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技术创新研究:基于国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分析_相关性分析论文

中国技术创新研究——基于国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创新论文,中国论文,课题论文,基金资助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技术创新被公认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本动力,技术创新相关研究也是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1-3]。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技术创新相关研究起步较晚[4-6],1978年厉以宁教授发表了国内第一篇介绍熊彼特制度创新理论的文章,1981年唐岳驹教授发文介绍熊彼特创新理论。随着研究的不断扩展,我国技术创新研究也开始从单纯翻译西方技术创新理论转向对中国技术创新问题的探讨[5]。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首次资助傅家骥教授承担的技术创新领域课题“我国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研究”,开启了国内学者研究本土创新问题的先河,1993年由邓寿鹏、傅家骥、贾蔚文、许庆瑞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八五”重大项目“中国技术创新研究”将我国技术创新本土化研究推向了阶段性高潮[5-7]。

       改革开放以来,如何让中国经济摆脱粗放型要素驱动增长模式,实现创新驱动,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研究并探讨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为决策部门提供智力支持是国家科学基金责无旁贷的职责[8]。自1989年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不断立项资助各种有关技术创新的研究,在科学基金资助下,许多学者在技术创新领域辛勤耕耘,使得技术创新由少数研究机构关注的学术问题,发展到今天学界、政府、企业共同关注的理论和实践术语之一。基于中国现实情境的技术创新本土化研究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并影响了各级政府的科技经济决策和相关政策安排[5-6,9]。

       本文以国家科学基金中技术创新领域资助课题为素材,梳理我国技术创新研究发展的特点,以及本土化研究的主要问题,并对比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同领域资助课题的选题,探讨中美两国技术创新研究发展的差异。受数据获取的制约,文中对国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的梳理从1999年开始。

       2 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总体描述性统计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技术创新的基本含义是新技术、新发明的首次商业化[10-11]。进入21世纪以来,原本学术界关注的技术创新,在政府、企业,甚至社会各界广为谈论,科技创新、知识创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各类创新层出不穷。创新受到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反映创新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越来越大,但从学术研究角度,过渡泛化创新的边界,也使得社会关注点偏离了创新原本学术含义。故在文中,笔者对技术创新领域科学基金资助课题的筛选,除技术创新外,仅将科技创新、研究与开发(R&D)、新产品开发、技术能力、技术学习与扩散、技术进步等与技术创新非常密切的相关主题纳入统计范围。文中课题信息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站(http://www.nsfc.gov.cn)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http://www.npopss.gov.cn);样本期:1999—2013年。

       国家自科基金中涉及技术创新领域主要是管理学部,国家社科基金中主要是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统计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政治学等七个学科。通过对资助课题题目的识别,1999—2013年期间,共筛选技术创新领域资助课题1058项,其中国家自科基金管理学部资助课题707项,国家社科基金相关学科(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社会学、政治学)资助课题351项,分别占同期国家自科基金管理学部资助课题6.17%,国家社科基金相关学科资助课题3.21%。样本期内两个国家科学基金相关课题资助项目都在逐年增加(见图1),从资助项目数量来看,国家自科基金是资助主要渠道,样本期内其资助课题的数量超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两倍以上。在年度资助课题数量上两个基金也呈现出不同特点,1999—2006年期间,国家自科基金年度资助项目都没有超过40项,7年平均年度资助项目27项,这期间2002年是资助课题相对活跃年份,这与2002年前后国内就“技术换市场”政策讨论有密切关系[6]。2007年之后,在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等国家战略的引导下,中国技术创新研究进入了活跃期,国家自科基金年度资助项目首次突破50项,2007—2013年,年度资助项目平均达到70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课题从2010年后显著增加,这与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增设管理学科有密切关系,这也反映出技术创新研究虽涉及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12],但管理学仍是中国技术创新研究的主要研究视角。

      

       两个国家科学基金从项目类别来看,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以自由探索为主的一般项目,以及围绕国家发展重大问题所开展定向基础研究的重点项目。在样本期内,两个国家科学基金技术创新领域资助课题均以一般项目为主(见表1),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比重略高于国家自科基金,这也同两个科学基金的战略定位差异有关,国家自科基金主要资助基础性、探索性研究,强调对现实问题的理论升华,国家社科基金以经济发展中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突出选题的现实性,更倾向于对策研究[8]。

      

