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音乐史作为音乐学的一个子学科，是一个较为历史悠久的音乐研究领域。其以西方音乐的历史为中心，研究对象包括音乐本体以及与音乐直接或间接有关的社会各因素。自20世纪开始，其在中国曲折发展，至改革开放之后，才重新出现繁荣的局面，而随着一些列音乐理论期刊的创办与重开，为西方音乐史研究和发展开创了新的道路。期刊论文的发表为学者提供了最新、最全的学术动向，在西方音乐史领域的研究也不例外，本文则通过相关文献及书籍等资料加以整理、分析，从而对其研究发展及现状进行简要概述。
关键词：西方音乐史；学科建设；音乐史理论；学术活动
引言
从古至今，中西音乐的交融与发展占据着我国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如唐朝中西音乐的文化交流，引进了西方的乐器及器乐；近代如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对于西方音乐的传播，使得人们对西方音乐的作品、著作等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现代如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对西方音乐得以进行深层次的、多角度的专业研究。而有关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最早是由留学归国的学者们对西方音乐进行编译工作，如王光祈、萧友梅等编译的《欧洲音乐进化论》《西洋音乐史纲要》等是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首批成果。自新中国成立之后，曾出现短暂的学科发展，后因政治原因于改革开放终于重新对西方音乐史进行研究，自此中西文化交流频繁、文化包容，并逐步形成了研究氛围浓厚、研究范围广、研究方法多元、学术交流频繁等的基本趋势,特别是一系列专业的音乐理论学术期刊的创办，更是为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提供的良好的平台。
一、学科建设研究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家新政策的出台与推广，迎来了西方音乐史研究崭新的历史时期，对于西方音乐史学科而言，广泛的音乐交流平台和开放的研究视野奠定了其研究的基础，重要音乐刊物的重开为学科学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人们对于西方音乐逐步得到重视，故而各音乐、艺术院校相继开设西方音乐史课程，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学术队伍逐步壮大并专业化，学科理论研究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对于一门学科而言，学科建设是学科理论研究的重要范畴。自西方音乐传入中国以来，有过不少的称呼，如“西洋音乐研究”、“外国音乐研究”、“欧洲音乐史”、“西方音乐”、“西方音乐史”等多种称谓，研究者们经过多年的发展与争论之后，最终以“西方音乐史”达成普遍共识。人们在对西方音乐史进行研究时，发现问题并给予思考。第一，西方音乐史研究中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解读西方音乐作品，批判西方音乐作品的“人性论”。当然，这是由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而目前在对其研究时则能以冷静地、理智地认识西方音乐家和音乐作品,客观地、理性地加以审视[1]。第二，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有了新的观点，对研究过程进行了反思，表现在对音乐学研究中的相关问题，如对一般有关问题的思考、对史学方法的思考和开拓（实证主义、风格批评、文化史、社会学、人类学）、实际走向和良好征兆、研究中的主要问题（实用主义、缺乏扎实的实事求是的学风、保守性和狭隘性、方法僵化）等方面进行深刻的反思[2]。第三，音乐史研究倡导多元视角的方法进行研究，重新审视西方音乐研究以及自身的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对西方音乐的历史、音乐文本等进行深度解读，从而拓宽学术立场、方法及角色的准确定位。“中国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研究作出合理的诠释，在当下扎扎实实地进入客位角色，站在全球文化人类学的高度，全面深入研究历史的当代的西方文化成果和西方社会，并在对西方文化研究对象的深刻理解中，清醒地反观母语文化与异文化之间深刻的差异和更高层次的认同，在诠释的过程中，力求消解主、客位文化差异带给人类认识异文化体系的双向误读 ，使各文化群体间真正的互动互融、平等对话。”[3]
西方音乐史学科的设立，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而且只有在充分掌握西方音乐文化知识的基础上，“以人文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多元的视角了解世界、认识自己，最终才能做到自觉地继承和发扬人类优秀的音乐文化遗产，为建立和谐的世界与和谐的社会更好的服务”。[4]
二、课程建设研究
随着西方音乐史学科的设立，各院校制定了相应的课程建设，对于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教学工作，教学工作者需要丰富的理论知识，对于不同的教学对象适用不同的教学方法。
