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中的个人投资和政府投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下，我国的高等教育逐渐改变了过去的免费形式，代之以收费教育，恢复了其作为准公共产品的本来面目。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个人对教育投入的意愿和实际支付能力如何，各级政府今后在高等教育投资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及教育收费的数量和形式如何确定等。目前，在推广教育收费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我们不愿见到的现象，也说明我们以前对此重视得还不够，现在有必要进行深入全面的探讨。
个人对教育投入的意愿和实际支付能力
教育是人力投资的最重要形式之一。人们接受教育，是愿意投入和付出成本的。早在两个世纪前，英国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指出，在各种资本投资中，对人本身的投资是最有价值的。“所有居民或者社会成员学到的任何一种有用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所费不少……但这种费用，会得到偿还，而且还带有利润。”（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57—258页）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久远的科举制度对人们毒害极大，但人们还是愿意花钱受教育，这也从反面说明在我国推行收费教育有着广泛的社会思想基础。
人们愿意为教育付费是以它能给人们以费用补偿为前提的。因此，未来收益的大小就直接决定着人们现在愿意为教育投入的多少。同时，由于未来收益是预期的，它不仅存在风险，还面临一个贴现的问题。所以贴现率和风险的大小也影响到人们教育投入的数额。以R 表示未来收益的贴现值，f表示贴现率，r表示未来不确定收益，d表示风险， 则用公式表示：
R=f（r,d）
先分析r。r是表示未来找到工作所能获得的收益，包括货币收入、实物收入和心理效用。一个人通过教育形成较多的人力资本，他可能比别人更具有条件和优势进入效益好、收入高、工作条件舒适的行业工作。可以获得高于未受教育者或受教育较少者的货币收入，可以得到别人无法享受的公有住房、公用汽车、公费旅游和逢年过节发放的福利物品等实物收入。由于这些优厚的货币收入和非货币收益，他的社会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高于别人，因而更有一种成就感和幸福感。这种未来收益的大小对目前个人愿意向教育投入的数额起着最直接的影响。
但是未来的这种收益是不确定的，是有风险的，这就是我们所要涉及的第二个因素d。在我们这个正在进行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不同行业部门的收益差别极为悬殊。个人能否找到一份较好的工作，不仅取决于个人经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是否符合社会的需要，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是否有着良好的社会关系。而这两个因素对一个尚未进入高等教育的受教育者来说常常是很难确定的。如果个人对这种风险估计过高，就会大大影响目前个人对教育投资的积极性。就从目前高校学生很少申请贷学金这一现象来说，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学生不需要资助，他们不愿或不敢借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自己未来收益不敢寄予过高期望。现在高校学生不仅关心自己所学专业是否热门，更关心自己未来分配所去的行业部门。如何克服未来行业之间的收益差别和做到就业选择上的公平竞争就显得非常重要，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教育的投资。
第三个影响因素是贴现率f。目前一个人完成大学教育要十六年， 博士教育需二十二年。这么长的贴现年限加上我国目前的名义高利率大大影响了人们对教育投入的积极性。时间越长，未来预期值与现值之间差距越大。按目前的国家法定利率水平计算，不到十年，本金就得翻一番，培养一个博士生，本金得翻五倍。即使我们排除未来找到一份较满意工作的不确定性，未来收益不是相当地大，人们也会在教育投资面前却步，更何况我国，个人收入分配中的脑体倒挂现象还没有解决。据统计，我国目前受教育较多的高校教师与国有企业职工的收入处于同一档次，均为500-600元，这一事实很难为投资教育的人们平静接受。而且在不少行业中，研究生、本科生干的活实际上可以由专科生、高中生干得更好，出现了复杂劳动简单使用的倾向，这使得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间难以拉开收入差距。在可预见的未来，所受教育与未来收入的关系理不顺，教育需求的萎缩与教育供给质量和数量的下降有可能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如果把接受高等教育所费的全部成本（过去的成本根据年限和利率增值），加上在同一时期不受教育而在家工作可能获取的收入即机会成本，再与接受高等教育后的收益相比较，许多人只能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他们若从青少年时期开始挣钱并储蓄，丝毫不逊于受教育后的收入。这也就是许多青少年在小学、中学毕业就进入社会工作的原因。