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历史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人本论文,轨迹论文,主义哲学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展示了这样一条人类自我探索的发展足迹：从古希腊哲人对自我充满信心的肯定，到中世纪经院哲学对自我的彻底否定；从文艺复兴时期哲人以激昂振奋的精神对自我的重新肯定，到近代西方学者对自我的纯粹理性思考……。这是人类由朦胧的自我意识，到虚幻的自我意识，由觉醒的自我意识，到纯粹理性的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人类这种自我探索的历程是久远的。人本主义是以人为本位的哲学思潮。特定时期的人本主义是它那个时代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人本主义所反映的是它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本文把西方哲学史上的人类自我探索的这一漫长的历程归结为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并试图对此作一粗略的分析。
一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注：《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54、55、76—81、194、189页。）这一命题被认为是人本主义的最早宣言。黑格尔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命题，它的意思一方面是说，要把思维认作被规定的东西，有内容的东西，而另一方面思维也同样是能规定、能提供内容的东西；这个普遍规定就是尺度，就是衡量一切事物的价值的准绳。”（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27、67、41、66、105、301、385页。）在普罗泰戈拉看来， 事物对于你就是它向你显现的那样，对于我就是它向我显现的那样，而你和我都是人，一切都以人为本位。同样的风在刮着，然而我们中间有一个人会觉得冷，另一个人会觉得不冷；即同样的风，对于感觉冷的人冷，对于不感觉冷的人不冷。（注：《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54、55、76—81、194、189页。）这种相对主义所表达的是以人为本位的主观唯心主义。然而，它的深刻意义是在传统的宗教和神谕面前，表达了希腊人对自我的肯定。普罗泰戈拉说：“关于神灵，我不能知道他们究竟存在还是不存在；因为有许多东西阻碍我们得到这种知识，一则这件事暧昧不明，再则人的生命如此短促。”（注：《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54、55、76—81、194、189页。）以至于当时正统派为了维护希腊的伦理、宗教、古老习俗给他判罪，他被驱逐出雅典。
苏格拉底则进一步宣布：作为思维者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27、6 7、41、66、105、301、385页。）黑格尔指出，普罗泰戈拉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就其真正的意义说，这是一句伟大的话，但是这句话同时也有歧义，因为人是不定的和多方面的：（一）每一个就其特殊个别性说的人，偶然的人，可以作为尺度；或者（二）人的自觉的理性，就其理性本性和普遍实体性说的人，是绝对的尺度。照前一种方式了解，就无非是自私，无非是自利，中心点就是主体及其利益——（即使人有理性的方面，这个理性也是主观的东西，也是“他”，也是人）——；可是这正是坏的意义，正是人们借以对智者们（普罗泰戈拉属智者派——笔者）作主要谴责的歪曲，说他们根据人的偶然目的，把人设定为目的，——说在他们那里，就其特殊性说的主体的利益，没有与就其实质合理性说的主体的利益区别开来。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也提出过同样的命题，不过加了进一步的规定；在他们那里，人是尺度，是就人是思维的、人给自己提供一个普遍的内容而言。”（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27、6 7、41、66、105、301、385页。）主张由人的意识作决定，是苏格拉底和普罗泰戈拉相同的地方。在苏格拉底看来，人必须从他自己去找到他的天职、他的目的、世界的最终目的、真理、自在自为的东西，必须通过自己而达到真理。这就是意识复归于自己，这种复归，在另一方面就是摆脱它的特殊主观性；这正意味着意识的偶然性、偶然事件、任意、特殊性被克服了，——亦即在内部去获得这种解脱，获得自在自为者。