在大学本科教学方面，从现行各院系使用的常规教材分析来看，存在着以下问题：对现代音乐流派风格缺乏介绍，对现代音乐理论、音乐文化现象缺少分析，以及对西方音乐与西方哲学、文学、绘画相关联学科的横向联系研究不足，其在课程内容、教学手段以及教材修订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从内容到形式的巨大改革空间。如在课程内容上，建议文章从教学内容的纵向（对20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做一定的延伸）及横向（除音乐之外，介绍同时期的美术作品、文学诗歌作品、建筑及雕刻作品）相结合的授课方式，使得学者对西方音乐史有整体的把握。在教学手段上，实施改革，即摆脱你讲我记、你放我听的被动学习状态，要积极的调动课堂活力，营造学生积极参与的空间。在教材修订上，20世纪音乐出现两种对立创新，即基于传统的弃旧标新和立旧出新，但是在对教材的使用过程中发现，普遍存在弃旧标新的现状，其教材的片面性既有悖于史学原理，又违背20世纪西方音乐的真实发展过程。所以研究者们针对于此问题提出20世纪音乐作为西方音乐史书籍的重要内容之一，需要对其真实、客观的反映历史真实面貌，做到表述与评价的中肯性与公允性。[6]
在研究生教育方面，目前我国音乐学的研究生教育呈“多元化”的态势，但是在教育理念、学术训练要求、以及教学规范等方面，各校之间、各分支学科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要在这些方面达到调和仍需努力，即需要在上海音乐学院与中央音乐学院为学术领导之下，带动西方音乐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在课程理念上，研究生课程的授课是将教学至于学术训练的层面，通过拓展专业视野，感悟学术传统、接触研究问题，培养学生在专业领域内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能力。在学术要求上，研究生应掌握研究方法、研读学术文献和思考与探究专业领域的学术问题等基本内容的能力。[7]
对授课老师来说，由于现在的教学对象大多数为21世纪的人，故其教学内容应以现代的西方音乐为主导，同时了解西方音乐史中其他历史时期的音乐，以达到对西方音乐史有整体的把握。而且西方音乐史作为“异文化”，在研究时，“老师应当至少掌握一门外语语言、如何做学问的能力、知识结构的不断更新以及开放的眼光看社会，从而创造条件有意识地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打开眼界，拓宽思路，学会在多元的社会和氛围中学习和工作。”
三、西方音乐史理论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对于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注重研究方法问题，涌现出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西方音乐史理论方面，其涌现了跨学科研究的特点，不仅为西方音乐史的发展指明方向，还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有着深远的意义。[8]
关于西方音乐史理论的发展，一般指的是在定量记谱法发生之后才逐渐形成以乐谱为中心的音乐史学。在国内对西方音乐史理论进行探讨的文献及著作较多，均对史学理论的兴起的问题加以审视，并对史学理论的发展历程进行阐述，从而引发人们对西方音乐史的思索。史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分为三种，音乐风格、文化语境中的音乐史学、社会历史维度的史学研究。第一，通过探析音乐风格，并以音乐作品为中心，论述其音乐历史之变更。如阿德勒《音乐史的方法》吸取美术史学派的成就，将音乐风格的发展置于文化背景中展开从而全面把握音乐在历史上与其他文化艺术门类的联系 ；达尔豪斯《音乐史学原理》提出，必须“揭示包含在作品本身之中的历史”，希望“从作品的内在建构中解读作品的历史性质”。而“音乐历史学的正当合法性与政治历史学并不一样，它所探究的往昔的流传物——音乐作品——首先是审美对象，因此是属于现在的因素;只是在第二性的意义上，这些音乐作品才有助于理解往昔的事件和境况”。第二，随着史学理论的发展，人们在以研究西方音乐史注意到不再局限于音乐本体，由此引入音乐文化研究。如蔡良玉的《西方音乐文化》，作者从文化背景入手，逐渐转移到对音乐现象的具体阐述，最终又从文化思想的高度对音乐必须作为一种文 化现象来加以阐述和评价的学术视野，其鲜明地反映出作者对文化问题的重视 。音乐史学应是研究整个音乐文化的发展过程，认为音乐史学不仅要回答音乐历史“是什么”，还应探索其“为什么”，从而使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对象提升到了文化层面。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保罗·亨利·朗《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等将音乐文化史与风格史融为一体，注重将音乐置于其广阔的社会、政治、艺术、宗教、思潮等文明进程的整体背景之中，透过“时代精神”来观察音乐风格的发展、演变，阐释音乐的文化内涵。第三，社会历史维度，即从社会学的角度使用音乐社会史的方法来研究音乐史的社会问题的学科，主要研究和分析音乐的历史发展与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现象的相 互关系 ；进而使西方音乐史研究上升到社会学、美学、哲学等的高度，从多元的视角对其进行深度的研究与分析，最终导致史学与社会学、美学等在方法论上相互渗透的倾向。如英国音乐学家尼古拉斯·库克与安东尼·波普 (Nicholas Cook&Anthony People) 《剑桥音乐史》从音乐人类学多元视角对20世纪西方音乐史进行阐述；亨利·雷纳的《音乐社会史》使用音乐社会史的方法来 研究音乐史的社会问题，研究和分析音乐的历史发展与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现象的相互关系。
因此，在西方音乐史的研究过程中，不仅是以音乐本体为基础，而且既要研究音乐自身的本质规律，又要从文化学、社会学的角度探求音乐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
四、学术活动