所以，如何克服高利率对教育投资的消极影响，如何通过经济发展促进人才的需求从而适当拉开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推进我国教育收费制度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分析了上述三个因素，我们还得要考虑中国的特殊情况。我们教育的需求主体是青少年，而投资主体则是他们的父母。这就涉及到他们父母的经济承受能力和投资回报的覆盖能力。在城市，由于传统体制的影响，我国采取低工资政策，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职工的储蓄能力很低；改革开放后，一部分城市职工富起来了，但只限于传统体制外的行业。而体制内的部门特别是国有企业、教育文化卫生等单位，仍处于低工资低收入水平。这部分人对教育的投资能力有多大令人关注。在农村，农民刚刚解决温饱，他们能够拿来用于教育投资的财力显然非常有限。
我国公众个人有限的投资教育支付能力使得占教育总成本比例并不高的教育收费负担显得非常沉重。根据对上海高校的测算，一个大学生本科四年，城镇家庭需负担8709元，农村家庭需负担14345元。 先撇开贫富不均不论，到1994年，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纯收入是1223元，城镇也才3179元。教育投资对任何一个家庭而言都不会是一个小数目。事实上，这种负担由于个人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均对大多数人显得更为沉重。他们勤奋学习，能够跨过智力的门槛，但是也许他们难以跨过财力的门槛。
此外，农村还存在一个农民教育投资的意愿分配问题。养儿防老的观念在农民头脑中根深蒂固。如此巨额的教育投资，他们也许舍得花在男孩身上，而对女孩，出于婚嫁考虑，他们觉得是有去无回，不值得。这是农村女性受教育最低的根本原因。我国如何保障四亿农村妇女受到足够的良好教育也是个大课题。
毫无疑问，以上这些问题若考虑不周而得不到妥善解决，要想顺利而成功地推进我国的教育收费制度，是不可能的。
政府投资教育的必要性
在推进教育收费制度的过程中，政府所应担当的角色是我们要探讨的另一关键问题。原因就在于教育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它既具有私人物品的特征，又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私人物品的属性使得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收费，公共产品的属性又使其收费不能过高，因为教育的全部收益也不都表现为个人收益。单纯靠市场机制，无法实现教育这种准公共产品的供求平衡。要使教育得以进行正常再生产，政府的干预和追加教育投入就成为必要，这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社会角度看都是如此。
首先，政府获取了教育的巨大经济效益。由人力资本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长是内涵型、集约化的增长，它与粗放经营有着根本的区别。这种增长可以克服自然资源的限制，持续有效地增加社会供给；减少不必要的社会库存和资源浪费；增加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提高社会就业水平；提高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实现本国经济的内外平衡；有助于减少货币的财政发行，降低通货膨胀率。政府获取的这种宏观经济效益，决定了政府应该弥补个人教育经费投入的不足。
政府除了获取无法货币化的这种宏观经济效益，也能获取相当数量的货币收入。公众通过接受教育形成了一定的人力资本，这种资本会加速文化和科技发展，可以完善企业经营管理，可以使公众的劳动熟练程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上升，从而促进国民经济产出的增加，企业和个人的收入、财产和消费也会随之增加，这必然会增加全社会范围的剩余价值总量，使得以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和财产税为税源的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为了实现这一点，政府也有必要把财政收入增加中的教育产出份额适当向教育返还，补充个人对教育投入的不足。
其次，政府从教育中获取的社会效益也是不可估量的。教育带来了人的素质的提高，这对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影响无法用金钱来计算。一个人素质的提高对其周围人群特别是下一代有着潜移默化的正面影响，这大大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一国的公民受教育越多，知识越多，社会责任感也越强，从而会更积极地参加政务活动。这在我国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显得尤其重要。
教育具有如此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无论是从“谁收益、谁付费”的原则还是从负担能力的原则出发，政府都应千方百计的挤出资金，办好教育，保证教育经费在整个财政预算中占据应有的比重。然而我们做得还很不够。国外情况怎样？在1968年，美国私立学校的学生教育个人投入仅占教育总投入的45%，公立学校更低到只有15%。目前，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大部分家庭刚解决温饱问题，能够用于投入教育的财力有限。1995年我国一些高校每年收费在2200-2800元，而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每年花费一万元左右，这意味着目前在一些高校中，我国学生个人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已达22%—28%，超过美国六、七十年代的水平。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让更多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能进入高校深造，目前的高校收费标准不能再提高了。
