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化了的资本主义：危机和金融掠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金融化的几个维度
这场自2007年8月以来逐渐席卷世界经济的风暴是一场金融化了的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这场危机并非直接产生于生产上的问题，尽管它已经带来了积累的严重中断。它是由最穷困美国工人的住房贷款所促成的，这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因而，这场危机与个人收入的金融化直接相关，主要是与住房上的支出有关，但也与教育、医疗、养老金和保险上的支出有关。
这场危机扩展到了全球范围，是因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金融化的过程中发生了转变。商业银行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更加疏远，而从事于投资银行业务，并且转向将个人收入当作利润来源。在2001-2007年间，投资银行业务与金融化了的个人收入相结合，使美国和其他地方产生了巨大的泡沫，并最终导致了灾难。
在泡沫时期，下面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随着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变得金融化了，金融利润的来源发生了十分显著的变化。从工人和其他人的个人收入中直接榨取金融利润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可以被称为金融掠夺(financial expropriation)。与这些利润相应的是通过投资银行业务得来的金融收入，主要是手续费、佣金和财产交易。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收入也根源于个人收入，特别是来自于对大规模储蓄(mass saving)的管理。
从金融掠夺和投资银行业务中获取利润，这与社会结构的变化相一致。这些利润增加了金融部门和工业部门经理的收入，同时也增加了金融部门职员的收入，比如律师、会计师和技术分析师。这一趋势看起来像是食利者的回归，但是现代食利者既依靠相对于金融体系的地位，又依靠剪息票获取收入。不菲的报酬采取了公认的服务报酬的形式，包括工资、奖金和股票期权。当代的食利者是金融化的产物，而不是金融化的推动力量。
此外，在金融化的过程中，经济政策的决策制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央银行变得尤为重要，它们得到了法律上和实际上的独立性。它们对投机性的金融过剩投去了仁慈的眼神，同时动用社会资源将金融家从危机中拯救出来。但是，在危机过程中，它们力量的有限性变得十分明显，这就需要中央政府的干预了。
金融化也加深了帝国主义的复杂性。发展中国家被迫持有大量的国际储备，从而导致穷国借钱给富国。私人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获得了高回报，但是发展中国家储备的反向流动却收益甚微。这些无政府主义的资本流动主要使作为国际支付手段发行者的美国受益匪浅，虽然这些资本也促进了2001-2007年美国泡沫的扩大。
最后，金融化使得金融的伦理、道德规范和思维方式渗透到了社会和个人生活之中。“风险”的概念——通常无非是对金融家业务的老套表述——在大众舆论中变得十分突出。贪婪的浪潮在住房和养老金转变成“投资”的过程中释放了出来，将个人拖入了金融泡沫之中。固然，抵制以及对替代社会的探寻同样存在。但是，金融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设定了条件。②
这篇论文是对金融化以及伴随而来的危机的分析所迈出的一步。本文在马克思的著作，以及20世纪初期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中获得了指导。在第二部分中，本文从对美国金融泡沫和其破灭的简要探讨开始。我们将看到，这场危机是前所未有的事，它产生于个人收入的金融化，伴之以投资银行业务的兴起。因此，为了获得对危机根源更好的理解，第三部分将简要考察金融化的历史与制度背景。
以此为基础，第四部分分析了金融利润的榨取导致全球性经济动荡的过程。我们将看到，金融掠夺和投资银行业务恶化了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与偿付能力的紧张程度。几家最大的商业银行实际上已经破产了，这削弱了实际积累。分析的焦点在于作为危机发源地的美国，但是，更广泛的结构性趋势在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中也可以得到证明。本文的第五部分通过考察当代食利者研究了金融化对阶级构成的影响。第六部分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的金融资本的概念与当前的联系对全文进行总结。
二、对金融化危机的简要剖析
(一)住房、证券化与泡沫的膨胀
当前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工人住房的金融化。2001-2003年，抵押贷款增长迅猛，随后出现下降，但是直到2006年仍处在高位(见表1)。
2001-2003年抵押贷款的膨胀满足了高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当这个需求被满足时，次级抵押贷款快速增长(特别是2004-2006年)，达到了1.75万亿美元，占总发起数额的19.5％。借款人来自于美国工人阶级中较贫困的那部分人，通常是黑人或拉丁裔妇女。③提供给他们的通常是可变利率抵押贷款(Adjustable Rate Mortgages，ARM)，通常情况是利率在一开始很低，但随后将会调高。2004-2006年，可变利率抵押贷款总额达到4.3万亿美元，占总发起数额的47.6％。
因而，在泡沫期间，个人收入的金融化触及了美国工人阶级中最贫困的那部分人。此时，这表现为金融的“民主化”(democratisation)，这与在过去几十年中银行用“画红线”(red-lining)来歧视穷人正好相反。但是，通过私人金融解决住房问题最终演变成了一场灾难，这使得百万人面临无家可归的风险。
尽管次级贷款市场有所增长，但是其规模还不足以直接威胁到美国金融业，更不足以威胁全球金融业。但是它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因为投资银行业务也在同步增长，尤其是通过抵押贷款的证券化：2004-2006年，1.4万亿美元的次级贷款被证券化，这占到次级贷款总额的79.3％。与整个发起总额的63.9％的平均证券化水平相比，这是相当高的。简单地说，证券化包括将抵押贷款打包并分割成小块，再将它们放入更大的资产组合中，并将它们作为新的证券出售。因此，次级债的微粒就嵌入在了全世界金融机构所持有的证券中。
在房地产繁荣的背后，其他形式个人收入的金融化也加强了。随着房价的上升，房屋所有者有激励进行再抵押，并将其中的收益用于其他目的(见表2)。这个所谓的“净值提取”(equity extraction)是泡沫的关键特征。
一个同时产生的结果是个人储蓄的崩溃，它在可支配收入中的百分比接近于0(见表3)。个人储蓄的下降是金融化的长期方面的表现，反映出个人越来越融入到金融体系中，以及相伴随的个人负债的增加。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9％～10％。在这一时期个人储蓄稳步下降。但是在美国，这一比率下降到了0.4％，这一点是引人注目的，它对于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随着储蓄的崩溃，已经十分庞大的美国贸易赤字余额在2006年扩大到了巨大的7 620亿美元(见表4)。这是美国2001-2007年的显著增长和繁荣的基础。
(二)信用吹大了泡沫
货币政策直接促成了泡沫的扩大与破灭。从1999-2000年的新技术泡沫中清醒过来之后，美联储迅速降低了利率并使之保持在低位。2004年后利率的逐渐提高最终导致了泡沫的破灭(见表5)。
除了美联储提供的廉价信贷以外，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现自己在2005年左右持有大量贸易盈余(国内储蓄超过投资，见表6)。与此相对应的情况是美国和英国的贸易赤字，以及与投资相比储蓄的短缺(在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地方情况不是这么严重)。
