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倡议创办中国文化学院析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学院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近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梁启超是一位影响深巨的重要人物。近年来，史学界对其政治活动、文化学术思想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但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梁启超尝试创办中国文化学院一事。虽然个别论著曾从侧面涉及到此事，但是迄今未见有人撰文作专门之论述。鉴此，本文拟对梁启超倡议创办中国文化学院的缘由、失败原因、影响作一粗略的探讨。
1923年，蛰居天津的梁启超向各界发出创办中国文化学院的倡议，并为文化学院拟定了详细的规划。规划中的文化学院乃一讲学机构，采用半书院半学校的组织形式，梁启超自任院长，另聘任或约请若干同仁担任各科教员。校舍设在南开大学新校园内，分设“本班”、研究班、补习班、函授班等不同班次。学院除教学之外，还要“整理重要古籍校勘训释编订，令尽人能读且乐读。将旧籍或新著翻译欧文。编定学校用之国史、国文及人生哲学课本”〔1〕。为了得到社会舆论的响应、 支持，梁启超发出了《为创办中国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的“启示”。“启示”集中阐释了梁启超创办文化学院之宗旨，可视为本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中西文化问题上的又一次重要抉择。以下是“启示”的全文：
启超确信我国儒家之人生哲学，为陶养人格至善之鹄，全世界无论何国、无论何派之学说，未见其比，在今日有发挥光大之必要。启超确信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皆能在世界学术上占重要位置、亟宜爬罗其宗别，磨洗其面目。启超确信佛教为最崇贵最圆满之宗教，其大乘教理尤为人类最高文化之产物，而现代阐明传播之责任，全在我中国。启超确信我国文化美术在人类文化中有绝大价值，与泰西作品接触后发生异彩，今日则蜕变猛进之机运渐将成熟。启超确信中国历史在人类文化中有绝大意义，其资料之丰，世界罕匹，实亘古未辟之无尽宝藏，今日已到不容扃鐍之时代，而开采之须用极大劳费。启超确信欲创造新中国，非赋予国民以新元气不可，而新元气决非枝枝节节吸收外国物质文明所能养成，必须有内发的心力以为之主。〔2〕
“启示”见诸报端后，名流中复书愿捐助者颇不乏人。例如张謇就曾致书梁启超，除承诺“捐助千金”之外，还就教学方法提出意见和建议。也有一些青年人表示了就学愿望。如一位叫张正禄的青年获悉梁启超拟创办文化学院，心如潮涌，感佩万分，给梁启超写了一封长信，表示“决计舍去一切职务，专心肆志受业于先生之门，以终生从事”〔3〕。一时间，梁启超创办文化学院一事成为文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那么，梁启超何以要创办中国文化学院呢？循着梁启超心路之轨迹以及近代中国风云变幻之特殊历史进程去寻找答案，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早年所形成的中西文化体用观的影响。梁启超出生在广东新会一个“半为农者半为儒”的家庭，自幼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濡染，思想深处打下了传统文化的深深烙印，因而尽管历经沧桑，最后仍不免如落叶归根般重归本土文化，此乃梁启超创办中国文化学院深层的、不可忽视之重要原因。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对自己幼年的受学经历作了如下描述：“四五岁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书子诗经，夜则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日治帖括，虽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研。”〔4〕不难看出， 梁启超自幼便选择了传统士人寻求功名、光宗耀祖的发展道路，直到少年时代，所习所练，仍然是为科举考试服务的训诂词章学、古圣先贤的经典著作，这使他在传统文化方面有着深厚的功底，为其一生中西文化观演变确定了一基本路向。
拜师康有为后，梁启超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初次见面，康有为即“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毁廓清之”。受此震撼，梁启超“决然舍去旧学”，跳出了“时流所推重之诂词章学”〔5〕，并在领悟了乃师“以孔子、佛学、宋明学为体， 以史学为用”〔6〕的中西文化观后，形成了自己的中西文化体用观， 即“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治天下”〔7〕， 并在维新变法前的一系列救亡图存的实践中融入了这一思想。
1895年，梁启超协助其师创办强学会和《万国公报》。梁启超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该学会和报刊，“输入世界之智识于我国民”〔8〕。 为此，梁启超替《万国公报》“日日执笔为数百字之短文”〔9〕， 宣传西方的文化思想、政治、历史等。在国人大多嫉新学如仇的当时，梁启超的努力确有在思想上一新耳目之效。但即便如此，梁启超的中西文化观仍是“中体西用”。1897年，梁启超应聘就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时，为时务学堂所订《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有这样的规定：“经学子学史学与译出西书”为学生必读之书籍。具体学习安排为：“四者间日为课焉，度数年之力，中国要籍一切大义，皆可了达，而旁证远引于西方诸学，亦可以知崖略矣。夫如是，则读书者，无望洋之叹，无歧路之迷，而中学或可以不绝。”学约规定，学生“必深通六经制作之精意，证以周秦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书以为之经，以求治天下之理；必博观历朝掌故沿革得失，证以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以为之纬，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另外，学生还必须“以宗法孔子为主义”，“当共矢宏愿，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10〕。由是观之，戊戌变法前，梁启超的基本价值取向依然是中国传统文化。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被迫逃亡日本。