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边境地区人口流失及对策——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论文,为例论文,边境论文,对策论文,中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0）03－0046－05
中朝边境由鸭绿江、图们江和长白山三部分组成，全长1334公里，其中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境内的中朝边境线达522.5公里。位于吉林省东部的延边，既是边疆地区，也是我国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州，在这里朝鲜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6.8％[1](61)。从地缘政治上讲，延边东与俄罗斯滨海区接壤，南隔图们江与朝鲜咸镜北道、两江道相望，是东北亚区域经济、人口、地理三个重心的交汇点。新中国成立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特别是每一次政治运动时期，延边朝鲜族总是走在全国的前列，被称为“模范自治州”。2009年国庆60周年前夕，在北京举行的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全国30个自治州中唯一获得民族团结模范自治州荣誉的一个。但是，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延边地区乃至朝鲜族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也面临着诸多有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其中，中朝边境地区朝鲜族人口的大量流失和由此带来的诸多村庄的“空巢化”现象日益严重，影响着这一地区的社会稳定，成为中朝边境安全的不确定因素。就此，本文结合改革开放后中朝边境地区的这种状况，探讨中朝边境地区未来应注意的安边战略。
一、改革开放后人口流失及其影响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延边地区人口流失远远高于吉林省乃至东北三省其他地区，而中朝边境地区的人口流失，在安边上带来了一系列隐患。延边地区人口的大量流失，主要是因为这一地区比起关内汉族地区或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后劲不足，位次推后，使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朝鲜族大量去国外或关内外资企业打工。朝鲜族作为跨国民族，占有涉外关系的人口比重很大，尤其与韩国的交往特别频繁。自1992年中韩两国建交后，随着中韩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飞跃发展，众多朝鲜族带着发财致富的愿望通过各种关系络绎不绝地流向韩国，也有一部分朝鲜族到韩国企业投资较多的北京、上海、广州、青岛等大城市去打工。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政局统计，1993年至2001年全州登记跨国婚姻18885人，其中去韩国的朝鲜族女性为18000名，占总数的95％以上，而未婚女性则达9540人，占54％[2]。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外出人口280757名，其中边境城市83540名，边境乡镇12031名，这些人绝大部分是朝鲜族，其中女青年所占比重更大①。据韩国法务部的统计，至2010年1月为止，滞留在韩国的朝鲜族达299796人[3]。其中，延边朝鲜族占绝大多数。不仅如此，很多朝鲜族离开农村到关内韩国企业较多的大城市生活，利用语言相通的优势就职于韩国企业，或者从事与此相关的生意活动。至2008年为止，生活在关内的朝鲜族已接近50万，其中青岛18万人、北京17万人、上海8.5万人、深圳6万等[4]。可以看出，在中国不到200万的朝鲜族人口中，生活在韩国或者关内的朝鲜族达76万之多，占38％。显然，延边等地朝鲜族人口流失非常严重，也因此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隐患，特别是中朝边境地区人口的流失，为这一地区社会秩序和稳定提出了新的课题。
第一，作为中朝边境重要行政区域的龙井、图们、和龙等县、市的人口数量逐年减少，使边境地区出现人口稀少化、农村“空巢化”等现象。由于农村“空巢化”现象日益严重，政府不得不对边境地区的行政区域加以缩小或改编。
第二，中朝边境地区人口流失主要以年轻人为主，致使边境地区农村老龄化现象十分严重。由于地缘关系和历史原因，延边中朝边境大部分地区居住着朝鲜族。改革开放以来，朝鲜族大量出外打工。据2006年统计，龙井市光新村全村人口为1030人，其中232人已离开此村；新安村全村人口为728人，252人已离开此村；胜地村全村人口为1037人，其中332人已离开此村[5][6][7](78～80)，而这些离开农村的朝鲜族大部分是年轻人。
第三，中朝边境地区人口流失女性远远多于男性，导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随之带来朝鲜族出生率低、人口负增长，边境地区民族学校纷纷关闭等一系列问题。众多朝鲜族女性为了达到去韩国打工的目的，不惜嫁给韩国男性。在这些女性中，有未婚女性，也有再婚女性，还有不少伪装结婚者。据韩国法务部统计，至2008年中国朝鲜族女性嫁给韩国男性者达37126人，在韩国国际婚姻中占第一位[8](60)。在我国不到200万的朝鲜族人口中，如此众多的适龄生育女性嫁给韩国男性，必然带来朝鲜族人口的负增长。由于多年的人口负增长，加剧了朝鲜族学校生源的短缺，使现在延边中朝边境地区的朝鲜族中学基本上面临关闭的境遇，乡里所维持的朝鲜族小学也岌岌可危。恶劣的教育环境，进而促使朝鲜族千方百计地离开中朝边境地区迁往生活条件更好的地区。