为了保护汇率，并且作为预防资本流动突然逆转的手段，盈余国家将美元储备当作准世界货币(quasi-world-money)。储备积累策略也由国际组织强加在发展中国家身上，最重要的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果甚至是贫穷的非洲也积累了外汇储备(见表7)。④
储备的形成意味着中央银行购买美国的国债。因此盈余的一大部分流向了美国，尽管美国的利率相对较低，并且如果美元贬值的话，就会造成资本损失。发展中国家因而成了向美国提供资本的净供给者，使得2005-2006年可贷资本供给充裕，特别是随着美联储开始紧缩信贷的时候。
(三)泡沫的破灭和流动性的短缺
美国房地产膨胀在2006年精疲力竭之后，危机就产生了。房价在2007年下降了5％～10％，并在2008年加速下降。在2007年第4季度，210万人无法按期支付。崩溃的中心是次级可变利率抵押贷款：它占总抵押贷款的7％，但却占所有取消赎回权(foreclosure)贷款的42％。优质(Prime)可变利率抵押贷款也未能幸免：它占总抵押贷款的15％，但是却占所有取消赎回权贷款的20％。在2008年第2季度，房屋赎回权取消比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占次级贷款的6.63％，占优质可变利率抵押贷款的1.82％。⑤因而，房地产市场危机始于次级贷款，但是继而扩展到了优质贷款部门。简单的机制是清楚的：利率的提高和房价的下降迫使越来越多的可变利率抵押贷款持有者违约。
在分析上，泡沫破灭的最重要特征在于银行的流动性问题与偿付能力问题的相互加强，这使得危机愈演愈烈。这是个人收入金融化以及投资银行业务扩张的直接结果。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流动性和偿付能力之间的紧张关系，由于其广泛从事于投资银行业务而变得严重了。同时，独立的投资银行由于压力而全体破产。
金融动荡始于2007年8月银行间货币市场的流动性短缺，并逐渐演变成一场偿付能力的危机。⑥原因在于美国和其他银行持有大量的抵押贷款债券，或者不得不支持那些持有它们的金融机构。随着抵押贷款违约的增加，这些债券越来越卖不出去，因而也使得银行的偿付能力受到质疑。银行倾向于贮藏具有流动性的资金，而不是将它们贷予他人。
流动性短缺可以从三月期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LIBOR，银行间贷款)与三月期挂钩隔夜拆借利率(Overnight Indexed Swap rate,OIS，无风险利率，对银行间金融衍生品交易很关键)的差额观察到。这两个利率在正常情况下十分接近，但是2007年8月以后，它们显著地出现了差异，LIBOR超出OIS1％，到2007年末和2008年初超出更多。⑦但是，与2008年9、10月达到的规模相比，这算不了什么。
因此，泡沫的破灭导致了明显的矛盾，这使得舆论界的经济景气专家十分担忧：市场充满了资本，却缺乏流动性。然而，这个现象既不是矛盾的，也并不新鲜。在金融危机中，货币是至高无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充满了价值，但是只有以货币形式存在的价值才是价值，并且由于货币贮藏，货币并非是随时可得的。⑧2007-2008年，这个条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普遍存在。可贷资本供给充足，但是却缺乏流动性来偿还债务——例如货币——因为金融机构进行了货币贮藏。
(四)银行的偿付能力和国家干预
中央银行动用国家力量应对普遍的流动性短缺。美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采取了特别的手段，包括公开市场操作、贴现窗口借款、短期标售工具(Term Auction Facilities)、直接借款给投资银行、用公债交换抵押贷款债券、从工商业企业手里购买商业票据。有问题的抵押品通过这种借款转移了出来，因而将信用风险转移到了中央银行那里。同时，中央银行利率在2008年逐渐下降，在美国接近了0％。低利率通过降低资金成本从而补助了银行。
但是，单单注入流动性并不能解决金融化了的收入和投资银行业务的严重问题。这场危机在2008年经历了两次高峰，这产生于流动性和偿付能力之间的压力，同时也显示出了国家干预的有限性。第一个高峰是贝尔斯登在3月份的崩溃，这个投资银行巨头在2007年8月持有12.1万亿美元名义价值的衍生工具。⑨贝尔斯登发现它无法在货币市场上借到钱，同时它的抵押贷款资产使它无力偿付。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通过强迫JP摩根接手贝尔斯登而控制了贝尔斯登的崩溃，JP摩根因此得到了290亿美元的贷款。关键是，该银行的债券持有者和其他债权人取回了他们的钱。
贝尔斯登的破产是将投资银行业务和金融化的个人收入结合起来的失败典型。美国政府控制了它的崩溃所产生的冲击，但是却没能估量金融化机制的更深层次的失败。使这一过程更加混乱的事情是，随着股票购买者最终意识到了正在发生的事，2007年12月以来股票市场逐渐下滑。道琼斯指数在2008年8月大抵处在11 300点，这是从2007年12月的13 300点下降到这一水平的。随着股票情况恶化，银行发现在获得私人资本以弥补抵押贷款债券和其他证券上的损失这一点上变得越来越困难。流动性和偿付能力问题的结合对于银行来说是生死攸关的。
第二个高峰发生在2008年9月到10月，这已经在资本主义银行业的年报中有所体现。美国房地产市场上越来越多的违约使得房利美和房地美处在了崩溃的边缘。这些政府资助的机构参与了大约一半的每年美国抵押贷款债券交易，并且通常只购买优质债券。但是，在泡沫期间，它们卷入了风险更大的投资银行业务，包括次级贷款，因此迫使政府将它们国有化。仅仅几天之后，另一家美国投资银行巨头雷曼兄弟发现自己处在了与贝尔斯登相类似的境地。这一次，得到美联储默许的财政部使得这家遭殃的银行走向了破产，股东和债权人都丢掉了他们的钱。
这是一个绝大的失策，因为它清除了银行间所有尚存的微薄信誉。货币市场参与者在这个心照不宣的前提下进行操作：对一个人适用的东西，对所有人都适用。既然贝尔斯登的债权人拿回了他们的钱，而雷曼兄弟的债权人一无所获，银行间借贷的基础则荡然无存。更糟糕的是，雷曼兄弟的崩溃毫无疑问地确证了，将投资银行业务与个人收入的金融化结合起来的做法无可挽回地失败了。雷曼兄弟可能行动十分积极，但是，与其他银行相比，它并没有做了什么在质上不同的事情。
雷曼兄弟冲击的后果并不让人惊讶，但是它的程度却是历史性的。流动性完全消失了，银行股票崩溃，并且真正的恐慌超越了金融市场。LIBOR和OIS之间的差异甚至接近了4％，这使得银行手足无措。剩下的美国投资银行——美林、高盛和摩根斯坦利——不再以独立的形式存在。美国和全欧洲都发生了被迫进行的银行救援和接管。这一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球金融体系陷入了深渊。
雷曼兄弟冲击说明国家对金融业的干预既不是无所不能的，也不是无所不知的。国家可以由于错误的理论或是既得利益而犯下巨大的错误。面对灾难，美国政府迅速调整了它的姿态，并且有效地保证了银行不再陷入进一步的失败。这涉及预支公共财政来解决银行偿付能力的问题。在2008年底之前，美国已经采取了资产援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TARP)，承诺拨付7 000亿美元，同时在英国和其他地方也采取了类似的计划。
然而，到现在，下面这一点十分明显：一场大衰退正在全世界展开。银行和市场的信用萎缩迫使企业削减产出和雇佣规模。随着焦虑的、负债过多的工人重新安排他们的支出，消费因而下降了。出口市场崩溃了，特别是汽车和消费性电子市场。随着资本流动成为问题，发展中国家也遭遇了困难，迫使它们紧急借款。这场以金融冲击发端的危机已经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衰退。
概括一下，金融化的全面危机开始于2007年。与过去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不同，它的产生是由于个人收入的金融化，特别是对美国工人的抵押贷款，甚至是对最贫困工人的抵押贷款。这与投资银行业务在金融机构之间的扩展相结合，最重要的是证券化。危机使金融体系陷入瘫痪，并且日益打乱实际积累。中央银行进行的干预是广泛的，但却不是决定性的，这迫使政府进行干预以拯救银行并扭转衰退。
