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的当代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历史唯物主义论文,书信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02)03-0040-06
在我国学术界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人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 书信[1]的重视是很不够的。人们之所以对“书信”持这种态度，大体上有如下理由： 第一，书信不同于科学论文和论著，都是未经发表过的言论。既然是未经发表的，就一 定是没有深思熟虑的，因而它的科学性就必然受到一定限制。第二，书信的言论都是零 散的、不系统的。因为它不是对问题的系统论述，因而不利于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做系 统的深入的研究。正因为人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书信存在着上述错误态度，必然使 人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背离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出现各种不应有的错误。因此 ，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书信，在当代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
一、重新评价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的价值
应当承认，同科学的论文、专著相比较，书信确实有它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例如缺乏 系统性)，但是，这丝毫不能抹杀书信的理论价值。由于书信本身具有的特点，就使得 书信具有科学论文和专著不具有的长处。
第一，这些书信具有的长处之一，是表达观点的灵活性。由于受发表的限制，特别是 受当时德国书报检查制度的限制，因而公开发表的论文和专著必然限制马克思恩格斯的 思想的发挥。而对于书信来说却不存在这种限制，因而在专著中没有明确说出的，在书 信中却可以得到明确说明。从这个意义上说，书信更能够使我们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内心世界和真实想法。
第二，学习书信能够使我们更容易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核心和理论的要点。 书信提出和论述的问题往往是最重要的、在理解上最容易出现错误或已经在现实中出现 了错误的观点。在书信中，可以忽略体系的要求，反复强调核心思想和关键问题，而在 一般的著作中，为了照顾体系，不可能反复强调和论证某一问题。这些最关键的问题往 往是被隐藏在全面系统的论述中，人们不容易把握。
第三，书信更容易使我们了解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发展过程。书信从1846到1894，跨 越了半个世纪。马恩前后的思想也不是没有变化的，而是随着社会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而 发展的。不能想象，一个人或一种学说在半个世纪中没有一点变化，只有宗教教条才会 如此。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书信内容的前后对比，我们既可以了解他们前后思想的发 展变化，也能了解他们前后一贯强调的理论核心思想。
第四，通过书信，我们更能够了解马恩思想的针对性。书信都是针对某一现象、某一 观点或某些人讲的。例如，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给巴瓦·安年科夫的信，是针对蒲 鲁东脱离个人分析社会、把社会发展归结为“无人身理性”的观点的，90年代的一些书 信是针对德国的“青年派”和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的思想讲的。
第五，只有通过书信，我们才能了解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最高发展。马克思在1883年 逝世以后就没有著作了。恩格斯在90年代，也没有写过大部头的著作(1888年发表了《 费尔巴哈论》)。9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恩格斯90年代的书信反映出来的，这 些书信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高峰的惟一体现。因此如果我们仅仅从专著去理解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思想，就不可能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发展。恩格斯90年代的书信，体现了 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高发展，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具有特殊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
因此，研究和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是不能绕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书信的。前些年我 国理论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很多是与对这些书信的忽视直接相关的 。这就进一步提醒我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在当代的历史唯 物主义研究中是不能忽视的。
二、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结果
这是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给巴瓦·安年科夫的信中提出的观点。他说：“社会— —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2]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提 出了一个重要观点，而且提出了一种认识社会历史的新的思维方式：即必须从认识人的 活动去认识社会。社会不是在人们的活动之外存在的某种抽象的存在或“独立的人格” ，它就是人们的社会活动本身；所谓社会历史规律，也就是人们的活动的规律；所谓社 会历史的客观性，也就是人们的社会活动的客观性。因此，我们在分析、认识社会历史 时，就不能抛开人的有目的的活动，而必须从分析人的有目的活动出发，说明个人的在 目的支配下的活动是如何在交互作用中形成社会历史的客观性、规律性的。
但是，我国以传统哲学教科书为代表的传统的观点却正好相反。它不是首先去分析有 目的的个人活动何以形成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而是要从人的目的性活动之外去寻找历 史客观性。按照那种理解，要说明历史客观性，其首要的前提就是必须排除个人的目的 性活动的历史作用。在这种观点看来，既然客观性具有不以人的目的和意志为转移的性 质，那么，如果承认了人的目的和活动的历史作用，历史就不能是客观的了。这样，人 们就到人的活动之外去寻找历史发展的原因，最后找到了一种“物质”的东西，即生产 力。
