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文学研究新动向——兼为纪念威廉#183;李玎斯而作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威廉论文,而作论文,新动向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盛宁译
编者按：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1953年至1972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授，1972年至1986年在耶鲁大学任教授，1986年至今任加州大学（厄湾分校）教授，曾但任1986年度美国现代语文学会主席。70年代以来，他成为一度盛行于美国文坛的解构主义批评的主要代表之一，影响较大的著作有：《托马斯·哈代：距离与欲望》(1970)，《作为寄主的批评家》(1979)，《虚构与重复》(1982)，《语言学的时刻》(1985)和《阅读的是非准则》(1987)等。1994年年底，米勒第二次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讲学，这里发表的是作者所做讲座之一的修改稿。
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学刊上发表论文，我感到非常荣幸。我知道，外国文学的研究与本国文化建设的关系是贵刊一个时期以来在热烈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我希望我的这篇文章或许能为这一讨论作一点小小的贡献。尽管它不是针对中国的情况（对之我知之甚少），而是针对美国的情况，但两者之间毕竟还有某种类比性。正如我在文中将要详细论述的，美国的文学和文化直到最近还保持着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至少在大学是这样），这就是它建立在对一种外国文学的研究的基础之上——这种外国文学以在美国居主导地位的语言写成，具体说就是英国文学。中国的情况当然不是这样，但外国文学的研究，还有批评的理论和方法等，在中国被认为有一定的重要性，看来这与美国的情况还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现代西方研究型大学体制的形成可追溯到19世纪初创立的柏林大学。它是根据魏尔海姆·冯·洪堡的构想建立的。这种大学最基本的使命就是服务于国家，而后者被认为是一个有机的文化统一体，它有一整套的理想和价值观，这些理想和价值观又集中体现为一个统一的哲学传统和民族文学（或同化了古希腊罗马文学后形成的某种文学）。大学以两种形式服务于国家：1.作为进行批判性思考和研究的场所，根据莱布尼兹“凡事皆有其理，有其果必有其因”的原则，揭示一切事物的本真面目，对一切事物给予理性的说明：2.作为教学、培养、或者教育(Bildung)场所，男性的公民（当时大学学生全都是男性）在这里受到谆谆教诲，接受一个统一民族文化的基本的价值观。大学的任务就是培养“subjects”（国民），这里的subject有两个意思，既是思维主体又是公民，既对国家政权负有责任，又能使之发扬光大。对于步康德后尘的洪堡及其同仁而言，教育之本在于研究哲学。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不论我们在哪一个领域获得高等学位，都一概称之为“哲学博士”的原因。仔细想想，这事情几近荒唐，因为真正的哲学在今天的大学里已日渐被推向一个边缘的地位，许多哲学教授埋头于神秘兮兮的逻辑问题，而别的领域的许多哲学博士对哲学又一窍不通或知之甚少。
19世纪中叶，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从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得到启发，以文学取代了哲学作为文化教育的中心，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原先那种范式。这样一种变革的理由当然早已存在，施莱格尔兄弟、谢林、黑格尔等思想理论家其实都提出过应以文学教育为中心。这一转变在英美发生，很大程度上还得力于马修·阿诺德关于文化与无政府状况、诗歌研究和批评的功能等一系列问题的阐述。现代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继承了洪堡大学的双重使命，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1876年创立于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虽然在霍普金斯大学建校典礼上讲话的是托马斯·亨利·赫胥黎这位新科学型英国大学的代言人，但这所大学明显而自觉地仿效日耳曼大学的模式，而不是英国模式。俟后，抑或说在此前后，美国公立和私立的研究型大学很快地普及开来。