因此，为了超越对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的分析，我们有必要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背景下考察金融体系的转变，因此也需要详细考察金融化的内容。在这方面的分析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发展它的概念并扩展它的研究方法。前面的讨论说明了这场危机并不是产生于资本的过度积累，尽管它已经迫使资本在大规模上进行重组。相反，这是一场不同寻常的危机，它与工人的收入、借贷和消费以及最近几十年金融业的转变相关。简而言之，这是一场金融掠夺以及相关金融机制的危机。以下部分分析了相关的趋势和经济关系。
三、以历史的视角考察金融化
金融化产生于1973-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的划时代的变迁。那次危机标志着战后长期繁荣的终结，并宣告了长期衰退的来临，在衰退中夹杂着反反复复的经济危机。⑩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信息处理和通讯技术上的革命，这对流通领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11)此外，在同一时期出现了深刻的制度和政治变迁，最重要的是劳动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去监管化，同时新自由主义取代了长期繁荣时期的凯恩斯主义。(12)
这些过程在三个方面与金融化尤其相关。首先，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生产率增长出现了问题，这在美国表现最为显著。(13)在20年中，新技术并没有带来生产率增长上的显著效益。在1995年以后，微处理器产业获益颇丰，并且最终为美国经济更快的生产率增长创造了基础。(14)生产率增长甚至影响到了服务业部门，包括金融交易部门(尽管在银行业不是如此)。(15)然而，在2001-2007年的泡沫期间，生产率增长又一次放缓了。此外，其他的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包括英国，也没有产生类似的效益。因此，新技术和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依然不明朗。
其次，工作过程发生了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技术和制度变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发生在关键时刻的一波波失业浪潮。临时工和妇女加入劳动力队伍对工作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6)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之间看起来实现了新的平衡，同时信息技术刺激了劳动对私人时间的侵占、计件工作和外包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劳动强化且无酬劳动扩大是可能发生的。例如，从关于工作满意度的大量研究中可见，在发展中国家，伴随着新技术的工作强化是对工作不满意和对工作选择丧失判断力的关键原因。(17)
再次，全球化的生产和贸易被跨国企业所支配，这些跨国企业产生于一次又一次的合并与收购浪潮。大量的国外直接投资(FDI)在发达国家中进行，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也有大量的资本流向了发展中国家，尤其在2000年后增长迅猛。(18)竞争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但是却没有产生卡特尔或排他性的贸易、投资权利。跨国企业的增加伴随着生产增长最活跃的厂商从西方转移出去这一现象，主要是转向了中国。甚至在南南国家之间存在着可观的国外直接投资资本流动。(19)可以肯定的是，在西方，典型地是在美国和英国，资本主义活动普遍转向金融和其他服务业。
金融化应该在这个停滞的生产率增长、变化了的工作实践和生产能力的全球性转移的背景下加以理解。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实际积累发生了中等的、不稳定的增长，但是金融业在就业、利润、机构与市场规模方面增长突出。这一时期发生了去监管化、技术和制度变迁、创新和全球扩张。现在，金融业渗透到了发达国家社会的方方面面，同时它也在发展中国家增长强劲。既然实际积累表现得平平淡淡，资本家阶级就在改进了的金融机制上发现了新的利润源泉。在这一方面，也许最显著的发展在于对工人和其他人的金融掠夺。
这一复杂转变的经济方面将在下面加以考察，主要关注于商业银行，它是信用制度的枢纽。分析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进行，在根本上来自于马克思的著作。尽管如此，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尤其是希法亭的成果，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并且在某些方面是有所超越的。
四、金融化的经济方面：金融掠夺和投资银行业务
(一)商业银行转向个人：金融掠夺的兴起
商业银行在金融化的过程中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推动力量是大公司对通过银行进行融资的依赖性的下降。发达国家中的公司主要通过留存利润为投资进行融资(在净值的基础上)。(20)至于外部融资，这些公司也越来越依赖于在公开市场上直接借款。考虑下面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情况(见图1)。
图1 银行贷款占公司融资负债的比例(％)
资料来源：Flow of Funds Accounts,USA,Japan and Germany.
在这一方面，国家间存在着差异。例如，美国公司更加依赖于发行债券。这些差异反映了德国和日本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为基础的特征，而相反，美国的金融体系则以市场为基础，这些将在第六部分中进行讨论。但是这一趋势是毋庸置疑的。
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式中，垄断者不再那么依赖于银行信贷来为固定资本进行融资。另一方面，流动资本继续在贸易和银行信贷中产生。然而，甚至是在那里，垄断者也直接求助于金融市场，尤其是通过发行商业票据。因此，垄断者日益卷入到金融之中，甚至到了为进行信用和金融证券交易而设置独立部门的程度。简而言之，它们被金融化了，同时不再那么依赖于银行了。
这一根本性变化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与信息及通讯技术的性质有关，也与相对应的固定资本淤积(lumpiness)(或并非如此)有关。同样重要的是现代公司内部组织结构的变迁和周转时间的变化。不考虑这些深层次的原因，银行借钱给公司的传统情况减少了。
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金融业去监管化的过程进一步拉大了大公司和银行之间的距离。大公司使公开金融市场繁荣了起来，并积极回避对利率和信贷数量的控制，从而为去监管化打下了基础。一旦去监管化发生，商业银行就丧失了可以控制的存款，这些存款在过去维持了它们的活动。传统商业银行业的活动范围进一步萎缩了。
银行针对获利机会减少所做出的反应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有两种非常突出。第一，银行转向将工人和其他人的个人收入作为利润来源。第二，银行关注于金融市场中介(mediation)，例如逐渐增多投资银行职能。这二者彼此之间联系紧密；前者在这一部分进行分析，后者在下一部分进行分析。
根据发达国家各自的历史和制度发展状况，银行转向将个人收入作为利润来源这一做法，在发达国家之间表现出了显著的差异。但是一般趋势是毋庸置疑的(见图2、图3、图4)。
图2 美国消费信贷与抵押贷款占银行总贷款的比例(％)
资料来源：Flow of Funds Accounts,USA,Federal Reserve.
