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的“感性确定性与真理性”——通向“实体即主体”的绝对唯心主义的秘密和起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格尔论文,唯心主义论文,确定性论文,实体论文,感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确定性与真理性，是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中用以揭示和描述理性自我在意识诸形态发展中所呈现出的意识矛盾运动变化的内在结构。在此，黑格尔较合理地超越了前人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关系问题上所陷入的困境，将此二者统一于合题真理性之中；进而揭示和设定、阐释出认识与对象、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继而达到“实体即主体”的主客对立统一之理性视界的入口处、起点。黑格尔关于确定性与真理性矛盾结构的确立和对两者辩证的矛盾关系的揭示和描述，在他对确定性感性与真理性的论述中较为突出，本文就此着重阐释和分析黑格尔的感性确定性与真理性。
一、黑格尔对前人“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思想观点的批判
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确定性是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不但对于世界本体、万物的始基的确信就是确定性的“落脚点”的确认、选择的问题，而且任何认识的发生（甚至怀疑的产生）和归宿也都必有一个确定性问题，不管是感性的相信，还是理性的确信，抑或是信仰的笃信都如此；同时，一谈到辩证法更是如此，肯定与否定、静止与运动、相对与绝对、有限与无限等矛盾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莫不通过确定性与真理性表达。哲学无法逃避确定性问题就像无法逃避自身一样。现当代西方哲学中，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对于确定性的固执，非理性主义诸流派对于不确定性的片面追求，导致了两大哲学思潮之间的僵硬的对执及诸多困惑。
在确定性与真理性问题上，与黑格尔相比，前人关于确定性的讨论，实际上是局限于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对立中进行的，而黑格尔补上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两者所共有的一个缺环：真理性。用确定性与真理性的矛盾结构替代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对立状态，避免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恶的对立循环。
笛卡儿以其“我思故我在”确立了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黑格尔承认，“从笛卡儿起，哲学一下转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范围、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也就是转入主观性的领域，转入确定的东西。”（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9、71、305、313、320、353页。）笛卡儿认为哲学要从思维本身开始，以便为哲学寻求到一个本身既确定又真实的基础。在他看来，从思维自身出发，我们必须怀疑一切，抛弃一切不确定性的东西。但是，最彻底的怀疑和否定，使我们发现，这个怀疑者本身、思维自身是无从怀疑的，怀疑本身就是不可怀疑的最确定的东西，是确定性本身，“我思故我在”“乃是一个有条理进行推理的人所体会到的首先的、最确定的知识”。（注：笛卡儿：《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第3页。）然而，笛卡儿却未意识到他的这一确信却是以不确定性的东西为前提的，因为没有人能证明：怀疑者本身为何可以被排除在“一切都是可以被怀疑”这一准则之外，而对于这一点除盲目地确信外，是没有其他办法的。其实，“我思故我在”并未带来绝对确定的东西，黑格尔认为它的前提就是不确定性的东西，“所以说，这种确定性是Prius [在先的]，”（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9、71、305、313、320、353页。 ）是未经证明也无法证明的确信。笛卡儿要排除不确定性而片面追求确定是无法获得真正确定性的。