当然，我们并不否定生产力对历史的决定作用。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 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规律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但是，这一规律是还需要进行解释的 。在社会历史中，简单地用“物质性”是解释不了历史客观性的。这是因为，社会历史 中的任何“物质”都是在人的目的支配下存在的。例如，生产力就不是脱离人的目的和 意志而存在的：作为劳动力的人的肉体是受人的目的支配的，作为劳动资料的生产力也 是在人的目的支配下运行的。生产力的要素如果脱离了人的目的性支配，它就不再是现 实的生产力(如失业的劳动力和闲置的生产资料)。因此在生产力中是包含目的性因素的 作用于其中的。既然在生产力中就包含了目的性的作用，那么，简单地用生产力的物质 性就不能说明历史的客观性了，因为受目的性支配的生产力本身的客观性还有待说明。 可见，把“物质决定意识”的一般的唯物论原则简单地搬到社会历史中来是行不通的。 如果问题这么简单，那么，费尔巴哈也就不至于仅仅是一个半截子的唯物主义者了。
马克思在这里正是从人的目的性活动的交互作用来说明社会历史的客观性的。他说：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 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 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 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 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作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 成人们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3]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人们之所以不能 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是因为“自己的生产力”是以前代人创造的生产力为前提 的。由于人们对前代人的生产力是不能自由选择的，因而他们对自己的生产力也是不能 自由选择的。在这里马克思是用前代人同后代人的交互作用来说明生产力的客观性的。
当我们说明了生产力的客观性之后，我们就有可能说明全部历史的客观性了。为什么 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要求呢?这也不是由于生产力的“物质性”决定的，而是由 于人的价值选择性决定的。马克思说：“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 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 ，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 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4]在这里 ，马克思连续用了两个“为了”，而不是用“因为”，显然不是用“物质决定意识”的 简单的因果性解释原则而是用了“目的性”、“价值性”、选择性的解释原则来解释“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的。从根本上说，之所以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 ，不是因为生产力是物质的(如有人所说的，工具是铁的、木头的，作为劳动力的人的 肉体也是自然物质的)，而是因为如果生产关系不适合于生产力，生产力就不能存在和 发展；而如果生产力不能存在和发展，人类就不能生存。生产力的存在与发展是人类生 存的基本条件，因为它是人类获得生活资料的惟一途径。因此，不是生产力的物质性决 定了生产关系必须与它相适应，而是人类的生存需要决定了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 应。在这里，这一历史规律的解释原则不是物质决定性原则，而是人的“生存决定性” 原则。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是解释历史中的一切关系的终极尺度。因为历史本来就是人 类生存与发展的历史。
马克思是用人来解释社会历史的。社会历史的解释原则是人的原则，而不是物的原则 ，因为社会历史就是人的交互作用本身。学习马克思的这封信，对于突破传统观点对社 会历史的简单的、机械的解释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关于“历史合力论”
恩格斯在90年代的书信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历史合力论”思想 。在这里，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也是用人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来解释历史客观性的。如 果说，马克思是用前后代的人们之间的交互作用解释了生产力客观性的话，那么，恩格 斯则是用同一个时代的人们之间的交互作用解释了人的目的性活动形成的社会历史何以 是客观的。
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给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 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 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 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 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5 ]
恩格斯在这里是用个人之间的意志的相互作用来说明人的活动构成的社会历史为什么 是客观的。这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解释社会历史时已经发生了一个思维方式的转变 ，即从“因果性思维”转变为“交互作用思维”。这两种思维方式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 ：
第一，在相互作用中，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决定历史的结果，只有他们的相互作用才 决定了历史的结果。离开了各个人在交互作用中的统一，每个人对历史的结果都只能是 一种可能性的作用。
第二，在交互作用中，不仅每一个人对历史的结果都有作用，而且他们还相互制约和 相互决定，因为每一方都只有通过制约另一方才能对历史结果发生作用。