图3 日本个人贷款占银行总贷款的比例(％)
资料来源：Bank of Japan,Assets and Liabilitie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这一根本性趋势以下面这一点为前提：工人在更大程度上参与了金融机制，以满足他们基本的需要，诸如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只有这样，银行才能从工资和薪金中直接抽取可观的利润。在这一方面，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反映出历史、制度和日常习俗的不同。尽管如此，在负债(大多是为住房进行的借款)和资产(大多是养老金和保险)这两方面，工人个人收入的金融化程度的增强是十分明显的(见图5)。
工人广泛卷入金融机制中，这是金融掠夺的基础。然而，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所增加的收入占工人收入的比例是很难在总量上衡量的。但是，从大银行的角度来看，毫无疑问，所有面向个人的贷款对于银行利润来说变得日益重要了。(21)此外，美国为总量水平上的近期趋势提供了一些证据(见图6、图7)。
图7 美国抵押贷款、消费、汽车与其他贷款支付，以及保险与其他住房相关支付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资料来源：Household Debt Service and Financial Obligation Ratios,Federal Reserve Bank.
于是，金融掠夺是最近几十年才系统性地形成的利润来源。我们应该把它与在生产中系统性发生的剥削区分清楚，后者仍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石。金融掠夺是流通领域中产生的一项额外的利润来源。它与个人收入相联系，包括已经存在了的货币和价值的流动，而不是新的剩余价值。然而，尽管发生在流通中，它却系统性地且通过经济过程发生，因而具有剥削性的方面。(22)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流通领域不是剥削的天然领域，因为商品交换是以等价交换为前提的。只有当交换者具有关于价值的错误信息，或者额外的经济力量发挥作用的时候，剥削才能产生。这就与常规的资本主义剥削不同，后者在性质上既是系统的又是经济的。然而，金融交易是关于货币和可贷货币资本的交易，而不是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交易。它们通常包括以信任为基础的承诺与义务的交换，而不是直接的等价交换。价值在金融主体之间的最终转移取决于制度框架、法律安排、信息流动甚至社会权力。
信息和权力上的优势使得金融机构可以用不同于对待资本主义企业的方式对待个人。资本主义企业可以通过合理的途径获取信息，并且在社会与经济权力上并不劣于金融机构。它们所获得的金融服务对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流通是必要的。对这些服务收取的费用，一般来说处在每一时期中由可贷资本的可得性和实际积累的盈利性所决定的界限范围之内。如果不是这样，资本主义企业会在原则上绕过现存的金融机制，例如更加依赖于商业信用或设立新的替代机制。换言之，金融业的资本主义客户会进行经济计算，这种计算决定于他们自己的资本流通的逻辑。因此，平均来说，在与生产性企业和商业企业的交易中，金融企业所获的报酬遵从社会总资本的要求。
相反，关注于个人收入的金融业以满足工人和其他人的基本需要为目的——住房、养老金、消费、保险等等。它与关注于资本主义生产或流通的金融业在质上是不同的。个人关注于获得使用价值，而企业的目标在于价值增值。因此，与企业相比，个人的金融行为受到不同目标、动机、信息、替代选择的可得性和进行“节约”的能力的驱使。此外，试图通过金融满足基本需要的工人和其他人——尤其是在有限的社会供给环境中——在替代或绕过金融体系机制上没有什么余地。因此，个人收入就成为金融掠夺的目标。
来自金融掠夺的利润是高利贷利润的重现。后者通常随着生产的商品化而产生，因此使得(非资本主义)生产者依赖货币作为支付手段。(23)它也随着消费者(特别是奢侈品消费者)依赖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而产生。高利贷者获得的利息来自于生产者和消费者手中的货币收益，并且甚至能侵占到进行再生产所必要的最小量。它与金融机构借钱给生产资本家而获得的利息不同，这一利息来自于生产中系统性产生的利润。出于同样的原因，发达的金融机构与高利贷者不同。但是，在危机时刻，前者会成为高利贷者，从借款者的资本中抽取利息，而不是从利润中抽取利息。(24)
在金融化了的资本主义中，工人生存的正常条件越来越卷入金融体系的范围之中。个人对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不仅是流通手段)的依赖随着社会供应在住房、养老金、消费和教育领域的萎缩而变得更强。货币的获取越来越支配着取得基本商品的能力，同时也制约着(rationing)供给的量。因此，除了金融利润现在不仅来自于利息而且来自于费用之外，发达金融机构的高利贷性质又一次被加强了。
个别工人越是被迫依赖于金融机构，后者在信息、权力、动机上的内部优势越是允许它们使交易向它们自己的利益倾斜。霸权(supremacy)和隶属(subordination)的要素存在于这些关系之中，尽管这并不与生产中的剥削直接对等。(25)然而，金融掠夺利用了金融机构和与金融发生联系的工人之间根本性的不平等。
(二)银行转向金融市场中介：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
公开金融市场的发展，主要是股票、债券和衍生品的发展，将更多的获利机会展现在了银行面前。股票和债券价格产生于未来支付的折现，这种折现以利率(根据风险调整)作为标尺。(26)马克思将这一过程称为“虚拟资本”的形成，因而抓住了它与生产中价值创造的差别。(27)衍生品市场允许参与者以控制风险为目的，或者仅仅以投机为目的来下赌注。(28)它们的价格具有一个虚拟的因素，但是它产生于交易制度上的惯例和准则。在金融化的过程中，布莱克-斯克尔斯(Black and 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或各种变种)的产生为衍生品价格赋予了客观现实的外表。(29)
公开金融市场是投资银行的天然领域，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有很大不同。(30)投资银行是金融市场的中介，它们动员短期资金投资于证券。它们不接受小额存款，并且它们的负债并不发挥货币的作用。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们处在商业银行的规范框架之外，包括存款保险和资本充足率。投资银行从为证券交易(提供有关交易对手的信息，将证券出手，降低交易费用，承销证券等等)提供便利的佣金、委托金中获利，也从财产交易中获利。这些活动可以被称作金融市场中介。
投资银行的利润为政治经济学带来了难题。希法亭认为它们是“发起人”或“创业人”的利润，也就是说等于按照利率折现的股票价值减去按照(更高的)利润率折现的价值。(31)他提出，这个差值是企业的未来利润，它在首次公开募股时以一次付清的形式聚集到股票出售者手中。但是，希法亭的分析需要重新考虑，因为如果金融市场没有被分割，那么不同的折现率很难被应用到同一预期收益的流量上。此外，企业的未来利润也可能聚集到这样一些人手中，他们继续经营企业，却不是股票的出售者。
在表面上似乎更有道理的情况是：投资银行的利润来自于可贷货币资本(和纯货币)，这些可贷货币资本(和纯货币)通过公开金融市场被动员起来。可获得的闲置货币的存量或者通过银行被间接地动员起来，或者通过公开金融市场被直接地动员起来。(32)但是，直接的动员仍然由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促进，这些机构通过获得交易总额的一部分来获取报酬。既然这个过程以虚拟价格为基础而发生，它就更容易受到情绪、传言和操纵的影响。
两个根本性的趋势激励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商业银行执行投资银行的职能。第一，不断的合并与收购浪潮在“金融化了的”公司间发生。近些年来，股票市场并非为固定投资进行融资的重要来源，但是它们显然促进了资本通过首次公开募股、杠杆收购和类似的交易来进行积聚和集中。(33)
