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真”与“善”的统一重构现代东方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构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作为其核心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整个东方世界有着广泛、深远、巨大的影响，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泛道德主义，其基本特征是特别重视“善”，而对于“真”则缺乏必要的关注。这一特征无论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观——认识论上，还是在对“真”与“善”的关系及态度乃至对人生目标的理解和追求上都不难发现。哲学上这种片面追求“善”而忽视“真”的倾向，严重影响了中华民族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从而不仅阻碍了科学技术在中国近代的进步，而且也使我们不能很好地把握社会运动和发展的规律，从而无法真正从实际出发，选择最优的社会发展道路与战略，作出高瞻远瞩的科学决策，这也是我们之所以会由盛而衰，在近代在世界上越来越落后的重要原因。重构现代东方哲学，就必须克服中国传统哲学这一重要缺陷，真正以“真”为前提和基础，坚持“真”与“善”的统一。
一、在自然观——认识论上
在中国文化史上，人们对自然的看法经历过一个历史演变过程。不同时期看法不同，就是同一时期不同流派的看法也不一样，有的在某些方面还是根本对立的。尽管如此，但总的看来，有一点却是共同的，至少在那些影响特别大的流派那里，特别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那里，这就是认为“天”与“人”是合一的。
夏商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天神、地祗、人鬼能创造一切，主宰一切，因而把它们作为崇拜的对象，那时人们对“天”（即自然界）的了解具有原始宗教人格神的含义。
夏商的灭亡，使周人认识到，“天”不会保护哪个朝代永远存在，提出“天命靡常”的观念，使“天”的含义发生了变化。他们认为当政者只有“敬德保民”，才能“祈天永命”，因为“天亦哀于四方之民”，这样就把“尊天”与“敬德”联系起来，使“天”具有了一定的道德含义。
孔子在春秋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冲击下，除了继承夏商和周人关于“天”的观念——人格神之“天”和具有道德意义的“天”——如“畏天命”“天生德于予”等等外，还赋予了“天”以某种必然性命运的意思，可惜他未能由这种“命运之天”导出对自然的认知立场，他所谓的“五十而知天命”的“知”，完全是经由道德实践而对天产生的一种了悟，其中既包含有宗教感情，又包含有人德与天则（自然的秩序和规律性）的合一。
孟子自然观的最大特点是进一步赋予“天”以道德内容，把“天”看作是与人一样的。在他看来，“心也，性也，非有异也”（二程全书、遗书第二上）。他把传统的“人格之天”和“命运之天”完全化解于他的道德体系中，正式赋予天（自然）以道德价值，即将自然道德化，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所谓的“道德之天”或“义理之天”。对“天”的这种认识，反映了战国时代企图完全摆脱神的主宰和开展道德理性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崛起。
老子和庄子对天作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尤其是庄子，他沿着老子的自然主义路线，认为天是没有目的，没有意志的“自然之天”。在老庄的体系中，所谓的“自然之天”既包括各种自然现象，又包括自然界各种事物和现象客观存在的、不受外力制约的天然的本性和状态。道家针对儒家赋予天以仁爱的道德意义的做法提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道无亲”（庄子·秋水）和“天道和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庄子·在宥）等思想，力图指出天人之不同。但面对这种不同，道家不是主张通过认识天，改造天达到天人的合一，而是认为任何人为的努力都不合自然。因此，“无以人灭天”，把天人的不同作为人必须无条件地法天的理由，主张通过泯灭各种人为的冲动排除天人之间的对立，使人的生命返归于自然的本真。庄子所说的“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共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为真人”（庄子·大宗师）。这是他自然主义的天人合一观的最明确的表达，意思就是说，不管人的主观愿望如何，天和人总是合一的，只有把天和人看作不是互相对立的，才是“天地与我为一”这种和谐境界的“真人”。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中国文化中一些重大流派，对自然宇宙以及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的看法虽然有很大的差别，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主张人与天的和谐，即“天人合一”。
在西方文化史上，哲学流派林立，观点复杂纷繁，但无论是在古希腊文明还是在近现代文明中，却总有这样一个对西方文化影响很大，和中国人对自然宇宙的看法和态度完全不同的派别，这就是从古希腊开始的有机观，从16—19世纪的机械观到现代唯物主义哲学，都认为自然宇宙是人类相对立的一种纯自然现象，无善恶可言。在自然现象的背后还有本质、规律一类比现象更重要的东西的存在。他们都把自然界看作是人类认知的对象，认为人可以认识自然，掌握自然的本质与规律，利用这种知识为人类服务，对于作为自然界的一个特殊部分的人，认为同样也是可以认识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吸收和改造地利用了人类认识史上一切关于自然的科学知识，认为世界是物质的（自然界即是其表现形式），运动变化的，这种运动是有规律的，人在实践中可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
