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题到虚无：福楼拜对小说创作原则的背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楼拜论文,虚无论文,原则论文,主题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没有主题之书”
作为“现代性的守护神”和为纳塔莉·萨洛特所尊崇的“先驱者”，（注： Naomi Schor,"Introduction"
to
Flaubertand Postmodernism,ed.Naomi Schor and Henry F.Majewski, Lincol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4,p.xi.）福楼拜于1852年给路易丝·高莱写下了在20世纪有重要影响的一段话：
对我来说的理想的事，我愿意做的事，就是写一本关于子虚乌有（rien）的书，一本与书外任何事物都无关的书，它依靠它的风格的内在力量站立起来，正像地球无需支撑而维持在空中一样，如果可能，它也将是一本几乎没有主题（sujet）的书，至少难以察知它的主题在哪里。（注：达米安·格兰特《现实主义》，周发祥译，昆仑出版社，1989年，第23页。）
英国学者布雷德伯里和麦克法兰在《现代主义的称谓和性质》一文中评价这段话道：“这种对艺术要么独立于、要么超脱出人道主义的东西、物质的东西、现实的东西的福楼拜式的梦想，对现代艺术的整体而言，是生死攸关的。而这类艺术家所取得的成果，可以被看作是——而且已经被看作是——20世纪艺术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注：麦·布鲁特勃莱（布雷德伯里）和詹·麦克法兰《现代主义的称谓和性质》，见《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上）， 袁可嘉等编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 212页。）达米安·格兰特在《现实主义》一书中认为，这段话表明了福楼拜对传统小说“不光彩地向现实求助的做法”的蔑视，“包含着理想主义的玄学。……正如福楼拜本人所承认，那是关于理想、难以实现的理想的描述”（注：达米安·格兰特《现实主义》，周发祥译，昆仑出版社，1989年，第23页。）。罗兰·巴特颇为关注这一“理想主义的玄学”被确立的时间，如他在《写作的零度》中所强调的：“在1850年前后……古典写作法因此而分崩离析，从福楼拜起到今天为止的全部文学，成了语言问题学”。（注：麦·布鲁特勃莱（布雷德伯里）和詹·麦克法兰《现代主义的称谓和性质》，见《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上），袁可嘉等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年， 第205页。 ）法国文学史撰述者皮埃尔·布吕奈尔将福楼拜的“描写微不足道的事物之书”（注：皮埃尔·布吕奈尔《19世纪法国文学史》，郑克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3页。 ）（即所谓写一本关于子虚乌有的书”，un livre sur rien）的宣称列在了《包法利夫人》名下。至于萨特，“尽管他直到晚年仍坚信意向性和意义，但也已经把福楼拜当作了虚无的首批骑士中的一员”。（注：Victor Brombert,"Flaubert
and
the Status of the Subject",in Flaubert andPostmodernism,p.101.）著名的福楼拜学者、 耶鲁大学法国文学教授维克多·布隆贝（Victor Brombert）认为，“福楼拜的这样两个目的”，即写下“几乎没有主题之书”（a book with hardly a subject）和写下“关于虚无之书”（a book about nothing），“通过结构和风格的纯粹力量的结合， 将福楼拜纳入了现代性的事业之中”。 （注：Victor Brombert,"Flaubert and the Status of the Subject",inFlaubert and Postmodernism,p.100.）可以看出，福楼拜那仿佛是漫不经心的宣称实际上已对这个即将过去的世纪的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本文的目的在于对福楼拜关于“事物”和“主题”的虚无化过程、效应作出描述。就笔者的理解，福楼拜所提到的“几乎没有主题之书”、“与书外任何事物都无关的书”和“关于虚无之书”并不是所谓他创作理想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目的，它们只不过是一件事情的三种不同的表述方式而已。作品的“虚无”化正是指作品中“事物”和“主题”的缺场，而“事物”和“主题”这两个概念也是可以相互涵盖、合而为一的，因为作品“主题”的实体化无异于作品的“及物性”。