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地区的史前农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地区论文,史前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地处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是中国史前农业的重要起源中心之一。这地区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原始农业，经过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进一步发展，逐渐形成一种无论在作物培植，还是在农具使用、耕作技术和灌溉系统诸方面均具特色的史前稻作农业。根据考古资料分析，这一地区的史前农业最早发端于太湖水网地区和宁绍地区，大体经历了河姆渡—罗家角早期文化、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三个时期，完成了“新石器革命”，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世界稻作农业发达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地处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是中国史前农业的重要起源中心之一。根据历年发掘所获的考古资料，太湖地区及其邻近的宁绍地区可能是世界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中心，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即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稻作农业，并开始培育籼、粳两个稻谷的主要亚种。此后又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田块整治制度和灌水、排水系统，在进入文明的前夜，成功地完成了“新石器革命”(neolithicrevolution)，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这些发展和进步与全新世的生态环境变化有着息息相关的关系。
在中国农业发达史上，江南地区始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地区。这里的农业不仅在历史时期以“鱼米之乡”闻名于世，即使在史前也是中国农业的重要起源中心之一。江南地区的史前农业，有着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由于各种自然条件和人文因素的交互影响，这里最早形成了以水稻为种植对象的原始农业，经过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进一步发展，逐渐形成一种无论在作物培植、还是在农具使用、耕作技术和灌溉系统等方面均具独立特色的史前稻作农业文化。根据近年考古发现，江南地区的史前农业最早发源于太湖水网地区和宁绍地区，大体经历了河姆渡—罗家角早期文化、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三个时期。在此之前，还曾经历过由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从采集经济向野生作物培植的漫长阶段。
一、江南地区史前农业的萌发
地处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目前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发现仍然较少。但在1981年在太湖水网地区的北邻镇江丹徒县的莲花洞曾经发现一枚智人臼齿和一批更新世晚期的哺乳动物化石①，其时代应在1万年以前。1985年春，考古工作者又在苏州吴县的三山岛西北端发现了一处旧石器地点，经过发掘共出土石器5,000余件，这些石器多以燧石、石髓、玛 等原料制成，种类有石核、石片、石器和具有使用痕迹的石片，按其形态可分为刮削器、尖状器、锥、钻、砍砸器和雕刻器多种类型，其中尤以石片、刮削器为多，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根据同四川富林旧石器的比较，其时代应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最后阶段，距今约在1万年或稍晚的时期②。这是长江下游地区目前已发现的唯一的旧石器地点，不仅填补了我国旧石器文化分布上的空白，对于我们探索江南地区史前农业的起源和形成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上述两地的发现，长江下游地区、尤其是太湖地区最早出现人类活动约在距今1万年以前，正处于更新世与全新世的交替过程中。由于吴县三山岛石制品的大部分特征均与长江上游地区的四川富林石制品十分接近，这批石制品的主人有可能是由长江上游地区逐步移徙到太湖地区。从他们遗留的石器类型看，这一时期的太湖地区尚无原始农业可言，主要是靠采集和渔猎来维持当时远古人类的生存。这种原始的采集和渔猎生活主要是靠木棒打、采树上的果实，以石片、砍砸器、尖状器来采掘、切割植物的块根和茎皮，以砍砸器和尖状器来猎获各类可食性哺乳动物和鱼类，并以石片和刮削器来剥取哺乳动物和鱼类的皮肉。如果考虑到吴县三山岛的地理生态环境。采集和渔捞可能是当时维持人们生存的主要手段，因而石器中石片和刮削器数量特多。在原始农业产生以前，江南地区的原始人类只能过着一种诸如《淮南子·修务训》等书所言：“茹草饮水，采树木之食”的生活。