第四，随着人口的大量流失，中朝边境地区许多村干部也加入出国打工的行列，给治边、安边工作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延边地区是老革命根据地，享有“山山有金达来，村村有纪念碑”之美誉。中朝边境地区长期得以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与生活在这里的朝鲜族干部的勤奋工作密切相关。但是，现在不少村干部出国打工或不在本村居住，无疑为治边、安边工作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
二、中朝边境现实境遇中外部因素及其影响
我国朝鲜族作为跨国民族，自改革开放和中韩建交以来，在族群认同的驱使下与朝鲜半岛二国，即与韩国、朝鲜发生频繁的交往，应该说，这是无可非议的交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部分境外势力利用这种民族感情进行不利于我国边境和社会安定乃至民族团结的活动，我们应该加以防范。
其一，境外势力散布“间岛”问题的谣言，迷惑当地群众。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来延边访问的韩国客人剧增，从而也加快了延边旅游业的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其中一些游客歪曲历史事实，散布“间岛”为韩国领土的谣言，企图扰乱边境稳定。新中国成立前，甚至到现在，韩国人、日本人把延边称为“间岛”或“北间岛”，他们所称呼的“间岛”区域与现在的延边有所不同，仅指延吉、和龙、珲春、汪清四个县，但大体上相当。中韩“间岛”问题的纷争，始于1881年清朝官员“刷还”在图们江以北非法垦殖的大量朝鲜移民后。朝鲜移民为避免被清政府驱逐，根据1712年勘立的穆克登碑，提出土门（图们）、豆满为“两江说”，主张豆满江以北“非中国领土”。于是，中朝两国分别于1885年、1887年围绕“间岛”问题进行边界谈判，但未能达成协议。此后，中朝两国为边界问题一直争论不休。1905年日本根据“乙巳保护条约”剥夺朝鲜外交权后，公开干涉所谓“间岛”问题，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几经周折，1909年9月4日，中日签订“间岛协约”（《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日本承认“间岛”为中国领土②。2009年恰值中日“间岛协约”签订一百周年，韩国“间岛学会”和“收复间岛本部”趁机开展讲演、学术会议、图片展览等活动，希望韩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围绕“间岛”问题重新谈判。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各种名目到我国延边地区考察访问，企图扩大其影响。不少韩国学者认为中日“间岛协约”是非法的，不予承认，主张重新签订边境条约。
其二，韩国诸多宗教团体或个人渗透到延边朝鲜族社会，利用各种机会扩大信徒，违背我国有关对外宗教政策。我国政府对境外人员在我国境内进行宗教活动有明确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境内不得以任何名义或形式成立宗教组织、设立宗教办事机构、设立宗教活动场所或者开办宗教院校、举办宗教培训班”，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公民中发展宗教教徒”③。1980年10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基督教第三次会议上成立的“中国基督教协议会”也强调，反对以分裂中国教会、传播“福音”为名目的任何宗教渗透。韩国宗教团体，特别是基督教团体向延边地区进行宗教渗透，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自中韩建交以来，韩国基督教团体把在中国传播基督“福音”对象首先定位于没有语言障碍的延边朝鲜族地区，运用各种手段直接在延边地区进行宗教渗透，结果在延边地区宗教信仰现象曾经呈现出过热势头；二是向滞韩打工的朝鲜族宣传基督教教义，广纳他们为信徒，使他们回国后便成为教会的骨干。韩国基督教团体于1999年6月在首尔成立“首尔朝鲜族教会”，分为年轻人教区、吉林省教区、辽宁省教区、黑龙江省教区等，进行传教活动。现在，除了沈阳、延吉、龙井、和龙等地外，牡丹江、图们、抚顺、鞍山、铁岭等地也先后建立了朝鲜族教会。据最近统计，在我国200万朝鲜族人口中，基督教徒已有12万，仅在吉林省有60个教会和1000个处所，牧师15人[9](34)。不仅如此，韩国基督教团体还在研究如何通过朝鲜族教会扩大向中国传教的问题。
其三，韩国宗教团体与非法越境中国的朝鲜居民建立联系，也是扰乱中朝边境地区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安定的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朝鲜经济状况开始恶化，在中国有亲戚的朝鲜居民非法越境，寻求生计，部分朝鲜人在中国非法务工，且开始出现朝鲜妇女与中国男性结婚或同居的现象。2000年后朝鲜经济继续严重恶化，导致朝鲜居民大量非法越境，滋生出包括社会治安在内的许多问题，边境朝鲜族村落时常发生朝鲜居民非法盗窃、抢劫、杀人等刑事案件，给边境各族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因此，近年来，我国政府为了严防朝鲜居民非法越境，只要发现越境者，即刻遣送朝鲜国内。然而，韩国一些宗教或民间团体对此强烈表示不满，要求把他们视为“难民”，并在中国境内以不正当的手段唆使非法越境的朝鲜居民闯入外国使馆，以谋求所谓“政治保护”。此外，在所谓“政治难民”等口号的鼓动下，一些西方政治团体和媒体经常派人或记者到图们江边境地区进行调查或采访，进行夸大或歪曲事实的报道。朝鲜居民非法越境，已经与国外势力发生各种关系，危害中朝边境的正常秩序和稳定，必须加以防范。