第二，工人和其他人的储蓄通过国家政策引向了公开金融市场。1978年美国401K条款的引入使得养老金存款可以用于股票市场投资。类似的过程在英国通过个人参股计划(Personal Equity Plans)、免税特别存款账户(Tax-Exempt Special Savings Accounts)和个人存款账户(Individual Savings Accounts)而发生了。这些是工人收入“金融化”的组成要素。
在美国，商业银行向金融市场中介的转变被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在1999年的废除加强并促进了。这项法案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实施，它阻止商业银行正式参与投资银行业务。职能的正式分割反映了两种银行之间流动性和偿付能力要求的内在差异。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依赖于大量的货币型储蓄，而投资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进行大量借款。类似地，商业银行需要资本以应对借钱给生产项目的损失，而投资银行对资本的需要通常没有这么大，因为它们持有证券的时间相对较短。
将这两种银行业务混合起来可能会导致灾难，特别是当存款持有者因为恐慌而将钱从参与投资银行业务的商业银行中取走的时候。这是一个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起促进作用的原因。在相类似的方面，下文将会讨论，它也促成了当前的危机。
(三)金融掠夺和投资银行业务的致命融合
流动性和偿付能力的破坏性的相互作用植根于以上所概括的趋势中，这种相互作用是当前危机的标志。商业银行在本质上是借短贷长的中介者——它们具有很高的“杠杆”。因此，它们需要适度保持一些流动性资产以应对储户取走存款；它们也必须保持稳定的流动性负债，以为它们自身的贷款融资；最后，它们必须持有大量的自有资本以弥补贷款损失并避免违约发生。这些要求是消耗成本的，这迫使商业银行在流动性和偿付能力之间走钢丝。(34)金融化深刻地打乱了这一过程。
首先，考察银行的借出或资产方面。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参与金融掠夺首先意味着抵押贷款和消费信贷。但是，既然抵押贷款通常具有长期性，过度集中于这方面将使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流动性不足。(解决问题的)答案是证券化，例如采用投资银行业务的做法。抵押贷款产生了，却不计入资产负债表。相反，它们被给予了银行创办的特殊目的机构(Special Purpose Vehicles)，然后这些机构发行以抵押贷款为基础的证券。
这些证券的信誉度由评级机构加以确认，并且它们也由专业的信用保险公司进行担保(“信用增强”)。一旦它们被出售了，银行收回原有预付的抵押贷款，并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新贷款业务。抵押贷款的偿还作为利息支付给证券持有者，同时，所有其他的相关者，包括抵押贷款的发起者，获得佣金。
因此，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将贷款(以获得利息)转变成媒介证券流通(以获取手续费)。证券化自然扩展到其他资产上，例如信用卡应收款、汽车贷款、房屋净值贷款等等。通过这种渠道，独立的投资银行通过将各种基础资产进行组合，从而创造出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sed Debt Obligations)，这些资产包括抵押贷款、消费信贷、普通债券、甚至是抵押贷款债券。银行看起来找到了一个使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保持持久流动性的方法，同时又不断参与了新的贷款。这个奇妙的发现被称作“发起—分销(originate-and-distribute)”银行业务模式。
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可能将最坏的部分转让了出去，好像能够远离它们正在调制的神秘药酒(35)，并将它们卖给别人。但是，在泡沫期间，抵押贷款债券带来了高回报，并且信贷成本低廉。因此，银行开始建立结构投资机构(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s)，也就是在货币市场中筹集基金来购买证券化资产(包括担保债务凭证)的金融公司。银行也出于同样的目的借钱给(或设立)一系列其他金融机构(包括对冲基金)。
最后，银行资产通过进行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s)的投资银行业务而增长了(见表8)。在这些衍生品中，在买者支付固定溢价的条件下，一方(卖者)承诺将一些基础债务的价值全额偿还给另一方(买者)。在泡沫处于顶峰时，它们的增长是惊人的。
信用违约掉期与保险合同相类似，因此它看起来为银行不断扩张的资产提供了担保。但是，比如说，如果基础债务是一家银行认为行将破产的公司的债券的话，它们就会成为极好的投机工具。投机成为信用违约掉期交易中的首要目的，这加重了冲击的破坏性力量。
现在，考察这些业务对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的影响。为了通过证券化进行持续的扩张，银行需要大规模的流动性，也就是在货币市场中借钱。通过对在货币市场中发行票据的空前依赖，独立的投资银行主导了这一趋势。不可避免，商业银行也参与了进来。(36)这就是为什么危机首先在货币市场上爆发的原因。
对于偿付能力的含义是同样深刻的。在传统上，投资银行比商业银行对资本的要求更低，这是由于它们的业务具有不同的性质。在泡沫期间，它们将资本压到了极低的水平，错误地认为它们的扩张性资产是安全的，其原因将在下一部分进行解释。当它持续进行时，这是非常有利可图的，但是最终当它们不能承受最后的损失时，这促成了它们的垮台。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通常保持着较高的资本比率，这也受到了严格的监管。形成于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Ⅰ》规定，跨国银行应该将资本与资产的比率保持在至少8％的水平上。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形成的《巴塞尔协议Ⅱ》允许银行使用现代风险管理手段(将在下一部分进行讨论)来保持较低的资本比率，如果能够确定它们的资产具有较低的风险权重的话。很明显，这些协议的目的是加强银行的偿付能力。现实的结果却事与愿违。
因为对于银行来说，持有资本代价高昂。结果，通过将资产移出资产负债表以及信用违约掉期交易，商业银行努力逃避监管，这降低了它们的资产的风险权重。因此，《巴塞尔协议Ⅱ》有效地促进了证券化。通过参与投资银行业务，商业银行可以不断地“搅动”(chum)它们的资本，这看起来处在监管的界限之内，但却在资产负债表上、下扩张资产。在这个妙极了的世界中，银行看起来保持了偿付能力，同时也变得更加具备流动性了。
当房地产泡沫破裂时，下面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这些业务为银行带来了普遍的偿付能力问题。随着抵押贷款资产的贬值，从极低的资本比率来看，独立的美国投资银行面临破产。出于同样的原因，商业银行发现自己处在高度不稳定的境况之中。更糟的是，随着危机的展开，恰恰是当损失不断累积且新资本极为稀缺的时候，《巴塞尔协议》迫使银行恢复资本比率。
已经降临世界经济的灾难的根源，现在更容易看到了。在美国，抵押贷款的最终持有人是工人，通常是最贫穷的那部分人。在泡沫期间，实际工资没有显著地提高，甚至对于高收入的工人来说也是如此。因此，能够最终使抵押贷款和抵押贷款资产生效的价值的来源少得可怜。在这个不稳定的基础上，金融体系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债务上层建筑，这严重破坏了它自己的流动性和偿付能力。
当次级抵押贷款违约在2006年全面发生时，证券化资产的风险变得非常高。它们无法轻易地出卖，并且价格也下降了。对于结构投资机构和对冲基金来说，这意味着它们的资产在价格和质量上都恶化了，这使得在货币市场上借钱是不可能的。面对破产，它们必须求助于为它们提供资金的银行。结果，银行开始承担损失，这就有必要补充资本，同时限制信贷。自然地，它们也极为不情愿在货币市场上借钱给其他银行，否则将进一步紧缩流动性。恐慌导致了股票市场的衰退，这使得银行的偿付能力更加不稳定。流动性和偿付能力破坏性的相互作用导致了破产、信用的崩溃、需求的萎缩和逐渐形成的衰退。