在此，“几乎没有主题之书”这种提法对于我们论述福楼拜的背离性或破坏性的工作而言，无疑带有引导和聚合作用，与此同时，它也足以涵盖或牵动另外两种提法。“主题”（sujet）这个概念，在福楼拜看来， 有时只不过是纯粹的“事物”，比如他在谈到手头材料的过剩时说：“噢，主题，这里真是太多了”，（注：Victor Brombert,"Flaubert and theStatus of the Subject",in Flaubert and Postmodernism,p.107.）以及“非洲沙漠是一种比菜园或者甚至比平凡的人行道都更为激动人心的主题”。（注：Victor Brombert, "Flaubert and the Status ofthe Subject",in Flaubert and Postmodernism,p.108.）“主题”这个概念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所指，或者也是福楼拜所要极力克服的一种含义， 则是那种作为作家整体视野的最终组织原则的思想性主题（thematic subject）或思想统一体（thematic unity），“它常常把那有力的特性隐藏在外观的变化之下，达于不可言说”，（注： VictorBrombert,"Flaubert and the Status of the Subject",in Flaubertand Postmodernism,p.112.）福楼拜把这种组织性的中心原则称为“事物的心脏”或“主题的绝对理念”（the very idea of the subject）， （注： Victor Brombert,"Flaubert and the Status of theSubject",in Flaubert and Postmodernism,p.107.）而所谓创作“几乎没有主题之书”，其目的就在于改造传统文学的这一个方面。这样看来，“主题”实际上是一种包容性非常强的概念，与辞典意义并不违背。虽然在实际创作中，对于福楼拜来讲，不涉及“事物”或材料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对于“主题”概念的根本意义即对“主题的绝对理念”的革除，则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实现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福楼拜破坏了小说的一系列传统陈规，受到了大力推崇。下面拟从福楼拜对于行动和人物的创造性设计入手，来认识二者中主题功能的削弱或消失这一革命性的特征。
二、“行动变为印象”
在传统小说、戏剧和其它类叙事体中，行动可以说是作品的支柱，而行动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地位，是因为它在经过有效的组织之后，体现了主题的理念。由于福楼拜决意削弱主题的这种组织功能，从而导致行动在其作品中不仅无法形成结构，而且因为无法诉诸理解，而仅成为视觉印象。这一点本是福楼拜本人所希望做到的事情，但《情感教育》的接受状况和它所遭到的批评迫使他对自己的目的持矛盾态度，以至于被迫承认：“《情感教育》是一种美学上的失败，因为它缺乏行动以及高瞻远瞩的观点和结构”（注： Gérard
Genette,"Flaubert's Silences",in Figures of Literary Discourse,ed. Marie- RoseLogan,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200.）。热奈特认为，恰恰由于福楼拜作品这一缺乏行动的特征，才使得《情感教育》成为“第一部实现了小说的非戏剧化（dedramatization ）和小说的非小说化（ denovelization
）的作品”。 （注： Gérard Genette, "Flaubert's Silences", in Figures of Literary Discourse,ed. Marie- Rose Logan, New York: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82,p.200.）看来，福楼拜自认为是缺点或至少是拿不准的地方，竟成了他的本质。
普鲁斯特的话——“行动变为印象”，作为对福楼拜的准确概括，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含义，普鲁斯特本人在分析中实际上已经给出了两种。一种意思是指，福楼拜作品中的人物行动在焦点人物或读者视野中成为印象，这时，焦点人物的“推理”、动作中的“原因”或逻辑并未得到作者的揭示。普鲁斯特说，“赋予一切视觉现象以某种外在原因的正是推理，然而我们产生的第一个印象并不包含这种原因”。（注：马塞尔·普鲁斯特《论福楼拜的“风格”》，见《普鲁斯特随笔集》，张小鲁译，海天出版社，1993年，第224页。 ）某人物的行动在观察者眼中成为纯印象，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比如，我们在《情感教育》中看到一个例子：“跨进花房，弗雷德利克看见喷泉边一棵杯芋的宽大绿叶下，戴勒马俯睡在一张帆布双人椅上；萝莎妮坐在他旁边，一只手伸在他的头发里；两人彼此注视着”，这同时，阿尔努也跨进花房，突然间：