目前，国内外大多研究全新世环境的学者普遍认为，人类文化的进步和生产技能的发展是和进入全新世之后人类生存环境的逐步好转分不开的。例如，赖特等人即曾认为，在更新世冰川活动期间，由于环境恶劣，人类不得不被迫走出山地来到平原，大约在距今11,000到1万年以后，随着气候逐渐回暖、环境好转，人类开始在平原地区进行最初的动植物驯化和栽培活动③。这一看法和我国江南地区的农业产生的情况应当说是大体一致的。
虽然目前我们尚未发现足以说明江南地区原始农业产生和形成的考古资料，但不少研究者都认为70年代以来浙江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和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遗存和稻作农具，说明太湖地区和宁绍地区可能为中国的稻作起源中心④。而在河姆渡文化和罗家角文化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1万至7000年间），应当存在过一种比较原始的稻作农业。这一原始稻作农业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气候回暖，使普通野生稻逐渐向北扩散，同时使一些多年生野生稻向一年生野生稻转化，在长江下游可能出现了有如今天在江苏北部生长的稆稻或安徽巢湖生长的稃稻那样比较接近粳稻的野生稻，经过人工培植后逐步演变为原始粳稻。与此同时，在南岭甚至华南一带的野生稻也经人工培植后逐步演变为原始籼稻，并传播到江南地区⑤。江南地区有了这种稻作的主要品种，原始的史前稻作农业便逐步萌发，终于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形成了比较发达的稻作农业。
二、河姆渡—罗家角早期文化时期江南史前农业的发展
河姆渡文化和罗家角文化是宁绍地区和太湖水网地区两个并行发展的新石器文化。其中罗家角文化的四个文化堆积层虽属同一文化系统，但是由于考古学界的认识不同，有人把它们全部划归马家浜文化⑥，也有人将它的第三、四层作为早期遗存从马家浜文化中分出，而认为罗家角的第一、二层为晚期遗存，属马家浜文化类型，从而论定马家浜文化是直承罗家角早期文化的⑦。考虑到罗家角文化中早、晚两期器物绳纹装饰的出现与消失有明显的不同，我基本上赞同将罗家角早期遗存划出作为马家浜文化的先导的意见。在讨论江南史前农业时，也把河姆渡遗址的第三、四层文化列为早期，而把这两处文化遗址的早期文化统称为“河姆渡—罗家角早期文化”。
河姆渡文化是1973年发现的长江下游地区杭州湾南岸宁绍地区的一个重要文化类型，经1973-1974年⑧，1977-1978年⑨两次发掘，已经大体可以确定余姚罗江于渡头村的河姆渡遗址是一处内涵极其丰富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址。其中的早期文化经碳十四测定大约距今7,000年左右。类似的河姆渡早期文化还见于余姚朱山和慈溪童家岙等地。
根据目前已发掘的考古资料，河姆渡早期文化已有相当发达的稻作农业。首先，在河姆渡早期文化遗址中发现有非常丰富的稻作遗存。例如，属于早期文化的第四层居住区内，不仅发现有米粒，而且普遍存在有稻谷、谷壳、稻秆和稻叶等种种堆积，一般厚约20-50厘米，最厚的甚至超过1米。稻谷虽已炭化，但谷壳和秆叶保持原来外形，有的颖壳上稃毛还清晰可辨，叶脉和根须也很清楚。这些稻谷和秆叶经鉴定，属于栽培稻的籼亚种晚稻型水稻⑩。河姆渡遗址同时还出土有石、骨、木、陶等质料的各种生产工具数千件，其中尤以骨器最为引人注目，尤其是作为主要农业工具的骨耜，仅第四文化层即出土170余件，骨耜是当时的典型器物，系用大型哺乳动物肩胛骨加工而成，一般长20厘米左右，常于肩臼处横凿方孔，骨质如过于轻薄则不凿方孔而磨成半月形，骨板正面中部琢磨出浅平竖槽，再于槽下两侧各凿一孔。这种骨耜一般是安有木柄的，竖贴着骨板线槽安装，柄末则在骨耜方孔里穿缠藤条绑缚，柄端则作成丁字形或雕出捉手孔。由于长期使用，骨耜刃部边缘常有磨蚀过甚的痕迹。此外，还有极少量的木耜。这些骨、木耜的发现显然说明，当时的稻作农业已经跨越了原始的火耕—生荒耕作阶段，达到了比较成熟的耜耕—熟地耕作阶段。如果结合遗址附近耕土层下尚有相当厚度的泥炭层、文化层中发现有水生草本植物孢粉，以及野生动物遗骨中湖沼地带生活的鸟、鱼、和龟鳖类遗骨数量较多等情况，更能说明当时确有大面积经过整治的湖沼可供稻作农业使用。