(四)风险的管理不当，或银行在金融化了的资本主义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在泡沫期间，银行的惨痛后果提出了更为广泛的、关于它们在金融化了的资本主义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的问题。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银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具有整合(integrating)的作用，它收集信息、在全社会转移资源并且推动了利润率的平均化。(37)但是，金融化显著地改变了这些情况。
银行显然需要它们借款人的信息，以评估风险并保持适当的资本水平。主流经济学假设银行以量(“软的”)和质(“硬的”)的方式获得信息。(38)前者涉及与借款人的日常接触、人际关系、走访借款人的经营地以及在公司董事会中安插人员。后者涉及在公司和市场与经济整体的范围内分析量化数据。
伴随投资银行业务的金融掠夺将银行的关注点从“软的”、“关系的”手段转向了“硬的”、统计主导的技术。更明确地说，为了促进抵押贷款和消费信贷，银行采取了“信用评分”的方法。这些是“具有一定距离”的技术，它收集数字方面的信息(收入、年龄、资产等等)，这些信息产生了个人评分，并且可以在统计上进行操作。(39)如果个人达到了给定的门槛，银行就可以进行贷款。次级抵押贷款正是对那些门槛较低的人进行的贷款。
通过应用使用了历史违约比率的数量模型，银行也开始估算它们资产的违约风险。这些估算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过去趋势进行的推测，在由数据指示的界限之内进行风险承担能力评估(stress-test)。银行也类似地学会了应用风险价值方法，它依赖于资产价格(从历史数据中估计)和波动性(从股票市场价格中进行估计)之间的相关性。(40)
以此为基础，银行估计它们的日在险收益(Daily Earnings at Risk)，也就是每天它们的资产价值下跌到特定水平的可能性。然后，它们可以重新调整资产组合，以将日在险收益保持在可以接受的界限内。出于此目的，银行资产必须反映当前的市场估价，而不是历史价格。因此，“逐日盯市制度”(marking to market)的会计实践在金融化的过程中普遍流行。
风险管理中以推测为基础(inference-based)的高强度运算技术看起来很“牢靠”，并且有一个科学的外表。它们也十分适用于商业银行取得的投资银行职能。(41)在泡沫期间，人们普遍认为银行在对风险进行“分割、打包和定价”方面已经成了行家。通过证券化，它们明显地使得风险被那些真正需要它的人所持有，因此增加了金融的稳定性。(42)
银行以推测为基础的风险管理成了灾难。一方面，这种管理使用过去的价格来计算相关性，从而在危机时空前的价格协同运动(co-movements)中难以奏效。此外，这些技术可能会增强金融中介决策的一致性，因而恶化价格波动以及普遍的不稳定性。(43)
更根本地，在收集必要的信息以合理地估计风险方面，这些技术被整个金融体系引向了失败。(44)抵押贷款以“信用评分”，以及它们将很快被证券化的认识为基础进行。抵押贷款债券由信用评级机构估价，银行付钱给这些机构，因此它们在给证券评定很高的等级以确保迅速出卖方面存在既得利益。此外，它们对风险的评估也基于以推测为基础的技术进行。于是，买者获得了新的证券，却盲目地假设它们都是好的。
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应该做到的工作在原始借款和后来的证券化上都没有做到。银行设想它们通过证券化将风险转嫁给其他人。实际上，它们仅仅是将另一种形式的风险作为贷款给予了结构投资机构、对冲基金等等。当抵押贷款违约开始时，真正的风险程度才变得明显，银行才遭受毁灭。
换言之，银行向金融掠夺和金融市场中介的转向使银行丧失了在“关系的”基础上收集信息和评价风险的能力。银行具备了经纪人的某些特点，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失掉了金融中介的特点。这在以社会有效的方式评估借款人的信誉度方面带来了问题。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个任务在传统上部分地通过银行与金融体系中的其他机构和市场之间“关系的”相互作用来承担。(45)
商业银行的前景是黯淡的。它们不再是公司制企业为投资进行融资的主要供给者；它们收集信息和评估风险的能力受到了损害；并且，它们对工人需要的调节是灾难性的。那么它们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未来何在？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在创造货币和运行支付机制方面依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这并不是特定的银行行为，并且可以被其他的机构接手，诸如邮局。对于金融化了的资本主义中的大银行来说，它们在未来还能扮演银行的角色么？这是当前危机提出的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且答案并不明朗。不用说，它立刻引起了银行公有和控制的问题，这是长久以来社会主义者的要求。
五、金融化的社会方面：食利者又回来了？
前面的部分说明当前的危机是金融化的结果，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系统性转化，这一转化以金融体系为枢纽且涉及了新的利润来源。在本文的剩余部分中，通过考察金融化的社会和政治方面，我们把前面的分析放在了更为广泛的背景之中。这一部分考察了食利者的新的突出地位，这些人通常与通过金融部门聚敛的收入和财富有关，并且在这段时期促成了不平等的加剧。金融化是新的食利者时代么？如果如此，它是通过什么方式进行的呢？
大部分有关金融化的著作都(有时是暗含地)假设无为的(idle)食利者的出现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46)这是凯恩斯主义方法的核心，凯恩斯主义认为食利者或者通过剥夺能动(active)资本家的资金、或者通过提高利率而拖累资本积累的节奏。下文将要说明通过将无为的食利者与职能资本家相对立来分析金融化存在着重要的问题。
对食利者的分析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可以找到，而且有时是对马克思的直接引用。(47)最强的影响来自列宁在他经典的帝国主义理论中对“寄生的食利者”的讨论。(48)列宁从霍布森对资本主义的广泛批判那里得到了启示。(49)另一方面，列宁的大部分经济学分析得自于希法亭，而在希法亭的著作中并未提及“寄生的食利者”。希法亭没有将金融与食利者联系起来，但是——在马克思的基础上——他认为金融体系必然产生于实际的积累。在德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他也没有这种观点：现实的积累陷入了困境，因为无为的食利者抑制了能动的产业资本家。
支撑马克思主义关于食利者观点的是生息(或者可贷)资本的概念。(50)然而，在马克思对生息资本来源的分析中有一些模糊的地方，这影响到了对食利者的分析。有时马克思认为生息资本属于“货币”(moneyed)资本家，他们是资本家阶级的一个部分。(51)“货币”资本家把资本借给别人，并满足于获得作为利润一部分的利息。虽然马克思并没有在这一情况中使用(食利者)的概念，但是“货币”资本家在本质上就是食利者，与其相对应的是借来资本生产利润的能动资本家。
然而，在另一些时候，马克思认为可贷资本产生于产业与商业资本正常运作过程所产生的闲置货币。(52)因而，可贷资本并不属于某个独特的资本家阶级，而是在实际积累的过程中不断地再创造出来。信用制度的主要职能是动员闲置资金，把它们转化成为可贷货币资本，并使其重新回到积累中去。沿着这些思路，希法亭详细说明了闲置货币的来源，以及闲置货币成为可贷资本的复杂方式。(53)
后一种方法的一个优点是，它拨开了当前围绕食利者与金融化争论的迷雾。这是因为，那些可能被划作当代食利者的人的收入并非仅仅来自于对可贷资本的所有。比如，对冲基金经理通常从交易费用以及年度利润中抽取大量收入。这些收入来自于使用别人的钱投机金融资产。报酬常常采取金融资产的形式，从而带来资本收益并逃避了税负。相似的，企业经理以股票期权以及其他金融机制的形式获取收入，而这常常伪装成工资。最后，会计师、律师等为金融运作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的人，他们的收入也大幅度增加了。