把传授科学知识或传授包括历史、文化史、文学史以及其他学科知识的更广义的“科学”(Wissenschaft)与一种统一价值观的教育结合起来固然并行不悖，然而，这两大目标对于一个既要从事本民族文学的研究、又要从事这方面教学的系科来说，则始终是一个矛盾。一方面是要通过文学把一个民族文化中的中心思想和价值观教给学生。这些思想价值观被认为是熔铸在这个民族稳定不变的文化典律之中，对英国文学来说，即熔铸在《贝奥武甫》、乔叟、莎士比亚等等之中。而另一方面，科学研究又必须是批判性的、无私利的（马修·阿诺德语），完全没有主观偏见的对于真理和真实的追求；研究是超价值的(wertfrei)。它按照一种普遍通行的研究方法加以组织，既适用于物理科学和生命科学，作必要的变通后也适用于人文科学。
很长一个时期，人们对上述两项举措可以同时兼顾、同时收效充满了信心，使文学系也都相信它们不仅是在完成两大使命，而且使大学所赋予的两项重任之间的矛盾得到调和。一名英语教授既能把对某个作家生平的实证研究深入到各个细微末节，又能做最令人发怵的书目整理和编辑工作，而且同时他还能给本科生上课，宏扬弥尔顿、布朗宁、T·S·爱略特等人著作中包含的美德。前一项活动使他（他们都是男性）感到他为大学追求真理的使命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为现存的知识宝库添砖加瓦；而后一项则令他感到在培养人方面尽了自己的一份责任。
然而，美国却奇怪地把一个外国的文学作为自己民族文化的根基，这不啻是洪堡式研究型大学在美国体制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种根本性的变异。威廉·李玎斯在其书中正确地指出，美国的统一民族文化的概念向来都只是一种对于未来的承诺或希望，一种有待于共和国的自由公民协商一致去创造、而不是已存在于本民族历史中可加以继承的一个现成的传统。英国文学被美国的中学、大学吸纳，被当作一种为创造永远要等到将来才可能形成的民族文化的工具。然而，一个英国男人或妇女读解莎士比亚的方式，与一个美国人的读解方式却有着天壤之别。这一点，只须看看两国对莎士比亚《亨利五世》中爱国主义宏论的不同反应就一清二楚了。
莎士比亚对英伦诸岛统一、对英军在阿金库尔大胜法军的肯定，在一个以革命战争打败英国人从而获得独立的国家里则毫无反响。莱克辛顿、邦克山、约克镇和富济谷等曾是独立战争中的战场，这一个个地名对我们来说，都比阿金库尔更加响亮。或许可以这么说，过去50多年，我们已经逐渐认识到，我们有一种土生土长的民族文学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使我们成为地地道的美国人。美国大学中美国文学以及作为独立学科的美国学研究的崛起，则恰好证明了我的这一观点。从F.O.马瑟逊，C.费德尔森，C.S.刘易斯和帕里·米勒到稍近一点的R.H.皮尔斯、S.伯克维奇、菲舍尔和哈罗德·布鲁姆，他们关于美国文学的重要论著都旨在创构一个我们尚不具有的统一的民族文化，而不是仅仅对于这一民族文化的描述。他们一般都是通过一种比较复杂的学术运作仪式，表面上看似客观的学术，所用概念也多为一般性的，譬如“边界”（“往西去，”年轻人！），“美国文化勃兴”，“美国亚当”，象征主义的某种用法，浪漫传奇的某种形式，清教理想，从爱默生、惠特曼经斯蒂文斯直到阿蒙斯和阿什伯里这一诗歌传统典律的内在联系，等等。还是李玎斯说得好，近年来美国学界出现的对文学典律以及建构这一典律的兴趣，恰恰说明我们还没有一个可以继承的传统典律，当然我们也就需要创构这样一个文学典律。这是美国文化所特有的一种瞻前顾后的未来过去时言语行为。如果你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文学典律，譬如像英国基本上就是这样，那么你就不用再操心，不用去构想筹划了。
在美国，洪堡式的大学以及大学里本国文学系的地位等这些概念，至少直到最近还算是一种理想，但现在这种理想很快就要寿终正寝了。我们正在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一个寻找新的大学范式的时期。现在大学内外同时都在发生着变化。
从内部来看，我们的英文系原先是一套按英国文学阶段划分设置的课程和研究，外加一点美国文学，总体说来还算连贯可行，可是在当今美国大学的许多文学系中，课程设置却变成了莫名其妙的大杂烩，这种转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变化从40年代二次大战后开始，可以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从五六十年代新批评的鼎盛到七八十年代理论的一统天下，再到80年代末至90年代文化批评迅速上升到主宰的地位。这每一个阶段，都是对以往那种将人文学科看成是传授统一文化价值观的思想的进一步拆解。