戴勒马纵身跃起，然后头也不回地大摇大摆走了出去；他并在门口停了下来，摘了一朵木槿花插在钮孔里。萝莎妮俯下脸孔；弗雷德利克看见他的侧影，发现他在哭泣。（注：福楼拜《情感教育》，冯汉津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53页。）
这段描写中除了目光和动作并无别的内容，似乎人物的“心灵不再保证他去感受他人的心灵”，（注：Erich Auerbach,"Madame Bovary",in Flaubert: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ed.Raymond Giraud,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4,p.136.）人物和作者一同处于静默之中，里面充满了难以猜测的谜团，没有加以语言或原因方面的相应的点化。普鲁斯特提供的第二种解释是福楼拜“能够运用熟练的技巧制造时代印象”，（注：马塞尔·普鲁斯特《论福楼拜的“风格”》，见《普鲁斯特随笔集》，张小鲁译，海天出版社，1993年，第232页。）这一解释与“行动”有何关系？我们认为， 普鲁斯特在这里是就“行动”最根本的意义来说的。时代的剧烈变动是传统文学所认可的带有根本性的“行动”，是历史主义者用来编造神话的最好处所，是体现作品核心思想的最佳媒介，然而福楼拜却轻描淡写，把它简化为时代印象。令人大为触动的是，《情感教育》可以用长得无止境的篇幅描写和讲述弗雷德利克最微不足道的小事，可是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反而相当吝惜笔墨。如弗雷德利克看到一个佩剑的警察处死一个起义者，而“弗雷德利克目瞪口呆，认出那是塞内加尔”。（注：马塞尔·普鲁斯特《论福楼拜的“风格”》，见《普鲁斯特随笔集》，张小鲁译，海天出版社，1993年，第232—233页。）寥寥几行，令人不明前因后果。巴尔扎克会采用“1817年，赛查家曾经是……”的方式将一切因果关系、历史资料融入这一时代变化；但福楼拜却摆脱了这种历史依附，“第一个为它们谱上了乐曲”。（注：马塞尔·普鲁斯特《论福楼拜的“风格”》，见《普鲁斯特随笔集》，张小鲁译，海天出版社，1993年，第 233页。）
当然，福楼拜作品中“行动”的枯竭或逃避社会历史本质的非主题性特征并未被普鲁斯特所言尽。比如他由于专注于福楼拜的风格、文体，而未论及其作品中主人公行动的匮乏；也没有谈到在作品中主要行动淡化或退场的情况下，何种事物趁虚而进入作品，以及它是如何取代或至少是压倒历史事变这一主要行动的。主人公行动的匮乏，如果归结到它与历史发展或时代的关系上，就是指主人公并不实际介入到历史事变中去，而仅仅将自己封闭在个人的视觉、 听觉或内心世界之中。 如对于1848年革命这样的重大事件，弗雷德利克不动声色，更难以谈得上介入，有时他干脆沉溺于爱情之中，无暇他顾。“她任由他把自己翻倒在长沙发上，在他的亲吻下不断发出格格的笑声。整个一下午，他们从窗口望着街上的人民”。（注：福楼拜《情感教育》，冯汉津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54页。）即使到了街上，看到有人被打死， 也不过是：“‘啊！有几个市民脑袋开花了！’弗雷德利克不动声色地说”。（注：福楼拜《情感教育》，冯汉津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55页。 ）这种与情人一道无动于衷地走在大街上的情景几乎就是《包法利夫人》中一个场景的翻版。在《包法利夫人》中，难得一见的重大社会场面不是革命，而是当局主持规模盛大的农业展览会。农展会主席颁奖的行动正在进行，爱玛与鲁道尔夫却情话绵绵，位于社会行动之外。显然，这种与社会行动无关的个人行为、感受和旁观来源于福楼拜本人对于社会政治斗争的根深蒂固的厌恶和逃避。首先是不介入，然后才可能将时代变动化为印象。乔治·桑1875年对《情感教育》的批评完全可以看成是普鲁斯特的先声：“我们希望在一切历史和一切事件里头找到人。这正是《情感教育》的弱点……人物的动作没有反射到自己身上来。他们承受事件，永不加以占有。……你如今又在拿莎士比亚滋养自己，你做得对！就是他，放出人来，和事件斗争；你注意一下，他们好也罢，坏也罢，永远战胜事件。在他的笔底下，他们击败了事件”（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注：乔治·桑《致福楼拜》，见《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 141页。）让福楼拜的人物像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的人物那样进入事件，以决斗者的姿态进入社会、击败事件，这是不可能的。
