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本土经济学的多元时代及其终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本土论文,经济学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思想史上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余年时间，即1918年到1939年，称为美国本土经济学的多元时代(Pluralism)。在这一时期，美国的经济学异常繁荣，同时存在多种经济学传统，其中任何一种学术传统都没有取得压倒性的优势，而且在方法和理论上都对经济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美国解决当时和后来的重大现实经济问题提供了政策基础。各种学术传统之间有明显的分歧，甚至尖锐的对立，但它们和平共处，尽管不时有争论，但都有着比较一致的目标，那就是丰富经济学的内容，解决现实经济问题。多元时代同时也是非正统经济学的黄金时代。以制度主义为代表的美国非正统经济学派在多元时代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但好景不长，随着“新古典霸权”逐步确立，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经济学界再也没有出现过“百花齐放”的局面，新古典正统一统天下，正统经济学的发展道路越走越窄。
一、多元时代的基础
美国本土经济学在这一时期之所以表现出多元的特征，而不是由正统经济学一统天下，得益于19世纪后半期美国本土经济学走上了一条自主发展的道路。
美国内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社会各方面都表现出不同于英法等欧洲国家的特征。在经济方面，美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在19世纪末其制造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随着制造业规模的扩大而发生的企业兼并浪潮，美国经济逐渐被垄断组织所支配。一方面是大规模生产以及随之而来的垄断，另一方面是政府对垄断的管制，使得自由竞争的信条在美国社会得不到普遍的认同。与经济高速增长和垄断相伴随的，是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的产生：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农民境况的恶化、道德沦丧、激烈的劳资冲突。面对这些社会问题，英法传统的古典经济学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甚至在古典经济学体系中根本没有涉及这些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在经济学界，一部分人坚持英法古典传统，比如萨姆纳、邓巴(Charles F.Dunbar)以及稍后的陶西格(Frank W.Taussig)、劳克林(James L.Laughlin)；另一部分人成为刚刚兴起的边际主义的支持者，比如纽科姆(Simon Newcomb)以及后来的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费雪(Irving Fisher)。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边际主义，在美国现实面前多少都显得有些无能为力。于是大批青年经济学家来到德国，跟随历史学派的晚期代表人物们学习经济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伊利(Richard T.Ely)、帕滕(Simon N.Patten)等。学成归国的年轻人们并没有完全照搬历史学派的学说，他们把历史学派的方法和理论与美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美国特色的经济学。美国自己的经济学——制度主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1899年，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出版。另一方面，正统经济学阵营的经济学家也没有完全照搬来自欧洲的古典、新古典学说。以克拉克为代表的美国正统经济学家对传统学说加以改造，产生了原创性的理论成果。同样在1899年，克拉克的《财富的分配》出版。
学术界各种思潮的涌现不可避免地产生争论。但这种争论是在一种自由的环境中发生的。学者们都想要解决美国社会存在的问题，都想要推动美国学术的发展。这种宽松的学术氛围为创造性的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制度主义经济学、古典经济学以及新古典经济学这三股学术力量，在这样的氛围中培育着自己的果实。经过20世纪前20年的积累，使美国本土经济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二、多元时代的表现