在日本期间，他“广搜日本书而读之”，“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判若两人”〔11〕。甚至连次年到日本的章太炎在致汪康年信中也认为：“松柏非遇霜雪，不能贞坚，斯人今日之深沉，迥异于前日矣。”〔12〕梁启超思想的变化，一是因系统地接触了西籍，二是对戊戌变法失败教训作了较为深刻的反省。在此基础上，其中西文化观开始突破“中体西用”的藩篱。在日本期间，他先后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系统介绍西方有影响的学说，继续戊戌变法前的思想启蒙工作，给戊戌变法后万马齐喑的中国思想界送进了缕缕清风，唤起了人们对西方文化的向往和追求。在《新民丛报》上，梁启超发表了著名的《新民说》，对数千年封建社会文明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使数千年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借，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鱼、如鹦鹉、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毋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途也。”〔13〕此时的梁启超一面批判传统文化，一面又肆力介绍和宣传西学，但他并非“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若神圣”〔14〕的媚外派，这在《新民说》中有清楚的阐述：“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之，时乃无功。”〔15〕事实上，戊戌变法后的梁启超虽然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引进西方文化，但他并没有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在他心目中，东西古今之圣哲，“其所言合于人格者不一，而最多者莫如孔子”〔16〕。1902年，也正是在梁氏思想最为激进、宣传西学不遗余力之时，他还以整理、阐释国粹为由倡议创办《国学报》。这说明梁启超思想深处始终存在一种一以贯之的东西，他在戊戌政变后思想文化观上的变化只是暂时的，只要有合适的条件、土壤，就会回归传统文化。这也是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倡议创办文化学院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欧洲之行的影响。如果说，传统文化教育所培养出的“中国情结”是梁启超回归传统文化、创办中国文化学院在潜意识中一直起作用的因素，拜师康有为投身维新变法等一系列寻找救国良策、寻找中国文化出路的努力是创办文化学院前的摸索，那么，欧洲之游就成了梁启超创办中国文化学院直接的动力与契机。辛亥革命之后，梁启超回到了祖国，投身政界，本欲大展宏图，实现其政治抱负，但是，袁世凯的胡作非为很快使其幻梦破灭，使他被迫宣布“脱离政治”，将主要精力用于教育事业和学术文化建设。1919年，为解决“一战”遗留问题，交战各国在法国举行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也派代表参加。由于梁启超曾经是中国向德国宣战的主要倡导者，他被北洋政府任命为谈判团会外顾问，以非官方代表身份，为中国代表团作舆论宣传。1918年底，梁启超前往巴黎，履行使命，并利用此次机会，同蒋百里、丁文江等前往欧洲其它地区考察游历。从1919年初开始，梁启超一行先后游历、考察了英、法、荷、德等欧洲国家。由于被战后欧洲的残破景象深深触动，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以细腻、嘲讽的笔调描述了满目疮痍的战后欧洲：“但见满地焦枯，连一根草也没有，这里一个坑，那边一个洞，好像癞头和尚的样子”。“这都是炮弹打成的，若问这些地方几时可以恢复原状，只怕三二十年还够不上说这话”。“路上弥望，别无他物，就只有一簇一簇的丛冢，上头插着千百成群的十字架”。“我但觉得四周围色是死的，声是死的，天是死的，地是死的，但凭你怎么热中的人到此也是兜头一盆冷水，现在所谓光华烂漫的文明，究竟将来作何结果，越想越令人不寒而粟哩。”〔17〕梁在欧洲，所看到的并非富庶、繁荣，而是饥饿、贫困及严重的社会问题，“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物价一日一日腾贵，生活一日一日困难”〔18〕。欧洲之游的观感使梁启超对西方文明大失所望。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西方文明包含的科学信仰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近世的西方人并未因信仰科学而获得真正的益处，恰恰相反，科学发达给欧洲社会制造了种种弊端，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梦，而“一战”的爆发便是“科学万能”之梦破灭的明证。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这样写道：“当今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可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的一个大关键。”〔19〕
在梁启超对西方文明失望的同时，西方思想界消极颓唐的西方文明破产之说更是对梁启超有所触动。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我说，‘这个自然。’他叹了一口气说，‘我回去就开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西方“先觉之士，着实怀抱无限忧危，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世外桃源的中国”〔20〕。在旅欧途中，梁启超遇到了法国著名哲学家蒲陀罗，蒲氏的一番话使梁启超深受影响：“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好像子孙袭了祖父遗产，就要保住他，而且叫他发生功用，就算很浅薄的文明，发挥出来都是好的，因为他总有他的特质，把它的特质和别人的特质化合，自然会产出第三种更好的特质。”〔21〕对此，梁启超深有感触，把它视为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新的动向与趋势，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最新提倡实用哲学所追求的“心物调和”，主张理想与实际结合，颇有相似之处。既然西方哲人已开始提倡新的哲学，向东方寻找出路，中国人当然没有理由抛弃自己珍贵的文化遗产。这是梁启超的思想及文化观念在一度“西化”之后又向着传统文化回归的重要原因。