康德也从自我意识出发，以自我为绝对确定的东西，但是他的理性自我仍只是主观确定性，而与自在之物僵持对立着。其实康德的自在之物实即主观确定性的产物，任何具体事物一经康德式先验统觉的加工，抽象掉其具体的规定和联系，只能是无法认识和把握的“物自身”即空洞的抽象物。在康德那里表面上有着理性自我与自在之物、现象与本质的对立，其实这种对立都局限于主观意识范围。“我对我的主观自由的自信和确信就是一切。”（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9、71、305、313、320 、 353页。）黑格尔指出，康德理性为自然立法只是“主观理性的自主， 这种自主由于是抽象的和没有认识什么东西的，因而只是一种主观的确定性，没有客观的真理性。”（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9、71、305、313、320、353页。）在康德那里，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矛盾是有的， 一方面在他的先验综合判断中，感性的经验材料这些未定型的不确定的东西，经过自我意识的先验统觉加以整合，通过知性的确定性的范畴、图式加以规范、定格而形成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康德的自我意识除了在现象界对经济材料有规范、定形作用外，它自身又是不确定性的一方，它要超出现象界、超出知性范围去追求无限的对象。而在康德看来这种理性冲动是一种僭越，也是无效的。因此，康德实即否定了理性的不确定性，否定了理性的自我超越的权利，他只在现象界的范围，综合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并且也只是用不确定性的感性经验材料去填充确定性的知性的范畴、图式。而一旦超出现象界，他便否定或根本没有能力发展出制约不确定性的理性冲动的规范、逻辑，没有与匹配的确定性的东西。
费希特取消康德自在之物直接从笛卡儿“我思故我在”出发，黑格尔指明费希特“又重新从这个绝对确定性，从‘我’开始，但他更进一步，由这个顶点发展出一切规定。”（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9、71、305、313、320、353页。）费希特抛弃了康德列举范畴的做法而试图从自我中推演出一切。费希特独断地取消了意识的经验来源，取消了人类朴素意识的直接确定性，他从自我中推出、构成各种思维规定，“自我设定自己”，“自我设定非我”，“自我设定可分割的非我与可分割的自我相对立”。费希特提出这正、反、合三个命题，以期从自我出发，由概念自身推演出范畴体系。但是，在费希特的自我推演运动中真正说来，只有正题、反题而却没有合题，只有确定性及对确定性限制的不确定性，却没有从不确定性再返回到自身的真理性。所以，黑格尔认为，费希特自我哲学“那个根本原则所表明的就只是对它自身的绝对确信，并没有真理性。”（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9、71、305、313、320、353页。）自我设定自己，设定非我来限制自我，然而非我只是作为自我的阻力，从自我推演出来的非我只会同自我对立，事实上非我只是某种别的东西，而不是由自我派生出来的，自我的“本原行动”（Tathandlung ）只是对它自身的绝对确信而已，自我不能由自我确定性的产物即非我中返回自身，也即不能从不确定性的非我中产生出更高更大确定性，或者说，确定性的自我未能意识到不确定性的非我只是自己的自我否定，而通过否定自身并将此否定性的东西即不确定性的东西扬弃并作为自身的一个必要的环节，而返回到自身，进而达到自身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对立统一，实现自我的真理性。费希特未能真正揭示出自我与非我的矛盾对立的真实内在结构，于代表主观能动性的确定性的自我与代表客观制约性的不确定性的非我之间，还缺少两者的合题即两者的对立统一环节：真理性。因而费希特的自我行动、范畴推演“就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来说，都是由一些规定性到另一些规定性的进展，而这些规定性不能返回到统一。”（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9、71、305、313、320、353页。）这样，在费希特那里，只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对立循环。黑格尔批评道：“自我意识与关于对方的意识互相交替，以及这种交替的无穷进展，而这种进展是没有止境的。”（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9、71、305、313、320、353页。）由于缺乏合题真理性，因此，费希特的自我永远也无法摆脱与非我的对立，而总要有“外来刺激”作为自我的最初或最终的启动者。可见确定性自身若不包含不确定并由自身的否定、对立面再返回自身，不管你怎样宣称、凸现自己的绝对本原性，也都无法真正成为确定性，顶多是一种主观的确信而已。
谢林将确定性与真理性的矛盾对立引向、转变为理论确定性与实践确定性的对立，在他看来，“我们要有理论的确实性，就得失去实践的确实性，要有实践的确实性，就是丧失理论的确实性；在我们的认识中存在着真理性而同时又在我们的意志中存在着实在性，这是不可能的。”（注：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梁志学、石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4页。）谢林批评费希特，认为费希特取消人类的原始信念即“我外有物”这一直接的确定性，而从绝对的主观自我出发，势必牺牲理论的确定性，丧失知识的真理性；谢林认为康德的二元论哲学试用既从主体自我，又从客体自在之物出发，既要牺牲理论的确定性又要牺牲实践的确定性。因此，谢林主张应从绝对无差别的主客同一性出发，这样，他实际上也同时取消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差别。没有了确立性与不确定性对立统一，没有了确定性与真理性的矛盾结构，没有了理性的矛盾运动。最终，谢林要么陷入取消一切规范、确定性非理性神秘冲动；要么落入没有差别、没有生命力的绝对同一、绝对确定性的形式逻辑A＝A的僵死的图式之中。因此，黑格尔批评说，“谢林哲学的缺点在于一开始就提出来主观与客观的无差别点，这种同一性只是绝对地[抽象地]陈述出来的，并没有证明它是真理。”（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 69、 71、305、313、320、353页。）