客观性在这里具有自在自为的普遍性的意义，而非外在的客观性；因此，真理是被设想为间接的，为产物，为通过思维而建立起来的。（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27、6 7、41、66、105、 301、385页。） 从苏格拉底的时代开始了人对自身的反省，开始了人对自己本身的认识，认为自我意识是人的本质。在古代，包括西方，亦即在古希腊时代传统和神谕是人生的准则。时代是发展的前进的，苏格拉底站在时代的顶峰，认为人自己创造出自己的特殊准则；而且个人应当关心自己，关心自己的伦理，人应当通过对自己的意识和反思来关心自己的伦理。因为，个人的思想中便拥有善和真，亦即拥有产生道德行为和认识真理的潜力。传统的、直接的东西不再有效准了，它必须对思想说它存在的理由。黑格尔认为，人不能被动地接受一个从外面给予的东西，一切都存在于人的精神之内，一切对人有价值的东西，永恒的东西，自在自为地存在的东西，都包含在人本身之内，都要从人本身中发展出来。人之所以自由，就在于他无求于外。（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27、6 7、41、66、105、301、385页。）苏格拉底的原则造成了整个世界史的改变，这个改变的转折点便是：个人精神的证明代替了神谕，主体自己来从事决定。苏格拉底的原则的价值，在于它是与现实的直接关联中出现的，而不是仅仅作为意见和学说等等而出现；这个原则的真正地位，便在于它和现实相关联。（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27、67、41、66 、105、301、385页。）苏格拉底把握了他的那个时代，他是站在现实的土地上思考问题的。
苏格拉底使“认识你自己”成为希腊人的格言。“人应当知道自己无知”的深刻反思和“认识你自己”的反躬自问，表现了苏格拉底突出地强调个人内心理智的确信。以至于违反了当时的风俗和宗教，而导至被处死的悲剧性结局。虽然他的基点是唯心主义，但是他确认人的理性的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
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哲学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人的心灵本身就是认识神圣事物的源泉；心灵包含着本质的东西在自身之内，为了要认识神圣的事物，人们必须把它从内心深处提到意识前面来。柏拉图提出了意识的真正性质，就是回忆，深入自身就是把潜伏在我们内部的东西提到意识前面。（注：《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54、55、76— 81 、194、189页。）亚里士多德提出理性是思维的思维，只有在思维里面，才有客观和主观的相符，那就是我。（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27、6 7、41、66、105、301、385页。）理性这个自己思维着自己的思维是具体的：思维自己是客观的，思维则是主观的，——那个既是客观又是主观的理性是统一性的意识，它作为思维的思维，便是具体的。（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27、67、41、66、105、301、385页。）
在古希腊，哲人的目标是对宇宙进行思维和考察。时代允许有而且经常有哲人过着真正的哲人的生活，他们充分肯定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的崇高。古代哲人那种鲜明突出的个性，反映了人类最初的自我的自在。
二
在古希腊时期，作为主体的人和他的世界密切联系着，主体比较更现实地存在在现实中。从这时期的哲学中可以看到主体对于事物普遍的认识，看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辨哲学的卓越性。随着希腊城邦危机的加深，便为奴隶关系和奴隶制国家更大规模的扩展开辟了道路。到公元二世纪，整个希腊被罗马征服而进入罗马世界。与之俱来的是自由公民的没落，城邦公民集体理想的破灭，社会苦难的加深。所有这些都促使希腊哲人把人的社会生活规范和理想问题提到重要地位，从而产生了寻求和获得自我满足的要求。
斯多葛派和伊璧鸠鲁派哲学就是建立在自我意识自求满足的要求的基础之上，前者把抽象思维当成原则，后者把感觉当成原则。人使自己遵循这些原则，因而赢得了精神的自由和独立。认为精神的满足仅在于超出一切、对一切漠不关心。这是因为罗马世界是抽象的世界，“在这种抽象的世界里，个人不得不用抽象的方式在他的内心中寻求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的满足；他不得不逃避到思想的抽象中去，并把这种抽象当作实存的主体，——这就是说，逃避到主体本身的内心自由中去。”（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第8页。）