       国家自科基金管理学部下设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宏观管理与政策三个主要学科,样本期内,工商管理和宏观管理与政策两个学科资助项目均为317项,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资助73项。三个学科中对技术创新项目的资助又主要集中在科技管理与政策、创新管理、市场营销、技术管理与技术经济、战略管理、知识管理、产业政策与管理、宏观经济与战略、农林经济管理、组织行为文化等十个二级学科领域(见图2)。国家社科基金与技术创新相关的项目主要集中在应用经济(149项)、管理学(95项)和理论经济(81项)三门学科,所占总比重为92.59%。自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增设管理学之后,管理学资助的技术创新相关项目显著增加,几乎占到国家社科基金相关技术创新项目的50%。

      

       3 研究对象与研究主题

       文中将技术创新项目研究对象区分为微观、中观、宏观和研究工具,其中微观层次主要是针对企业创新层面研究,中观层次主要聚焦于创新网络(联盟)、产业及产业集群创新研究,宏观层次重点关注从区域、国家等视角对技术创新的研究,研究工具则侧重对产品开发与决策方法、创新数据库与测度方法等创新基本理论工具研究。

       总体来看,样本期内两个科学基金对宏观、中观与微观角度基本相同,但国家自科基金与国家社科基金仍存在较大差异,国家自科基金更多侧重微观层面的研究,微观层面课题占比43.28%;而国家社科基金更多关注宏观角度,宏观层面课题占比超过了一半,达到53.56%。而在这两个基金中创新研究工具相关课题占比均排名末位,国家自科基金项目中占比6.79%,而国家社科基金中仅占1.99%,这也反映出当前国内相关研究工具类研究的不足(见表2)。

      

       许振亮(2010)对国际学术界1959—2008期间发表的技术创新学术论文,按作者聚集度与群体影响力,识别出国际技术创新研究4大主要研究领域,即产业和企业的技术创新与知识管理的关系,技术创新与内生经济增长的关系,技术创新与技术变迁的关系,企业合作技术创新战略[13-14]。其后许振亮(2011)又利用可视化技术,基于被引知识图谱进一步归纳出国际技术创新8个主要研究前沿领域,即“基于演化视角的国家与产业创新系统”、“企业及产业的内生技术创新”、“基于演化视角的产业及企业创新与其成长”、“基于演化视角的产业及企业创新与知识管理的关系”、“创新与知识溢出”、“开放式创新范式下的产业及企业研发与其成长”、“产品创新绩效与知识管理的关系”、“基于动态能力的产业及企业创新与组织环境的关系”[15-17]。雷家骕等(2007)基于国家自科基金技术创新领域100个课题梳理,发现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创新理论、企业创新、创新扩散、产业创新、区域创新、创新体系、创新管理工具、创新研究工具等八个领域[6]。杨德林等(2009)基于1989—2008年国内学者发表技术创新领域学术论文,将国内学者关注的问题归纳为创新能力、创新扩散、创新体系、创新网络、概念理论、机制模式与政策环境七个主题[5]。借鉴上述学者观点,文中将国家科学基金技术创新领域课题按研究主题分为:创新系统与创新网络、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企业合作创新、企业创新与成长、创新与知识溢出、产业创新与其成长、创新管理工具与创新政策。

       样本期内两个国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中,企业创新与成长领域最多,占比24.76%。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创新系统与创新网络、产业创新及其成长紧随其后,且占比也基本相同,上述4个领域资助课题占比接近68%。但国家自科基金与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课题研究主题却存在较大差异,国家自科基金项目中,企业创新与成长选题项目居多,比重接近30%,其次是创新系统与创新网络(15.96%)、合作创新(11.03%)、产业创新与其成长(10.18%)、创新政策选题比重最低(5.80%);国家社科基金中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选题比重最高(28.77%),其次是产业创新与其成长(18.80%)、企业创新与成长(14.53%),创新管理工具选题比重最低(2.28%)。相比之下,国家社科基金八个研究主题集中度更高,比重前四位研究主题占比74.64%。

      

       从研究主题年度变化来看,对企业创新问题的关注一直是国家自科基金选题关注的传统,样本期内国家自科基金资助18个重点课题中有6个属于企业创新问题。2009年后,创新系统与创新网络类选题显著增多,2009—2013年期间该类课题平均占自然科学基金技术创新类课题的比重接近30%。2006年后合作创新在国家科技战略地位显著上升,将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突破口。与之相对应,2007年之后自然科学基金中合作创新领域的选题逐步增多,2007—2013年期间,平均每年有22.80%的自然科学基金技术创新类课题资助该领域。国家社科基金方面,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主题是其传统研究领域,在26个重点项目中有11个资助该主题,但自2006年开始,企业创新与产业创新问题相关课题不断增多,样本期内国家社科基金共资助企业创新领域课题51项,产业创新领域课题66项,其中2006年之后就分别资助了43项与60项。