其三，现实的中西文化之争的影响。众所周知，近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一直存在着尖锐的中西文化之争。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中西文化之争由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梁启超归国之时，新文化运动已持续五年。1922年春，非基督教运动发生，中西文化之争开始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以后又接踵发生了科玄之争等思想文化论战。这期间无论争论中西文化孰优孰劣，还是争论文化是否应该“新旧调和”，守旧派和西化派都在为中国文化寻找出路。争论几度出现白热化，难分胜负。
由于梁启超在思想界具有一言九鼎的地位，又刚从欧洲回来，争论双方都希望他出面表态，对自己一方示以支持。而梁启超又极为自负，以为已找到了世界文明新的出路和发展方向。因此，欧游归国不久，梁启超便应邀在中国公学作了一次演说。在演说中，梁启超宣称此次欧游最大之收获乃是“将悲观之观念完全扫清是已，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换言之，即将暮气一扫而空”〔22〕。同时还宣称欧洲文明已经是穷途末路，积重难返，中国不能效法他们，而应当将自身“固有文明之特性而修正扩充之也”，“将固有国民性发挥光大之”，“中国前途绝对无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23〕。梁启超在这次演说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中西文化价值观，即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出路。这里要指出的是：梁启超回归传统文化，并非简单的回归，并非回到旧的文化壁垒中去，并非复古、故步自封，而是一方面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发掘传统文化之价值，弘扬以儒学为主的心与物、灵与肉合而为一，以人生为出发点的传统文化，从传统文化中寻找中国的出路。梁启超认为，“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实生活之理性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为世界任何部份所莫能逮，吾国人参列世界文化博览会之出品恃此”〔24〕。若能“搜剔而磨洗之，又安见不龟手之药终无益于国人也”〔25〕。尽管如此，梁启超依然承认近代中国文化在许多层面上均已落后于西方，“相形之下，吾汗颜矣”〔26〕。因此，另一方面，梁启超又认为，“西方人讲的形而上学，我们承认有它独到之处，换一方面，讲客观的哲学，也非我们所能及”，故“要发挥我们的文化，非借他们的文化做途径不可，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实在精密，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即“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27〕，让“泰西文明”和“泰东文明”结合，再造一种新文明。梁启超还为再造新文明拟出了四步计划：“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再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的好处。”〔28〕不难看出，倡议创办中国文化学院正是梁启超这一思想的具体实践。
正是由于以上三方面原因，梁启超才萌发了创办文化学院的念头。然而，尽管梁启超竭尽全力张罗，文化学院的创办最终还是流产，其原因究竟何在？有人认为梁启超创办文化学院未果的原因在于经费不足。我认为，经费对于一项事业的成败固然重要，但却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最为重要（或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于创办中国文化学院在当时已不合时宜。
辛亥革命后，随着“政治革命”的完成，“文化革命”已逐渐提上中国革命的议程。此时，清王朝的统治已被推翻，但是，维护封建王朝的封建意识形态却未被触及，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封建意识形态依然维持着它占据主流的地位。辛亥革命最终没有摆脱失败的命运，即与此有关。袁世凯篡权窃国之后，屡颁尊孔之令，并在民国3年3月6 日亲行祭孔大典，复辟与尊孔读经之声不绝于耳，纷至沓来。这一切，引发了思想文化领域里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先进知识分子为寻找中国文化的出路，寻求救国救民的良策，对封建伦理进行了猛烈地抨击。新文化运动兴起。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以《新青年》为阵地，从反省辛亥革命失败之教训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检讨。陈独秀指出：“吾人倘以为中国之法，孔子之道，足以组织吾之国家，支配吾之社会，使适于今日竞争世界之生存，则不徒共和宪法为可废，凡十余年来之变法维新，流血革命，设国会，改法律，及一切新政治、新教育无一非多事，且无一非谬误，应悉废罢，仍守旧法，以免滥费吾人之财力。万一不安本分，妄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29〕在向封建伦理开火的同时，新文化运动的斗士普遍认为西方文明优于中国传统文化，并明确以文化的区域性来判断其性质的新旧。汪叔潜“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方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文化也”〔30〕一语，堪称这种认识的典型。在反传统的过程中，民主与科学成为新文化人基本的价值追求。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曾明确表示：“单单一句话，Democracy就是唯一权威，现代的时代就是Democracy的时代。”〔31〕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也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于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两轮焉。”〔32〕以提倡科学与民主，引进西方文明作为中国文化之出路，以及救亡图存之良策。