斯多葛派认为人应当按照理性作事。这种按照理性本身作事的原则进一步包含着把人自身加以抽象化孤立化，把人向内集中到自身。因此它起了一种消极逃避的作用，对于一切东西、一切直接的欲望、感情等等一概漠不关心。在这个极其抽象的原则里，在这种单纯的自我集中里，包含着摒弃一切，对一切特殊的享乐、爱好、情欲、兴趣漠不关心。奥勒留在他的《沉思录》中说：“分给每一个人的是无限的、不可测的时间中的多么小的一部分！它立刻就被吞没在永恒里。还有，分给每一个人的是整个实体的多么小的一部分！是普遍灵魂的那么小一部分！你匍匐在上面的是整个大地上的多么小一块土壤！想到这一切，就要认定：除了按照你的本性所领着你的去作，以及忍受共同本性所带给你的东西之外，就没有伟大的事情了。”（注：《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54、55、76—81、194、189页。）塞内卡在他的《论幸福的生活》中说：“肉体的快乐是不足道的，要紧的是精神的安宁。”（注：《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54、55、76—81、194、189页。）他们主张：意识向内去寻求真理，并且遵循它的理性的规定。这种遵循理性是和享乐相违反的。“因此他们认为人除了依照他的理性、自己在自身中寻求他的目的或满足外，不应该在任何东西里面去寻求，特别不应该在某些外在的有条件的东西里面去求满足。”（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第38页。）幸福是体验到自己和自己内心的一致性。他们追求的是自我意识的个别性，精神的安然不动，确切地说，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享受。
伊璧鸠鲁派哲学的目的也这样。伊璧鸠鲁把感觉当作原则，比如快乐，但是，伊璧鸠鲁派所谓的快乐是通过理性而取得的，“宁可有理性而不幸，不愿无理性而幸运。因为我们在行动中宁可失去幸福的宠遇，但不能不正确地判断事物。”（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第75页。）因此，如果把快乐当成原则，理性就必须时刻保持警觉；警惕一种快乐是否与危险、恐怖、忧愁等等不快乐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能够产生纯粹的快乐的东西就变得很少了。保持心境宁静，这是伊璧鸠鲁的出发点。“伊璧鸠鲁一方面也同样把积极的享乐方式与使人愉快的感觉联系在一起，但是另一方面在他的原则中也有安静中的快乐；这种快乐是消极的快乐，是一种内在的满足，精神的安于自身。”（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第77页。）伊璧鸠鲁说：“脱离恐惧和欲望，不感到沉重，乃是最高的快乐。”（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第151页。）在斯多葛派，本质是普遍的东西， 而不是快乐，不是个人之为个人的自我意识；但是，这种自我意识的现实正是一种使人快乐的东西。在伊璧鸠鲁派，快乐是本质的东西，但是要去寻求理智的、不会引起更大灾祸损害自己的，要在整体关系中去考察的东西，也就是说，本身要被看成普遍性的东西，通过理性而获得的个人之为个人的自我意识。可见，斯多葛派与伊璧鸠鲁派殊途同归。
与斯多葛派和伊璧鸠鲁派相对立而出现的怀疑论也有同样的目的，即希望获得自我的安宁。摒弃标准、摒弃主观认识、一般地摒弃有限的原则是这一派哲学的出发点。怀疑论是持纯粹否定的态度，否定一切外界的存在、知识，否定一切确定的、有效的、固定的、真实的东西，“毫不动摇地坚持不发表任何意见，不作任何判断。”这种回到主观意识，是一种满足于自身，然而是一种通过放弃一切确定的东西、通过逃进纯粹无限的抽象本身而得到的满足。这几派哲学的出现，缘于罗马帝国时代，古希腊的政治生活和伦理风俗已经没落，人们对现实不满，于是人们回到自己的内心，在那里寻找道义和伦理生活，寻找一般生活中已经不复存在的那些东西。
三
罗马专制时代是人民生活衰退的时代，是建立私人权利，建立个人所有权的时代，是“充满着各种矛盾和斗争，而且孕育着奴隶制社会全面危机”（注：崔连仲《世界史（古代史）》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5页。）的时代。 恶劣的现实使人们变得愈来愈迫切需要从恶劣的现实逃避到内心，在精神里寻找现实中不再存在的东西，古希腊人那种充满精神活力的愉快已经消失了。黑格尔说：“就是从这里起，精神向前进了一步，在自己身上造成了一种破裂，又摆脱了它的主观性而进到客观的东西。但是同时也进到一种理智的客观性，进到一种存在于精神和真理里面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不在个别对象的外在形式中，不在义务和个别道德的形式中，而是绝对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据说是从精神和真正的真理是面生出来的。换句话说，一方面，这是回到上帝；另一方面，这是上帝对于人的关系、显现和显示，上帝是自在自为地存在于他的真理之中，他是为精神而存在的。”“精神的真正解放表现在基督教里面，在基督教里，精神回到了自身，回到了自己的本质。这里，精神与它放弃了的世界取得和解，现在是丧失世界中产生出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同时既有外在性，也保持其为内在世界，因而是一个调和的世界；因此是一个精神性的世界，这个世界在这里开始了。”（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第157页。）
