多谁少,而是强调质量和内容的兼容互补,以消除文化上的自高或自轻的心理障碍。明智的东西哲人也都已觉察到这一点。再者,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有了传统与现代的最佳契合点——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虽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但它的精神和原则的确体现了西方的人文精神并反过来渗透到其文化中去,因而,推行市场经济,必然会对传统加以创造性的改造及现代性的植入,包括西方文化精髓的吸取;同时,一种现代文化的产生又会反作用于上层建筑,为其注入民主、竞争和法制的观念和机制。从这点看,市场经济起到了联接传统与现代、沟通东方与西方的桥梁作用,并促使文化观念、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因之,文化理性民族主义的培育,在当今的意义就愈发明显。

政治理性民族主义

政治理性民族主义的总要求是:一如既往地反对霸权,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维护世界和平。

一个伟大的民族既要保证国内政治的稳定和发展,又要积极承担起国际事务的责任,为全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而在参与国际事务时,要本着理性的原则,既不应穷兵黩武,也不应闭关锁国、孤立于世界之外。一言以蔽之,要培育一种政治理性民族主义。这里说的理性,符合其要求的最高准则可直接概括为主要由我国首创并一贯主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里说的民族主义,其基本要求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积极参与,特别是当前要全力参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建立工作,尽可能塑造一个符合各国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心愿和利益的新秩序,以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的切实解决。要强调的是,民族主义的要求时刻不能离开理性的指导,理性的指导又能促进民族主义要求的进一步健康发展。二者不可或缺。只有它们同时运作,相辅相成,才能使其发挥积极的作用。否则,单有理性,就会丧失激情和进取心,以致良机错失;而没有理性,就只会陷入盲动和偏激,变成危害因素。

新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上的贡献是让世人瞩目的,尤其在维护弱小国家上,极大地抬高了中华民族的威望。然而,随着世界格局的转变,尤其是我国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具有政治大国地位的原因,要求我们树立起更积极主动的参与精神和责任感,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作出更出色的表演。从世界范围看,许多问题已成为国际性问题,也要求每个国家都具备合作、联合行动的精神。这样才不仅体现一种全球意识的加强,也有利于问题的根治。而且,这样做,一方面能给民族主义提供正当、合理的外向渠道,有利于民族自豪感和尊严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将最终有利于创设一个有利于各国,特别是能平等对待发展中及落后国家的国际政治环境。

经济理性民族主义

经济理性民族主义的总要求是:消除地方主义、惩治腐败现象,大力发展外向经济。

具体说,经济理性民族主义意味着首先在国内经济建设上,要克服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意识,发扬出一种整体联合的工业化大生产精神;并在此基础上,防止极端个人主义与地方主义的滋生和蔓延,逐步树立起以市场为调节、以自由竞争为原则的市场经济体制;其次,在发展世界经济上,要有强烈而又理性的国际竞争意识:以民族利益为前提,以公平互利为原则,力争同政治大国一样的经济强国地位。这就要求我们在国内要防治地方主义和个人腐败,在国际上要营建理性开拓的外向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经济领域里也出现不少问题,其中尤以地方主义和腐败现象为甚。地方经济曾一度十分猖獗,严重危害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并阻碍地区间横向经济联系和各地经济的综合发展。在中央的大力整顿下,近年来地方主义势力有所收敛。但这种危害仍以隐性状态存在,潜在的破坏性依然很强。而腐败现象,由于其程度和范围更为严重,因此成了热点问题中的热点,引起了全社会各阶层的高度重视。这两种现象是塑造经济理性民族主义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其实质也是和经济理性民族主义的精神格格不入的。因此,消除它们所要依靠的必是经济理性民族主义这把利刃,而消除它们的过程也恰是朝经济理性民族主义不断靠近的过程。地方主义经济和腐败现象的产生是因为地方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抬头乃至膨胀。这两种现象均以非国家利益为谋求对象,对症下药,就必须使两者上升到国家、集体利益的认识高度。而理性民族主义正是能规范出这样认识的“良药”。因为,强调和鼓励以民族利益为重,宣扬民族利益高于地方和个人利益,能使每个人尽量统一到强国富民的共同目标上去。当然,市场经济不是否定个体利益的,而是主张各主体利益的协调发展。但是,对个体利益的强调是有限度的,它必须被置于理性规范之下,必须置于国家利益之下。

经济上的民族主义外向渠道就是要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努力进军国际市场,和各国展开公平互利竞争,以促进民族经济的腾飞。这就要求我们具备经济上的国际意识:要意识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意识到世界经济竞争的激烈性和复杂性,也要意识到一体化趋势下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各国在维护本民族经济利益时的坚决性。所有这些告诉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既要有远大的战略目光,又要有敏锐的民族意识,尤其是从国内经济建设做起。再者,提倡经济理性民族主义,就是在新的国了经济秩序尚未建成,旧的国际分工甚至是殖民遗风尚存期间,大力发展内外经济,争取经济上更大的发言权。不仅自己坚持公平互利的理性经济原则,而且不遗余力地使之成为未来经济秩序的核心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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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问题是极其复杂且难于找到任何定论或模式的。就我国目前实际看,借助于市场经济建设这一有利时机,再具体从文化、政治、经济三方面着手,塑造出理性民族主义这样一种情感、价值和理念,来促使中国人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现代化,从而为我国总体现代化的实现提供前提和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讲,理性民族主义不失为一种可供选择的理论构想;若再结合国际大背景,它依然不失为一种顺应潮流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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