据说，早在二次大战前，文学典律是稳稳地摆在那里的。人们搞传记、语义学、文学史、思想史、形象分析和评价，没有任何对于理论的自觉需要，或者说他们对所做事情的理论假设没有什么了解。那是一种素朴的外在批评，是美国式的洪堡式教育，或说是对世上最好的思想、最好的表述的一种阿诺德式的研究。记得我1944年刚进奥伯林学院时，正是提倡新批评的前夕，入学新生的英文必修课是作文，所用的课本就是19世纪英国作家论人文教育的文选：纽曼，阿诺德，赫胥黎等等。这些作家的文章不仅作为散文范本，这种阅读本身就是基本的文化思想教育，当时美国高等教育仍把这当作一项基本任务。我很怀疑今天的美国本科生的必修课是否还有很多这样的课程。
1945年后，至少在美国出现了新批评的时期。当时大批的退伍军人根据美国“GI法案”进入大学，这些人对所谓“西方传统”几乎一无所知，而新批评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为了适应对他们进行文化和文学教育的需要。它不是像人们期待的那样，设置一套灌输这一传统的填鸭式课程，而是相反，它认定阅读一首诗歌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文学史或思想史知识，从未学过那些历史也能当一个好读者、好公民。布鲁克斯和沃伦编写的《理解诗歌》，长期以来一直是大学传授新批评方法的基本教材，它所选诗歌便相当游离于产生它们的语境。书中只给诗歌的作者和写作年代，仅此而已，据说一本好词典就是唯一的阐释工具。这就是说，每一首诗都是偶然的发现，仿佛写在随风刮来的一片散页上，没有上下文可言。然而，这些诗歌却被置于《理解诗歌》本身强有力的上下文之中。据说新批评是一种非理论化的、内在批评的极端形式。它佯称完全依赖常识而不需要任何理论前提，然而它却把一整套的理论前提悄悄地灌输进学生的头脑，诸如抒情诗至上，文学作品的自足自律，好作品是一个有机统一体，隐喻是最重要的修辞手段等等。正如其批评者所指出的，它还以形式主义貌似客观的方式，偷偷地贩卖一套反动保守的政治观和道德观。新批评是近年来被称之为“审美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审美意识形态即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所说的强调文学在支撑国家体制方面的作用。就新批评而言，这也意味着对于文学的自足自律性的强调。所谓好的文学作品的“有机统一性”，是为把文学与作者和历史背景割裂开来、把它当作一种完全脱离上下文的自足自律的形式单体进行“分析”和鉴赏提供依据。于是作品就是它的目的，它就应该这样超脱于任何庸俗的功利性的目的进行鉴赏。新批评的始创人之一约翰·克娄·兰瑟姆是一个康德主义者，这决非偶然。新批评这套关于文学的认识前提，也恰好说明了新批评家们为什么会把抒情小诗作为文学作品的典型。因为声称小说是没有上下文可言的自足自律的统一体，说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能呈现与整体的关系，显然要困难得多。
不过，把注意力放在意义如何由语言产生之上，比起单纯地讨论主题意义的提取，已远非一般的理论进步，它具有深远的意义。②如果忘记这一点而把新批评描述为一种反动的形式主义，那就是一种歪曲。这一进步把新批评始创者们的许多保守的想法颠覆了。新批评的政治影响不能仅仅归结到它的始创者们的政治主张。不管始创者们的意向如何，新批评注意“细读”本身就具有颠覆性，也正因为如此，它成了瓦解所谓大学是永恒文化价值的传播者这种传统看法的一个阶段。旧去新来，而新批评所主张的（一定程度上也是它所不能自主的）则是“细读”技巧方面的技术性训练，这些技巧本身就是脱离那不变的文化价值观、可以在任何时候、适用于任何文本的。新批评家承认某些带普遍性的文化价值观，然而，他们同时却又在鼓吹一种与上述文化价值观格格不入的超历史的、完全技术化的阅读形式。
新批评在60、70以及80年代初被理论的鼎盛时期所取代——结构主义、符号学、现象学、读者反应、马克思主义、拉康及福柯的学说，特别是占主导地位的解构主义理论。解构是应急之需、逻辑严谨的理论样板。据说（但这一次的说法不实），解构与新批评一样，也是一种内在的批评，但是一种经过了老道而精妙的理论反思的内在批评。这种不实之说还说，解构是非政治性、非历史性的，是根据一种熟悉的驱鬼咒语将一切都归结为语言等等。凡受过教育的人多半都在报刊上、左右派的学术刊物上见到过这样的说法。
这种广为流行的关于解构的说法完全是一个错误的歪曲，它强调的恰恰是真实情况的反面。雅各·德里达不仅以他著作的明白无误的倾向，而且在多次的记者访谈录中，一再耐心地指出了上述说法的错误。他在“Mochlos ou le conflit des facultés”一文中说：“解构在其自身所做的工作中(dans letravail měme)，就其构成并主宰我们的实践、能力和表现的政治性和体制性的结构而言，至少也是一种立场的选择( une prise deposition)。”③这里的关键词是“工作”和“立场选择”。解构是工作。它起作用。它通过选择一种立场，通过对体制以及对包含了体制在内的政治领域的积极参与而起作用。在1984年发表的与理查德·卡尼的访谈录中，德里达对所谓解构将语言看成纯自我指涉的观点作出激烈的反应：“说解构是压制所指物，这是完全错误的。解构向来关注语言的‘另一面’。我的批评家们说我在著作中宣称语言以外一无所有，我们被禁闭在语言之中，这实在让我惊讶不已；其实我说的正好相反。”④