多元时代的美国本土经济学尽管异彩纷呈，但还是可以大致归纳为三股力量：以哈佛大学的陶西格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传统，以克拉克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以及以米切尔(Wesley C.Mitchell)、康芒斯(John R.Commons)、汉密尔顿(Walton Hamilton)、约翰·莫里斯·克拉克(John Maurice Clark)等为代表的制度主义。
(一)以陶西格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传统
陶西格是哈佛大学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他在关税理论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他的教科书《经济学原理》(初版于1911年)广为使用，他在担任《经济学季刊》主编期间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不同学术思想。所有这些使他赢得了广泛的尊重。
在这个阶段，陶西格的研究涉猎很广，包括传统的价格理论领域(Taussig，1921)、对成本差异问题的讨论(Taussig，1923)、利息问题(见Dorfman，1959)、公用事业管制(Taussig，1930)等。不过他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国际贸易等方面。在国际贸易领域，他自认为延续了古典传统，但在李嘉图传统中对金本位下的国际贸易进行了发展和修正。关于自由贸易问题，陶西格认为自己是自由贸易的有保留的支持者，这是因为他支持古典的比较优势学说，他将这一学说看作国内劳动分工的一种简单的国际推论。但是，他又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幼稚工业保护的观点，同时自己又发展了一种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在理论上可以通过征收进口关税从而增加黄金输入而获益。这是因为出口产品在海外有很旺盛的需求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获益是最大的(Taussig，1927)。陶西格不仅自己在国际贸易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还培养了一批国际贸易领域的优秀学者，比如瓦伊纳(Jacob Viner)、安格尔(James W.Angell)、格雷厄姆(Frank D.Graham)、威廉姆斯(John H.Williams)等。他鼓励这些学生结合国际经济的新发展，对他自己的学说进行修正，也鼓励他们开展国际资本流动等领域的经验研究。
从陶西格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和政策主张来看，明显地打下了这个时代的烙印：既想坚持古典经济学传统，又不能无视现实。于是陶西格的思想中充满着折中和谨慎。这也是他领导的哈佛经济学家的特征。
陶西格在哈佛领导的古典传统的经济学家中，比较突出的是卡弗(Thomas N.Carver)和巴洛克(Charles J.Bullock)。卡弗主要从事社会经济学研究。早在1919年，他就阐述了社会平衡的观念，认为这是保持进步的核心。但他反对为了实现平衡而采用社会立法等措施(Dorfman，1959)。巴洛克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他早期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精确地表述了可变比例法则(Law of Variable Proportion)，这是收益递减法则更一般的形式。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数不多的严肃探讨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家之一。此外，他对美国国际收支的研究也是先驱性的(Dorfman，1959)。
总的看来，无论是陶西格，还是卡弗和巴洛克，他们都希望对古典传统进行修正，以适应美国经济的现实。他们从事的工作在经济学发展史上的确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也为哈佛大学赢得了国际性的声誉。陶西格是他这一代人中获得英国剑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的惟一美国经济学家。但是，他们的主张与美国经济的现实总是显得格格不入。或者说，他们改造古典传统，使其适应美国经济现实的努力并不成功。