伊璧鸠鲁派哲学、斯多葛派哲学和怀疑论哲学的目的，是同样的自由、幸福、坚定不摇。可是，主体是通过逃避客观的东西，即包括主体对一切现实的要求的持漠然视之的态度而达到这一目的的。现在，自我意识的进一步发展，主体也同样要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不是对于一切东西、一切直接的欲望、感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而是要通过转向客观的东西，即通过转向上帝（上帝的显现是客观的现实，人创造了上帝，这也是社会发展阶段的必然，从这个意义上讲，上帝是客观的东西）来达到这一目的。罗马社会的现实迫使人们产生对现实生活的大拒绝，过去在自然事物、政治生活中得到满足，得到自己的真理。人的生活与自然处在统一之中，人见到自然同时就见到上帝（即自然神），因为人在这种状况中得到满足。现在，现实生活对于人已经变成了否定性的东西、不真实的东西，于是人们便把它与自我分开，因而在精神中认识上帝；人认识到自我所处的时代的自然事物和政治生活并不是人之为人所应有的存在方式。人与现实的统一被打破了，因而以更高的方式（幻想的方式）重建起世界，把在上帝之中的幻想的世界理解为现实的世界。上帝的自身规定已经成了兴趣的中心。人把自己的本质从自身驱逐到天国里。费尔巴哈说：“人是怎样想的，有怎样的心思，他的上帝就是怎样的；人的价值有多大，他的上帝的价值就有多大……上帝的意识就是人的自我意识，上帝的认识就是人的自我认识……上帝就是人的显示出来的内心，宣说出来的自我。”（注：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第28章。）自我意识发展到否定自然事物，寻求真理不是以存在的方式而是从内心出发，从自己的本性中得到规定的东西里去寻找。这是西方哲学史上的新柏拉图学派的主要思想来源。
黑格尔从认识论的角度，从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点出发，分析了人的本质与基督教产生的必然联系。他说：“生物只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着，这个个体性却只是一种易逝的东西，因而这个个体性不能有对自然物的回顾。它们的不幸在于真理及其本质不是为它们本身而存在的；在于它们不能达到自由，而只是停留在必然性中。这种必然性就是一物与他一物的联系：因此，如果这个他物把自己与自然物联结起来，这些自然物就完结了，——它们经受不起那种矛盾。但人，——由于意识到真理是为他而存在的，意识到他有在真理中获得自由的使命，——却有能力瞧见，认识自在自为者，使自己与自在自为者发生关系，并以知识为目的；而由于他以此为目的，精神的解放就在于意识不停留在自然状况中，而成为精神的东西，即是说，永恒的东西、亦即神人调合，作为这个主体的有限者与无限者的统一，对于他存在。因此，意识不是那停留于自然状态中的过程，而是普遍者借以成为他的对象，他的目的的过程。神本质上是具体者，这里面就有作为意识的人的源泉、根子，但只是根子而已；他还必须在自己里面完成那个过程，以便达到他的这种自由。”（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第235—236页。）费尔巴哈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能够以自己的本质为对象，人的这种异于动物的本质是基督教的基础。（注：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第1章。 ）黑格尔认为，基督教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基督教的观念包含着它的历史代表着主体寻求达到在自己身上认识、意识到自己是什么的那个过程。主体必反省自身，必须回到对自己的意识。费尔巴哈揭示了上帝的本质，他说，在基督教中，上帝存在于人自身之内，是一种本身内在的对象。因此上帝同人的自我意识、人的良心一样与人没有距离，上帝对于人是一种亲密的，而且是最亲密不过，最接近不过的对象。因为上帝是分离了的人的本质，所以人不能由自己行动，所以一切善都来自上帝。人越是放弃他的主观性，他的人性，上帝就越是主观，越有人性，因为上帝本来就是人的放弃了的自我。（注：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第2章。）