罗家角文化遗址是1979年冬季在浙江桐乡石门发掘的一处杭州湾北太湖水网地区的重要遗址(11)。整个遗址总面积约1,300余平方米。根据同一单位出土的炭化芦苇标本的碳十四和热释光测年结果，其早期文化相当或略早于河姆渡早期文化。罗家角早期文化中也出土有一定数量的栽培稻，其出土情况大致与河姆渡约略相似，也是当时农业的主要栽培作物。根据出土稻谷中籽粒较完整的标本鉴定，已有籼型、粳型两种稻谷的分化，其中拟属籼型的数量多于拟属粳型的籽粒(12)。但也有农学家认为“当时没有分化出粳和籼，处于一种‘原始杂合群体’状态”。(13)我是比较赞同前一种说法的，但即使根据后一种意见，也说明罗家角早期文化所代表的史前稻作农业已有了人工栽培比较成熟的品种，为后来籼，粳两个稻谷主要亚种的形成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罗家角早期文化的稻作农业也使用了类似于河姆渡文化所使用的骨耜，所不同的是罗家角的骨耜正面凿有长方形的未透銎(14)，这是安柄方法不同所造成的。尽管考古学界尚有部分学者认为这种不同安柄方法的骨耜表明它们是不同考古文化的产物，并主张河姆渡文化和罗家角文化是由杭州湾两岸在7000年前因全球气温较高而出现的生态条件差异而引起史前文化区系上的分野(15)；但总的来讲，这些大量骨、木农具的出现，表明已有一定的田块整治制度和灌溉、排水系统作为当时的稻作农业的基础(16)。这一时期的江南农业，无论从作物培植、还是从农具使用看，都已远远超越了原始状态，而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
三、马家浜文化时期的江南史前农业
研究全新世环境与人类活动关系的学者普遍认为，全新世的新高温期是世界农牧业的大发展阶段，也是农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17)世界各个不同地区出现新高温期的时代是互有差异的。徐馨先生曾经认为我国长江中下游出现新高温期的时代主要在距今5000至4300年间(18)，如果结合渤海湾西岸华北平原新高温期的出现年代(19)，长江下游太湖水网地区新高温期开始出现的年代可能要早1000年左右。如果这一推断无误，则马家浜文化的年代恰好正处于全新世的新高温期内。由于新高温期间降水量明显增加，地表水域面积进一步扩大，湖沼增多与扩展，水生植物大量繁殖，泥炭发育良好，特别有利于水生农作物的培育和生长，马家浜文化时期的江南稻作农业较前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马家浜文化依照目前考古学界的一般认识，可以分为马家浜类型和崧泽类型两个类型。马家浜类型目前已发现的比较重要的遗址，主要有桐乡罗家角上层、嘉兴马家浜、吴兴邱城、吴江梅埝袁家埭、吴县草鞋山、苏州越城、常州圩墩、武进潘家塘、青浦崧泽各遗址的下层(20)。距今年代据碳十四测定的为6300年左右，应已进入全新世的新高温期内。在马家浜类型文化中，普遍出现了以栽培水稻为主的比较发达的稻作农业经济生活。例如，崧泽出土有稻草茎叶和稻谷、米粒实物，经鉴定可确定为籼稻型水稻(21)。在草鞋山最下层还发现了夹有炭化稻谷籽粒的土块，经鉴定可断定除籼稻外还有粳稻，这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粳稻(22)。关于籼稻和粳稻是否同源的问题，学术界目前虽有意见分歧(23)，但粳稻的出现，标志着江南地区籼、粳两个水稻品种已经完全形成，江南地区的稻作农业已经相当发达。
在农业工具方面，马家浜类型开始使用磨光穿孔的石铲取代先前的骨耜。这种石铲前端留有弧刃，器身稍厚，较之骨耜更为结实、灵便，在促进江南地区稻作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方面应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此外，在草鞋山下层还发现了加工粮食的陶杵，也表明当时人们对于稻谷已有比较方便的加工方法，这在促进农业的发展方面也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史前农业的发展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自然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定的人文因素影响的结果。根据世界各民族的通例，在每一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随着人口的较大增长，原有的食物资源不足敷用时，农业必然会迅速发展。马家浜文化中马家浜类型的不少遗址，如嘉兴马家浜(24)、吴县草鞋山和常州圩墩(25)等地均有埋葬相当密集的人骨墓葬，显然表明当时已有相当的人口，没有足够的食物是无法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的。因而这些墓葬似乎也有助于说明马家浜类型时期江南史前农业的发展是人口不断增长压力下的必然结果。
马家浜文化的崧泽类型遗址主要有青浦崧泽中层、吴县草鞋山中层、吴县张陵山下层、常州圩墩上层、武进潘家塘上层、武进寺墩下层、吴兴邱城中层等多处，主要为丰富而又重要的墓葬材料(26)。崧泽类型是在马家浜类型的基础上直接发展出来的一种文化类型。它的距今年代根据碳十四测定约在5300年左右，仍然处于太湖地区全新世高温期内，因而这一时期江南的史前农业仍处于继续发展的阶段。