这种收入部分是由于获得收入的人相对于金融体系的地位与职能，而非仅仅由于可贷货币资本的所有权，或者甚至是对闲置货币的所有权。换句话说，现代食利者并不是避免了肮脏的(grubby)生产业务的普通货币持有者。他们常常拥有可贷资本，但是他们支配收入的能力同样要靠他们相对于金融体系的位置作为中介。实际上，他们甚至不需要在金融体系中起作用，比如工商业企业的经理。
作为可贷资本所有者的食利者与产业资本家的冲突部分地与当代资本主义有关。这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甚至更为明显。养老基金、保险公司、投资基金等等，从各个阶层的劳动者的收入中把渗出的闲置货币收集起来。它们为金融中介从管理这些基金中获取利润提供了机会。但是它们同样也为各个社会阶层中“金融化了的”个人提供了收益。它们当然并不对一个界限明晰的食利者阶层分配收益。
相似地，把金融机构的总利润看作是衡量食利者收入的尺度是错误的。金融机构——最重要的是银行——不是依靠勤勉的生产资本家的利润过活的寄生虫。它们在原则上是在流通领域提供必要服务的资本主义企业。因而它们服从于竞争，并趋向于赚取平均利润率。金融化使朝着金融掠夺与金融市场中介的转变成为必需。但是把金融机构利润看作是食利者收入是没有理由的。
概括一下，在今天食利者阶层可以被识别出来的范围之内，这一阶层产生于金融体系的发展。它从相对于金融体系的位置，以及可贷资本的所有权中抽取收入。更一般地说，通过金融运作榨取租金形式的收入的能力是金融转型的副产品而不是其推动力。金融的支配地位具有系统性的起源，其结果远比产业资本家受到食利者压榨要复杂得多。出于同样的原因，对抗金融化也并非意味着支持勤勉的产业部门，而反对无为的金融部门。
六、并非结论的结尾：金融化是新的金融资本时代吗？
本文最后要考虑的是金融化与20世纪初金融业的兴起之间的类比。当然，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经典争论对后者进行了分析。(54)希法亭提出了金融资本的关键概念，抓住了由于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之间关系的变化而产生的划时代的变革。(55)对于希法亭来说，随着生产规模的增长，具有垄断地位的工业资本越来越依赖于具有垄断地位的银行来为其融资，直到这两者合并，并且银行占据了支配地位。这就是金融资本，它支配了经济，并渐渐地限制了竞争，而把经济按照它的利益“组织”起来。
希法亭的分析为列宁后来关于帝国主义的规范表述奠定了基础。鲍威尔已经提出卡特尔要求积极的(aggressive)关税政策来为它们自己创造排他性的贸易区。(56)希法亭争辩说，卡特尔也会把货币资本出口到欠发达国家来利用那里更低的工资水平。这是英国“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终结，而德国和美国的金融资本取而代之。后起者依赖于国家权力，从而刺激了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以及作为附庸的种族主义。列宁的理论更为强调垄断，并且提出了寄生的食利者以及世界领土在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重新划分。但是其潜在的经济学理论来自于希法亭。(57)
希法亭与列宁关于金融资本与帝国主义的分析是政治经济学的杰作，阐明了金融的支配地位，及其对经济、社会与政治的含义。由于在战后的长期繁荣中金融受到了严格的管制，美国在与苏联的斗争中容纳了帝国主义的分歧，并且解放运动的浪潮摧毁了旧的帝国，因此这一理论看起来有些折损。但是金融化的兴起看起来又向这一理论注入了新的生命。金融化代表了金融资本的回归吗？简短的答案是“不”，但是这种类比由于以下原因而阐明了当前这一时期(的特征)。
第一，正如上文所说，银行与大的工商业企业在最近几十年并不是越来越紧密，并且没有证据表明银行相对于工业具有优势地位。大公司与银行更为疏远，而独立地从事金融交易。银行从“金融化了的”个人收入，以及公开金融市场上的中介业务中寻找利润。
第二，金融体系的特征改变了，其改变的方式与金融资本理论是矛盾的。所有的金融体系都有其共同点，但是它们之间的平衡依赖于发展阶段、历史、制度结构、法律以及政治。在以市场为基础的、或者称作英美式的金融体系与以银行为基础的、或者称作德日式的金融体系之间存在着典型的差别。(58)一般地说，在以市场为基础的体系中，公开金融市场的比重更大，而银行与工业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相反，在以银行为基础的体系中，银行与工业之间具有显著的信用制度与紧密关系，并经常包括彼此间的人事调动与相互持股。
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理论是对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进行分析的最早理论之一。他的理论暗示，当金融资本形成时，金融体系就变得日益以银行为基础。然而，公开金融市场的兴起，以及在最近几十年银行的转型与(理论中所说的)这一趋势并不一致。正相反，尽管以银行为基础的体系无论如何也没有消失，但是以美国为模板出现了朝着以市场为基础的体系的全球性转变。
第三，无论是对希法亭还是列宁来说，排他性的贸易区对于占有一定领土的帝国的出现至关重要。但是金融化了的资本主义并没有产生出这种现象，而是出现了降低关税以及形成统一的贸易制度框架的压力。固然，这一过程是不平衡并且矛盾的，特别是歧视欠发达国家。各国政府同样也创造出贸易障碍(最重要的就是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虽然这些障碍一般来说并不排外。总之，现在没有任何障碍能够比得上作为金融资本时代特征的竞争性关税。
第四，希法亭的理论没有说明国家对于金融领域的系统性干预，尽管他支持“有组织的”(organised)资本主义。(59)但是国家对于金融化的兴起至关重要。一方面，国家放松了金融监管。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向中央银行提供债券，并且宣告央行负债为法定货币，从而成为支持央行的力量。没有国家的支持，央行将会在金融化的危机中无所作为。更一般地说，国家是大银行偿付能力的最终保证人，并且是整个金融体系稳定性的最终保证人。
第五，金融化伴随着国际货币体系的剧烈动荡。金——这一希法亭与列宁时代的世界货币——已经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被边缘化了，成了最后手段的储备。缺失了真正的标的物，美元渐渐成了准世界货币。上文已经说明，发展中国家近年来被迫积累大量的美元储备。这主要给美国带来了好处，因为穷国提供了可贷资本，从而允许美国维持大规模的贸易赤字。但是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同样由于房地产泡沫的强化，进而导致了当前的危机，从而付出了代价。
简而言之，金融化并没有形成银行对工商业资本的支配地位，而是代表了金融部门越来越多的独立性。工商业资本可以从公开金融市场上借贷，因而日益被拖入金融交易之中。金融机构在金融掠夺与投资银行业务中寻找新的利润来源。与此同时，工人为了满足基本需要而日益被吸收进私人金融的领域中去，包括住房、消费、教育、医疗以及养老。这是一个不稳定且低速增长的时代，实际工资停滞，金融泡沫频繁。当前的危机代表了金融化了的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大规模的不平衡、紧张局势以及剥削。对于取而代之的经济组织的需要是显而易见的，这种经济组织为劳动者的利益服务，危机也不再出现。
*原文将发表于Historical Materialism上；本文已获得作者的授权。——译者注
注释：
①这篇论文的较早草稿在Kadir Has大学于2008年3月举办的讨论会和亚非学院于2008年5月举办的会议上提交过。我首先要感谢亚非学院货币和金融研究组的成员们。我还要感谢其他一些人，但是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无法一一提及了。
②原文是“Finance has set the terms across the world”。——译者注
③参见Dymski(2009)。
④参见Painceira(2009)。Rodrik(2006)提出了一个被广泛使用的对储备的社会成本的估计。
⑤Mortgage Bankers Association; National Delinquency Survey.