自然观不同，相对应的认识论也完全不一样。
中国传统文化由于主张“天人合一”，要求人无条件地回归自然，顺应自然，在身心各方面向自然作认同。对自然的这种态度，只能产生一种审美与道德的价值取向，决不可能导出人对自然的探索精神，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切实可靠的知识，得到“真”。事实也正是如此，中国传统哲学在认识论上就只讲“心”的作用。
儒家在认识论上重视“反省内求”，而轻视感性经验，从而造成了认识论上的“消所归能”、“主客合一”的问题。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这“尽心，知性，知天”的公式就是注重“心”在认识中的作用的典型。
道家也认为，只有把心中的杂念排除干净，做到无知无欲，才能真正把握宇宙本体的“道”。老子讲，“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无为”（老子·四十八章）。这种说法不仅排除了经验知识，同时也排除了运用概念，通过判断、推理获得真知的可能。在他看来，“天”或“道”根本不是感觉所能认识的，也不是经验知识所能把握的，只有靠心的神秘的体悟才能达到对它们的了解。
佛教更是如此，禅宗称其本旨为“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就是说，佛法不能通过文字来了解，因为它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内心功夫，因此，只要倾心于体验，向自己心中挖掘，便可彻见自己的本性。
后来理学家们对这三家的认知思想加以综合、发展，概括为一句话——“直指人心”。朱熹说：“心包万里，万里具于一心，能存心而后可以穷理”（《朱子语类》卷九）。在朱熹看来，心中早有理性存在，只是有些人受私欲蒙蔽而使理性丧失了，所以只要做存心养性的功夫，使心中原有的理性发扬光大，对事物的现象和本质也就认识清楚了。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在认识方法上只讲心的作用，这样得到的认识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主观随意性。而且这种凭体悟把握世界的方法，还使中国作为知识论核心的逻辑始终不发达，抽象思维能力在我们这个民族未能很好地发展起来，使中国一向缺乏系统的科学理论和建立科学体系所必要的方法论基础，这也是中国自近代以来在科学技术方面越来越落后的重要原因。冯友兰先生说得好：“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确实性，因为他们希望知道的只是他们自己，同样地，他们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希望征服的只是他们自己。在道家看来，物质财富只能带来人心的混乱。在儒家看来，它虽然不象道家说的那么坏，可是也决不是人类幸福中最本质的东西，那么科学还有什么用呢？”（冯友兰：《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讲到这里可能有人要提出不同意见：你说中国传统文化由于缺乏求“真”的精神和方法，致使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在世界上越来越落后。为什么中国在宋代以前能取得许多伟大的科技成就，其水平总体上还超过了当时的西方？为什么中国古代科技至少有1000多年时间在世界上一直领先呢？要全面问答这个问题是极为复杂的，从本文论旨角度看能否这样讲，正如李约瑟博士多次提到的，中国古代的科学并非理论科学或实验科学，而是“经验科学”，“中世纪式的科学”（引自《学术月刊》，1996年第4期，沈铭贤：《李约瑟与爱因斯坦》），这是中国人直观式的认识可以达到的。但由于中国文化缺乏求“真”的精神，更不注意通过概念、判断、推理这种严密的逻辑方法发现事物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更谈不上有意识地通过科学实验去发现因果关系了。由于中国缺乏近代科学发展的两个基础性前提——严密的形式逻辑和严格的通过科学实验发现事物间因果联系的方法，所以中国在近代在科学技术方面越来越落后。
西方文化由于认为自然界与人类是对立的，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思维与存在是对立的，故千方百计要认识外部世界，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真”知识，以实现对立的同一。他们在认识自然界的过程中，通常都认为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来源在外部而不在认识主体自身（主观唯心主义除外），因此，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认识路线——由内而外相反，主张认识应由外到内，认识要想符合认识对象，就只有与认识对象打交道，而不能通过“内省”的方法。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哲学界不少人一改过去知识分子轻视实践的传统，开创了通过系统的科学实验来认识世界的时代。