保罗·德曼在《抵制理论》中收入了他与斯特法罗·洛叟的一篇访谈录(1983)。他对洛叟就其近作中“经常出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等字眼”的提问回答说，“我从来不认为我与这些问题无涉，它们向来是我优先考虑的。”⑤证明这一点很容易。德曼的著作向来关注意识形态、政治和历史，他关注文学研究中体制化了的意识形态错误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他想另外提出一种能够积极介入历史的形式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但这些参与形式与新批评一样，与完成民族文化价值观的转变这一任务却并不合拍。继新批评之后，理论的崛起是颠覆文学系的传统作用（培养继承本国文化的公民）的又一阶段。传统人文学科要培养具有统一的文化价值观的公民，理论的目的与之相反。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是对的，但需要指出：在美国，乃至在整个西方，理论上升为主宰之时，这大学教育的样板其实已经名存实亡。理论的崛起与其说是原因，毋宁说是征兆。理论只是对这种状态作出的积极反应，它是在坦然地对大学所肩负的另一项使命——理性地认识一切作出反应，却反而被错误地看成是它造成了这种状况。理论在本质上是跨民族的，难怪欧洲的理论不仅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的大学中被吸收传播，就像西方技术在全世界普及一样。
60、70和80年代的理论被仔细地研读吸收，以各种办法加以创新和应用，并被不断引入新的理论领域。新的文化批评在获取新知识、对体制和政治进行变革受到成效的地方，却总要自觉不自觉地吸收或改造时不时被它们自己诋毁的理论。等一会我将解释为什么会这样。
那种对于解构的错误描述，又笼统地被当作对“理论”的总体看法，在有些人看来，这似乎又成了为文化研究开辟一方天地的理由。当这种研究成为反对理论、并向外在批评回归时，则尤其是这样。于是我们听说，文化研究是对解构的形式主义批评倾向走上绝路后的一种反拨，还说大约在1980年，或更早一点，文学研究又转回到了外在的批评，又出现了政治化和重新历史化的倾向，要让批评对社会有用，让它成为妇女、少数民族、前殖民地在后殖民主义、后理论时期争取参政议政和思想解放的工具。“文化”、“历史”、“语境”和“媒体”，“性征”、“阶级”和“民族”，“自我”、“道德动因”、“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化”等等，以各种各样的组合成为新历史主义、新实用主义、文化研究、电影和传媒研究、妇女研究、“少数者话语”研究以及“后现代主义”研究的专用术语。⑥这张清单也不是人人都同意的。我们今天所谓的“文化研究”是一种异质共生、而且可以说是无定形的、包含了各种体制和实践的一个领域，很难说它有什么共同的方法、目标和学术体制。这一领域中各家各说之间争得不可开交，这本身说明所涉及的问题很重要。尽管其中有分歧，但这些新课题对于文化制品的历史的和社会的背景却都有共同的兴趣。它们趋向于认为，这种背景能够说明问题，甚至有决定性的作用。于是作者又回来了。宣布他／她的死亡为时过早了。主体、主体性、自我，连同个人动因、属性政治、责任、对话、主体互涉性等，也都回来了。对于传记和自传，对于通俗文学、电影、电视、广告，对于与语言文化相对的视象文化，对于垄断话语中的“少数者话语”的性质和作用，又出现了新的兴趣。
如在“电影理论”或“同性恋理论”中一样，“理论”仍在文化研究中起一种辅助的作用，但是，它却常常要被一种“回归”——回到前批评的、前理论的，强调摹仿、指涉和再现，认为文学及其他艺术品都是对其历史和社会语境的反映那样一种认识所取代。对于某些学者来说，根据我以上简单勾画的那种误解来拒斥基于语言之上的理论，便构成了他们转向新的外在批评的主要理由。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某些人需要如汤姆·科恩所说的那样，给理论“抹黑”，编一套瞎话，以便为一些新发展腾出空地呢？这种对于理论的误解给文化研究造成了什么危害呢？解构从来没有否定过语言的指涉性。从来没有。然而它看到了语言在示义指涉中无法避免的矢量(vector)，认为这是一个必须质询的问题，不能想当然认为它已经解决。作为文化研究，它仍然要依靠传统的关于文化的概念，倘若文化是国家或类似的社会实体、同一种族或性别的人群（如非洲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男性同性恋者、女性同性恋者等）通过训诲和灌输而普及的一种主体或主体性的产物，那么，就有必要抵制对于与这种文化观相关的所有的重要概念的解构性质询了。那些概念包括自我属性、动因、特定文化（主宰性的文化和少数者的文化）的统一性、以个人对其所属国家和社区的参与程度而界定的个性等。文化研究及其相关的新学科要想运作和发展，往往需要绕过对于这些概念的理论质询。这些概念，例如作为整体的文化与任何置身其间的主体属性之间那种镜象反映的关系，被一种重新整合过的指涉性粘在一起，而这种指涉性已再也经不起质询，再也不能继续当作一个问题了。正因为如此，于是在从事文化研究的人当中（至少是一些人），就产生了给“理论”抹点黑的必要。