二、理性（意识）矛盾结构的确立：确定性与真理性
对于前人在确定性问题上失误的反省，黑格尔意识到，如果不能揭示出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并由此呈现、设定出理性矛盾的真正内在的结构，是无法实现理性矛盾的自我和解，也无法解决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制约性之间的矛盾对立而最终达到“实体即主体”的理性视界。鉴于前人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关系及结构上的缺陷，黑格尔深入细致地考察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辩证关系的发生及演变，同时，用确定性与真理性的矛盾取代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对立。
黑格尔由此考察了人类意识、理性诸形态中的矛盾运动发展，一方面由此揭示和描述出人类理性、意识矛盾结构；另一方面通过这种理性矛盾结构即确定性与真理性的内在结构，展示并实现了认识与对象、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对立统一运动、变化和发展。
1.认识与对象的矛盾。黑格尔认为，在前意识阶段，当意识（理性）发展处于“灵魂”阶段时，灵魂与其内容的区别只是潜在的，没有外在于灵魂的对象。进入意识阶段，前一阶段中潜在的区别明显呈现出来，“精神的直接的实际存在作为意识具有两个方面：认识和与认识处于否定关系中的客观性。”（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16、63、64、65、66、67、68、74、98、85、115页。）只有意识才第一次进入客观性， 也只有在意识中，我们才第一次有了自我与对象的区分。
在意识阶段，由于意识本身分裂为考察的意识和被考察的意识即主体和对象，主体自身或者说“自我本身”（Ichfuersich ）便成了空无内容的“形式的同一性”，因而意识进展中的规定即意识的各个阶段发展和变化，便只表现为作为对象的自我的变更，而不表现为自我本身的变化。“实体和实体的运动都是作为意识的经验对象而被考察的。意识所知道和理解的，……即只是作为经验的自我的对象。”（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16、63、64、65、66、67、68、74、98、85、115页。）这样， 在意识中，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就是主观意识中认识的自我（先验自我）和被认识的自我（经验自我）的对立，它被黑格尔以确定性与真理性对立的形式表达出来。“精神自身既然是在这个意识因素里发展着的，它既然把它的环节展示在这个意识因素里，那么这些精神环节就都是具有意识的上述两方面的对立，它们就都显现为意识的形象。”（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16、63、64、65、66、67、68、74、98、85、115页。）黑格尔认为， 在意识阶段，主体还只是抽象的（先验的）确定性，它只有先把自己异化为经验的对象（经验自我）再返回自身，才能获得自己的真理性。但经验的对象最初并非以自我（经验自我）的形态呈现于主体自我面前，而是以和主体相异化、相外在的方式呈现为实体、客体。“但精神所以变成了对象，因为精神就是这种自己变成他物、或变成它自己的对象和扬弃这个他物的运动。”（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16、63、64、65、66、67、68、74、98、85、115页。）
从“意识”的观点看，全部真实的内容不在认识（主体）中，而在认识的对方即在认识的对象中，而这对象是独立于认识关系以外自在的东西，因此认识就被认为是某种不真实的主观的东西，对象则有自己全部真实的内容。那么，面对主客对立，意识要使对立双方相符合，就只有通过改变它的（认识）以符合对象。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对象的知识”一经改变，“认识的对象”本身随之而变化，确定性一经确信便又成了不确定性，认识的视界一旦提高便看见了更高的认识对象，便要追求更高的真理性，意识重又变成“对象的知识”要去符合新的对象。这便形成一系列不断交织上升的主客对立又同一，再对立又回归同一的循环上升发展。意识形态、认识水平就在这种不断上升的运动发展中由低级走向高级，直达“绝对知识”，意识才终于认识到对象的内容就是它自己，进而达到主客对立统一的认识与理性矛盾的自我和解。