达芬奇讲“实验乃确实性之母”，新教伦理也主张通过劳作来认识自然，弗朗西斯·培根更是既反对只吐丝不采集的“蜘蛛式思维”，又反对只采集不加工的“蜜蜂式思维”，更进一步从理论上阐述了科学实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提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主张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最终把这一过程提高到了科学的高度，这就为求“真”提供了有力的手段；在西方，不少哲学家还认识到，认识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即由具体的经验事物开始，正确运用概念、判断，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才能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真”知识——即关于它的本质与规律的科学知识。众所周知，柏拉图学园就明文规定，不懂几何知识的人不能参加，这就是说，他非常重视逻辑推演和抽象思维能力。亚里士多德已经制定出了三段论推理的各种规则和形式，奠定了形式逻辑的基础。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方人在求“真”的过程中，认识事物不可缺少的抽象思维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二、在对待“真”与“善”的关系上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礼乐教化为中心的泛道德主义文化。它以伦理道德为中心，向外辐射，影响、扩散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和层面。以政治为例，传统文化主张以“德治”代替“政治”，使政治道德化，这就是以空泛的道德说教代替具体制度的实施，从而为君权至上的专制主义提供道德辩护；以“礼治”代替“刑法”，使法律道德化，沦为道德的婢女。一方面，哪怕是犯了杀人罪，只要合乎“礼”也可以不问罪。另一方面，谁违反了道德，就成为刑罚的对象；以“人治”代替“法治”，认为“为政在人不在制”，主张治国的根本在于统治者的道德示范作用，通过由上而下的道德启发和由下而上的道德效法，使天下之人孝悌而不叛，从而达到天下太平的目的。这就是董仲舒所说的：“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汉书·董仲舒传》），由此形成了“以德取人”的选官和决定一个人进取的取仕标准，民众也因此把希望寄托在“明君”、“贤相”和“清官”身上，而把自己排除在外，从而从根本上堵塞了中国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伦理道德——“善”高于一切，有没有知识，是真是假，就成了无所谓的事情。在一般人那里，道德标准是衡量一切人和事好坏的最终依据。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人生最理想的成就有三，即所谓的“三不朽”，其中最大的不朽就是“太上有立德”，等而下之才是立功、立言。宋儒所讲的“不识一字，也要堂堂做一个人”的话，也充分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求“善”不求“真”的特点。不仅如此，有时他们还公然把“真”与“善”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善”不仅可以不以“真”为前提，还可以抛弃牺牲“真”来讲“善”。如《公羊传》公然提出要“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和一度在社会上十分流行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甚至成了男子择偶标准。更有甚者，《历代刑法志》还载：“凡告父母者，不论其控告属实与否，均判以极刑”。以上都是这种只讲“善恶”，不讲“真假是非”的典型。
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绝对地不讲“真”，只不过在他们那里更多的是真者，诚也，如，“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第十一章）。这里就是说，自然界的规律、道理就是诚，做人的道理就是追求诚，这里就把真与诚混同起来。“真”是在“善”的意义上使用的，而不是在我们通常所指的对客观世界及其本质和运动规律的正确把握的意义上使用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用“真”这个概念较多的是道家，但因其缺乏科学的认识论思想，所以“真”在道家里那里与我们今天讲的“真”有时虽接近，但又不尽相同。如道家提倡“返璞归真”，这里的“真”就是指自然本性，自然本身，尚不是对自然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真正讲究求“真”的是荀况、范缜、王夫之等思想家，但他们在强调此思想时往往还不是用“真”这个概念，而且他们这些宝贵思想比起占统治地位的强调“善”的观念来，也显得十分微弱。
在对待“真”与“善”的相互关系的态度上，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大不一样，有的还截然相反。
两千多年来的西方思想文化，虽然观点纷呈，但都深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学说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哲学倾向和观点有许多不同，但它们的基础和本质实际上是一致的，即都是要寻求本体，寻求万事万物的存在，认识及道德评判的先在之点。在什么是知识，怎么获得知识，我们通过什么渠道逐步认识和理解世界等问题上，他们都认为只有逻各斯才能真正获得真理。此外，亚里士多德正是在柏拉图研究逻辑的基础上创立了三段论，把形式逻辑变成了一门独立的科学，他们共同为后世提供的后来在西方哲学史上占了统治地位的是这样一个公式：理性→逻辑→本体。哲学的主体是理性，哲学的对象是本体，哲学的方法是逻辑论证。一言以蔽之，他们的全部努力就是认识世界，要求“真”。因此，他们把“真”看得高于一切，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求真是人的本性”。他们还提出了为“求知而求知”的口号。这是最纯正的古希腊精神，它不仅深深地影响了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2000多年，还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人的人生态度。正是这一精神，使西方人后来才有可能真正洞察大自然的奥秘，为思想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这种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通常流行的做学问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以做学问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工具或把读书作为当官的敲门砖的态度是根本不同的。
