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民主化的流产与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京论文,国民党论文,政权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南京国民政府处于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期。由于社会的转型，各种新生的利益集团纷纷崛起，有着强烈的参政要求，使南京政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它要求南京政府必须适应时代潮流，实现政治民主化以整合各种利益集团以达到社会政治之稳定。然而南京政府始终没有完成向政治民主化的转轨，这不仅把众多的利益集团抛到敌对面去造成社会的动荡，更导致其政权自身的腐败。这是南京政权迅速败亡的重要原因。
有关南京国民党政权迅速覆灭的原因，本人曾在两篇文章中探析过[1]现拟就政治民主化的流产与南京国民党政权迅速覆亡的关系这一角度再作一番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南京国民党政权处于中国社会政治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阶段上。与传统相比，此一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特点是：各种新的社会利益集团纷纷崛起，要求民主、自由、效率等的呼声风起云涌。这就要求南京政权必须适应时势的需要，逐步建立健全一套足以整合各种社会势力的民主体制并不断提高政府的统治效率，才能安全地渡过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倘若继续沿用传统的体制和方法，必将无法满足众多新生的社会利益集团的要求，从而导致政府统治的合法性资源不断流失并随之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为时代潮流所淘汰。然而，南京国民党政权始终无法实现向政治民主化的转轨，这是它迅速走向败亡的重要原因。1949年2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怀着对南京政权绝望的心情向本国政府作了如下的报告，他说：“战后，尤其是去年下半年，我们亲眼目睹了传统型中国政府体制的衰败和没落。国民党最初的宗旨是反对封建王朝——正如太平天国那样，但是，尽管它具有一种民主思想和现代革命精神，最终这些思想和精神还是丧失殆尽，并进而逆转，走向传统方式。至于蒋介石本人，他无疑为人正直，富有献身精神，但其观念手段仍是非民主的。政府也不乏正直自由人士，但体制上则滋生、培育着罪恶，并进而导致自身的毁灭。它变得如此腐败无能，如此不得人心，以至于哪怕任何自身的有序改革都少有希望，即使没有共产主义运动，恐怕也会爆发另一场革命。”[2]司徒雷登的以上观点我们不能完全接受，但它对于我们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探讨南京国民党政权迅速覆灭的内在原因却颇具启发意义。
众所周知，晚清以来，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下，传统型的中国社会开始出现裂痕。西洋文明挟雷霆之势，借助富有诱惑力的物质载体，滚滚东来。受其浸润，中国社会政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此所谓“千年未有之变局。”洋务运动倡近代工业于前，维新运动执君主立宪紧随其后，辛亥革命一举推翻帝制。短短数十年间，风云际会。传统的封建自然经济及其所派生出来的专制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已被打破。近代工业，民主自由等新鲜事物日益为人们所追求和企盼，并汇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由于近代工业企业的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西式教育的发微和“士”阶层的变化，中央政府权威的日趋式微和握有军政大权的地方实力派在各地的纷纷崛起。社会政治生活日益显得复杂多变。士阶层愈来愈难以成为调节君民关系的桥梁；要求民主自由是资产阶级孜孜以求的一项政治目标；羽毛丰满的地方实力派萌发了分权自治的思想，对于中央权威已不再那么服服贴贴，且常怀觊觎之心。中国社会政治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传统型的统治制度已不能适应时代的新要求。唯有实现向民主化的转轨，不断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才能满足这些新的社会利益集团的要求，避免社会政治的动荡和失范。牢牢抓住专制皇权不放的清朝经历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和新政的失败及立宪骗局的败露后终为历史大潮所淹没，不过短短几十年时间。北洋历届政府打着民国的旗帜号行专制独裁之实，仍是晚清的那一套，逞能只不过十几年而已。凡此，均与不能适应时代潮流，推行民主政治有着重要的关系。