(二)以克拉克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传统
克拉克无疑是美国最杰出的正统经济学家，他提出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不仅使自己赢得了国际性的声誉，也标志着正统经济学在美国的崛起。克拉克在世纪之交提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在那时，他是一个开明的经济学家，并不完全赞同传统学说，寻求对其进行修正和补充。到了多元时代，克拉克继续从正统经济学内部对它进行改造。这一时期，致力于改造正统经济学的美国新古典经济学阵营中，比较杰出的人物还有西格(Henry R.Seager)、塞利格曼(Edwin R.A.Seligman)以及阿尔文·约翰逊(Alvin Johnson)。
在这个阶段，克拉克继续着他关于静态学和动态学的探讨，这些探讨其实在1907年出版的《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Essentials of Economic Theory)中就已成型。克拉克严格地区分了静态学和动态学的分析性目的，认为只有在劳动和资本没有变化、没有技术的干扰、消费者偏好没有变化、没有竞争的障碍这样的静态条件下，实际价值才服从边际效用原理。也只有这样，劳动的边际产品才与名义工资相一致，资本的边际产品才与名义利率相一致。此外，克拉克的一个广为接受的思想是对资本和资本品的区分。在动态学领域，克拉克作为开创者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克拉克认为，与利息相区别的纯利润只在静态下存在。纯利润是超过成本的一个剩余，也就是大于生产要素的收入的一个业务收入。他将利润的来源归于企业家对发明和技术创新的利用。因此，它是一种暂时的收入，会在竞争中消失。他的动态学思想更主要的贡献在于启发了后人，比如他的儿子J.M.克拉克。乘数原理、加速原理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理论，正是来自小克拉克。
塞利格曼是率先系统阐明现代意义上的税收政策的发展和标准的经济学家。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税收体系通常与国家的需要和发展状态相一致。税收的原则伴随着民主和自由的发展，在现代已经呈现出理想的特征，这些原则包括：第一，也是最根本的原则，从财政的角度来说，税收体系要能够产生足够的收入；第二，从行政的角度来说，税收要方便而且经济地征收；第三，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税收对经济生活的干扰要尽可能地小(Seligman，1925)。西格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劳工问题、产业组织和社会保障。他是率先提议将最低生活水平与工资挂钩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也支持通过立法的形式规定非熟练工人和非工会会员的工作时间。他支持工会，因为由于工会的存在，使得雇主之间的竞争更加公平。他也支持同业公会，它可以起到限制垄断的作用(Dorfman，1959，pp.267-272)。约翰逊一直被视为克拉克的边际主义学说最忠实的拥护者以及最清晰的阐释者。他是当时美国颇有影响的研究机构“新社会研究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创立者，是当时最有影响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的主编之一。他的教科书《经济学入门》(Introduction to Economics，1922年新版)是当时流行的经济学教材之一。在农垦经济学这一新领域，他是当时的权威(见Dorfman，1959，pp.272-275)。
除了以上几位经济学家之外，与克拉克这个集团有着密切联系的，还有几位更加坚定地接受边际主义学说的经济学家，他们是费特(Frank A.Fetter)、达文波特(Herbert J.Davenport)和泰勒(Fred M.Taylor)。克拉克这个集团的经济学家们自己非常关注理论的新发展，但在对下一代经济学家的培养中，并不反对他们接触非正统的学说。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流行的教科书的编写者。与过去的教科书相比，他们的教科书最重要的变化是对待政府的态度，不再一味排斥政府，都提到了政府与经济的关系以及政府管制经济的功能。但这些变化都局限于正统价值理论的框架之内。在教科书的不断修订中，增加了公共财政、经济周期、社会保障、劳工问题、垄断问题、公用事业、自然资源保护等内容。这些内容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是制度主义者对正统经济学发起的挑战的结果。