⑥关于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对货币市场进行的分析，参见Lapavitsas(2003，第4章，2007)。
⑦Mishkin(2008)。
⑧马克思(1976，第1章)。
⑨贝尔斯登公司(2007，p.55)。
⑩在这一问题上有大量的政治经济学文献。最近的、也是被广泛探讨的研究是Brenner进行的(1998；2002)。Brenner认为衰退是因为加剧的全球竞争，竞争将利润率保持在低水平。对这一观点的批判见Fine、Lapavitsas和Milonakis(1999)。
(11)这些问题上的政治经济学文献十分广泛，包括在弹性专业化上的争论和在后福特制上的争论，这些争论涉及法国调节学派。
(12)最近的两项探讨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卓越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Dumenil和Levy(2004)以及Glyn(2006)。
(13)对生产率的度量是一个理论上的热点，尤其是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度量。在本文中，主流的度量被用作讨论的参照点。
(14)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是在这些不同观点中产生了一个共识。见Oliner和Sichel(2000；2002)、Jorgenson和Stiroh(2000)以及Gordon(1999；2004)。
(15)对这一问题的主流研究成果并不多。见Triplett和Bosworth(2001；2003)。
(16)在新技术与工作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有大量的主流研究成果。有代表性的研究见Brynjolfsson和Hitt(2000；2003)；Autor、Levy和Murnane(2003)。
(17)Green(2004a；2004b)；Green & Titsianis(2005)。
(18)世界银行(2006)。
(19)UNCTAD(2006)。
(20)参见Corbett和Jenkinson(1996；1997)。
(21)参见Dos Santos(2009)。
(22)在本文的初稿中金融掠夺被称作直接的、或是金融的剥削。然而，金融掠夺这一术语更好地表达了金融机制的关键角色，并且避免了与生产上剥削的混淆。这并没有排除流通过程中剥削的存在。
(23)马克思在许多地方讨论了高利贷利润，例如1861-1863年，14～19页和1894年，第36章。
(24)马克思(1894，p.734)。
(25)马克思(1767，p.1027)将这些看作剥削的基础。
(26)希法亭(1981，第8章)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内提出了最初的、依然是最强有力的对股票价格的分析。
(27)马克思(1894，第29章)。
(28)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内，很少能找到关于衍生品的指导。构造一个分析框架的一些步骤是Bryan和Rafferty(2007)做出的，尽管他们错误地将衍生品当成了货币。
(29)有关这一过程的深入的社会学分析是MacKenzie在一系列论文中给出的，例如2003；2004，以及MacKenzie和Millo(2003)。
(30)对于保险公司、资金信托公司、投资公司、货币基金、对冲基金和养老基金来说，它们也是天然的领域。这些中介与银行截然不同，因为它们的负债不是货币，而且它们也不是直接为了生产目的而借出的。它们在最近几年增长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国家在福利提供，尤其是养老金上有所后退。它们的增长被Toporowski(2000)恰当地称为“养老基金资本主义”。
(31)希法亭(1981，pp.128-129)。
(32)对这一点的深入分析，见Lapavitsas(2000)。
(33)这催生了公司治理和“股东价值”这些重要的问题，见Lazonick和Sullivan(2000)。这场争论有很长的渊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导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中，特别是马克思(1894,pp.512-514)和希法亭(1981，第7章)。但是，既然本文的焦点是银行，就没必要进一步考察它了。
(34)这与银行业本身一样历史悠久，并且引起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关注。例如，斯图亚特(1867，第4册，第1部分，第1章)强调了偿付能力，因为他提倡银行进行长期、主要是流动性的贷款。另一方面，斯密(1789，第2册，第2章)强调了流动性，因为它将银行视作短期流动基金的供给者。这之间的平衡决定于每个历史时期中的实际积累的需要、制度结构、法律和惯常的银行实践。
(35)原文为the witches' brew，原意为女巫调制的神秘药酒。——译者注
(36)日本银行在下面这方面十分幸运：当泡沫破裂时，它们才刚开始涉足新的业务。因此，相对于它们的资产来说，它们保持了大量的存款。
(37)列宁(1964,p.223)认为银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为了具有真正“全面性”的机构，同时希法亭(1981,p.368)设想到德国经济可以被“六家大的柏林银行”所控制。
(38)这些是粗略的术语，但是它们的含义是明显的。参见Berger和Udell(1995)以及Berger、Klapper和Udell(2001)。
(39)Mester(1997)。
(40)标准的分析，参见Saunders和Allen(2002,pp.84-106)以及Duffie和Singleton(2003,pp.31-42)。
(41)Allen和Santomero(1998；1999)认为这些改变说明在当代资本主义中，银行的更深层次职能在于以正式的方式管理风险。
(42)这并不是说如果银行没有广泛地采用信息技术，那么改变就是不可能的。见Lapavitsas和Dos Santos(2008)。
(43)Persaud(2002)。
(44)将这称为“风险的错误定价”是Goodhart(2008)的一个不典型的失误。真正的问题是评估整体风险上的系统性失误。
(45)参见Lapavitsas(2003，第4章)。
(46)可以选择性地参见Stockhammer(2004)、Crotty(2005)、Epstein和Jayadev(2005)、Pollin(2007)和Orhangazi(2008)。
(47)例如，马克思(1894，第22章)。
(48)列宁(1964，pp.276-285)。
(49)霍布森(1938，第4章)。
(50)马克思(1894，第5篇)。
(51)比如，马克思(1894，第21～24章)。
(52)比如，马克思，1885，165页，203页，248～261页，355～359页，423页，569页，以及1894，第30～32章。
(53)希法亭(1981，pp.70-81)。
(54)包括希法亭(1981)，列宁(1964)，卢森堡(1951)，鲍威尔(2000)以及布哈林(1972)。
(55)希法亭(1981，p.225)。
(56)鲍威尔(2000)。
(57)这与卢森堡(1951)形成对比，她在其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中忽略了金融资本。
(58)这一差别在主流经济学中也在使用，比如Allen与Gale(2001)。
(59)布哈林(1972)也这样认为，尽管布哈林着重强调“有组织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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