普鲁斯特也没有注意到，主要行动及其堂皇主题从福楼拜作品中退却后应当由什么事物进入他的作品以取代这一空缺。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福楼拜的另外一个重大贡献，这就是他对“日常生活”的发现，这一点是足以与他人作品中的主要行动相匹敌的东西。他以连篇累牍的微不足道的小事代替别的作家笔下饱含主题意义的主要行动。笔者数年前读到米兰·昆德拉的一段评价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福楼拜的独特贡献。昆德拉的意思是说，人类的存在由许多方面构成，但不同时代的伟大小说家并不能凭一个人的艺术力量一次性地把它揭示出来，它在历史上是“一个接一个”地被发现的。昆德拉的原话如下：“经由塞万提斯和他的同时代人，它深入探求了冒险的天性；经由理查森，它开始省察‘内心事件’，以揭示情感的隐秘状态；经由巴尔扎克，它发现了人在历史中的根基；经由福楼拜，它研究了过去未曾探明的日常生活的未知领域；经由托尔斯泰，它全神贯注于人类行为和决定中的非理性的侵入”。（注：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唐晓渡译，作家出版社，1992年，第3—4页。）伟大的小说家无不从生活中汲取精华，因而昆德拉对于福楼拜的这种概括从表面上看仿佛有些过甚其辞，然而卢卡契的话足以消除类似的疑惑：“在福楼拜和左拉的主观倾向中，……日常现实的描画作为题材而论是一点也不新的。许多伟大作家，从菲尔丁到巴尔扎克，都为了伟大的文学而试图征服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一八四八年后那一个时代的新的因子，就是日常现实不仅仅是一种题材，而且还是文学表现上倾向于那可能发生于日常现实中的现象和表现形式的一个界限”（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注：乔治·卢卡契《论艺术形象的智慧风貌》，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 188页。）无论菲尔丁，还是巴尔扎克，老牌的现实主义作家只是在各自不同的程度上借用日常生活的题材，其目的在于通过日常生活，来表达一种超越于它之上的纵深主题，但在福楼拜这里，整个的日常生活作为一种界限而成为一种无法超越的东西。福楼拜的这一贡献经由卢卡契的批评和昆德拉等人的赞美，得以确立下来，尤其在19世纪，这一贡献是无人能够取代的。
福楼拜采用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新的标准，他不像巴尔扎克那样把日常生活或现实中经过筛选获得的极少数包含巨大矛盾的事件作为典型的、合宜的题材，而只是选取日常生活中最平庸的、无意义的状态。这种状态在过去的观念看来只不过是社会发展过程的残渣而已。狂风暴雨般的生活过程或生活中的惊险的、矛盾的事件在此转化为一种平静而无聊的状态。同样是写爱情，我们看到，《红与黑》中的爱情是一种性政治，而《包法利夫人》只是渺小的昆虫般的性欲而已；同样是写吃饭，在巴尔扎克笔下它能够归结到暴发户的残忍等本质特征上去，但包法利夫人却只感到烦闷和无奈。这些平平常常的偶然事件，按照左拉的意见，正是“福楼拜的伟大要素”，最主要的是，它“摈除了浪漫主义的特质”，（注：乔治·卢卡契《左拉诞生百年纪念》，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18页。）与此相较， 《红与黑》中“于连和玛特尔之间的全部关系仅仅是智力锻炼和无谓穿凿，两个人物都是通常罕见和人工虚构出来的”。（注：乔治·卢卡契《左拉诞生百年纪念》， 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20 页。）艾里克·奥尔巴赫对写爱玛吃饭的段落大为赞赏，称这种日常生活的无奈是一种“无形式的悲剧……或许福楼拜是第一个在弱智文化的和相当低的社会阶层的人们中表现了它；肯定他是直接捕获了这种心理学状况的长期性特征的第一人”。 （注：Erich Auerbach," Madame Bovary",in Flaubert:A Collection ofCritical Essays ,ed.Raymond Giraud,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4,pp.137—8.）但正如福楼拜本人所言，强大的主题意义难以发觉它在哪里；对于《萨朗波》这种取材于历史的作品，由于历史主义主题和历史本质观的缺场，它对于古迦太基世界的复活似乎变成了一句空话，其中人物与环境不相称，“人类悲剧与政治行为缺乏关系”，必要的行动没有受到最小程度的解释，从而导致“我们仍然没有获得最小的真实的社会历史理念和依其所作所为引发冲突的人类驱动力”。（注：Georg Lukács,"Salammb
",in
Flaubert: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p.148,）
三、“愚蠢”