孙中山吸收中西方文明的精华，独创性地提出了三民主义及一整套具体的建国方案，旨在推翻帝制后行政治民主化于中国。奈因民初军阀横行终成泡影。但它则成为进步的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民主化模式和圭臬。革命的国民党几经波折之后终于走上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正确道路。眼看革命有了转机，民主政治将有着落，孙中山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北伐之后，蒋介石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以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自居，建立起南京国民党政权。
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之际，中国社会政治的变迁已达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经历辛亥革命的冲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荡涤和国民革命的洗礼，民主自由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政治民主化的呼声较前更加高昂。晚清以来产生或被动员起来的各种社会利益集团更加强大；资产阶级经历一次黄金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无产阶级已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舞台，受西学影响的知识分子队伍更加壮大。此外，时时游离于中央政府之外见风驶舵的地方势力有增无减。这些集团，从不同的利益出发，它们密切注视着南京政权的一举一动。一些社会集团把孙中山未竟的政治民主化事业寄托在南京政府身上，如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一些社会集团打着三民主义旗号随时准备同南京中央政权抗衡以谋取私利，如各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内一些政治派别。而民族资产阶级左翼势力及代表工农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则自南京政权建立之日起便与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此可见，南京政权建立之后便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假如它能够真正继承孙中山的遗志，致力于政治民主化事业，那么它将尽可能多地把这些社会集团容纳到政府里面并逐渐得到民众的拥护，还能有效地堵住地方势力反对中央之口舌，顺利渡过社会政治的转型期。否则，必将把这些利益集团都推到敌对面去，给中央政府带来严重的危机。然而，南京国民党政权对这一严峻挑战的回应则是软弱无力的。政治民主化终因南京政权的阶级本质及其衍生出来的体制而成为骗局，终因南京政权的体制及其引发出来的低效、腐败而难以启动。总之，政治民主化最终流产了。南京政权恰如司徒雷登所说的，从最初的反封建（应指南京政权建立之前的国民党政权才对——笔者）到后来向封建传统逆转，传统的、落后的体制滋生了腐败、罪恶，最终毁掉了自身。随着政治民主化的最终流产，南京国民党政权的末日旋即降临。
南京国民党政权政治民主化的骗局其实早在其“训政”体制确立时便已昭然若揭。当时就已遭到社会各界正义之士的猛烈抨击，也授予别有用心者反对政府之把柄，给南京政权造成了不小的震动。
孙中山晚年提出了著名的建国三时期学说，即军政、训政、宪政。训政即以党治国，在革命成功初期，由革命的国民党行使全国最高权力并负责训练民众的参政议政能力，俟民众具备了能力方还政于民，进入以法治国的宪政时期。可见，训政是民主化的准备和过渡。孙中山为防止在他身后某些野心家利用训政搞个人独裁，为使训政能够真正有效地为宪政铺平道路，特意对以党治国的内涵作了明确的界定：首先，“以党治国”的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它以革命的阶级（即工、农、商、知）为依托，奉行革命的主义（即三民主义）。孙中山特别强调用主义治国，“用党义战胜，用党员奋斗”。[3]并主张“借才于党外”为实现主义共同奋斗。不是要“党员都做官然后中国才可以治”。[4]因此，要求掌握全国大权的党必须团结其它革命阶级、党派、团体而不是排斥压制它们。其次，“以党治国”的党必须采用民主主义的集权制度，党的权力集中于各级党组织而非个人。各级执行机关采用委员会制度，根据合议制原则作出决策。[5]
蒋介石以继承孙中山的遗志为标榜，于1928年10月南京政府成立初期颁布了《训政纲领》确立其训政体制，却大大篡改了孙中山的训政思想。首先，南京政权“以党治国”的党已不再是孙中山所界定的“革命的政党。”通过1927年的“清党”，工农及其它革命者已被排除出国民党之外，而腐朽、投机分子乘虚而入，充斥于党的上上下下。对于共产党及其它革命党派团体不是团结，“借才于党外”，而是借助暴力手段千方百计进行排斥、镇压。总之，是国民党一党的独裁。国民党既已不是一个革命的党，也就不可能用革命的主义来治国。因此，蒋介石违背了孙中山的“主义治国”思想，强调“党员治国”，谓“非本党同志完全管政，主义是不易实行的”，“希望二年以内，政治人员由中央政府至各地方高级政府，全是本党党员。”[6]其次，在党内，南京政权违背了孙中山所强调的民主主义集权制原则，极力压制党员的民主权利。顺蒋者昌，逆蒋者衰。形成了蒋派党员专政的局面。仅举国民党三大代表的确定一例便可见一斑，406名代表中，蒋介石指定的多达211人，圈定者122人，依法推选者仅73人，被称作“中央特派员会议”[7]可见，蒋介石以继承孙中山遗志为名，篡改了孙中山的训政思想，以此确立了国民党一党专制及其个人独裁的统治体制。