“文化研究”这一术语本身表明，这门新学科在多大程度上又按照自己的界定接受了它将予以改造的传统大学的使命。那项使命是双重的：1.积聚和储存批判性的知识，既有物质性传记性的知识，又有文化知识，例如，作为一种很重要的文化形式的文学史知识；2.通过灌输民族文化来造就国家的公民，这一过程德国人称之为Bildung，在我们美国通常叫作“人文教育”。文化研究摒弃了第二项使命，因为完成了这项使命就会落入保守派之手，后者只允许中学和大学里只有一个文学典律，只传授一种文化价值观。然而，文化研究顾名思义已把文化作为研究、理解、储存的对象，所以已经包括了以上第一项使命。经过教育机构一段长期的教育，形式多样的文化便不再只是决定国民成为何种人的主体，而是像任何客体，像天体物理学和人体基因染色体一样，变成了被研究的对象。文化研究那么轻而易举地在美国大学中体制化，这似乎并不是因为迫切地想让少数者的文化在大学中得到反映，而是因为人们认识到文化研究很容易被研究型大学接受，并服务于它的一项传统使命。但是，像对待基本粒子或染色体变异那样把少数者文化作为大学研究的对象，很可能就会毁坏了这些文化，而不是保持它们的活力。倘若这些形形色色的文化全都要灌输给学生，而不仅仅是研究，那么反对文化研究的呼声甚至会更高。有些地方真的发生了这种情况，校方只好诉诸警方，以暴力相对，就像60年代末那样。总而言之，大学教育的设想是建立在具有统一民族文化的国家的概念之上，让学生变成同时掌握多种文化的人不太尽情理。要么，只能按眼下世界性消费经济对大学的冲击、把大学变成又一个跨国公司这样一个思路，对文化来一个脱胎换骨的重新定义。文化于是变成了时装一般无足轻重的东西，这无疑正是新的全球资本主义所希望看到的——全世界的人身穿退化了的民族服装，下面是一律的蓝色牛仔裤，一边还听着半导体收音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既生活在这种多元文化之中，而又不与浅薄为伍。
现在这些新发展——文化研究、妇女研究、各种少数者话语的研究等等，其方向还是值得赞许的。让迄今为止没有发言权的人说话，让妇女和少数民族、同性恋者、经济困难者说话，谁说不好？多样性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特点（我在此时此地1995年就我的“论题”谈美国），一个新的世界村社会正一天天向我们走来，让所有的种族特色在大学里都有一席之地，谁说不好？谁会反对利用这种研究去创造一个民主的未来——我们全部的政治和智性的努力所期望实现的目标呢？今天，通俗文化和各种媒体——电视、录像、电影对我们思想行为的影响远已超过了书籍，谁又会反对对它们作认真的研究呢？文化研究的一项基本工作就是描述和进行资料归档。不同媒体、不同文化的著述，妇女和少数民族的著述，都需要鉴别、分类、编辑、重新出版，使之重见天日，在大学里能够找到，大家能够看到，发挥有效的作用。
然而，让这些被人遗忘的著作进入课堂、课程设置、书籍、文章、会议、学习组，这只是开始，仅仅是知道还不够。如我前文所述，单纯把这些多元的文化归档，甚至还会使之变质，丧失了改变现存文化的能力。大学有一种很强的让一切都失去锋芒的还原力。
为什么会在1980年前后发生声势浩大的从基于语言之上的理论向文化研究的转变呢？这种转变无疑有其客观的必然性。这里有很多的因素。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新通讯交流技术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当然，这些变化贯穿于整个20世纪，只是在我们进入了电子时代以后变化更快了。当今的大学教师和批评家中，自觉倒向文化研究的是那些由电视和商业性通俗音乐文化培养起来的第一代年轻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小看电视听音乐比读书用的时间多。我不是说这些活动一定不好，只是说它们不一样。读书也能使人变坏，福楼拜笔下的爱玛·包法利，康拉德笔下的吉姆爷就是例子。新一代批评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一种日渐取代书籍文化的视听文化的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在参与书籍文化的同时，更希望学习和研究造就他们的那种文化也没有什么奇怪。