崧泽类型继续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经济，但石器品类明显增多，且大多通体磨光，制作精致，主要有宽面穿孔石铲、长方形穿孔石斧、扁平石锛、条形锛和石凿等。此外，在邱城遗址中还发现有一件形体较小的三角型犁形器(27)，它是后来良渚文化的重要农具。这些先进农具的发现显然表明崧泽类型时期的江南史前农业较之马家浜类型时期远为进步。
此外，崧泽类型的墓葬较前更为密集，人口更为繁多，个别墓葬中并已开始殉有猪下颌骨，这又足以说明这一时期的江南稻作农业正在迅速发展，并开始有一定的剩余稻谷用于畜牧业方面。
四、良渚文化时期江南史前农业的全面发展
江南史前农业的全面发展是在良渚文化时期。良渚文化最初发现于浙江余杭县良渚镇，30年代中期曾作正式发掘，以后又陆续在吴兴钱山漾、杭州水田畈、老和山、吴县草鞋山、张陵山上层、上海县马桥俞塘、嘉兴雀幕桥、双桥、吴江梅埝袁家埭、团结村大三瑾、吴县澄湖、苏州越城、无锡仙蠡墩、武进寺墩、昆山荣庄、陈墓镇、周庄太史淀、上海市松江县广富林、金山县亭林(28)、青浦县金山、福泉山、吴江县梅堰龙南、武进张陵山、常熟黄土山、嘉菱荡、三条桥、余杭反山、瑶山、海宁荷叶地(29)等地，相继发现了大量的良渚文化遗址和遗存。根据碳十四断代的多项数据表明，大约在距今5200-4100年间，仍处于长江下游地区的高温期内。其下限与夏代开始的年代相衔接，已接近文明时代的门槛。
良渚文化时期，我国江南地区的史前稻作农业已经达到了鼎盛时期。这首先表现在良渚文化中石制农具的复杂化和专门化。良渚文化的石制农具主要有三角形犁状器、扁薄穿孔石铲、耘田器、石刀、石镰等多种。这些石制农具不仅制作精良，而且器形新颖进步、富有特征，反映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较前已有显著的飞跃。例如，良渚文化中发现的大型三角形犁状器有两种形制，其中一种是等腰三角形，两侧磨刃，中部穿一圆孔，后端二、三个凹口，长约20厘米以上；另一种为不等边三角形，长边居下为其刃部，后部上角有一矩形缺口，中间一长槽或三角缺口深入器物本体中部，最大的长达40厘米。这两种农具目前尚难推断其确切用途，但从其安柄方式看，应当用为水田耕种破土或松泥的农具，其作用或相当于后来的犁。良渚文化中还有一种双翼耘田农具，其形制为两翼上翘，背部居中留有穿孔以便安装木柄，前有刃部对称而尖突，但皆钝厚并未开锋，考古工作者推断其为中耕时破土农具，当与实际用途相去不远。此外，良渚文化中还发现有各种形式的收割工具，其中比较多见的有双孔或无孔的长方形石刀，还有可以安柄的石镰，也偶然发现有半月穿空孔石刀。这些复杂而又精巧的各类石制农具，尤其是破土农具和收割农具的多样化、用途专门化，充分说明当时江南史前农业在耕作、收割技术上较前有了较大飞跃，为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还发现有用来戽水和捻河泥的专用农具“千篰”，表明良渚文化时期的江南史前农业已有了相当高水平的人工灌溉和施肥技术(30)。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良渚文化时期江南史前稻作农业的发达。
良渚文化时期江南史前稻作农业的发达，还表现在水稻品种的健全和收获量的丰富。无论是在吴兴钱山漾，还是在杭州水田畈，均曾发现有水稻实物，钱山漾并在相当广大的范围内，发现有成堆的稻谷和稻米，经过鉴定可以确定有粳稻和籼稻两种。与此同时，在钱山漾还发现了用于舂米的大型陶臼，为夹砂厚胎大口尖底器，口径约51厘米，同地还出土有舂米的木杵。这种整套的大型舂米工具的发现表明稻作农业已有相当的发展水平。
除了水稻之外，在良渚文化中还发现多种其他农副产品的种实。例如，在钱山漾和水田畈等遗址中，即曾发现花生、芝麻、蚕豆、两角菱、甜瓜子、毛桃核、酸枣核、葫芦等和一些尚未辨识和鉴定出的植物种籽。其中的花生已经炭化，其形状近似小粒种；芝麻内部已空，但所剩种皮尚好，颗粒比现代栽培品种略大；蚕豆壳已呈半炭化状态，与现在栽培品种相异；甜瓜籽则仅存尚未炭化的种皮，显然比现代栽培的品种籽粒要小；菱角已完全炭化，果皮光滑，菱肉呈疏松海绵状组织，略小于现代嘉兴南湖所产两角菱。这些农副产品种籽的发现，有助于说明良渚文化时期江南史前农业的丰富内涵，它们与稻作种植相辅相成，极大地丰富了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
良渚文化时期的江南史前农业，还开辟了蚕桑养殖的新领域。在钱山漾曾经发现相当数量的丝麻织品，其中的丝织品有绢片、丝带和丝线，经鉴定其纤维原料均属家蚕所产丝。而在吴江梅埝发现的黑陶器上则有浅刻的蚕纹图案。足见早在良渚文化时期，江南地区的居民已将蚕桑作为稻作农业的补充，并有一定的规模和水平。
江南史前农业在良渚文化时期还将稻作技术传播到更大的范围，最北曾达到山东半岛。例如，在胶东栖霞杨家圈遗址的龙山文化层和灰坑中即曾发现水稻的皮壳和印痕(31)。这种传播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苏南、安徽、河南、山东等各地的文化通过苏北、鲁南互相交流的结果(32)。