(三)制度主义经济学
制度主义在这一时期的阵营和影响都要略大于上述两个学术传统。始于1918年，终于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制度主义运动”(详见杨伟、张林，2008)，无论从参与的制度主义者的人数、他们在学界的地位、对正统经济学的批判，还是从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影响来看，都可谓声势浩大。但是，制度主义运动期间的制度主义者关注的重心，不是制度主义理论的构建，而是寻求解决现实问题。因此，从理论传统的意义上来说，制度主义在这一时期的美国本土经济学中并未取得压倒性的优势。也正是从理论传统的角度出发，制度主义运动本身不是本文介绍的重点。我们在这里主要介绍制度主义的三位奠基人凡勃伦、米切尔和康芒斯在这一时期取得的理论成就及其影响。
美国本土经济学进入多元时代后，制度主义的开创者凡勃伦也进入了自己学术生命的晚期。与过去的辛辣和晦涩的文风相比，这一时期凡勃伦作品的讽刺风格弱化了不少，行文也更为直接。这使得那些隐含在他的早期作品中的思想更为明显。此外，他的著作也赢得了更多的普通读者。凡勃伦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1919年出版的《特权阶级与普通大众》(The Vested Interests and the Common Man)、1921年出版的《工程师和价格体系》(The 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以及他的最后一部著作，1923年出版的《缺位所有权与现时代的企业》(Absentee Ownership and Business Enterprise in Recent Times)。
在《特权阶级与普通大众》中，凡勃伦承认企业主导的金钱秩序下确实存在相当水平的繁荣，但繁荣并非来源于金钱秩序本身，而是得益于自然资源的增加和人口增长。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对工业的控制本应由工程师之类的技术人员来施行，但由于制度的持续性，对工业的控制通过公司这种形式交到了金融巨头手中。金融巨头控制下的生产企业不可能充分发挥它的生产能力，因为金融巨头等“特权阶级”的目标是金钱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产出水平的最大化。以增加产出为核心目的的机器过程，逐渐对特权阶级为获得高额利润而限制产量的行为漠不关心(Veblen，1919)。正因此，企业的权力无限膨胀，它的恶果终将显现，那就是凡勃伦刚刚去世后就爆发了的大萧条。在《工程师和价格体系》中，凡勃伦提出了一个“技术人员苏维埃”的设想，以此来推动技术进步，克服制度的障碍，实现社会进步(Veblen，1921)。这是凡勃伦为制度主义体系提供的一个行动理论。在最后的著作《缺位所有权与现时代的企业》中，凡勃伦继续了1904年出版的《企业论》中对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讨论，并预言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灾难性的崩溃(Veblen，1923)。1929年，凡勃伦预言的灾难不幸降临。
凡勃伦的学生米切尔被视为多元时代美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Coats，1992)。他因1913年出版的《经济周期》而成名。但他不只是一个经济周期理论家。实际上，他的经济周期研究有一个更广阔的基础，是从他关于动态学的观点中发展起来的。米切尔相信，经济周期分析对确定现代货币经济的性质和功能提供了一个更广阔、更实际、更有力的方法。最重要的是，他感觉到这种过程模式能够为对经济实行有序的社会控制提供手段。在这种过程模式中，如果能包括对心理学的、历史的以及数量素材的检验，这些研究将更为有效。他认为人的反应、本能、能力和倾向由于日常生活而固定下来。但是人类发展了更有效的使用天赋的方法，赋予了它们制度上的特征。正是社会习惯的变化或者制度的变化使得现在的行为不同于过去(米切尔，1927)
1920年，米切尔组建了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成为其研究主任和精神领袖。NBER的第一个研究项目是国民收入及其分配。此后，NBER的主要研究项目是根据经济现实的发展不断对米切尔的《经济周期》著作进行修订，包括使用国民收入数据进行修订。他们对经济周期的研究，是希望社会形成一种经济周期意识，也就是说，经济是按一种循环模式运行的：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每一个阶段都是前一阶段不可避免的结果，每一个阶段跟随着出现。最重要的是，NBER在经济周期领域的研究表明了一个事实：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内部因素导致的。