福楼拜的人物缺乏主题意义，其原因尽在“愚蠢”二字。在福楼拜看来，“我们只受一件事物的侵害，那就是愚蠢（la Betise）， 但它是难以克服和无处不在的”，（注：Jonathan Culler,Flaubert:TheUses of Uncertainty,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p.158,）他的作品和人物也是这一观点的化身。以往文学中的人物，在作者本人看来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有着作为一个理性的人所应有的品质，如机敏、智慧、健康、矛盾、卑鄙、高贵、下贱、狡诈等，他们有着各自的目的，并按照自己的目的发挥着自己在社会中（不管是什么集团）的功能。即使是病态的形象，也不过是社会的病态人物（如巴尔扎克的人物）；即使是阁楼上的疯女人，也反映了理性的一面（由于社会和传统的原因，她对男权社会抱有敌意），并在艺术表现上体现主题功能。总而言之，他们的特点是能够进入社会结构，并在某一点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福楼拜笔下的愚蠢决不是个别人物的特征，而是属于所有的人的，其总体趋向在于体现了功能的衰竭。在“愚蠢”这个词的背后，我们可以分析出下述特征：无能、少行动、冷漠、孤独、互不理解、痴呆、理解能力差、少语、冥想、白日梦、时而话多但废话连篇、对他人的话听不进去、欲望过于强烈、残忍、自私、神经有问题、注意力差、健忘、厌倦，等等，所有这些低级的、病态的愚蠢特征，对于现代文学具有革命意义。愚蠢的构造拒绝了传统文学（不仅是现实主义）的虚构话语的命令（无论是好坏人物，都经过了作者虚构和想像的理想化过滤，这一点是传统虚构话语的绝对命令），而“正是这种拒绝，对我们来说才是重要的，那种不自觉的、不易察觉的踪迹：厌倦、漠不关心、注意力的缺乏、健忘，这些剩余的残渣，显然是为了追求无用的完美，对于我们来说，它们是一种极妙的缺陷，但在过去，这些东西是缺场的”。（注：Gérard Genette,"Flaubert's Silences",in Figures of Literary Discourse,ed.MarieRose Loga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200.）上文已对人物从行动中退出这一特征作了解释，在此就其它方面择其要者而释之。
首先以《包法利夫人》为例谈一下对于生活的厌倦、无奈、烦躁这一系列。小说中有一个片断写爱玛吃饭：
最使她受不了的是吃饭的时刻。这时，她坐在楼下的小房间里，炉子冒烟，门嘎吱作响，墙往外渗水，石板地也很潮湿。人生的苦痛都好像一齐盛在她盘子里似的，闻了牛肉味，她从心灵深处泛起一阵恶心。夏尔吃得很慢；她则嗑几颗榛子，要不就把胳膊肘支在桌上，用刀尖在漆布上划线玩。（注：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张道真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75页。）
奥尔巴赫在其《摹仿》一书中选中此段，用来说明“福楼拜从作品中的隐退”、（注：Erich Auerbach,"Madame Bovary",in Flaubert: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ed.Raymond Giraud,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4,p.135.）“客观的严肃”（注： Erich Auerbach, "Madame
Bovary", in Flaubert: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ed. Raymond Giraud,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4,p.139.）和一种“现实主义的顿悟——不分高级和低级题材”（注： Erich Auerbach,"Madame Bovary",in Flaubert: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ed.Raymond Giraud,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4,p.136,）等诸方面。有些地方的分析振聋发聩，令人折服。比如他说，在爱玛所处的这种“粘滞和缓慢”的长期的拖沓状态中，福楼拜“披露了某种像隐蔽的恐怖之类的东西；这个时期充满了它的愚蠢的毫无结果；仿佛里面充满了炸药”。（注：Erich Auerbach,"MadameBovary",in Flaubert: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ed.Raymond Giraud,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 1964,p.140.）另外，我们还看到，爱玛的表现如孩童般幼稚， 头脑简单，这导致我们提出两点，首先是孤独和互不沟通的方面。爱玛与丈夫结婚已有一段时间，天天如此，她早已对丈夫有了厌倦之心，但令人奇怪的是，她竟然不与丈夫吵架，因为吵架揭穿本质，也是一种沟通。其次是爱玛在厌倦中没有目的，因而做出儿童的举动。我们看到，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在漫长的痛苦和无聊中，心中仍有目的和光明，这种信仰（对于查理的等待）使她占胜了日常生活的黑暗，这是诗歌之心对于散文生活的战胜，是《奥德赛》中珀奈洛佩式的等待在当代的遗存。但是爱玛却简单到大脑一片空白和人为的痴呆。