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还把“真”和“善”直接联系起来，把“知”与“德”，“无知”与“恶”相等同。在他们看来，勇敢、正义、节制等品性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下实行，才是对社会有益的，才是美德，才是真正的善，否则只能为“恶”。柏拉图在《拉开斯》篇中就曾公开讲，“知识即是德性，无知即是恶。”显然，这种说法不无偏颇，但它从权威嘴里出来确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给整个西方文化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在这种价值取向影响之下，他们不仅可以“为知识而知识”，甚至还可以为找到一个因果关系而宁愿不要王位。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待“真”与“善”相互关系上的态度截然相反。就是同时也十分重视“善”，强调“真”、“善”、“美”统一，按自己提出的“（1）我能够认识什么？（2）我应该做什么？（3）我能够期望什么？（4）人是什么？”等问题构建自己哲学体系的近代西方哲学泰斗康德，也是先写《纯粹理性批判》，讨论求“真”的问题，然后才是写《实践理性批判》，讨论“善”的问题。这就是说，在康德那里，“善”也是以“真”为前提的。
通过比较中、西方哲学史的差异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把“善”看得高于一切，不重视“真”，而西方文化首先考虑的是“真”，最看重的也是“真”，所以前者的著作关于修身、养性、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内容多，中国文化史最有名的奠基性著作《论语》就是这样的著作。而后者，有关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著作特别多。象亚里士多德为人类提供了第一个近乎完善的理性演绎系统的《工具论》和培根阐发经验论的认识论原则，为后人奠定近代归纳学说基础的《新工具》等著作，就是为了给人类提供求“真”的工具。甚至西方哲学史上的“不可知论”，它也是在讨论认识世界，讨论人的认识能力的过程中失足的，其初衷也是为了求“真知”。
三、在人生目标上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家族为核心的文化，在中国文化上，国不过是家的扩大，社会上的处事原则不过是家庭处事原则的辐射和延伸。在家里，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在国家，君叫臣死，臣就不得不死。在这中间，起决定作用的是先天形成的尊卑长幼关系及其本身具有的权力，而不是“讲理”，即根据“真假”来评判谁对谁错。在这种社会中，“有了权就有了一切”，从而造成了人们对权势的普遍崇拜、迷恋和追求。因为在大多数人眼里，一个人是否了不起，主要看他有没有当上官和官做得大小，而不是看他有没有学问，“真知识”掌握多少。当了官，不仅自己威风八面，可颐指气使，还能光宗耀祖，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中国人都把当官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中国传统文化也提倡学，但学而优是为了“仕”。而这里的优，并不是指通过刻苦学习真正掌握关于外部世界的本质及其规律的“真知识”，而是指能把统治者规定的四书、五经背熟，在考科举时能写出适合统治者口味和需要的八股文来。
在西方，虽然追求权力的也不乏其人，但由于不同于东方的西方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对后世影响特别大，在西方文化史上地位与中国文化史上作为圣人的孔子差不多的亚里士多德，他认为“幸福，……就在于一种从事理智活动，进行玄思的生活”（《尼各马可伦理学》），“理智的活动即是生活”（《形而上学》1072627）。这确使不少西方人把求知、求“真”始终看作最高尚的活动，把当知识分子看作是最理想的人生道路，把知识丰富与否看作是人格高低的象征，把人生的乐趣和意义归结为主要是求知、求“真”。这与中国人的人生目标正好相反。中国人就是求知、求“真”，也只是手段，所以要努力读书，是因为书中有“颜如玉”，“黄金屋”。
不同的人生目标，不同的追求，使中国人与西方人有许多不同之处，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结果也不同。由于不注重“真”，这使认识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可缺少的逻辑思维能力，工具理性在中华民族未能很好地发挥起来，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乃至整个综合国力在世界上日益落伍的重要原因。“五.四”运动大力提倡科学，是抓住了中国的一个根本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大力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教育和文化事业，正在逐步扭转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不重视“真”的偏向。