正如多夫曼指出的那样：“米切尔在他的职业内部和外部都取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此前很少有这样一位非正统的、原创性的、有着过人观点的社会思想家能赢得他同时代人如此的尊重、认可和接受。……此外，他所相信的美国经济的长期进步将实现人类整体的物质和社会的改善是这个时代得到确认的信念。……他的工作所呼吁的是坚持改进现存经济秩序的方向。这种建设性的态度使米切尔得到这个阶段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的尊敬”(Dorfman，1959，pp.376-377)。
康芒斯是凡勃伦的同时代人，他开创了一个不同于凡勃伦体系的制度主义传统(详见张林，2006b)。“在为公共政策改革设计方案以减轻工业体系的缺陷方面，任何经济学家都不及他”(Dorfman，1959，p.377)。康芒斯的大量改革努力20世纪初期在美国州一级政府得到贯彻。他主要关心的是实现一种健康的资本主义，或者“进步的个体主义”。他认为个人可以通过工会、公司、贸易协会、教会、国家等组织或者团体，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康芒斯主张更大地扩张政府的作用，由政府通过各种工具保护和引导经济秩序(康芒斯，1924)。康芒斯是多元时代对美国经济政策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他的最大贡献就是倡导通过“委员会”的方法来解决公用事业管制、劳资冲突等问题(Commons，1996)，这种方法在美国沿用至今。
尽管康芒斯属于非正统的甚至是激进的制度主义传统，但在这个阶段，康芒斯比过去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承认。在20年代，他被视为美国劳工运动的权威领袖。作为行政法和委员会的权威以及货币和银行立法的顾问，他尤其在法律界和政府官员中享有极高的声誉。作为非正统学说的领袖之一的康芒斯的思想变得如此流行，那是因为它特别吻合时代精神。他的结论总的来说是乐观的。他脱离了古老的自然权利思想和高度简化的快乐-痛苦动机心理学，他的思想与美国的实用主义密切相连。不幸的是，他的著作有些松散和前后不一致。不同的人在他的观点中都能找到支撑，结果，他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冲淡了。
当然，多元时代并非只是表现为这三种学术传统的并存。除了这三股主要力量之外，农业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运输经济学等等分支学科也在迅速地发展。只不过这些分支都大致可以归属到这三个学术传统内。
三、多元时代的特征
美国本土经济学的多元时代表现出以下一些特征：
首先，尽管三种学术传统之间，尤其是制度主义与其他两股力量之间的争论一直不断，但这种争论是在平和的环境中发生，或者说争论者之间的态度是友好的。比如凡勃伦，尽管他猛烈抨击、甚至辛辣地讽刺正统学说，但这并不影响美国老一辈正统经济学家劳克林对他的赏识：正是劳克林聘请他来到芝加哥大学，开始了自己辉煌的学术生涯。凡勃伦与克拉克这两位美国本土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在学术思想上是敌人，但在个人生涯中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再比如当时的芝加哥大学，制度主义者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平共处。小克拉克和奈特(Frank Knight)在芝加哥大学共事了很长时间，尽管一个是非正统经济学的代表，一个是正统经济学的大师，但二人的思想却相互促进，个人关系也非常好。克拉克父子也可以作为这里的例证。父亲是正统经济学在美国的领袖，儿子是反对正统经济学的制度主义运动的领袖之一，但小克拉克的思想直接来源于父亲对动态经济学的倡导。
其次，这一时期的美国本土经济学不存在霸权。尽管制度主义者在学术竞争中稍占上风，但却没有表现出党同伐异的霸权作风。更重要的是，多元时代不存在研究方法的霸权，这与后来正统经济学一统天下的时代形成鲜明的对照。多元时代的经济学家对科学的精神有着统一的认识，那就是无论使用什么方法，只要考察的过程是科学的，得出的结论就应该受到重视。在这种对科学精神的统一认识下，表达思想的方式并不重要，文献中使用什么方法也不重要，是否追求价值中立和政策的中立也不重要。科学考察的客观性是考察层面上的，而不是信仰和政策含义上的。
最后，问题导向的研究是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学家的共同特征。严格地说，多元时代的美国经济学家并没有取得多少突出的理论成就，他们的重心都放在如何解决现实问题上。无论是大萧条之前，还是大萧条以及“新政”时期，当然还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种学术传统的经济学家都积极投身社会服务，进入政府部门为政府政策出谋划策，或者负责政策的执行。也正因为问题导向的研究这一共同特征，使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不仅是不同学术传统之间的经济学家，还包括同一学术传统内的经济学家)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目的：解决问题。