其次是痴呆和智力衰退这一系列。福楼拜对“痴呆”一词当然并不陌生，《情感教育》中就有一段话：
对利益的迷恋和对需要的狂热，两者是相等的，贵族当然荒淫无耻，而棉帽的丑恶也不亚于红帽。好像自然界发生了一场大动乱之后，公众的理智混乱了。一些有识之士，成了终生痴呆。（注：福楼拜《情感教育》，冯汉津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425页。）
我相信这句话是福楼拜的夫子自道，或者也会出自他笔下的关键人物如弗雷德利克之口。除了对革命、社会、民众的逃避和仇恨，“痴呆”将是其人物最后的结果，还有萨特所说的福楼拜的那种“对于事物的伟大的发呆般的凝视”，（注： Géerard
Genette , "Flaubert'sSilences",in Figures of Literary Discourse,ed.Marie-Rose Loga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194.）其内在机制就是简单对简单，或毋宁说衰退对简单。乔纳森·卡勒揭示道：“对于福楼拜而言，这种对象的魅力就在于它们的愚蠢，人站在它们面前陷入迷狂，因为它们没有功能，只提供虚无。心灵从任何对于日常生活的投入中解脱出来，从而能够进行单纯的探究。”（注： JonathanCuller, Flaubert: The Uses of Uncertainty,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p.172.）但是轮到真正的智力探究，福楼拜的人物便陷入了愚蠢。卡勒向我们揭示出，《情感教育》第一文本中的亨利“坐在那里整整花了一小时时间只阅读报纸的某一行字”，（注：Jonathan Culler,Flaubert:The Uses of Uncertainty,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p.173.）这真是令人吃惊的举动，这与其被称作“阅读”，还不如叫作“凝视”为妥，这是非常有意味的。 福楼拜拿出一个星期时间重读《李尔王》第一幕， 此举或许包含着同样的把戏。 另外， 《情感教育》第一文本中的“德国数学家Shahutsnischbach，一直为数学而工作着，花掉了他一生的时间，但关于数学他只不过懂得一个虚无……从来没有比这更蠢的年轻人”，他并没有投入到一种真正的智力性的任务中去，卡勒打趣地说，它“让人想起福楼拜年轻时花掉数小时时间凝视他的法律书，但他什么也没有得到，什么都没有弄懂，因为他只不过在读句子”。（注：JonathanCuller,Flaubert:The
Uses
of Uncertainty,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p.174.）看来，福楼拜的人物面临的是对于他的社会存在而言命运攸关的智力问题、理解问题。
再者，如果福楼拜的人物都像这样的话，他们之间若想相互达成理解也是不可想像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者莫过于有着“大量的珍珠的腹泻”（注：Jean-Paul
Sartre,"Flaubert",in
Flaubert:A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p.14.）之称的《圣安东尼的诱惑》中的对话，安东尼、阿波罗纽斯、达弥斯这几个人物的话语不仅语无伦次，而且重复。互不关联，互不理睬，变成了各种孤独语言杂烩的坩埚，无法形成对话关系。《包法利夫人》中的教士布尔尼贤和药剂师鄂梅的无聊对话也是如此：“一个说：‘你读读伏尔泰的书；读一读霍尔巴赫；读一读《百科全书》！’另一个说：‘你读一读《葡萄牙犹太人书简》！读一读前司法官尼古拉著的《基督教要义》！’他们越辩论越激烈，争得面红耳赤，两人一道说话，谁也不听谁的。”（注：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张道真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386—387页。）福楼拜所揭示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假象、习惯、本能和流行语的世界，其中“每人都是孤独的，无人能理解他人，或帮助别人去领悟”，按照奥尔巴赫的真正德国式的元叙事话语的表述方法，就是“人们没有共同世界”，“因为如果很多人发现了自己的通向正确现实的路的话（这种现实一旦被给予个体——那么它也将是真正的公共现实），他们就会进入存在……但是，世界真正应当成为怎样的，那种‘理智’世界，福楼拜从未告诉我们；在他的作品中，世界由纯粹的愚蠢构成，它完全失去了真正的现实”。