显然，基督教的实质就是，人把自己的本质加以客观化。这个客观化的过程是，人们想象一个信男信女的世界，一个天堂。但是这些东西不是为人间设计的，而那些幻想被抛到了天上，即抛到别的地方——死后的世界去的。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彼岸世界就在人的观念中以同样实在的方式建立起来了，正像一个遥远的国土，它们被想象得这样实在，就像我们亲眼看见的一个国土一样，它有居民，有人住着，但它不是希腊人的或其他民族的神灵的世界或神话，——一种天真纯朴而未被分裂的信仰；正相反，它同时包含着一种高度的否定性，——现实世界和另外那个彼岸世界的矛盾，这个彼岸世界表达了真正的绝对本质的本性。（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第253页。 ）正是在这个幻想的彼岸世界里，每个人本身都是自由的。人的这种自由的获得是舍弃现实世界中的自我、肉体和精神的被摧残为代价的。中世纪的人们就是以这种虚幻的方式去探索自我的。
中世纪是一段历时约十个世纪的阴霾而黑暗的时期。这段时期夹在希腊人繁荣鼎盛的岁月中显得格外无聊、龌龊，那么沉闷，毫无生机。（注：〔美〕A·弗里曼特勒著《信仰的时代》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年版，第2页。）由于预先假定了直接存在的和被接受的真理， 思维就失去了它的自由。世界被纯粹概念所统治，这就是中世纪经院哲学时期。在这种经院哲学的研究里，思维的活动完全从一切现实界、从一切经验分离开，它把现实性摆在一边，当作业已陈旧了的东西，对它不感任何兴趣，因为理性只是在另外一个世界中得到它的实现、它的定在，而不在这一个世界中。在经院哲学里，一切对这一个世界关怀的知识和行为都完全被排斥掉了。凡是关乎视和听等官能的知识，对于客观现实界的宁静的考察和研究，在那里一点地位也没有。同样也没有那按照它自己的方式认识现实界的一定范畴的科学，这些科学是构成真实哲学的养料。同样，在社会关系方面缺乏法律、对现实的人的权利的承认，反之，却把它推到另一个世界。教会享有神圣的尊严和权威，统治人间，不可侵犯。而教会自身任性妄为。
在希腊时代，自然具有积极的肯定的意义，人的思维、自我都同样具有积极的肯定的意义，古希腊人认为，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所有这一切都是善的。而在中世纪，自然已不复是善的了，自我，自我意识都是一个否定性的东西；自然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00页。）
四
14世纪，随着东西方贸易和工商业的发展，意大利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从此，资产阶级与封建教会的矛盾日益加深。从而产生了以反封建反教会为主要内容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肇始于意大利，兴盛于西欧，波及整个欧洲。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兴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掀起了“复兴古典文化”热潮。他们对古希腊罗马著述进行广泛研究。人们开始接受古人明朗美丽的作品，这些作品被当作人文科学，在其中人的兴趣和行为都受到了认许，而与神圣的东西对立起来。因为人本身就是有意义的，这一点使得人们对于人，也就是对于作为有意义的东西的人，发生了兴趣。文艺复兴时期表现在哲学、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思想内容，通常称为“人文主义”。文艺复兴的时期的人文主义就是它那个时代的人本主义，它以人为中心，肯定现实世界，反对禁欲主义，痛斥经院哲学，否认教会和封建特权，提倡理性；总之，它把世界的轴心由天上移到人间，使历史的主宰由神变成了人。
科学的独立是文艺复兴留给人类的主要遗产之一。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发表，提出了“太阳中心说”从根本上推翻了所谓上帝选定了地球为宇宙中心的谬论，成为自然科学的独立宣言。“自然科学借以宣布其独立并且好像是重演路德焚烧教谕的革命行为，便是哥白尼那本不朽的著作的出版，他用这本书（虽然是胆怯地而且可以说是只在临终时）来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挑战。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6页。）
自我的觉醒是文艺复兴留给人类的又一主要遗产之一。这时期，人是从自己本身里面，从他们的生活中找寻思想的源泉，人对于有关自己的事物、对于人的经验、人的意识等等发生了兴趣，对自己有了信心，这种信心对于人是有价值的。人再次发现了人自己。这时期出现了布鲁诺、梵尼尼、拉梅、马基雅弗利等著名人物，在他们身上，那种对知识和科学的渴望是以一种汹涌沸腾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他们感觉到自己被一种冲动所支配，要凭自己去创造新的世界、发现真理。