“美国音乐研究会”和“苏联音乐研究会”以及“西方音乐协会”的相继成立，为西方音乐史提供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为其研究思路的开阔，研究队伍日益丰富与壮大、学术氛围逐渐浓厚，更加深化了对西方音乐史的认知，且强有力的推动了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建设与发展。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分别成立了美国和苏联音乐研究会，推动了对西方音乐国别史的研究，为西方音乐史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之后随着各学术会议的召开，众多西方音乐学术的代表希望成立综合性的西方音乐学会，以促进西方音乐史研究更好的在中国发展。因此，通过多方的努力与筹备，西方音乐协会于2004年5月正式成立，由此西方音乐史研究在中国迎来了新的天地。在西方音乐学会成立不久，便开始筹备上海首届西方音乐学会，并确定中心议题为“西方音乐的教学理念与实践”，其主要内容涉及对西方音乐学科领域的宏观思考、拓宽西方音乐的研究思路、西方音乐专题的深入研究、以及教学理念的重新认识、感知和教学实践中的经验、技巧与策略等，对近年来西方音乐的发展历程和成果进行总结与反思，以期为今后对其进行研究之问题引起注意。2007年第二届西方音乐学会则主要对西方音乐作品的解读与分析进行探讨，其主要采用音乐学、音乐分析学的方法论进行释析，如周小静的《音乐学分析的原则与无原则》、姚亚平的《探索音乐学分析》等，还有通过音乐个案的研究揭示其音乐作品的内在意蕴，如杨燕迪《倾听中的思-肖邦<降A大调第一即兴曲>的主观性描述与诠释学解读》通过直观性的聆听与描述，将其引入哲学的高度，进一步从艺术价值、社会意义、精神启示对音乐作品深层解读。此次年会的召开，体现了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发展逐渐呈现跨学科的研究特点，对于西方音乐史学科的建设起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激励了更多的学者对其研究与探索，使得此学科能够良性的发展。2010年第三届西方音乐学会的召开，则是以学科交叉与比较进行开放性的研究为主要议题，此议题是在对西方音乐史进行不断研究的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而进行探讨的，音乐与文化紧密相连，在对相关音乐著作翻译或研读时，均会发现某些交叉的现象，由此在研究中贯彻学科交叉的意识，用跨学科视角来讨论音乐与社会文化之间关系具有更加广泛的可能性。正如杨燕迪会长所云:“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正朝着更为开放和多元的方向发展。”其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学科内部发展的需要，为学会和学科将来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前景。2013年第四届学术会议则是旨在探讨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中国视野及西学前沿等问题，积极审视中国在西方音乐史研究领域的位置，探索其中国特色的西方音乐史研究之路，在注重国际视野的基础上，以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与重视。2016年第五届西方音乐学会以“西方音乐断代史研究”为中心议 题，探讨了西方音乐史中断代史的界定、比较及相关研究进行横向拓展与纵向深入的分析，反映了注重西方音乐作品研究，关注西学前沿，注重方法论探索，论域、视域丰富多元等态势。由于众多资深学者的参与更使该领域的研究有着了较高的起点，为西方音乐断代史的后续研究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开端。除此之外，许多相关西方音乐史论坛以及专题研讨会的开展，对各时期西方音乐史学科的相关问题，诸如研究对象、目的、方法、中西音乐文化的交融、研究的视野等方面也给予了深刻地探讨与分析。
随着一系列学术活动的开展，均旨在推动我国西方音乐史学科之发展,由此，相关学会、学术活动的举办，对其学术交流实践较好地反映了我国目前西方音乐史学术研究的新视角、新视阈和新视点，并对今后的研究提供更好的方向。
五、结语
西方音乐史发展至今，虽经历了曲折离奇的发展过程，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硕果累累，成为当前音乐理论领域的重中之重。我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已从“文革”的停滞倒退中恢复并向繁荣发展迈进，在学科建设的思索与完善、研究范围的拓展与深入、研究队伍的专业与壮大等方面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其正以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和向上的发展态势成长为当代音乐学中一门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学科。然而，在某些方面仍需要继续改进和完善，如增强相关学术交流活动的国际性、民族性；研究方法的多元性；研究材料、资料的原始性等，是今后学者在对其研究时需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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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邓欢琴，女，四川省巴中市人，硕士，单位：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研究方向：西方音乐史。
论文作者:邓欢琴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10月38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8/23
标签：音乐论文; 音乐史论文; 史学论文; 学科论文; 音乐学院论文; 学报论文; 史研究论文; 《知识-力量》2019年10月38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