（注：Erich Auerbach,"Madame Bovary",in Flaubert: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ed.Raymond Giraud, 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4,p.139.）当然，“这种情况对《情感教育》来说也不能幸免，因为弗雷德利克是个内心冷漠而又很少去思考问题的人。虽然亨利·詹姆斯将艺术观点与自己相似的福楼拜称为“小说家中的小说家”（注：Jonathan Culler,Flaubert: TheUses of Uncertainty,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p.11.），但他并不欣赏福楼拜的“愚昧的内心”。乔纳森·卡勒为此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较，他说当詹姆斯的一个人物说“我明白，我明白”的时候，其中的动词包含着一种非常丰富的可能性，它完全不同于在福楼拜的作品中所发现的东西，“詹姆斯的沉默意味着它比任何实际或可能被弄明白的事物要丰富”，但是，如果弗雷德利克说一句“我明白”的时候，“我们应当把它看作是一种微弱的社会姿态，它表示他根本没有弄明白任何东西”。（注：Jonathan Culler,Flaubert:The
Uses of Uncertainty,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Press,1974,p.127.）这种分析可谓入木三分。
最后强调一下福楼拜人物的欲望过甚问题。福楼拜的人物虽然智力方面非常低下，社会功能大大减退，日常生活陷入僵木，但情欲方面都不输于任何人，甚至超乎常人之上，用一句俗语来形容就是“道减一尺，魔高一丈”，黑暗王国大有增进之势。这一理解中的关键之处是，理想和意义本质的缺场导致了情欲增盛。我们看到，包法利夫人仅剩下了情欲，夏尔·包法利仅剩下食欲和保存欲，弗雷德利克之流惟有情欲，《萨朗波》中的马托仅剩下杀人欲和性欲，“现代化”（注：GeorgLukács,"Salammb",in Flaubert:A Collection of CriticalEssays,p.146.）了的萨朗波“提供了一个大城市中中产阶级女子的拔高的形象、 装饰性的符号， 她有着歇斯底里的渴望和烦恼”，（注：Georg Lukács,"Salammb",in Flaubert :A Collection ofCritical Essays,p.147.）可以说是一个包法利主义者。尤其是那位有着强烈杀人狂欲望的男主角马托，“他的行为是如此野蛮和小孩子气，在我看来似乎是非常的不真实；他是外在于自然的（实际上也是位于自然之下的——引者），正如他外在于历史一样”。（注：GeorgLukács,"Salammb",in Flaubert: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Essays,pp.148—9.）卢卡契说，马托这个人物不仅缺乏甜蜜和伤感这些恋爱中的人的（也是任何属于人类的）起码的资质，而且，他杀人如麻，只有一个残忍的野兽的性格，更有甚者，“这些残忍的动物特征却得到了强调并被置于作品的中心位置”，（注： GeorgLukács,"Salammb",in Flaubert: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p.149.）“他是颓废派的酒鬼和左拉的疯人的预言性的模式”。（注：GeorgLukács,"Salammb",in Flaubert:A Collection of CriticalEssays,p.150.）除此而外， 福楼拜几乎所有的重要人物都多多少少带有一些神经病成分，在包法利夫人身上非常类似于癫痫，当鲁道尔夫与她分手、坐着马车出游、从她家门口走过时，她所得的正是福楼拜本人曾经得过的病。
通过上述，我们看到，福楼拜的人物在社会功能和智力等诸方面均大为衰退，表明他们已经失去了传统的理性人格，无法具备那种与传统文学人物相类的聚合主题意义的功能。
四、“主题作为子宫”
以上所论揭示了福楼拜想写出无主题或虚无之书的艺术构想及其进入创作之后为作品带来的巨大突破效应，显示了福楼拜主要代表作中主题意义衰退的进程。现代学者注意到福楼拜在这方面的贡献，认为这是文学中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具体证据。一些学者，如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皮埃尔·伯格尼奥（Pierre Bergounioux）、克劳德·布尔吉林（Claude Burgilin）等人， 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福楼拜比较激进的文学观（如他所说的“我愿意创作这样一类书，它只要求写下一些句子”、“冒险者就是句子”、“一个人不必写他自己”、“关于虚无之书”等）之上，所有这些有关文学的非个人化、艺术的自主性、语言的优先性、文学的不及物性的观点，似乎成了福楼拜艺术贡献的全部，这样的做法是有一定的偏颇之处的。