      

       4 研究机构与研究者

       样本期内,707项国家自科基金承担单位共158个,其中14个科研机构承担项目37项,144个高校承担项目670项。351项国家社科基金承担单位189个,其中11个科研机构承担项目25项,14个其他单位承担项目17项,164所高等院校承担项目309项,国家社科基金承担单位更加分散。

       样本期内,国家自科基金项目中,清华大学承担项目最多,达55项,其次依次是浙江大学45项、大连理工大学28项、上海大学26项、西安交通大学24项,数量前五名的单位共承担项目178项,占总资助项目的25.17%。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承担了9个项目,成为承担项目最多的单位,其次是上海交通大学8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7项、武汉理工大学7项和复旦大学7项。承担项目前五名的单位共承担项目38项,比重为10.83%。两个科学基金承担课题排名前五位的机构没有一家重复,在自然科学基金承担项目排名前8名的单位中,只有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在国家社科基金承担项目排名进入前8名。从承担单位集中度来看,国家自科基金集中度显著高于国家社科基金。在两个科学基金技术创新领域项目承担单位中,有83个单位在两大基金都承担过项目,75个单位只承担过国家自科基金的项目,106个单位只承担过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

      

       样本期内承担10个以上课题单位共有26家(见表4),占全部承担单位9.85%,但承担项目却占45.84%。从承担科学基金课题角度来看,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26家机构是我国技术创新研究的优势研究单位,但这些优势研究机构承担的自然科学基金与社会科学基金却存在较大的差异,26个优势研究单位中有5家没有承担过国家社科基金,其余21家承担国家社科基金68项,占国家社科基金全部项目比重19.37%,且样本期内26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只有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4家优势研究机构承担过6项重点项目。26家优势研究机构均承担过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占自科项目全部项目比重58.98%,并且样本期内18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技术创新领域重点项目全部花落这26家机构,其中浙江大学承担5项国家自科基金重点项目。

      

       在全部26家优势研究机构中只有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工商大学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三所文科和财经类高校,这也反映出我国技术创新研究的传统,依托理工科研究基础开展的技术创新相关研究。在26家优势研究机构中,承担课题数量排名前十位的11个机构共承担317项科学基金课题,占全部的30%,这些机构也是我国技术创新研究的主要研究阵地。对比这11家研究机构研究主题,除浙江工业大学主要研究优势集中在创新系统与创新网络,其余10家机构均有2~3个优势研究领域,在产业创新及成长领域清华大学与中国科学院系统具有一定优势;创新管理工具领域主要是大连理工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系统;在创新系统与创新网络领域主要是浙江大学、清华大学、湖南大学;在创新与知识溢出领域主要是上海大学、武汉大学;在创新政策领域华中科技大学较为突出;在企业合作创新领域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优势较为明显;在创新与经济增长领域主要是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大连理工大学。

       707项国家自科基金由549位项目负责人承担,其中449位负责人在样本期内只承担过一个项目,67位承担过两个项目,33位承担过3项以上项目,这33位学者承担项目124项,占全部项目比重17.54%。351项国家社科基金有338位项目负责人,其中326人承担过一个项目,11人承担过2个项目,只有北京工业大学的黄鲁成承担过3个项目。在859位两个科学基金相关项目负责人中,只有28名学者在样本期内同时接受过两个科学基金的资助,占项目负责人总数的3.26%,且28位学者均只承担过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样本期内承担过3个以上课题的学者共有41位,占全部859位学者比重4.77%,但其承担课题154项,占全部课题比重14.56%。这41位学者也构成了我国技术创新研究的核心群体。41位核心研究者分布在22个机构中,除北京工业大学黄鲁成、北京科技大学杨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周青、山东工商学院毛荐其外,其余37名学者所在18家单位均是我国技术创新研究的优势研究机构。在核心研究者中,有周寄中等13人同时承担过国家自科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在41位技术创新研究核心学者中,获得项目资助最多的是浙江大学陈劲教授和中国科学院大学官建成教授,均获得7项国家自科基金课题和1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其中承担4项以上课题的17位学者,只占全部学者的不足2%,却承担了全部课题的7.75%,如按照平均一个科学基金研究周期三年计算,这17位学者在样本期内基本上都是连续承担相关科学基金课题,并在长期的研究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在所在研究领域中是国内研究的佼佼者。如创新测度领域的官建成、刘凤朝;创新网络领域的池仁勇、党兴华;技术学习领域的谢伟;技术能力领域的魏江、郭斌;产业创新领域的陈向东、张米尔与柳卸林等;产业共性技术领域的李纪珍;开放式创新领域的陈劲,等等。