西方文化无疑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具体地说，他们重视求“真”，重视抽象思维，注重科学的精神就是我们非学不可的。新儒学提出“返本开新”，其中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的精神，无疑是对的，但如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开出“科学”与“民主”的“新”来，恐怕是不现实的，如果以此来抵制对西方文化中优秀东西的吸取就更不对了。
西方文化由于重视求“真”，所以工具理性发达，科学技术和综合国力水平也比较高。但相形之下，由于他们过去对“善”重视不够，故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过分的商业化和金钱的力量，使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个人主义的膨胀，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冷却到最低点，甚至使亲情荡然无存，家庭解体；工业的飞速发展对自然无节制地开发与利用，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们忧心忡忡。在这种令人心理骚乱，精神不宁的氛围中，在西方出现了所谓的“全球意识”和“寻根意识”。后现代主义对东方古代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天人合一”，“修身养性”，“大同理想”，“强调亲情”等思想的肯定和赞美，表现出在新的更高基础上对人类早年理想的一种复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界一度曾把“主体性”问题凸现了出来。这固然是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的科学面目，也是为了适应科学技术和经济飞速发展的需要而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只讲“善”而不重视“真”的偏向。在认识论上，强调主体性，有力地批判、否定了独断的机械的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主体性理论有力地冲击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不用说，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学说，是客观现实的正确反映，其目的是要人们注意到这一事实：在认识世界中，特别是在认识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方面，不仅要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同时又要在对理解进行理解，对阐释进行阐释时尽可能把主体对认识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考虑进去，从而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尽可能客观的“真知识”；在改造世界时，同样，在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时，严格按客观世界本身的规律办事。显然，这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求得“真知”，按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办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而不是象有些人所搞的，也不象有些人所理解的强调主体性是离开唯物主义搞主观主义，唯意志论。
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这是最大的“善”，其哲学是为了给人类提供认识和改造世界，实现自身解放的工具，是求“真”的，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认为，东方哲学的现代重构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榜样，虚心学习西方文化的求“真”精神，同时以扬弃的形式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善”的思想，以“真”为基础，真正坚持“真”和“善”的统一。只有东、西优秀文化的有机融合，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化。现代意义上的东方哲学就应该是这种世界新文化的哲学概括。[]
本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善”，而很少讲“真”，西方文化强调“真”，而重视“善”不够，这是相比较而言的。一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比较，同时也是在这两种文化内部对“真”与“善”所作的论述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此外，这里谈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主要是指在中西文化史上占主导地位，影响最大的流派和思想家，中国主要是指孔子为代表的儒学，西方主要是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思想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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