新的交流技术还在很快改变着人文学科中的教学和科研方式。伴随着这些变化，或者说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些变化，为单一国家服务的洪堡式大学正在被新技术化的、跨国的、为全球经济服务的大学所取代。我们处于变化的中心，因而难以看个分明。电脑对人文科学的革命性影响，有些显然夸大了，有些则是错误的。正如许多人所说，一台电脑，即使通过modem或Ethernet与世界计算机信息库联网，但换个角度看它仍不过就是一台名字更好听的打字机。当然，这赞美声背后的实际变化也不要低估，例如，修改方便，增删自如，文件的任意转移等等。所有这些便利会使电脑写作的熟手觉得，那写下的东西永远不可能是最后的完成形式，打印出的文稿只是永无止境的修改、增删和重新安置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不过，电脑可用于一般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应是没有疑问的。有些软件，如“超文本”⑦和多媒体，它们能在声光组合中重现旧时人们对于作品与作者、与其历史文化背景关系的看法。布朗大学信息与学术研究所的维多利亚文学工程似乎就是一例。它设想如丁尼生的《夏洛特的贵妇》这样的维多利亚文学作品，多少应放回到原先的社会经济和作者生平环境中去，例如与当时英格兰修建运河的事情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⑧但学生在各个“联接环节”上自行“挑食”，看似自由，却很可能掩盖了那些先行假设联系的不合理性，它们又会进一步强化历史背景对文学作品的决定性这样一些意识形态的假设。这一切都取决于设定哪一些“联接环节”，取决于使用者在设定新环节时的创造力。超文本在调动和运用肯尼思·勃克所谓的“不和谐视角”方面能非常得力。对传统的书籍而言，意义向来是一种线性的连续性，而现在，任何一种形式的超文本都将不容分说地化解掉这一假设。一方面，电脑之作为打字机、作为活字排版机还是任何其他技术装置，是由其用途所决定的。另一方面，电脑也好，打字机也好，活字排版机也好，又不仅仅是技术装置中的一种，它们都属于人在符号的产生、发送、接收和交流过程中为了弥补手臂、发声、听力和视力的不足而特制的装置中的一种。作为这样一种装置，电脑与打字机又很不一样。它在符号的产生、接收和交流方面有自己的全新模式。因而轻视它给人文学者的研究和教学方式及他们的智性活动空间所带来的变化是错误的。
也许，超文本不过就是以一种新的技术装置将以往语言所表现的，连同它们所裹挟的“生活”来一个有形的重现，使之可触可感。当然，这一点已经相当可观。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在将近结束时有这么一段，马塞尔为自己将要写的伟大作品采用什么形式陷入沉思，他发现，与一个人的相遇必然将包含导致这一相遇的其他一切事情，因此，马塞尔说，他认识到他需要一种新的叙述技法，一种与今天的超文本没有太大区别的三维技法：
我已说了，要描述我们与任何一个人的关系，哪怕只有点头之交，我们也无法避免回忆起一幕又一幕千差万别的生活场景。于是，每一个人——我自己也是这些个人中的一分子——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时间延续的度量，他像既自转、又绕着其他星体公转的天体，于是就按照这一圈一圈的运转，当然首先是按照他相对于我的各个位置，加以度量。因为在这最后的时刻，在这个晚会上，我意识到了自己正置身于这些各不相同的行星之中，时间似乎正在对我生命的各个不同成分作出安排，这一意识使我想到，这部试图讲述一个人生平故事的书不应该用我们通常所用的那种二维空间的心理学，而应改换一种非常不同的三维空间的心理学(d′une sorte depsychologie dans l′espace)，这一意识为我独自在图书馆冥想时复活的记忆增添了一种新的美感，因为当记忆把过去不加修饰地引到现在——当现在就是现在，而过去仅仅是过去的时候，记忆是会把时间中一个很重要的层面——生命度过的层面(cette grande dimension du Temp suivant laquelle la vie seréalise)克制的。⑨
《追忆逝水年华》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巨大的记忆资料库。马塞尔仿佛有一个供他驰骋于记忆之中的超文本程序。无论从哪里开始，通过一系列的联接环节，而且并不是按预先确定的通道，你最终都可以到达这巨大的记忆储存中的任何一处。我们读者也在这样做，叙述人来回陈述所形成的一个复杂体系不断引导我们做这样的事情。这与超文本中的联接没什么不同，当然读者得在他的记忆中储存好整个庞大的文本后，才能做超文本为你所做的那种事。安东尼·特罗洛普的《阿埃拉的天使》(1881)更有代表性，可以作为一个例子说一说。高明的读者只凭借一本书和他／她的记忆，无须借助于机器，只要把正在阅读的任何一段与前面的类似段落联接，实际上就创造出了一个超文本。