第三，“相互作用”的解释代替了因果性思维方式，成为解释历史的一种新的思维方 式。因果思维是一种线性思维，它要从结果追溯原因，从现在追溯过去，因而它标志着 一个单向的从过去到未来的时间流程。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是典型的因果思维方式，它追 求的是一种终极因果性。因果性联系是以“非相互作用”为前提的：如果我们把作为因 果的事物纳入到相互作用中，那么，它们的因果性马上就会消失。正如恩格斯所说：“ 相互作用消除了绝对的首要性……”。[6]而因果性追求的正是一种“绝对”的首要性 ，即产生一切结果的原因。恩格斯在批评这种机械的因果性思维方式时说：“所有这些 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 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中只是在危机 时期才有，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 不均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任何绝 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对他们来说，黑格尔是不存在的……”。[7]
恩格斯用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解释历史客观性，就把历史客观性同自然客观性区别开 来。历史客观性不仅不排除个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而且是以这些主观意志为前提的。 假如没有作为“分力”的个人的意志参与交互作用，就不会有作为“合力”的客观的历 史结果，因为合力正是由所有的分力的交互作用形成的。“交互作用”只是抵消了各个 作为“分力”的意志中的相互冲突的方面，然而他们的共同要求却以扩大的形式在历史 结果中实现出来。因而“合力”并没有消除各个“分力”的作用，而是把它们包含于其 中。正如恩格斯所说：参与交互作用的每个人“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 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 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8]这说 明，作为合力的历史结果的客观性本身就是个人选择的交互作用形成的，其中就包含了 个人主观选择的作用。客观性由主观性的相互作用形成，这种客观性才是“历史的”客 观性。这种对客观性与主观性关系的理解才是真正的历史辩证法。
以传统教科书为代表的传统观点在思维方式上仍然局限于简单的、机械的因果思维。 这样，它要说明历史客观性，就只能把主客体、主客观绝对对立起来，把否定主体性、 主观性的选择作用作为承认客观性的前提。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支配下，它们在解释历史 客观性时，就完全曲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即只引用恩格斯在该信中论述历史客 观性的前半段话，而不引用说明主观性作用的后半段话。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 书信对于我国当代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来说，在思维方式上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四、历史是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发展的
恩格斯在这一思想主要是在1890年10月27日给康·施米特的信、1890年9月21日给约· 布洛赫的信、1893年7月14日给弗·梅林的信、1894年1月25日给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 论述的。这一思想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恩格斯说：“……这些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 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它由于它本来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了 的相对独立性，又反过来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影响。”[9]
所谓上层建筑对经济的“独立性”，是指上层建筑的发展不是被经济决定、而是由自 身的原因所决定的性质，即经济对上层建筑的“非决定性”。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表 明，上层建筑既被经济决定，又不(完全)被经济决定。显然，如果上层建筑完全是由经 济决定的，那么它就是不独立的。只有那些不受经济决定的方面才可能是独立的。这种 独立性是“相对的”。独立的“相对性”指的是这种独立性是不完全的，在它的独立发 展过程中，归根到底还有经济的决定作用。恩格斯指出：“至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 的思想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那末它们都有它们的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 内容，即目前我们不免称之为谬论的内容。这些关于自然界、关于人本身的本质，关于 灵魂、魔力等等的形形色色的虚假观念，大都具有否定性的经济基础；……虽然经济上 的需要曾经是，而且愈来愈是对自然界的进展的主要动力，但是，要给这一切原始谬论 寻找经济上的原因，那就的确太迂腐了。”“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 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因此经 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经济的作用“是发生在各个领 域本身所限定的条件的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对先驱 者所提供的现有的哲学资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 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 …”。[10]
第二，经济不是历史发展的惟一的决定因素。按照传统观点的理解，说经济归根到底 决定社会的发展，就等于说上层建筑对历史发展没有决定作用，就是把经济看成惟一的 决定作用。在我看来正好相反：说经济是“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是对经济的决定作 用的一种限制，即仅仅把经济的决定作用限制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这正是说明了 经济不是惟一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也正是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早期著作中，为了 把自己的新唯物论同唯心论区别开来，突出强调的是经济的决定作用，而在那时，并没 有对经济的决定作用给以“归根到底”的规定。而在90年代，恩格斯为了强调上层建筑 的作用、批判那种把经济看成是历史的惟一决定性因素的观点时，才用“归根到底”对 经济的决定作用进行了限制。
