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拉飞二元经济理论中的农业发展观_二元经济论文

刘拉飞二元经济理论中的农业发展观_二元经济论文

刘—拉—费二元经济理论中的农业发展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观论文,理论论文,农业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9975(1999)03—0036—05

由刘易斯(W·A·Lewis)系统提出后经拉尼斯(G·Ranis )和费景翰(J·Fei)等人加以修改和扩充的二元经济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理论认为,存在二元结构的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就是从落后的维特生计部门向发达的资本主义部门,或者说由农业向城市工业不断地转变的过程。在不发达经济的两个部门中,现代城市工业部门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因此,刘—拉—费的二元经济理论,实际上是一个系统的工业化理论。就是在这一理论中,却蕴含着一种颇具影响力的农业发展模型——工业化带动模型。

在刘—拉—费二元经济理论中,对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不断扩张的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做了非常精辟的分析。

刘易斯认为,在传统农业部门,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存量太大。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很低,甚至为零或负数。这说明传统部门中劳动力相对过剩,一部分劳动力对生产毫无贡献,他们的参与甚至妨碍别人的劳动。低劳动生产率决定了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非常低下,一般只能维护劳动者本人和家庭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由于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明显高于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农业劳动者存在着向城市流动的自然倾向,从而工业部门的扩张可以获得来自农业部门的劳动力的源源供给。

传统农业部门大量过剩劳动力的存在和很低的人均收入水平,决定了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较低。“扩大的资本主义部门所必须支付的工资,取决于人们在这一部门以外所能赚得的收入。”[1](P9 )只要农业剩余劳动力没有被城市工业吸收罄尽,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就会保持不变;工业部门如果要扩大生产规模,就可按现行工资水平不断地雇佣到所需的劳动力。

剩余劳动力由边际生产力低的农业部门向边际生产力高的工业部门的转移,可以促成工业利润和资本的增长,从而推动工业部门的扩大和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进一步需求。只要农业部门存在着过剩劳动力,劳动力的转移和工业部门的扩张过程就会循环往复地进行下去,直至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流向工业部门为止。农业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完全吸纳之后,二元经济就转化成了一元经济,传统农业部门也就完成了其发展使命。

与刘易斯一样,拉尼斯和费景翰也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要由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来吸纳。与刘易斯不同,拉尼斯和费景翰不仅分析了农业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的过程,而且考察了农业劳动力流出引起的农业部门的变化。第一,边际生产力等于零的农业劳动力流出不影响农业总产出。他们把边际生产力等于零的这部分农业劳动力称为“多余劳动力”(redundant labor force)。这部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抽出, 不影响农业产出。第二,边际生产力大于零的农业劳动力流出则会影响农业部门的产出量。在边际生产力等于零的“多余劳动力”完全被工业部门吸收的情况下,如果农业劳动力继续流出农业部门,农业部门的总产出就会受到影响。因为这时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为正数,农业劳动力的抽出,则意味着总产出的减少;随着劳动力抽出量的增加,劳动力的边际产出递增,农业总产出的减少会加速。这说明,工业部门的扩张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农业部门的发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把注意力全部放在工业化程度提高方面,则可能导致农业部门的停滞甚至萎缩。拉尼斯和费景翰关于农业劳动力流动对农业部门影响的分析得出的正面结论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必须同时重视农业部门本身的发展,促成工农两个部门的平衡增长。

刘易斯和拉尼斯、费景翰的农业劳动力流动模型尽管存在着一些差别,但他们都把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流出作为农业发展的先决条件。对于农业部门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劳动力在国民经济不同部门间的再配置过程。更明确地说,是传统农业部门中的过剩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过程。劳动力的这一再配置过程,一方面使劳动力资源由边际生产力低的部门转向边际生产力高的部门,从而有利于促成资本积累和推动工业部门的扩张。另一方面又为农业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为它有利于打破传统农业部门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均衡。过多的劳动投入与过少的资本、技术投入的均衡是传统农业资源配置的基本特点,也是传统农业低效率的根源。传统农业要实现发展,就必须打破这种均衡。它依赖于资源两个方面的流动:剩余劳动力流出农业部门和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入农业部门从而在农业部门形成高效率的要素替代。

拉尼斯和费景翰认为,存在剩余劳动力的传统农业部门中,劳动者不是按照边际产出而是按照平均产出来取得收入。因为存在剩余劳动力的条件下,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很小甚至为零,按照边际产出取得收入,农业劳动者无法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拉尼斯和费景翰把按照平均产出取得的农业劳动收入称为“不变制度工资” (constantinstitutional wage),它不是由市场机制的竞争力量决定的,而是由习惯、道德等制度上的因素决定的。假设农业劳动者所获收入全部留于农业部门内部由农业劳动者消费,那么,全部农业劳动者按“不变制度工资”取得的收入就等于农业部门的总消费量。拉尼斯和费景翰把农业总产出减去农业部门总消费的余额称为农业总剩余(

totalagricultural surplus)。农业总剩余除以流出的农业劳动量等于农业平均剩余(average agricultural surplus)。当流出的农业劳动力为“多余劳动力”时,农业总产出并不减少。这时,农业平均剩余等于农业平均产出或“不变制度工资”。当边际生产力大于零的劳动力流出农业部门时,农业总产出就会下降。农业部门的消费水平不变,农业平均剩余就会低于农业部门的平均产出或“不变制度工资”。