2.意识的自我矛盾表现为对真理性的不断追求。贯彻于意识这一上升进程之中并成为其内在发展动力的就是意识的自我矛盾。一方面，“在任何一种状态下的知识里个体都是绝对的形式，即是说，他总是他自己的直接确定性（或他总是无条件存在）。（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16、63、64、65、66、67、68、74、98、85、115页。 ）意识本身作为主体就是一种直接的自我确定性，因而确信对象就是在它里面的那样；另一面，“当意识把客观事物理解为与自己对立，并把自己理解为与客观事物对立的时候，”（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16、63、64、65、66、67、68、74、98、85、115页。）它又确信对象是一个本质上与自己不同的独立存在的东西，这与前一方面形成了正相反对的对象确定性。“这两方面的任何一方，在对方看起来都是真理的颠倒。”（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16、63、64、65、66、67、68、74、98、85、115页。 ）意识的这两方面相互对立的确定性各自否定对方，这种意识的自我矛盾表明，双方都不是真理，确定性只表示对方与我在表面上同一。例如，我可以确定那些属于我的东西，确定我听见的、看见的东西，但是所有这些内容又是同我分开的，这样就构成了确定性与真理性的进一步区别。意识发展就是要超越自身，进而超越和扬弃这种差异和对立，在自我否定中使自己的现象和本质达到同一，把自我确定性提升到自身的真理性，以实现自己的目标。黑格尔把由确定性与真理性的提升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意识、自我意识、理性，意识在达到理性之前，尚未意识到确定性和真理性的内在同一，正如我们在本文第一部分所指出的，在黑格尔看来康德、费希特、谢林他们由于在确定性和真理性上的局限，最终都未能真正达到思辨理性。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把确定性与真理性设定为意识自我矛盾的内在结构，确定性与真理性两者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由确定性的自我否定而进向不确定性，进而对真理性的不懈的追求，由此形成了“确定性（肯定）至不确定性（否定），再到真理性（否定之否定即辩证的肯定）”这样一个首尾贯通的正反合圆圈运动。经过感性确定性、自我意识确定性，才达到理性确定性，最终实现自身的真理性。
三、确定性与真理性的矛盾：主体与客体辩证关系的原型
黑格尔在感性确定性中，对于确定性与真理性矛盾关系的揭示和描述，不仅初步达到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对立统一，更呈现出了主体与客体辩证关系的原型。
1.这一个：自我和对象。无论是从人类意识历史发展的角度还是从个体意识发展的角度看，“那最初或者直接是我们的对象的知识，不外那本身是直接的知识，亦即对于直接的或者现存着的东西的知识。我们对待它也同样必须采取直接的或者接纳的态度，因此对于这种知识，必须只像它所呈现给我们那样，不加改变，并且不让在这种认识中夹杂有概念的把握。”（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16、63、64、65、66、67、68、74、98、85、115页。）感性确定性是意识的直接性阶段， 或者说是对象意识的直接性阶段，它只知道对象存在，而不知道对象是什么，有什么特性，与别物有什么关系。它对于它的对象只作单纯的、无中介的确定。感性确定性就其内容的当下具体特征而言显得好像是最丰富的知识，但稍加深究便可发现，无论从其时空方面所呈现的广度，还是就其内涵方面的深度，它却是极其有限度的。“事实上，这种确实性所提供的也可以说是最抽象、最贫乏的真理。它对于它所知道的仅仅说出了这么多：它存在着。而它的真理性仅仅包含着事情的存在。”（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16、63、64、65、66、67、68、74、98、85、115页。）在这种认识里， 无论是我，还是对象都没有多方面的中介性的意义，而仅仅是：对象存在着，或有这么一回事，而对象之所以存在就因为它存在。对于感性确定性来说，它存在就是本质的东西，“而这个纯粹的存在或者这个单纯的直接性便构成感性确定性的真理性。”（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16、63、64、65、66、67、68、74、98、85、115页。）
但是，事情并非像感性确定性最初呈现的那么简单，那构成感性确定性的本质并被认作它的真理性这种纯存在，其中还包含着更多的差别，在这种直接感性确定性中，纯存在“立刻就分裂为前面已提到的两个‘这一个’：作为自我的这一个和作为对象的这一个。”（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16、63、64、65、66、67、68、74、98、85、115页。 ）对此稍加反思就会发现这两个“这一个”，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并非仅仅是直接的，仅仅是在感性确定性中，其实同时也是间接的。“自我通过一个他物，即事情[对象]而获得确定性，而事情[对象]同样通过一个他物即自我而具有确定性。”