然而今天，当书本作为储存和寻回信息的主要方式行将告一段落的时候，人们仍会错误地以为，像《阿埃拉的天使》、甚至《追忆逝水年华》这样的作品，还是一部稳定不变的、有一个空间布局的有机整体。这种固定的文本从头到尾读一遍，就能给读者一个完整的意义。而在普鲁斯特的情况下，那就是要等到三千页以后。接受这一模式的读者会把阅读完全当作一个认知行为。我作为一个读者，在我积极地与文本“交流互动”之前，是不能产生意义的，因此说意义原先就在那里，要等我通过一种基本上是被动的接受活动去产生出来。相反，超文本则是一种外来的组织行为，它在每一个转折关头向读者提供通过文本的路径，或者让他／她自己去碰运气。这里没有什么“正确”的选择，没有什么客观合理的、先行存在的意义。超文本需要我们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便是超文本的是非对错准则(ethics)。超文本把阅读行为中意义的产生公开，它不是一个被动接受认知的过程。这样的以文字行事，并不是文本授权或文本所准许的。文本要求我去阅读。阅读是对这一要求的回答，对一切书籍（包括现在在Internet计算机信息网中的一切文本）都有义务阅读的回答。至于我们是否具体履行了这一义务则不得而知。一个文本最终是什么样则完全要由读者本人负责。
电脑上的超文本揭示了这一尴尬局面，让我们看到原先那些文学作品的另一副样子，它们原本是需要、而且也可能以许多不同方式阅读的超文本，而一切阅读，即使是最普通的线性的阅读，都如普鲁斯特所描述的人类时间的基本结构那样，是一种在文本的记忆中来回不断的穿插。对于这种运动的、无根基的、无法把握的往复，Internet所呈现的固定的视觉空间形象就不够了，它们既不能很好地处理如Myst⑩ 那样的光盘只读储存器上互动多媒体所包容的语言、符号或记号系统，也不能处理自产生《追忆逝水年华》和《阿埃拉的天使》这种印刷读物时代以来所有的小说中所包含的语言符号信息。文学作品是Internet Galaxy 系统(11)上的黑洞。Internet上也有文学和文学性的存在，使之不能成为全然无阻的信息高速公路，不能把它看成公开的秘密。关于信息的传递被存在于任何符号系统或文本的“文学性”或“修辞性”成分所阻遏、即使是最最“科学化”了的系统也不例外这样一种现象，还可以有很多的话说，但我必须另文陈述了。(12)
我在这篇论文中谈了美国的文学研究在二战以后所发生的变化，而且试图把某些新近发生的变化与日益主宰美国文化的新型交流技术结合起来——如电影、广播、电视、录象、复印机、电磁传真、电脑等。这些新的交流技术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文化普及到人的方式（不再像过去那样通过印刷物，而是越来越通过电影和电视一类视像形式），而且极大地改变了研究它们的方式（越来越通过电脑，而且是功能越来越多、能更有效地把图像、电影、声音与文本结合起来的电脑）。这一变化的速率与中国的情况显然不尽相同，但这些新的交流技术手段确实对美国的文化形态和研究方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篇论文或许能帮助了解在美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那些变化。
注释：
①威廉·李玎斯是一位毕业于牛津大学的、杰出的青年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比较文学系副教授，1994年10月31日因班机失事在美国的印第安纳罹难。这篇论文深受他思想的启发，尤其受他一部未完成的著作的启发。那部初步定名为《超越文化的大学：关于卓越的思想》（哈佛大学出版社即出）的论著，包含了关于当今西方研究型大学是如何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极好的讨论，是眼下论述西方大学演变的许多专著中最好的一部。我希望这一献词能在中国也引起对他生前著作的关注。
②参见Paul de Man，“The Return to Philology”，The Resistence to Theor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6)，pp.21-26.关于它如何体制化的讨论，我参考了Benjamin Brower 50年代在哈佛大学“人文课程6”的讲述。
③Jacques Derrida，“Mochlos ou le conflit des facultés”，Du droit à la philosophie(Paris： Galilée，1990)，p.424.我自己的英译。
④Richard Kearney,Dialogues with Contemporary Continental Thinkers(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4)，p.123.