尽管上文也重点分析了福楼拜的这一重要方面，但笔者并不因此而认为福楼拜要消灭主题，或者他的作品中完全没有主题。完全不带主题地去写一部作品，这是福楼拜的理想，他可以尽力试着去做，但不能完全实现。这导致他有时产生一种与贬低主题的写下“没有主题之书”的理想不太一致的做法，反而推崇主题，并把它置于作品的中心地位。他命令式地告诉路易丝·高莱：“一切皆从主题中出”；（注：Victor Brombert,"Flaubert andthe Status of the Subject",in Flaubert and Postmodernism,p.107.）在给罗杰·德·热奈特夫人的信中， 他更准确地提出：“对于一部小说来说，一个好的主题是那种能够全部进入一个片断、一个镜头的主题， 它是一个能够创生所有其它理想的子宫”。 （注： Victor Brombert, "Flaubert and the Status of the Subject",in Flaubert and Postmodernism,p.108.）布隆贝说：“主题作为子宫（The subject-asmatrix）：使我们从语言和修辞的生殖力的观念中移开”，（注：Victor Brombert,"Flaubert and the Status of the Subject",in Flaubert and Postmodernism,p.107.）反过来关注主题的生殖力。这是福楼拜在整体上自相矛盾的说法中对于自己提出的“风格的独立力量”（如开篇引言中所说的）这一观点的大力扭转。其次，福楼拜在作品中并没有完全消灭主题。我们前文已说过，福楼拜的主题既是那种被称为事物的材料，也是作为材料的组织原则而存在的思想、题旨或理念主题，虽然后者在作品中大为削弱，但事物性的材料和微不足道的生活的残渣却进入了作品，取代了凝聚着宏大思想主题的具有本质意义的主要行动和理性人格，于是，事物性的所指取代了意义所指，所指物的登场导致了传统文学符号的破碎。 （注： Roland Barthes,"The Reality Effect", in French Literary Theory Today,ed.Tzvetan Todorov,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16.）那么，这种事物的材料又如何消灭呢？再者，日常生活主题的介入虽然消解了社会历史观或道德观的理性主题，但是，按照奥尔巴赫的分析，存在主义的意味似乎在作品中开始凸现，这样看来，即使作为理念形式而存在的主题也并没有完全消灭。这样一种矛盾状况的结果，导致人们从多方面赋予福楼拜以特性，使他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带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多种面孔，显示了他所谓“作为子宫的主题”的无限可能性，然而，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却令人吃惊地反对一切文学流派或创作倾向，尤其是我们所列举的前面四种；假如福楼拜活在今日，他可能会更猛烈地反对其中的后两种。以现实主义为例，福楼拜曾经很明确地反对现实主义，主张写作的无主题化、虚无化这种远离现实生活的观点，但是，我们今日（过去也一样）却把他的作品当作现实主义的成果来对待。这自然说明人们肯定有把它当作现实主义来看的理由。然而，实际情况则是，现实主义的东西在福楼拜那里只不过是一种“印象”或“影子”而已，包法利夫人的死实在不是一个悲剧性事件，而不过是对于浪漫主义的悲剧性事件的戏拟罢了，如果不细加琢磨，这个特点可能不易发觉。因而，福楼拜的创作设计具有一种多维性和矛盾性，似乎充满了某种不测的特征，它使我们面临一种布朗肖已经陷入其中的“综合困境”，竟至“缺乏一种用来解释的理论工具”，（注：Jonathan Culler,"The Uses of MadameBovary",in Flaubert and Postmodernism,p.9.）它使卡勒认为福楼拜的角色“既是可崇敬的， 又是阴险狡诈的”，（注：Jonathan Culler,Flaubert:The Uses of Uncertainty,Ithaca,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p.14.）福楼拜“尝试着赋予小说一种新的自主性和艺术地位，但也带来了阐释问题”。（注： Jonathan Culler,Flaubert:The Uses of Uncertainty,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p.15.）不过，无论福楼拜的面目多么复杂，他对传统小说原则的破坏或背离都可以说是他艺术贡献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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