（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16、63、64、65、66、67、68、74、98、85、115页。）这种差别是感性确定性本身所具有的， 并非我们造成的。同时，我们还进一步发现：“在感性确定性中所设定的一方面是简单的、直接的存在着的东西或本质，即对象。而所设定的另一方面便是那非自在的存在，而要通过一个他物才得存在的那种非本质的、间接的东西，即自我。”（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16、63、64、65、66、67、68、74、98、85、115页。）在此，自我似乎依赖对象而存在， 自我只是一种认识作用，它之所以知道对象，只是因为对象存在，而这能认识的自我，则是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但对象却是独立的存在。
2.这一个：意谓与共相。但是，进一步的考察使我们看到，在感性确定性中，认识与对象的关系并非像感性确定性初步表明的那样，这从对于“什么是这一个”的考察则会证明这一点。当我们对这一个的双重形式这时和这里进行推敲，我们发现，无论是追问“什么是这时”还是追问“什么是这里”，以感性确定性所谓的直接性去看，证明当下的“这时是夜晚（或白天）或这里是一棵树（或房子）”，都要被后继的东西所取代，按照感性确定性的直接性方式无法把它当成存在着的东西，它反而被证明为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于是“所保持下来的……乃是一个一般的否定的东西了。这个自身保持着的……因此不是一个直接的东西，而乃是一个间接的东西。”（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16、63、64、65、66、67、68、74、98、85、115页。 ）它之所以被保持着和被规定为长在的东西，乃是因为它既不是夜晚也不是白天；既不是一棵树也不是一所房子，而“一个这样的，通过否定作用而存在的单纯的东西，既不是这一个，也不是那一个，而是一个非这一个，同样又毫无差别地既是这一个又是那一个——像这样的单纯的东西我们就叫做普遍的东西；因此普遍性的东西事实上就是感性确定性的真理性。”（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16、63、64、65、66、67、68、74、98、85、115页。 ）当我们表达感性的东西时，其实，我们也只能把它当作一个普遍的东西说出来，我们所说的是，“这一个”也就是说，普遍的这一个。而我们对在感性确定性中所意谓的东西是无法真正说出来的，我们要把“所意谓的一个感性存在用语言说出来是完全不可能的。”（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16、63、64、65、66、67、68、74、98、85、115页。）在语言中我们自己直接否定了我们的意谓，这就是语言颠倒的威力，语言所及之处立刻便被插上了普遍性、共相的旗帜。这一个一经语言的表述而经过颠倒便只能以普遍共相的形式呈现出来。
3.认识与对象关系的反转。认识和对象的关系，与最初出现的相比，现在恰好倒转过来了，那本来视为本质的东西现在却成为非本质的东西，感性确定性从对象中被驱逐出去，并被迫使回到自我中来。但是，进一步说来，感性确定性的真理性并不是在“这一个我”或“另外一个我”中，而是在“作为共相的我”之中，“自我仅仅是共相，正如一般的这时、这里，这一个是共相一样。”（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16、63、64、65、66、67、68、74、98、85、115页。）我， 无疑地意谓着一个个别的我，但是，正如我不能说出我所意谓的这时、这里一样，同样，我也无法说出我所意谓的自我。感性确定性由此经历到：必须把感性确定性的整体设定为它的本质，而不是片面地以某一个环节来作为它的本质。“它的本质既不在对象里也不在自我里，它所特有的直接性既不是对象的直接性也不自我的直接性，”（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16、63、64、65、66、67、68、74、98、85、115页。 ）对象和自我的直接性的本质都是共相，在作为整个感性确定性本身的直接性中即普遍共相中，前此一切对立都被消解了。
4.感性确定性的真理：共相、普遍性。直接的感性确定性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真理，因为它的真理是共相，而它只想要认识这一个。知觉则是达到了普遍性和间接性的确定性（意识），知觉的对象不仅是单纯的、个别的、直接的东西，而且是在关系中的、有普遍性的、有间接性的东西。知觉把对它存在着的东西认作是普遍的东西，普遍性是知觉的原则：“我是一个共相，对象也是一个共相。”（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16、63、64、65、66、67、68、74、98、85、115页。）在知觉阶段中， 意识不像感性确定性阶段那样，只是达到一种简单的确定性，即意识与对象的抽象的同一性，而且达到了意识与对象的有规定的同一性，达到了“知识”。不过，知觉的对象虽然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联合，但这种联合还处于僵硬的对立状态，它只看到一些彼此并列的诸事物，而不能把握诸事物的共同本质。“超感官界是被设定为感官事物和知觉对象的真理，但是感官事物和知觉对象的真理却是现象。”