⑤Paul de Man，The Resistence to Theory.
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由 Frank Lentriccia 和Thomas McLaughlin主编的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1995年增改版中新增加的一些词条，如“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欲望”，“伦理”，“多样性”，“通俗文化”以及“阶级”。在1990年的时候，这些尚不算“文学批评术语”，而现在它们已经是用来把过去的书重批一遍的重要词语。以一串标语口号式词语或“空词儿”( buzz words)来指导思想是这些新发展的典型特点。另一个例子是 Antony Easthope 在Literary into Cultural Studi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1,p.129)中列举的“供一种新范式的术语”；“体制，符号系统，意识形态，性征，主体地位，他者”。Easthope 说这一串抽象术语如需要还可以继续增加。它们不是一个封闭体系，只不过碰巧是文化研究所感兴趣的。与其他文化批评家一样，Easthope非常不想把继续容纳其他课题的门关上。另外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艺术教授康拉德·埃特金森于1994年8月5日致《纽约时报》信中的最后一段。他赞成在距独立战争重要战场遗址曼纳萨斯5公里处修建一迪斯尼式的公园，其理由是反对的意见其实与攻击摇滚乐和猫王埃尔维斯·普莱斯利一样势利，况且视觉经验也可与话语意义一样复杂和微妙（对后者我是同意的）。埃特金森说：“请记住，你永远不知文化将来自何处；你永远不知文化将是什么样子；你永远不知何时何地将需要文化；你永远不知文化将干点什么；你也不知文化的目的是什么。”（《纽约时报》1994年8月16日，星期二，A14版）在这段出语不凡的陈述中，文化成了包医百病的无形的灵丹妙药，或换个说法，成了在普遍性、影响力及不可见性方面与意识形态相当的同义语。它无处不在，无法定义。“文化研究”于是成了对于一种无法研究的对象的研究。世上一切都是文化，你永远不知它指的是什么，它是干什么的，它的目的是什么。也许埃特金森的意思是，正因为你永远不能事先知道什么将变成文化，因而你应该怀疑什么都可以是文化而研究它；也许世上的任何东西都可能是文化，因而文化研究值得去研究它。
⑦超文本是一个非线性的电脑文件，因为它里面包含了通向其他文本、图像和声音的“联接环节”（键入指定的关键词即可驱动）。以梭罗的《华腾湖》的超文本为例，当梭罗提及新英格兰的一种鸟，你键入鸟的名字，屏幕上立刻就会显出鸟的图像，有关鸟的一些情况，以及它的鸣叫声。由此可见，超文本只能在电脑上阅读。
⑧我在Illustration(London：Reaktion Press and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37-43.)中讨论了这个以及相关的问题。另外还可参见 George P.Landow，Hypertext，The Convergence of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 and Technology(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2)。此书是迄今为止讨论超文本与人文研究的最好论著。此书供 MS Windows或 Macintosh 用3.5英寸盘片的超文本版本Hypertext in Hypertext 在Johns Hopkins Press有售。
⑨Marcel Proust，“Time Regained” ，trans.Andreas Mayor，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III，New York：Vintage Books，1982，P.1087；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Bibliothèque de lapléiade，IV，Paris：Gallimard，1989，p.608.
⑩Myst是一种光盘只读储存器中的多媒体作品，现在美国非常普遍。它是一种集电脑游戏、互动型侦探故事以及充分开发的电脑图像各种可能性的奇怪的组合。“游戏者”面对他／她自己在电脑屏幕上联接各种对象而形成的一个场景。游戏的目的是重构隐匿在图像中的一个故事，尽管实际上有好几个不同的故事，至少有好几个不同的结局。
(11)一个巨大无比的世界计算机信息网的名称。
(12)此文系正在写作的专著中的一章，书名初步确定为《他者：文学作为银河信息网中的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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