      

       5 中美科学基金创新领域资助课题对比

       美国一直是世界创新研究的主要阵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中对创新相关项目的资助主要集中于社会、行为和经济科学部(SBE),SBE下又细分四个研究领域,分别为社会和经济科学(SES)、行为和认知科学(BCS)、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数据中心(NCSE)、SBE多学科活动的办公室(SMA)[18]。文中美国科学基金数据来自NSF官方网站(http://www.nsf.gov)。1999—2013年间,SBE资助项目6124项,参照中国科学基金技术创新项目的筛选原则,共筛选出与技术创新项目222项,其中,多学科活动的办公室资助的项目最多,为91项,其次是社会和经济科学,资助89项;SBE直接资助30项,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数据中心资助10项,行为和认知科学资助2项。SBE在研究领域下设有研究计划,技术创新领域课题主要集中于以下研究计划中:科学学政策(Science of Science Policy)103项、科学、技术和社会(Science,Technology & Society)30项、创新和组织的科学(Innovation & Organization Sciences)20项、科学工程技术政策研究(Studies of Policy Scieng Technological)13项、经济学(Economics)12项、科学学和创新政策(Scisip Infrastructure)10项、组织的科学(Science of Organizations)9项、科学资源统计(Science Resources Statistics)6项。

      

       从研究对象来看,中美两国技术创新研究存在较大差异,美国科学基金资助的技术创新领域课题虽然也是微观层面居多,但微观、中观、宏观与研究工具所占比例差异不大,尤其是研究工具类课题占比为22.07%,显著高于中国科学基金的5.20%。在本文中,研究工具主要指新产品开发与决策方法、创新数据库与创新测度方法等创新基本理论工具研究,尤其是创新数据库、创新测度方法等是技术创新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近年来困扰国内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研究所需数据的缺失或没有权威数据来源,这方面的欠缺也会直接影响我国技术创新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从研究主题来看,中美两国相关研究的差异更大。中国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研究较多的依次是企业创新与成长、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创新系统与创新网络、产业创新与成长;而美国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研究较多的依次是创新管理工具、创新政策、创新与知识溢出、企业创新与成长。这种研究主题的差异也反映出中美两国技术创新研究的现实背景的不同,以及中国技术创新研究明显的“国情导向”特点。与美国技术创新研究近70年的研究历史相比,中国技术创新研究起步不到40年,中国技术创新研究本土化进程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国家科技战略每一次重大调整,都使学术界的选题相对集中,如2006年国家正式提出自主创新战略,2006—2013年期间,自主创新为研究选题的在国家自科基金中有36个课题,国家社科基金中有64个课题,分别占同期国家自科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技术创新领域资助课题比重达6.79%与22.07%。这种国情导向的研究特点固然是研究本土化的一种表现,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对技术创新基本问题的创新性探索和学科前沿尚有待加强。

       中美两个科学基金研究对象的差异,也反映出两国学术界关注重点的差异。许振亮(2010)基于1959—2008年期间国际技术创新研究前沿演进知识图谱分析表明,技术创新学术前沿随着时间也发生变化,早期研究前沿更多集中在技术创新理论功能、经济效益及技术创新的宏观政策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侧重技术创新系统(网络)、合作创新、技术学习等研究;进入新世纪后基于知识的技术变革与创新等研究成为热点[13]。反观美国科学基金资助课题,大致也符合上述演进特点,创新与知识溢出、企业创新与成长等都是重点研究主题。对比美国科学基金研究主题,从某种意义而言,我国技术创新研究仍更多是停留在创新功能分析阶段,与学术前沿可能还有一定距离。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美国科学基金资助课题中创新管理工具与创新政策选题均占据重要位置,而在中国科学基金的资助课题中,这两类选题是排名最靠后的选题。2005年,在时任美国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主任、总统科技顾问的Marburger博士倡议下,美国政府和学术界将科技政策研究作为建立美国政府“基于证据决策系统”的重要举措,重点开展定量化、可视化、逻辑化的方法和工具研究,搭建科技数据的挖掘和展示平台[19,20]。2007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设立了科学和创新政策学(Science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Policy,SciSIP)研究计划。这也是美国科学基金技术创新项目中创新管理工具与创新政策研究比重增大的主要原因。相比之下,我国科学基金中创新政策选题更多仍是侧重政策分析,对政策制定的方法论基础关注甚少。