（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16、63、64、65、66、67、68、74、98、85、115页。）到了知性阶段， 意识所寻求的是“那无条件的、绝对的共性，”（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16、63、64、65、66、67、68、74、98、85、115页。 ）是事物的共同本质和法则，它要从感性中的诸个体事物的现象背后寻出无条件的、绝对的共相、规律。感性确定性对于确定性与真理性、认识与对象的关系的把握和态度，构成了“意识本身”（它包括感性、知觉、知性这三个阶段）的特征，即认对象为独立于主体之外的东西，为异己的东西，确定性与真理性不是同一的，而只是相互外在的。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就是要认识到对象不是异己的，而就是主体自身，确定性本身就是它自己的对象，而意识本身就是真理，“这种确定性和它的真理性是等同的。”（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16、63、64、65、66、67、68、74、98、85、115页。 ）这便是意识自身的确定性的真理性，或者说，是自我意识的确定性。
在此，黑格尔实际上已触及到一个前人一直无法正确面对的难题：认识与对象的真实关系，进一步说也即康德的现象与自在之物的关系问题，黑格尔既没有像康德那样因把确定性与真理性视为逻辑图式加主观能动性而割裂现象与自在之物的内在同一性，也没有像费希特那样把确定性与真理性都视为主观能动性的产物而取消自在之物。黑格尔强调，确定性的背后并不是一个所谓独立的客体，一个外在于认识的对象，而无法认识，确定性就是真理性，就是认识的主体的确信，被认识的对象的结构与主体的结构是同一个东西。在现象的帘幕背后并不是一个不可知的自在之物，而就是认识的主体（但是这种主体的认识并非只是主观的，而只是以自觉的形式表达了既存在于事物之中的理性又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识之中的理性）。黑格尔对于这难题的探讨，从确定性与真理性这种矛盾关系这一角度入手及其后的解决论证，使得黑格尔的哲学高出前人一筹，而成为真正的思辨理性的哲学。
四、感性确定性与真理性矛盾关系：通向“实体即主体”的起点
黑格尔在感性确定性中揭示出意识自身运动的矛盾特征：感性确定性最初对直接对象的确信，一经确认便成了不确定的东西了，“确定性消失其自身于真理性中。”（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16、63、64、65、66、67、68、74、98、85、115页。 ）我们能表达的并非直接的意谓而只是共相、间接性的东西，感性确定性最初认本质在对象中，但一经确信并试图通过改变自己而符合对象时，发现随着自我的改变，对象也随之而变化着。“这一个”成了“非这一个”。原来，本质既不在对象中也不在自我中，只有回到作为整体的、作为共相的纯存在中才能获得真理性。黑格尔由此得出结论：感性确定性最终表达的正是它所意谓的东西的反面，直接的、无中介的特殊对象和认识是不存在的，感性确定性的真理不是特殊、个别的对象，而是普遍的共相，正是主体本身构成了事物的客观性，被认识的对象的结构和认识的主体的结构是同一的。黑格尔在此为我们揭示和描述了意识在向理性发展中最初阶段的原始的矛盾关系，其中凸现出认识与对象也即主体与客体的原始的矛盾关系，这里，可以说是黑格尔整个理性学说的源头，“实体即主体”的著名论断就是从感性确定性与真理性的矛盾运动中逐步引申呈现出来的。确定性是先行的设定、确信，以普遍性、共相的形式呈现出来，是逻辑的定格、规范，真理性则蕴藏在确定性自身之中，它不断自我否定。在对真理性的追求中，确定性由其内在的不安息要冲破定格、确信，否定自身，达到主体和客体、认识和对象的切实的同一。可见，以语言、理性的某种规范为基点去追求更高的真理，突破自身限制，这表明理性、意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在感性确定性中，在语言、逻辑的共相中，在普遍性的规范中，才能不断超越自身的假相，扬弃自身的对立、冲突而走上理性的绝对知识的途程。
黑格尔在感性确定性中关于确定性与真理性辩证关系的揭示与描述，同时也是对认识与对象、主体与客体辩证关系的切实的探索和描述，由于他对于认识与对象同一性根源与结构的发掘及呈现，揭示出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法，从而就为他最后达到“实体即主体”的理性视界奠定了基础。在此，黑格尔初步确立了他的逻辑本体思想，在他看来，凡是真实的东西必定是能被表述、言说的东西，因而只有普遍的东西、共相，能够通过逻辑推演、规范而表达的东西才是真实的东西。从这里，一方面，黑格尔发展出辩证逻辑，强调任何事物的运动发展不仅有其自身的生命活力，而且要通过逻辑的范畴、概念推演运动来表达自己，实现自身，只有纯粹的思维运动、概念运动才能表达、实现真理。另一方面，与此同时，黑格尔以其逻各斯中心主义淹没了感性的东西，由此，他不仅把不可言说的感性的东西、情绪的东西当作毫无价值的东西加以抹杀，而且也由此否定了感性的客观世界独立存在的事实和权利。对感性确定性中确定性与真理性矛盾关系的如是理解和把握，是黑格尔日后走向绝对唯心主义的命运的秘密和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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