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经指出：“文明是由‘野蛮’的新石器时代的人创造出来的。现今考古学文献中，多使用‘新石器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一词来指人类发明农业和畜牧从而控制了食物的生产这一过程。经过了这个‘革命’，人类不再象旧石器或中石器时代的人那样，以渔猎采集经济为主，靠天吃饭。这是人类经济生活中一次大跃进，而为后来的文明的诞生创造了条件。”(33)根据现有资料和以上各节论述，江南地区的史前农业正是这一地区的远古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开始萌发的。这种史前农业由于自然条件和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一开始就向稻作农业的方向发展，以后逐步发展，终于形成从作物培植，到农具使用和耕作技术，直到灌溉系统均具独立特色的史前稻作农业。它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历史发展阶段：
①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1万至7000年左右），由于进入全新世以后气候逐渐回暖，环境好转，人类开始在平原地区进行最初的动植物驯化和培植活动，江南地区的史前人类逐渐将由多年生野生稻转化为一年生的野生稻培植为原始粳稻，同时接受了可能由岭南传播而来的原始籼稻，从而萌发出江南地区以稻作为特色的史前农业。
②新石器时代中期较早阶段（距今7000至6000年左右），江南地区进入了河姆渡—罗家角早期文化阶段，当时的稻作农业跨越了原始的火耕—生荒耕作阶段，进入比较成熟的耜耕—熟地耕作阶段，在稻谷种类培育方面开始出现籼型、粳型两种亚种的分化，并有一定的田块整治制度和灌溉、排水系统。
③新石器时代中期较晚阶段（距今6000至5200年左右），江南地区进入马家浜文化时期，正处于长江下游地区高温期内的较早时期，江南地区的史前农业进一步发展，籼、粳稻两个水稻品种已经完全形成，石铲普遍代替骨耜，并有一定的稻谷加工工具，在其未期并开始出现犁形农具，为此后江南地区的史前农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④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5200至4100年左右），江南地区进入良渚文化时期，石制农具种类增多，开始复杂化和专门化，出现可能用于破土的三角形犁状器和双翼耘田农具及各类收割农具，并有专门用于戽水和捻河泥的“千篰”农具，农具的改进和进步，使江南地区的史前稻作农业发展到鼎盛时期，与此同时，江南地区还出现了多种农副产品的生产和蚕桑的养殖。这一时期的江南史前稻作农业还通过文化交流不断扩展，直到山东半岛。
江南地区的史前农业经过上述四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已经彻底完成了“新石器革命”，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产生和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进入历史时期以后，江南地区的稻作农业经过进一步发展和传播，由江南地区南传福建、台湾，再转传国外，构成了世界稻作农业的重要源泉，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总之，江南地区的史前农业，无论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还是在世界稻作农业发达史上，均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和地位。
注释：
①李文明等：《江苏丹徒莲花洞动物群》，《人类学学报》第一卷，第2期，1982年。
②陈淳、张祖方等：《三山文化—江苏吴县三山岛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掘报告》，《南京博物院集刊》，第9期，1988年。
③徐馨、沈志达：《全新世环境》第218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④严文明：《中国稻作的起源和传播（上）》，《文物天地》，1991年第3期。
⑤参看严文明：《中国稻作的起源和传播（上）》，《文物天地》，1991年第5期。
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新近十年的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⑦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第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⑧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⑨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二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