然而由于我国经济处于从传统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国家再也不能靠用低工资办法来提高财政收入，这使得全社会的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下降不可避免。同时，现在的分税制大大增强了地方政府的财力，而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急剧下降。这使得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心有余而力不足。要保证教育获得必要的资金，地方政府进行投入就成为必然。
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以消费税、财产税和个人所得税为主要来源。而个人财产、消费和所得之间相互联系，作为个人财产和消费基础的个人所得与个人所受教育有着明显的正相关系。这就是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有相当部分来自于教育产出，地方政府有义务为本地区高等教育追加一部分投入。从目前地方政府集团购买力过旺和消费过热的情况分析，地方政府完全有能力也应该提供这笔投入，关键在于设立一定的机制，规定教育经费占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固定比例或把教育经费由地方政府财政包干，达到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办教育的目的，这本身也符合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
我国教育收费的问题与对策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发现我们推行收费教育制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因应对策。政府不仅应该筹措必要的资金弥补教育投入的不足，还担负着矫正个人对教育投资的意愿以及向经济困难的家庭提供支付能力的职能。具体而言，主要应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第一，解决个人收入分配中的脑体倒挂问题。必须大力促进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中的应用，增加经济发展对较复杂的脑力劳动的实实在在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科学技术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社会对科技人员的需求就不可能增加。没有社会需求，受教育者的收入就不可能指望提高，复杂的脑力劳动与简单的体力劳动之间的收入当然不可能拉开一定的距离。确定受教育程度与未来收益的正比关系是提高人们对教育投入意愿的根本措施。
第二，尽快缩小行业间的收入差距，积极促进就业求职方面的公平竞争。减少人际关系和人情因素对求职的影响，可以使优秀人才凭借一技之长进入效益较好、待遇优厚的行业工作。对于一些行业由于体制性原因难以在短期内改变过低水准的收入，可以向进入该种行业工作的受教育者采取一定的补偿措施，如减免过去的教育债务等，从而尽可能减少人们对教育投资有可能得不到补偿的顾虑，增强其教育投资信心。
第三，调整教育结构。我国教育结构的一个缺陷就是职业技术学校太少。许多普通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社会用不着，他们要就业就得抛弃所学的专业。如果把一大批成长乏力的文理科院校转为职业技术学校，用来培养社会需要的技术、经营管理人员，会使相当多的青少年对未来充满信心，有助于提高其投资教育的积极性。政府应投入一部分资金用于学校转型。
第四，向高校学生提供贴息贷款，以弥补受教育者现实支付能力不足。这一措施在现在非常必要，目前不少家庭为高额的学杂费和生活费困扰，有的不得不放弃受教育的机会。如果政府以贴息方式向受教育者提供无息贷款，并且规定这笔贷款在未来分期归还，而且偿还贷款以达到一定收入水平为前提，不会根本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就一定会改变人们目前极少申请教育贷款的现状，帮助那些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这方面，政府不仅应对过去的贷款规定作详细的修改，充实和完善，也应对社会作更多的宣传，消除人们对教育贷款的不必要担心。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然而科学技术要发挥作用，最根本的是要靠人去掌握、研究和发展科学技术，并在生产中应用，这首先就需要发展教育。现在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已直接表现为教育的竞争。我们一定要充分重视当前的教育投资体制改革，调动各方面的财力和积极性，把我国的教育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