三、几点相关对策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发生的巨大变化有目共睹，然而，由于当地朝鲜族离土离乡、走向城市、走向国外而带来的中朝边境地区安全上的隐患以及国外势力对这一地区的渗透，我们在安边战略上应该对这一地区予以足够的重视，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
第一，延边朝鲜族人口的大量流失与这一地区经济滞后密切相关，如果我国政府正在策划的图们江开发取得成功，将非常有助于这种状况的改变。十多年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政府乃至吉林省政府积极构思和推进开发图们江计划，1992年组织编制和实施了《图们江下游珲春地区综合开发规划纲要》，1997年组织编制了《中国图们江地区合作开发规划》。作为在中国图们江地区开发的核心区域，延边紧紧依托区位、资源、政策优势，围绕开辟海运航线、畅通货物通道、开展经贸交流，积极拓展与东北亚各国的合作领域，推动图们江地区国际合作开发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由于图们江开发有利于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有利于促进能源安全战略的实施、有利于促进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繁荣稳定，2008年，国务院批准了国家发改委提交的《关于图们江地区开发工作有关问题的请示》，2009年8月30日国务院终于批复了《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引起国际国内的高度关注[10]，说明图们江开发已成为“国家工程”。
第二，在图们江开发中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朝鲜族文化资源优势，加大对特色资源的投资力度，扩大创收，以保障朝鲜族在此安居乐业。延边的旅游资源可分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其中，自然景观主要包括长白山、珲春防川、中朝边界图们江两岸等自然风光，人文景观主要以朝鲜族文化为主。众多海内外游客到延边除了游长白山，也是慕朝鲜族文化之名而来。为了让众多游客在延边观光旅游期间尽情享受朝鲜族的民族风情，政府应该结合旅游线路，扶植和开发充分反映朝鲜族文化的旅游资源。另外，开发延边旅游资源，有待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我国朝鲜族是跨国民族，迄今为止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与朝鲜半岛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全球化时代跨境民族的文化必然呈现出多样性，由于朝鲜族与朝鲜半岛同种同源，必然产生文化与民族认同，但在国家认同上他们之间却有本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中国朝鲜族成为中华民族一员的主要因素。因此，我们在安全上必须戒备境外势力的渗透。
第三，继续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延边地区原来是革命根据地，这里向来是我国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的典范。然而，近年来由于朝鲜族农村人口流失，关内地区的汉族农民流入朝鲜族村庄，时而产生一些摩擦和冲突[11]。随着我国政府相继颁布有利于农民的土地政策以及图们江开发计划的逐步实施，出国或在外打工的朝鲜族农民纷纷回到村庄，要求归还土地，结果，围绕土地耕作权发生民族间纠纷，这种现象在延边地区时有发生。据有关部门统计，延边地区2003年土地纠纷发生115起，2004年发生610起，2005年发生973起，2006年发生764起[12]。因此，政府有必要结合延边朝鲜族农村的现状，制定出既不违反土地法规，又不影响民族团结的土地政策，以防患于未然。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延边朝鲜族为了追求更富裕的物质生活，纷纷离开家乡，离开中朝边境地区，走向城市，走向国外，导致大量人口的流失，使中朝边境地区的许多村庄出现“空巢化”现象。随着延边对外交流的加快，境外宗教团体也在延边地区进行传教活动，他们与非法越境的朝鲜居民相联系，严重扰乱了边疆的秩序和安定。为了维持中朝边境的长期稳定，政府有必要加大对图们江的投资，加快经济建设，为各族人民在此安居乐业创造必要的客观环境。
收稿日期：2009－12－01
注释：
① 参见金松《朝鲜族人口负增长的原因和对策》，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统计局编《统计参考》，2002年8月19日。
② 关于这一段中韩领土纷争的历史，笔者在《中朝日围绕“间岛”发生纠纷的原委》（《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4期）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③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2000年9月26日国家宗教事务局令第1号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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