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内部治理中两种权力的契合——基于对美国私立大学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学论文,两种论文,私立论文,美国论文,权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学治理是“大学内外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重大事务决策的结构与过程”[1]。大学内部治理指的是，大学内部不断应对变化着的环境因素和资源约束、诸多利益相关者和其他治理主体对自身的治理。在失学内部治理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契合是大学治理机制中的核心问题，本文以2010年卡内基教学基金促进会基本分类中被列入“从事非常高级研究活动”之列和2010年THES公布的全球前200位大学排行榜交集中的30所美国一流私立(非营利)研究型大学为研究对象，探究大学治理中学术权力机制与行政权力机制，以及两种权力得以契合的基础。 一、大学内部学术权力的机制分析 学术权力指的是学术人员和学术组织所拥有和控制的权力，主要用于以学术人员和学术组织(如教授会、学术委员会等)为主体对学术内容与方法等学术事务的管理[2]。学术性行政领导因其扎根于学科的身份，与构成教师共治组织的个体在学系这一基层汇聚，学系演绎的开放式的治理机制自下而上改变着个体大学的学术力量。 大学内部学术力量系大学内扎根于学系的学术治理机制，这一机制源于中世纪行会式的学术组织——如今已成为跨越大学边界、自我规范、自我延续的学科组织——他们内置于各大学，以学系为主要形式存在，学系聘用新手，试用期内，教师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在全国乃至全球声誉良好的杂志上刊发研究成果，竞争研究经费，期间学系安排人员与其探讨研究进展，试用期结束，教师要么获得终身教职，要么离职，或者争取延期评审。终身聘用的承诺是大学保持质量的一个重要的组织承诺，提供终身教职的标准决定着大学质量，但能否识别高质量的教师，取决于个体大学内各学系有效决策的能力，大学或者内生、或者通过学术市场获得具有有效决策的引领者。 这一机制凸显的是美国大学最重要的部分——学术组织为教师决定质量标准的权力。这种质量标准全国通行，对于内置于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学系而言，其寻求来自最著名大学最著名专业的哲学博士毕业生，根据哲学博士毕业论文等判断其研究质量及未来的生产力，并提供岗位，学系不断追问的是：我眼前的这个学者是否已处于学术前沿以至于可以引领同行，或至少是可以和同行匹敌，以至于值得我提供终身聘用？个体大学内的学系质量，通过学术市场被不断强化。 学系内部学术治理机制这一规范有序的过程始终不是风平浪静，期间，全国范围内乃至全球范围内争夺优秀研究人才的市场给大学带来巨大压力，这一市场设定用以判断最高研究质量的绩效标准。一个不断获得研究经费、学术成果丰硕的学者，很有可能因为寻求更适宜的工作环境或受到其他大学更好的薪资待遇、更慷慨的研究支持的承诺而离职。大学及其学术组织必须不断筹谋这样的竞争。 学系内部的治理还凭借另一个重要因素-优质生源。学生不仅带来学费，也是校内外判断学系质量的标准，为学系的学术治理机制推波助澜，因此构成另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争夺优质生源的机制体现在两个层次。在上层，大学向最好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各种福利，其中大学可以向学生提供的在校经历很重要，教学质量、课程的深度与广度、课外学习的机会，吸引人的专业、可能的学术发展前景，这些都是优秀学生关注的，因此，也最能吸引他们。如同最好的教师需要图书馆、实验室、职员的支持，最好的学生需要优秀的教师、设施、各种各样的学术选择机会，大学的上述能力决定了其是否有可能将最优秀的学生纳入自己的学生群体。在下一个层级，学生竞相涌往拥有最好学生的大学。在努力构建内部最高质量的大学之间，竞争优质生源的行为不可避免。 二、大学内部行政权力的机制分析 大学内的行政权力指的是行政管理机构和人员为实现组织目标，依据一定的规章对大学进行管理的权力[3]。行政权力以严格的等级制为依托，尽管大学也会从校外系统中寻求人才，但是通过自上而下的任命方式授予组织中的个体法定的权力、委托一定的职责，是这一权力向度改善行政力量的主要模式。 美国大学内部的行政工作主要为，大学战略与规划，大学财务，大学共同体各种行为的合规性，校内资产与设备管理，大学信息技术服务与信息安全，校内人力资源的管理，大学资本规划、投资和商业运营，大学发展(含筹资)与校友关系，大学的国际化工作，大学的营销与宣传，大学与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的关系，校际间体育赛事及校内文体工作，在拥有由联邦政府提供经费的国家实验室的大学内，还设有负责国家实验室的大学副校长，在仍保留有宗教特质的大学内，则设有负责宗教性质各项工作的副校长。 大学行政工作的核心是，始终支持学术组织改善质量的努力——学术市场的竞争以质量为主旨，但仅凭追求卓越质量的热忱却无法使大学在竞争中完胜-吸引、挽留最优秀的师生需要钱，研究本身也需要经费，且研究工作不直接生产可以支付成本的美元，大学固然可以从联邦、基金会、国际机构竞争到大笔经费支持，但仍必须不断弥补经费缺口，补贴那些处于“有女初长成”之前的研究所需的成本，不仅如此，行政还需提供学术组织与学术基础工作所需的行政设施，提供回应社会需求的机制，使得学术组织成员不致因外界的压力而影响其工作的有效性。行政于是在另一个极具竞争力的市场不断努力——通过礼赠、政府补贴、专利许可、技术出售、服务合同、投资获得收益，并尽力对外部世界作出回应，这种竞争的成功有赖于强有力且有效的行政团队。 