在拉尼斯、费景翰看来,农业剩余对工业部门的扩张具有决定性意义。第一,没有农业剩余,农业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是不可能的。农业是提供粮食这种特殊产品的特殊产业部门。如果农业部门生产的粮食仅能满足本部门的消费,那么,其他产业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这就是说,农业剩余是其他产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农业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他们就由原来自己生产的农产品消费者转变成为农业剩余的消费者。没有农业剩余,农业劳动力流出就会受到阻碍,工业部门也会由于没有扩大的劳动力供给而难以扩张。第二,农业剩余的多少影响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在边际生产力等于零的“多余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的过程中,农业总产出不减少,农业平均剩余即流出劳动量人均占有的农业剩余等于农业部门的平均产出,这时,不会造成工业部门的粮食短缺,因而也不会影响工业部门的现行工资水平。劳动供给曲线在这一阶段是水平的。当农业劳动力的流出量突破多余劳动力的界限时,农业总产出就会减少,农业平均剩余也会小于不变制度工资,提供给工业部门消费的粮食不足以按不变制度工资满足工人的需要,于是,粮食价格上涨,工业工资水平不得不随之提高。在此阶段,劳动供给曲线就转为上升。在拉—费模型中,农业剩余实际上是工业部门的“工资基金”。因此,要加速工业化进程,“社会政策的主要职能是:(1 )设计使这种剩余的所有权从农业部门向政府或商品化工业部门的企业家转移的制度;(2 )避免潜在的剩余在乡村通过较高消费的方法浪费掉。”[2](P21)

既然农业剩余被视为工业部门扩张的先决条件,那么,在工业化推进过程中,实现农业剩余的不断增长,也就成为拉—费模型应有的内容。实现农业剩余不断增长的根本途径是提高农业生产率。“提高农业生产率已经成为使劳动力不断地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再分配的一种机制。”[2](P21)提高农业生产率,就应在农业部门传播新技术。这种新技术包括采用新的耕作方法、使用高产品种、投入技术含量高的其它新要素等。“当技术变革确是可行时,它就以包含在投入中的形式被引入农业部门,诸如从非农业部门购买的化肥和杀虫剂。在维持生存部门的生产函数中,不包括资源可以流入农业部门的期限,说明没必要限制使用体现技术变革的从现代部门购买的投入。”[2](P23)

工业部门扩张对农业剩余需求的增长,带动了农业部门技术变革的加速和生产率的提高。不言而喻,农业部门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过程,同时就是农业部门自身的发展过程。可见,拉尼斯和费景翰在强调工业进步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农业部门本身的进步。他们坚持认为:“任何试图加快工业化步伐的不发达经济,当其无视先行的——或至少与其它部门同时进行的农业部门革命的必要性,都将在前进中遇到极大的困难。因此,我们强烈地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任何只是反映工业部门吸收劳动力能力的成功指标,纯粹是明确总结农业部门同时释放劳动力能力的指数。”[3](P12)可以说,拉尼斯、费景翰关于农业剩余重要性的阐释,也就是对农业发展必要性的论述。工业的进步,一方面对创造农业剩余的农业部门的发展产生需求,另一方面又以凝结着技术进步成果的新要素供给农业部门。把工业进步看作是经济进步的火车头,农业部门将在这种火车头的牵引下实现一同进步。

拉尼斯和费景翰把边际产出小于平均产出的农业劳动力称为“伪装失业者”(the disguised unemployed)。伪装失业者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边际生产力等于零的多余劳动力,一部分为边际生产力大于零但小于平均产出的劳动力。在多余劳动力、不变制度工资和伪装失业者等概念的基础上,拉尼斯和费景翰把伴随工业部门扩张的农业劳动力的流动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多余劳动力的转移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全过程来看,该阶段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最初阶段,即在劳动力剩余经济中,这部分劳动力将最早流向工业部门。从转移的内容来看,这一阶段转移流出的劳动力是农业部门的“多余劳动力”,其边际生产力等于零。从转移的后果来看,由于这一阶段流出的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等于零,他们的流出不影响农业总产出,不会带来粮食的短缺,因而也不会造成工业部门贸易条件的恶化和工业工资水平的上升。因此,这一阶段是经济发展的无代价阶段。