四、制度主义的衰落、新古典霸权的确立与多元时代的终结
美国本土经济学的多元时代随着制度主义者发起的“制度主义运动”的衰落(也意味着制度主义的衰落)而终结，美国本土经济学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学进入“新古典霸权”时代(杨伟、张林，2008)。我们首先分析制度主义运动衰落的原因，然后结合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某些观点，从多元时代的终结中得出一些引以为戒的教训。
(一)制度主义运动的衰落
制度主义运动的衰落表现为它的三个大本营——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布鲁金斯研究院——的衰落。在哥伦比亚大学，制度主义者遭到越来越多的攻击，他们的影响日渐弱化。这里的经济学开始逐渐转向正统学说。先期来到哥伦比亚大学的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以及后来的弗里德曼、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哈特(Albert Hart)、维克里(William Vickrey)等人开始逐渐取代米切尔、J.M.克拉克等人的位置。1944年，米切尔退休；克拉克1953年退休。50年代以后的哥伦比亚大学已经再也没有制度主义者的位置(Rutherford，2001)。在威斯康星大学，制度主义的衰落更早一些。由于康芒斯和他的学生将主要精力放在政策设计上，康芒斯的学生中留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的人很少；加之大萧条后威斯康星大学出现严重的财政困难，难以聘请高水平的经济学家；而康芒斯等人关注的劳动立法等问题逐渐被归为公共政策和行政领域，被纳入新成立的公共管理和产业关系学院的研究，威斯康星大学的整个经济学都走向了衰落(Rutherford，2005)。随着当时制度主义的领袖之一汉密尔顿转投耶鲁大学，布鲁金斯研究院1930年解散(Rutherford，2003，2004)。
以下原因直接导致了制度主义运动以及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衰落：首先，随着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更加严密的逻辑在与制度主义者相对零散的观点的对比中占得上风，吸引了大批经济学家，包括一些制度主义者。比如科普兰、J.M.克拉克对凯恩斯经济学也表现出明显的好感(Rutherford，2006)。其次，计量经济学的兴起使制度主义面临严峻的挑战。此前，米切尔在NBER领导的研究是当时惟一能够对经济问题进行检验和预测的经济学。但20世纪30年代计量经济学兴起后，由于制度主义者从事的数理分析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在与计量经济学的对比中逐渐失去了支配地位。第三，制度主义者逐渐失去了法学、心理学等“盟友”的支持。失去了其他学科的支持，制度经济学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它的理论基础正受到来自它原来所依赖的那些学科内部的挑战，这些学科的专业化逐步加强，但制度经济学却还没有形成成熟的体系，它要依赖于其他学科，但其他学科正在抛弃它。最后，在挑战面前，制度主义阵营内部开始分裂。1934年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出版后，部分制度主义者对康芒斯的理论还能否称为制度经济学表示了怀疑(Rutherford，2001)。1944年，对后来的制度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艾尔斯的《经济进步理论》出版后，遭到了一些制度主义者的批评，J.M.克拉克的反应也非常冷淡，而多夫曼在他的美国经济思想史的鸿篇巨著中对这本书只字不提(Dorfman，1959)。
(二)教训
在我们看来，以上只不过是导致制度主义运动衰落、从而多元时代终结的表面原因。借用SSK巴黎学派的代表、法国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倡导的“行动者-网络分析”(Actor-Net Analysis)方法来说(拉图尔，1987；拉图尔、伍尔加，1986)，制度主义运动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主义者没能形成一个足够强大的“网络”，从而在与正统经济学的较量中败下阵来。或者说，制度主义的“网络”中缺少了统一的理论体系这个最为关键的元素。