文艺复兴是时代的产物。它复兴古典文化，实质并非回到古希腊时代，而是吸取古典文化成就去反对经院哲学和封建神学体系；它反对封建神学体系，实质并非反对宗教和上帝，而是缩短人与上帝的关系，通过理性达到人性与神性的结合。这可从这时期发生的宗教改革运动进一步看到。宗教改革的内容就是，宗教应当是在人的内心中存在，人的得救的整个过程也应当是在他的内心里面进行的，他的得救是他自己的事情，人的内心直接面对上帝，不需要那些自以为手握神恩的教士们来作媒介。因为自我意识的内在和解是基督教的宗旨，可是中世纪经院哲学时期，自我意识成为仅仅是外在的东西，在彼岸。随着科学的独立，人们重新发现了自然和自己。这是自我意识和现实的合解。人从彼岸重新被召回到内心之中。
五
16世纪起，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广泛传播，近代哲学产生了。这是一个理性的时代。“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页。）弗兰西斯·培根、“近代哲学真正的创始人”（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第63页。）笛卡尔、还有斯宾诺莎等等著名人物继文艺复兴之后出现了。在这个理性的时代，哲人普遍认为，哲学的真正任务是通过思维自由地把握自己和自然，而不是承认任何权威。近代哲学不同于古代哲学那样纯朴，它高于古代，它意识到了思维和存在的对立，而且致力通过思维去克服这种对立，达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
培根完全抛弃了经院哲学那种根据遥远的抽象概念进行推理、作结论，面对现实视而不见的作法。培根的方法是对当前的情况进行考察，睁开眼睛观看存在的东西；对自己信任，对自然信任。
笛卡尔则以独立的思维为原则，彻底与封建神学分道扬镳，提出了“我思故我在”这一重要命题。“我可以设想我没有身体，可以设想没有我所在的世界，也没有我所在的地点，但是我不能就此设想我不存在；相反地，正是从我想到怀疑一切其他事物的真实性这一点，可以非常明白、确定地推出：我是存在的（因为设想思维的东西不存在是矛盾的）；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一旦停止思想，则纵然我所想象的其余事物都真实地存在，我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我存在。由此我就认识到，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它并不需要任何地点以便存在，也不依赖任何物质性的东西；因此这个‘我’，亦即我赖以成为我的那个心灵，是与身体完全不同的，甚至比身体更容易认识，纵然身体并不存在，心灵也仍然不失其为心灵。”（注：《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第369页。）这就意味着思维对我来说要比形体更确定。 根据我摸到或看到某物，我就作出判断说某物存在，其实我更应当根据这个判断作出判断说：我的思维存在。因为纵然某物实际上不存在，我还是有可能作出判断说某物存在；然而我既然作出了这个判断，作出这个判断的我的心灵就不能不存在。在笛卡尔看来，凡是我感觉到的东西，我都可以认定它不存在；可是当我认定自己不存在的时候，我却认定了我自己，换句话说，这就是我的判断。因为我不能否认我在作判断，虽然我可以把我所判断的内容抽掉。黑格尔认为，笛卡尔是划时代的人物，在笛卡尔那里，哲学就恢复了它的固有基地，即思维的出发点是确认自己的思维，并不是什么外在的东西，某一个权威；它是彻底从“我思维”中包含的这种自由出发的。从笛卡尔起自我意识成为真理的主要环节。
黑格尔是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人的本质是精神的，而精神的本性是自由的。历史就是自由意识的进展，历史属于“精神”的领域。“要明了‘精神’的本质只须看一看和它直接对立的东西——‘物质’。‘物质’的‘实体’是重力或者地心吸力，所以‘精神’的实体或者‘本质’就是自由……物质因有趋向于中心点的趋势，所以有重力。‘物质’在本质上是复合的，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是互相排斥的。它追求它的‘统一’；所以它总显得要毁灭自己，以趋向于它的反对物。假如它竟然能够获得了这一点，它也就不再是物质了，它将消灭。它努力追求着它的‘理想性’，因为在‘统一’之中，它总是理想的。精神正相反，它刚好在自身内有它的中心点，它在它自身以外没有统一性，它已经寻到了这个统一性；它存在它本身中间，依靠它本身存在。‘物质’的实体是在它自身之外；精神却是依靠自身的存在，这就是‘自由’。因为我如果是依附他物而生存的，那我就同非我的外物相连，并且不能离开这个外物而独立生存。相反地，假如我是依靠自己而存在的，那我就是自由的。