第二阶段,边际产出大于零小于平均产出的劳动力流出阶段。这一阶段是在多余劳动力完全流出农业部门之后才发生的。这时流出的劳动力,其边际生产力不再等于零而是大于零,但边际产出小于农业劳动力的平均产出。由于边际生产力为正数,这部分劳动力由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就不再是无代价的了。首先,他们的流出将导致农业总产量的减少。同时,由于农业总产出的减少,在农业部门消费不变的情况下,提供给工业部门的粮食不足以按不变制度工资满足工人的需要,于是,粮食价格上涨,工业工资也随之提高。

第三阶段,边际产出大于平均产出的农业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的阶段。经过一、二两个阶段,伪装失业者已全部流出农业部门。这时,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开始大于平均产出。如果工业部门要吸引这部分劳动力离开农业部门,就不能再按等于平均产出的不变制度工资支付报酬,而必须按其边际产出支付报酬。随着吸引的劳动量的增加,报酬水平必须不断提高。即就是说,工资水平不再由制度因素决定,而转由市场力量决定,农业劳动力已变成竞争市场的商品。

拉尼斯和费景翰把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界处称为短缺点(shortage point)。其含义在于,当农业劳动力流出量超过这一点时将出现粮食短缺。在第三阶段,由于边际劳动产出大于不变制度工资,工业部门不能继续以不变制度工资雇佣劳动力,而必须把工资提高到至少等于农业劳动边际产品价值的水平。与工业部门一样,农业部门也被商业化了。从而,农业部门也就完成了从传统部门向现代化部门的发展。因此,第三阶段是农业的商业化阶段。拉尼斯和费景翰把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分界处称为商业化点(commercialization point)。

拉尼斯和费景翰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最大困难在第二阶段。因为进入第二阶段以后,农业总产出因农业劳动力的减少而减少,从而出现粮食短缺,进而引起粮食价格和工业工资的上涨。农业劳动力流出越多,粮食价格越高,工业工资上涨越快,工业劳动供给弹性越小。结果在伪装失业者全部流入工业部门之前,农业劳动力的流出就将受到阻碍,工业部门的扩张就会停下来。当然农业部门也就不会进入到商业化的发展阶段。

因此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把农业部门的伪装失业者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去。或者说,在于如何实现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成功过渡。实现这一成功过渡的根本途径,是在农业劳动力流出过程中,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率。如果生产率的提高足以抵偿农业劳动力流出带来的产量损失,那么,农业平均剩余就不致降低,工业工资也不会升高。这样,工业部门的扩张就不会受到阻碍,农业发展也不会出现停滞。换句话说,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可以把短缺点向后推移。如果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满足工业部门不断扩张的粮食需求,短缺点就会与商业化点重合为“转折点”(turning point)。 那时,农业发展就会顺利进入到商业化和现代化阶段。

刘—拉—费农业发展模型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缺陷。第一,模型中暗含的一些基本假定与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因而降低了模型的实际运用价值。譬如,模型假定农村有剩余劳动力而城市不存在失业。事实上,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农村虽有季节性失业和地区性失业现象,但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并不普遍;在城市,失业问题则一般是很严重的。又如,模型假定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吸纳完毕之前,工业工资水平一直保持不动。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是,即使公开失业在增加,工业工资无论是绝对水平还是相对于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都在上升。第二,模型设定的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去向过分狭窄。他们把城市工业部门视为吸纳农业劳动力的唯一部门,忽视了服务业部门吸纳劳动力的重要作用,也没有注意到工业和服务业在农村地区扩张对农业劳动力形成的巨大吸纳力。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恰恰是服务业部门和农村工业化成为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第三,在刘—拉—费模型中,农业始终处于一种依赖和从属地位,农业没有被作为优先甚至独立发展的产业部门。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居于主动、积极方面的是现代化工业部门,在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农业不过是一个向现代工业输送劳动力的被动、消极的部门。拉尼斯、费景翰虽然强调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但这种重要性是由工业部门扩张的必要性而引发的。没有工业部门的扩张对农业劳动力和农业剩余的需求,似乎难以看到农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尽管刘—拉—费农业发展模型存在着上述缺陷,我们还是应当肯定其存在的积极意义。首先,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流动和工业部门的扩张,正是发达国家经济成长所走过的道路,虽然它不一定是世界各国农业发展唯一道路,但可以表明,刘—拉—费模型并不是纯粹的理论建构,而具有一定的历史经验基础。其次,由于把主要着眼点放在工业化方面,模型没有也不可能揭示农业发展的各个方面和全部过程,但它揭示了农业发展最为基本的方面。农业发展的主要标志,是农业部门就业比重的下降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再次,当今世界工业化仍是经济发展的主流,农业的发展同时受到充分重视。拉—费模型中关于农业和工业两个部门平衡发展的思想预示了经济发展的未来。表明这一模型对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仍不失一定的指导意义。

收稿日期:1999—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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