      

      

       6 结论与讨论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学者开始将技术创新理论引入中国,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第一次资助技术创新领域课题,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与日趋活跃的中国创新实践,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下,中国技术创新研究也逐步深化、系统。1999—2013年期间,两个国家科学基金共资助859位学者技术创新领域课题1058项,学者们辛勤耕耘,做出了大量极为可贵的研究成果,技术创新研究也有少数研究机构关注的对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从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来看,我国技术创新研究力量分布不均衡。承担10个以上课题的优势研究机构26家,虽只占全部承担单位9.85%,但承担项目却占45.84%。承担过3个以上科学基金项目的技术创新领域核心研究学者有41位,不足学者总数的5%,却承担了近15%的课题。这些核心研究者中,有37名所在机构是我国技术创新的优势研究机构,其中以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最多(5位)、其次是上海交通大学(4位)、中国科学院大学(3位)。这些核心研究者与优势研究机构构成了我国技术创新研究的主要力量。由于科学基金定位的差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国家社科基金无论在研究机构集中度,还是在学者集中度上都存在显著差异,相比之下自科的集中度更高,国家自科基金中承担项目数量前五位的单位所承担项目占全部的25.17%,国家社科基金只有10.83%;国家自科基金中承担项目3项以上学者所承担项目占全部的17.54%,而国家社科基金只有1人承担项目达到3项。持续稳定的资助有助于学者潜心研究做出更大成绩。

       从研究领域来看,国家自科基金项目更多侧重微观层面研究,聚焦企业创新问题,国家社科基金则更多关注宏观层面问题。且我国科学基金技术创新领域选题具有鲜明的“国情导向”,对国家科技战略的重大问题都能给予及时大量的关注。但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对技术创新基础性、探索性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同美国科学基金技术创新领域课题相比,我国技术创新研究与国际前沿有一定滞后,且在研究工具、方法、数据库等技术创新研究的基础性领域关注不够,也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技术创新研究水平的提升。

       中国技术创新研究已经接近40年,科学基金也对国内技术创新研究深化功不可没,但对比美国科学基金相关资助课题,仍有一些值得我们来反思。首先是在科学基金中应从顶层设计角度更加偏向基础性研究,致力于发现规律、建立理论、促进专业或学科建设。从目前资助课题选题来看,资助课题研究主题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对技术创新中的热门话题,短时间内大量课题集中研究,虽有助于为现实问题解决提供参考,但科学基金是我国资助基础研究最重要的渠道,过分关注热门问题有可能忽视学科中一些长线基础性问题,导致同国外先进水平的距离拉大。同时当前对热门问题的关注,往往局限于热点现象,多数属于“就事论事型”研究,缺乏对热点现象背后科学问题的系统思考。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转型经济体中,如果能够找到企业、产业、国家实现创新驱动的路径,将是对国际技术创新研究重要的贡献。当前我国技术创新研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很多,但在国际上技术创新领域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文章不多,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我国技术创新研究基础性研究、原创性研究不够。其次,加大对技术创新研究工具、方法论、数据库的资助力度。基础性数据缺少权威统计渠道,研究工具方法论关注不够制约我国技术创新研究水平的提升,如在技术创新研究中的政策研究,两个科学基金,尤其是国家社科基金都给予了较多关注,但相关研究很多都停留在思辨性的感慨,学理性研究颇为缺乏,这其中重要原因是对科技政策方法论研究的缺失。同时,当前技术创新研究多采用结构化研究方法,对创新基础数据库的依赖性越来越高,随着高质量的数据采集成本越来越高,如果单纯依靠学者个体力量建立,一方面由于数据信息的公共物品属性容易造成供给的市场失灵;另一方面也容易激励学者对其收集的数据采取保密行为,不利于整个学科发展。在美国科学基金技术创新相关研究计划中就专门设立了数据库研究,为学者提供服务。为此,我国的科学基金可以考虑设立专项资助创新数据库的建立与共享,推动学科发展。

       注释:

       ①在本文中,重点项目统计类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包括重点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包括: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统计类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包括面上项目、青年项目与地区基金;国家社科基金包括: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西部项目与后期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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