⑩游修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文物》，1976年第8期。
(11)罗家角考古队：《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第1辑，文物出版社，1981年。
(1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新近十年的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
(13)游修龄：《太湖地区稻作起源及其传播和发展问题》，《中国农史》，1986年第1期。
(14)罗家角考古队：《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学刊》第1辑，文物出版社，1981年。
(1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新近十年的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
(16)游修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文物》，1976年第8期。
(17)徐馨、沈志达：《全新世环境》第223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
(18)徐馨等：《镇江地区15000年以来古植被与古气候变化》，《地理学报》，39卷3期，1984年。
(19)孔昭宸等：《北京地区一万年以来的植物群发展与变化》，《植物学报》，24卷2期，1982年。
(20)《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149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21)《青浦县崧泽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
(22)《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参考资料》，第三辑。
(23)参看《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149页；严文明《中国稻作的起源和传播（上）》。二者看法迥异。
(24)姚仲源、梅福根：《浙江嘉兴马家浜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61年第7期。
(25)《江苏常州圩墩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74年第2期；《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4期。
(26)《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152页。
(27)《浙江吴兴邱城遗址发掘简介》，《考古》，1959年第9期。
(28)《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153页
(29)《文物考古工作十年》第93-97、103-104、117-120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30)浙江省文管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第2期，；吴汝祚：《从钱山漾等原始文化遗址看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生》，《考古》，1975年第5期。
(3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山东杨家圈遗址发掘简报》，《史前研究》，1984年第3期。
(32)南京博物院：《近十年来江苏考古的新成果》，《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
(33)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85年第8期。
标签：考古论文; 文物论文;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论文; 农业类型论文; 史前时代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考古学报论文; 良渚文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