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中国古代戏曲与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戏曲论文,中国古代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山大学中文系与《文学遗产》、《文艺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世纪之交中国古代戏曲与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日前在广东东莞召开。来自国内及日本、韩国等国家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出席了会议。大会为期4天， 在中国古代戏曲与古代文化的研究领域内回顾本世纪的学术成果、展开对相关学术课题的研讨，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会议收到学术论文近50篇。
这次会议的论文，论题涉及多个方面：
一中国戏曲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面临着世纪之交，学者们对近百年的戏曲史研究做了认真的梳理和回顾，辨析前辈的足迹，思考研究的路数，展望未来的走向。孙崇涛（中国艺术研究院）指出，中国戏曲史学的性质具有多重性与不确定性，戏曲史学家应有“史学家的眼睛，理论家的神经，杂学家的胸藏，朴学家的脑袋和艺术家的细胞，缺一不可”。而在纷繁复杂的戏曲现象之中，研究的突破口“应该是表演”。中国戏曲的本质可概括为“以故事演歌舞”（对王国维“以歌舞演故事”的著名论断有所修正）。孙先生建议，应以此为“观念支柱”“来重构我们民族戏剧学的体系”；“编撰体现新观念、新体系、新成果、新世纪新特点的中国戏曲史”。
谭帆（华东师范大学）认为近数十年的戏曲理论史研究呈现出三种格局：1.传统“通史型”的叙述模式（如叶长海的《中国戏剧学史稿》）；2.“通论”式的叙述模式（如谭帆、陆炜的《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3.上述两种叙述模式的融合（如李昌集的《中国古代曲学史》）。他认为：1.下一世纪的研究应从以往纯理论批评形态的研究逐步转向理论批评与戏曲艺术相结合的研究格局；2.应从狭隘的曲论史自身的研究中解放出来，把古代曲论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加以审视和融入古代文艺思想的历史长河之中（如将古代曲论融入到广义的“诗学”背景之中，在古代“诗学”的发展历史中探讨古代曲论的独特内含）。
二中国戏曲史具体问题的考论
尽管戏曲史研究已有百年历史，但不少问题尚无定论，还有可以讨论的空间。对戏曲发展史的准确把握，离不开对具体问题的考论；在具体问题上，后辈学者与前辈学者之间，或同辈学者之间的“对话”，有助于问题的进一步解决。黄天骥（中山大学）的《论参军戏和傩——兼谈中国戏曲形态发展的主脉》，认为参军戏的角色并非局限于两个人，是可以由多人上演的；黄先生推断，“唐代的参军戏，乃是从古以来傩的变型”；“参军戏是傩和戏曲之间的津梁”。黄竹三（山西师范大学）的《“参军色”与“致语”考》对宋代杂剧中的“参军色”和“致语”的内涵和演变作了专题研究，康保成（中山大学）对“科”“介”的使用情况及其来源和差异作了重新的考察，认为元杂剧中的“科”所揭示的内容，不仅限于动作，也提示演出效果。这一现象，“也许正是受道教醮仪中‘科曰’影响的痕迹”，而“早期戏文中‘介’的用法，可能直接来自傀儡戏”，其最早的源头可追溯到古代礼仪中的“介”。陶慕宁（南开大学）的《明教坊演剧考》对有明一代宫廷演剧的体制、形式、剧目等作了系统的探究。齐森华（华东师范大学）的《试论明清折子戏的成因及其功过》认为“传奇体制的冗长与结构的松散，是折子戏得以形成的内在因素”，而“折子戏的兴盛，也是清唱传统的一种自然延伸”。
三作品的细读与作家心态的解读
作家作品研究，是近几十年来戏曲研究中的“强项”。过去强调的是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如今，不少学者更倾向于细读作品、“吃透”文本，以及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解读作家的内心世界。
田仲一成（日本东京大学）的《碧筠斋本〈西厢记〉考》，通过对多种明刊本《西厢记》（“碧筠斋本系统”）的曲词、宾白和校语的综合考察，探索被视为北西厢记善本的“碧筠斋本《西厢记》”（已佚）的原貌。董乃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戏剧性：观照唐代小说诗歌与戏曲关系的一个视角》，仔细分析了作为戏曲的《梧桐雨》、《长生殿》与作为诗歌小说的《长恨歌、传》的关系，以此作为一个文学“个案”，指出“这些以唐代小说诗歌为素材的戏曲作品，在艺术上，都是充分利用了原作的戏剧性，又加以深化和扩展的”。邓绍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元杂剧〈岳阳楼〉校读散记》，从周德清《中原音韵》所引马致远《岳阳楼》的一支曲子及周氏的一段评语入手，并比较该剧不同的明刊本，探讨了从元代到明代该剧被改动的情况。此外，翁敏华（上海师范大学）的《“桃木辟邪”古俗与元杂剧〈桃花女〉》、李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聚宝盆〉、〈竹叶舟〉两部传奇与财富致祸思想的表现》等，都体现出细读作品、别有新解的特点。
四文体研究、文人研究及其他
在文体研究方面，吴承学（中山大学）的《先秦盟誓文体研究》通过探讨先秦盟誓文体的发生、发展及其衰落过程，指出“盟誓之文所含蕴的文化意义要比其文学意义大得多”，它的兴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类文化与人性的发展与变化”。姚小鸥（北京广播学院）的《〈成相〉杂辞考》，结合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对“成相”的产生、“成相”辞的性质及渊源等问题作了考释，认为“‘成相’是一种唱诵文体”，其演唱时“所使用的标志性乐器是被称为‘拊’或‘节’的‘相’；这一文体在战国、秦汉间曾一度流行”。
这次会议在活跃的学术气氛、热烈的讨论中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