‘精神’的这种依靠自己的存在，就是自我意识——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意识中有两件事必须分别清楚：第一，我知道；第二，我知道什么。在自我意识里，这两者混合为一；因为精神知道它自己。它是自己的本性的判断，同时它又是一种自己回到自己、自己实现自己、自己造成自己、在本身潜伏的东西的一种活动。”（注：《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第444—445页。）在黑格尔看来，哲学的目的就是使思想、概念与现实得到和解，它是一种精神的和解，并且是这样一种精神的和解，这精神在它的自由里和在它的丰富内容里把握住了自己的现实性。
同文艺复兴以来的其他哲学家一样，黑格尔批判了封建神学，但他并不批判基督教。而费尔巴哈尖锐地批判了基督教。
费尔巴哈指出，是人创造了上帝，而不是上帝创造了人。人不是上帝的产物而是自然的产物；人不应当在自己之外去寻找上帝，人就是自己的上帝，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只是在上帝身上和通过上帝把自己当作目的，属上帝的本质不是别的就是人的本质。同时，他也批判了黑格尔把人的本性归结为绝对理性的唯心主义人性论。他认为人首先是自然的，是有血有肉的。他说：“先前认为，只有理性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和实在的东西，现在颠倒过来了，只有人性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实在的东西；因为只有人性的东西才是有理性的东西；人乃是理性的尺度。”（注：《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第489页。）
近代历史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资产阶级高举“理性”的旗帜在反对封建思想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哲学是它的时代的产儿，近代哲学把人的本性完全理解为理性，而且认为“理性”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最终导至理性神秘主义。这是符合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思想情态的，也说明了资产阶级在反封建主义方面所表现的局限性。这就是说，文艺复兴之后，自我意识进入了思维理智的领域，带着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的冲力，施展思维的翅膀。但是，人的自我意识并没有真正摆脱神学的束缚，而是站在神学的立场上对神的否定，这是一种泛神论的矛盾。泛神论是神学的否定，然而本身又是神学。笛卡尔在与神学决裂之后，又回到了上帝身边，公开承认上帝存在。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就是无神论的上帝。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由于没有把人看做现实社会中的人，而单纯把人理解为自然的人，看不到人的社会性，看不到人对现实社会的能动作用。他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并没有摆脱抽象的人性论。同样，由于他脱离现实社会，因而也不能彻底摆脱宗教，最终还是陷入“爱”的宗教中。
总之，古希腊时期，人类自我探索的方式是自然的纯朴的；罗马时代，人类以逃避现实的方式去探索和把握自我；中世纪，人们彻底放弃自我，否定现实中的自我，而在天国里寻求自我，从而以一种梦幻的方式去把握自我；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从梦幻中觉醒，重新发现了自我。16世纪起，随着自我的觉醒和科学的独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人类进入了思维理智时期。近代学者认为人是理性的，社会的发展的动力是人的纯粹理性。因而，近代哲学是以抽象的方式探索和把握自我的。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在亲身参加革命实践的同时，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思想的优秀成果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彻底揭示了人的本质属性——人既非纯粹理性的动物，也非单纯的自然的人，而是全部社会关系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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