三、大学内部两种权力契合的基础 1966年，美国大学治理董事会联盟(AGB)、美国教育理事会(ACE)、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AAUP)联合发布《大学治理宣言》(Statement on Govern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倡议在大学决策过程中，董事会、校长和教师要根据各自特长，进行权力和责任分工，对大学内部事务实行共同治理[4]。《宣言》发表后，“共治”理念成为美国大学设定组织机构的重要原则，各大学内部制度为两类权力主体在大学治理中应有的地位作了规范。但是正如罗宾斯所言，权力的关键在于依赖。当A拥有用以影响B的能力，使B做在其他情况下不可能做的事的时候，A对B就拥有了权力[5]。在大学内部，当学术群体、行政组织控制着大学所期望拥有的事物时，两类权力主体就拥有了影响大学的能力，大学对学术力量、行政力量的依赖性越强，则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就越大。30所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两类主体在提供办学所需的重要资源中具有不可替代性，这为两者的契合提供了可能。 (一)大学依靠学术力量向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位教育 大学的学术力量首先体现在拥有最高学位的教师占比高[6](最高学位包括哲学博士学位或本专业最高层次的专业学位)。2010年数据显示，30所大学中除了波士顿大学、凯斯·西储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诺特丹大学5所学校拥有最高学位的教师比例不到90%，其余大学中拥有最高学位的教师人数占比均超过了90%，耶鲁大学的一些教师同时拥有数个最高学位，因此其拥有最高学位的教师比例超过了100%。2012年的数据显示，2010年教师学历实力稍逊一筹的上述5所大学中，凯斯·西储大学拥有最高学位的教师比例依然如故，普林斯顿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诺特丹大学中，拥有最高学位的教师人数比例分别上升到了94%、94%、90%。高起点的教师队伍，伴以严格的职级晋升制度，使得大学拥有与众不同的师资质量。以1999-2011年的各校院士数据为例，30所大学中，在12年间有8所大学各拥有超过100位的院士[7]。 凭借高质量的师资各校均有在全美排名名列前茅的专业与专业学院：耶鲁大学的经济学、英语、历史、政治科学、心理学、生物科学、数学；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经济学、英语、历史、数学、物理；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经济学、英语、历史、政治科学、心理学、生物科学、计算机科学、地球科学、数学、物理；等等。再如：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西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的商学院；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纽约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法学院；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杜克大学、芝加哥大学的医学院。 大学的学术质量还使得各组织有能力在本科教育、高级学位教育中提供多种学位。以耶鲁大学[8]为例，耶鲁大学14个二级学院下共有147个学系、人才培养方案提供本科生、研究生的学位教育。除了各专业学院提供的专业学位教育，其文理研究生院统一归口管理61个专业的学术性研究生学位教育人才培养方案，而耶鲁大学的耶鲁学院则提供70多个文学士/理学士学位教育。 (二)大学依靠两种力量获取办学经费 根据各校财务报表，29所私立大学(伦斯勒理工学院的财务报表无法获得)年办学收入主要包括5大类：学杂费，研究所得，捐赠所得，从投资收益中划拨所得，销售、服务、后勤企业所得。大学的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成为其获取办学经费的重要力量。 2011-2012财年，在29所大学中，26所大学通过学杂费(净)和研究所得的办学收入占其年办学总收入比例达到或超过1/4，其中11所大学通过学杂费和研究所得的办学收入占其年办学总收入的比例达到或超过60%；26所大学中，20所大学从研究中所得的收入所占的比例高于学杂费收入所占比例。 大学行政力量在获取办学经费上同样不可小觑，如表1所示，26所大学依靠行政力量获取的办学经费超过其年办学收入的1/4。以专业化的投资收益为例，普林斯顿大学通过投资收益划拨获得的办学收入占当年办学总收入的比例高达52%，达到7.2亿美元，是29所大学年办学收入中“投资所得”占比最高的大学。当年列入“投资所得”收入占比达到/超过年办学总收入1/4的大学还有：哈佛大学(39%)、赖斯大学(52%)、耶鲁大学(37%)，达特茅斯学院(23%)。由于年办学收入基数比较大，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3所学校的投资所得占比虽不如普林斯顿大学，但哈佛大学2011-2012财务年列入“年办学收入”的这一项经费值达到了近16亿美元，耶鲁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则分别超过了10亿美元。 不仅如此，从各校分管领导受教育经历和职场经历体现出来的管理专业化，使得各校可以合理期待符合本校特色的财务规划。29所大学中，当年办学收入总额最高的斯坦福大学达到了68亿美元，最少的赖斯大学达到5.5亿美元。当年生均收入最多的加州理工学院达到96万美元，生均收入最少的乔治·华盛顿大学也达到4万美元(见表2)。在实践中，各校财务收入均有自己的强项，可谓“东边不亮西边亮”，但没有一所大学将受赠作为大学财务的“立校之本”。 表1 2011-2012财务年各校办学收入来源占比(单位：千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