制度主义运动时期，尽管制度主义经济学在美国经济学界稍占上风，但古典经济学、边际主义和处于成型时期的新古典范式这些正统经济学说也不乏支持者。正统和非正统两个阵营都在构建自己的“网络”。从制度主义这方面来说，它的“行动者”包括米切尔、康芒斯、小克拉克等在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包括“制度主义运动”这一实践制度主义者主张的事实本身，包括NBER这样的著名组织，也包括NBER等研究组织从洛克菲勒基金、卡内基基金等机构得到的巨额资助。可以说，制度主义的行动者们在这些方面的行动能力超过了正统经济学。但对制度主义来说，最致命的是，它对理论体系的构建并不积极。制度主义者纷纷把精力集中在解决现实问题上，使得凡勃伦建立的制度主义的庞大体系没有得到清晰的解释和提炼；康芒斯自己那个同样庞大而且表达晦涩的理论体系也仅仅是他自己的行动指南，没有得到普及；米切尔沉迷于经济周期的研究，但是重点在于对经济周期的统计描述和预测，而非经济周期理论；J.M.克拉克尽管在营运成本(overhead costs)、加速数等问题上开研究之先河，但在理论细节上的突破并不足以支撑制度主义的整个理论大厦；汉密尔顿等其他杰出的制度主义者同样只留下了供后人去发掘的思想。这样，制度主义的“网络”中缺少了一个足以吸引更多元素的核心。加之制度主义的诸多学术盟友——比如本能-习惯心理学、现实主义法学、实用主义哲学——开始转向或者日渐式微，原有的一些行动者离开了制度主义的“网络”；而且制度主义也没有努力向欧洲这一当时的经济学学术中心扩大他们的影响力。
正统经济学同样在构建自己的网络。这一时期，除了J.B.克拉克之外，费雪、陶西格、瓦伊纳、奈特等美国杰出的正统经济学家的影响远不及制度主义的领军人物；他们的实践、组织、金钱等这些行动者的行动能力也无法与制度主义相提并论。但是，正统经济学抓住了理论构建这一网络的核心，并且为他们的网络穿上了一件漂亮的外衣。从这个时期开始，正统经济学面对自由竞争经济日益被大规模企业支配的经济取代这一事实，在自己的理论体系内部开始发展垄断竞争或者不完全竞争理论；到30年代提出成熟的垄断竞争或者不完全竞争理论后，正统经济学理论体系取得了增量上的发展。同时，分析工具的创新(比如无差异曲线这个工具的普及)为巩固边际革命的成果提供了保障。面对失衡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凯恩斯革命同样从正统经济学理论内部进行了重大修正。这样，正统经济学网络的核心不断得到加强。另一方面，正统经济学不断吸纳新元素补充自己的网络，而且还吸纳了一些制度主义阵营中的元素，比如克拉克从米切尔的经济周期分析中衍生出来的加速原理以及乘数和加速数的相互作用，后来成为萨缪尔森对这个问题的分析的思想源泉之一。此外，30年代欧洲战云密布让一批经济学家移居美国，加强了正统经济学的网络。
理论上的工作和强援的到来开始分解制度主义的网络，但真正让制度主义在网络的竞争中败下阵来的，还是正统经济学网络编织它那件漂亮外衣的努力——“形式主义革命”。严格地说，经济学中的“形式主义革命”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但这一时期已经开始酝酿这场革命。那就是考尔斯委员会(Cowles Commission)大力倡导的计量经济学登上了经济学史的舞台。计量经济学的出现使得制度主义不再是惟一能够进行度量和经验检验的经济学，而且，在强大的理论支撑下，正统经济学开始藐视制度主义者进行的度量和检验。比如库普曼斯就毫不客气地指出，米切尔的统计工作完全是“没有理论的度量”(Koopmans，1947)。
五、结论
多元时代的美国本土经济学异彩纷呈，为正统和非正统两大经济学体系都留下了诸多理论遗产，同时也表明，经济学的繁荣离不开互相对立的学派之间的竞争。多元时代结束之后，“新古典霸权”得以确立。一旦没有了竞争，新古典传统虽然看似走上了一条风光无比的大道，但这条路却是越走越窄，沉迷于不断地精细化以及对细枝末节的处理，再难产生有分量的思想，致使正统经济学在今天面临空前的信任危机。
制度主义在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并非因为它缺乏理论，而是疏于纯理论研究。制度主义的理论价值后来得到了证明，那就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继承凡勃伦—艾尔斯传统的“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兴起，成为当代美国最重要的非正统经济学流派。但是，新制度主义在今天面对的学术环境与多元时代大相径庭，新古典正统无时无刻不在压制非正统学说的发展，甚至诋毁非正统学说的价值。错过了多元时代的非正统经济学，其发展举步维艰。
今天对新古典正统的质疑渐增，演化经济学之类的替代性学说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但要在“新古典霸权”时代与正统经济学相抗衡，最终形成一支重要的替代力量，必须把重点放在纯理论工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