实际上，如果我们说上层建筑对历史没有“决定”作用，就等于说上层建筑“没有作 用”。如果上层建筑什么都决定不了，它还会有什么作用呢?说它有作用，就是说它能 够决定什么。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信中明确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决定性 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和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 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 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 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 素。”[11]恩格斯在这封信中，还说：“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 人民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前面讲上层建筑对 历史有决定作用，这里又讲“不是决定性作用”。应当怎样理解?实际上，这里所说的 上层建筑的作用不是决定作用仅仅是在归根到底意义上说的，即上层建筑不是历史的归 根到底意义上的决定性因素。前面讲的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是指它在形式上的决定作用 。在这里，关键还是不能把“决定作用”理解为数量之间的比较关系，即不能把决定作 用理解为“谁的力量大谁就决定”，而应当从质上区分两种决定作用的不同性质。经济 和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是两种不同质的决定作用。质上不同的东西是不能在量上比较大 小的(如一亩地与二斤棉花谁多?无法比较)。因此，我们不能在“量”的大小上理解决 定作用(如谁的力量大，谁就决定，力量小的就没有决定作用)，而应当在“质”的区别 上去理解。就是说，当我们说二者都有决定作用时，说的是二者决定了历史的不同的方 面。恩格斯说经济是“归根到底”意义上的决定作用，就是在质的区别上说的，即把经 济的决定作用限制在、规定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这个规定同时就暗含着另一个规 定，即上层建筑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之外也有决定作用。
具体说来，“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所决定的是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上层建筑的决 定作用是一种形式上的决定作用，它使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中轴线在局部发生偏离， 但从长过程看，历史始终是围绕着经济的中轴线运动的曲线，即历史最终(归根到底)是 经济决定的。
因此，经济并不能决定历史的一切，它只是决定了它能够决定的和应该决定的东西。 现实的历史事件并不是完全由经济决定的。恩格斯说：“恐怕只有书呆子才会断定，在 北德意志的许多小邦中，博兰登堡成为一个体现了北部和南部之间的经济差异、语言差 异，而且自宗教改革以来也体现了宗教差异的强国，这只是由经济的必然性所决定，而 不是由其他因素所决定……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 那末，要不闹笑话，是很不容易的。”[12]
第三，上层建筑与经济的相互作用。在经济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并不是单向的经济 决定上层建筑，而是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是一种相互的规定、相互的制约和相互促 进的关系。在相互作用中，每一方都是通过作用于另一方才能对历史发生作用。在二者 的相互作用中，经济仍然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 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13]
五、历史发展中的必然和偶然
马克思在1871年4月17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作用的话，那 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 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 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14]
简单的因果思维必定否定偶然性的存在。必然性是发展过程的确定性，即只能如此； 而偶然性则是发展过程的不确定性，即过程未必如此。二者在性质上是对立的。因果关 系都是纯粹的必然关系，即有一个原因，就必定有一个与其相适应的结果。这样，因果 思维就否定了其他可能性的存在，即只承认一种可能。但是偶然性(不确定性)是以多种 可能性的存在为前提的：只有一种可能性存在的过程是纯粹必然的过程，因为它没有别 的可能。只有在多种可能性存在的条件下，发展过程才会有不确定性。因此，单纯的因 果思维必定否定偶然性的存在，违背历史的辩证法。
要既承认必然性的存在，同时也承认偶然性的存在，就必须超越机械的因果思维方式 ，从经济与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去理解历史过程。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中 ，历史的发展并不是只有一种可能性，而是具有多种可能性。在这里，经济必然性只是 规定了由多种可能性构成的这个“可能性空间”。历史的发展不可能超出这个可能性空 间，这是必然的，但是，在这个可能性空间范围内，到底哪一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则是 偶然的，不确定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第一，必然性只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 。任何现实的历史事件都包含偶然性，都具有不确定性。第二，必然性不只是单一的可 能性，而是多种可能性的总和。这个总和中的任何一种可能性的实现都是偶然的，只有 这个总和才是必然的。例如，鸡蛋的变化有如下可能性：在适当的温度下可能孵出小鸡 ；在较高的温度下保留时间过长可能腐坏；在一定的高温下它可能成为人的食物。我们 假定鸡蛋的变化只有这三种可能，那么鸡蛋变化的必然性就是这三种可能性的总和。这 个总和是必然的，它的变化不会超出这个总和，但这总和中的任何一种可能性都是偶然 的。这里无须多讲就可以看到，以传统教科书为代表的传统观点基本上还是用机械的因 果思维去理解历史的，在如何对待必然与偶然的关系问题上，也仍然把必然性理解为单 一的可能性，因此，它无法合理地解释必然与偶然的统一。
总之，以传统教科书为代表的传统观点，在很多问题上都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书信 中的观点和方法。人们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的著作上，这当然有它 的合理性，但是完全否定和忽视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的著作，特别是完全否定和忽视他 们的书信的意义则是不可取的。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在当代 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02-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