到五四运动前夕，虽然在文化战线上仍然有遗老遗少为传统文化唱赞歌，但是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以及向西方学习，已经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对旧文化的冲击更是如同暴风骤雨般猛烈。在文化论坛上，相继出现了各种保守主义的论调，并因此引出了以不同形式表现出的中西文化之争（如科玄之争，全盘西化与建构中国本位文化之争等）。尽管文化战线上经历了这一系列的斗争，但是“打倒孔家店”，推翻“吃人的礼教”，提倡“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追求民主与科学仍然是思想文化领域不可逆转的潮流。这种趋向西化、否定传统的倾向与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激烈动荡以及由此引导出的寻求问题根本解决的激进化情绪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近代中国，因为政治太混乱，得不到大家的认同，思想的激进化也停不下来，思想与现实完全分了家，便只有在激进的轨道上向前飞驰”。“主张渐变，或变得少一点，主张保留一点中国文化基础的人，往往被人看为保守主义者”〔33〕，而被淘汰、被斥之为落后，先进变成落后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梁启超在如此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反身回归传统文化，其主张虽然与康有为等“复辟派”有本质上的不同，但因形式上两者有相似之处，加之梁启超同康有为的师徒及思想文化的渊源关系，因而很容易被误解为一种换了包装的旧思想，而被追求新潮的人遗弃，成为历史的陈迹。此乃梁启超创办文化学院失败最根本的原因。
虽然创办文化学院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但梁启超此举对思想界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梁启超创办中国文化学院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反中国传统及全盘西化主张的反动。从这层意义上说，梁启超倡办中国文化学院具有抵制西方文明的输入，增强传统文化阵营的力量的作用。胡适说：“自从《欧游心影录》发表之后，科学在中国的尊严远不如前了，一般不曾出门的老先生很高兴地喊着：‘欧洲科学破产了！梁任公这样说的！’”〔34〕其负面影响显而易见。
然而梁启超倡办文化学院之举所产生的作用并不完全是负面的，它对从根本上否定中国传统文化、鼓吹“全盘西化”的倾向和做法，在客观上可以起到某种制衡的作用。新文化运动虽然适应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但其倡导者将中国数千年的创造、传承而形成之传统文化一概视为糟粕，将其全部否定，对传统文化持虚无主义态度，割断文化的古今联系的做法亦不是不可非议的。胡适曾留下这样一段自白，很可以让我们看到新文化思想家的思想局限性：“我很不客气的指责我们的东方文明，热烈的颂扬西洋近代文明，……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35〕这种反传统、学习西方的主张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矫枉过正的否定倾向，显然没有真正反映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在规律，其局限性亦十分明显。因此，作为对越来越偏激的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反动，梁启超创办中国文化学院的尝试，亦有值得肯定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的借鉴意义。
注释：
〔1〕〔2〕〔3〕〔7〕〔8〕〔9〕〔1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984—985页、983—984页、988页、54页、11页、41页、176—188页。
〔4〕〔5〕《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5—16页、16页。
〔6〕梁启勋《万木草堂回忆》，转引自杨天宏《梁启超传》，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35页。
〔10〕《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25—28页。
〔12〕汤志钧编《章太类年谱长编》，上册，83页。
〔13〕〔1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64—65页、5 页。
〔14〕〔33〕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22—23页、200页。
〔16〕《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57页。
〔17〕〔18〕〔20〕〔21〕〔26〕〔27〕〔28〕《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110页、7页、15页、15页、25页、35页、37页。
〔19〕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增订二版，346页。
〔22〕〔23〕梁启超《中国公学演说》，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增订二版，391页、393页。
〔24〕〔25〕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增订二版，494、 498页。
〔29〕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11月。
〔30〕汪叔潜《新旧问题》，《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 年9月。
〔31〕李大钊《劳动教育问题》，《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138页。
〔32〕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34〕《科学与人生观》，《胡适文存二集》卷二，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
〔35〕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转引自汤一介《论文化转型时期的文化合力》，《中国文化》199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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