南京政府政治体制确立后，立即遭到来自各方的强烈反对，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它违背了孙中山的民主思想，违背了政治民主化的潮流，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共产党首先揭竿而起，以推翻南京政府为职志，成为南京政权的最大心腹之患。国民党左派人士与之决裂，继续树起三民主义旗帜另谋第三条道路。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及热衷于西方民主政治的知识分子在舆论上对南京政权发出猛烈的抨击。强烈要求结束一党专制，实施民主宪政，“使各党各派有公开平等竞争的机会，使政治斗争的方式，用口笔代替枪炮，使一般国民来做各党各派的最后仲裁者”，“如若不使各种政治势力有发泄的机会，若不把政治的运作纳于轨道”，欲使国家长治久安，“那是缘木求鱼的办法。”[8]他们要求国民党实行政党政治，政治公开，接受有效的政治监督。对于南京政权的训政表现出极端的不满和怀疑。1932年4—5月，《申报》、《时事新报》评论说，“国民党主政至今已六载，人民驯服受训亦已三年，训政效果究安在乎？即就政府本身总揽之五权而言，权势依庇，遑言考试；军阀横行，几见监察；立法徒为纸上谈兵；司法尤为每况愈下；行政则漆黑一团。”“事实上国民党毕竟无力训练国民，国民党员所知，国民亦知之。”[9]除舆论抨击之外，在行动上他们还组成了宪政促社会，宪政救国会等团体，积极活动。而国民党的某些派别或个人在权力斗争中失势后，也积极操起宪政这个武器向中央政府发难。1931年10月，国民党元老李烈钧等118人连署提案，要求开放政权，允许人民自由组党，1932年，孙科向报界宣传其抗日救国纲领，主要为筹备实施宪政，与蒋介石唱对台戏，等等。使得这场斗争更富复杂、险奇的特色。至于那些雄踞一方的地方实力派们，当中央政府打着三民主义旗号，借统一全国军政为由去征讨它们的时候，它们更是懂得抓住蒋介石违背孙中山三民主义，搞独裁专制这一把柄，用三民主义去还击蒋介石中央政权。纵观30年代初，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的口诛笔伐，无不皆然。在各方的反对声中，南京政权在民众中，在各社会利益集团中的合法地位因此大受动摇。南京政权在它刚建立的时候，已为自己的灭亡挖好了陷井。因为政治民主化的潮流是不可违背的，政府的安危，端赖于顺潮流，得民心。
抗日战争爆发后，情形稍有改观。一方面，为调动各方力量进行抗日，南京政权在政治上作了一定程度的开放。另一方面，主要的是因为各方的注意力已基本被吸引到民族抗日战争问题上去，对于南京政权一党独裁之不满情绪暂时退居其次。因此，抗日的南京政权在各社会团体及民众中，威望、地位之高是前所未有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民主化向南京政权提出了空前严峻的挑战。因为民族抗日战争已告结束，国内政治问题复成为斗争之焦点。通过八年抗战，民众广泛觉醒，民主进步势力异常强大和活跃，参政、议政的愿望颇为激烈。各党各派都在磨拳擦掌以待。南京政府最大的敌对势力——中共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正静观着时局。而美国为实现其战后远东策略计，需要其帮手国民党政权必须有一个较新的形象出现以便稳固统治，因此，着意扶植中国的自由主义势力，要求南京政权吸收各党派人士参加国民政府。马歇尔在调停国共关系失败后的离华声明中甚至强调中国的政治应由自由主义来领导。[10]自由主义者呼吸到前所未有的新鲜空气更加精神抖擞。人们热切期盼着一点，那就是早日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实现真正的民主、自由。然而，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回答却是欺骗和高压，拒绝给人民以真正的民主自由。政治民主化在人们的一派热心期盼中最终流产了。在十几年训政中忍气吞声的人们，此时已不能再原谅国民党政权了。政治民主化在战后的最终流产可以说已敲响了南京国民党政权的丧钟。
战后，政治民主化最终流产的前奏是1946年内战的挑起。原先，各方面对于民主化满怀希望，因而积极参加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一纸政协协议令他们欢欣鼓舞。正当准备参加民主政府之际，南京政权却挑起了内战，肆意践踏民主、和平。真是当头一棒！中国共产党奋力迎战，决不屈服。而中间党派及其他利益集团热情已大大冷却下来，政府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急剧降低。这可以说是南京政权自取灭亡的预兆。但不少人对于宪政仍然抱有希望，所以南京政权感到宪政尚具有欺骗作用。1946年底和1947年初，正当南京政权在内战中处于最得意之际，耍出了伪国大和改组政府两幕闹剧，美其名曰宪政，而其实完全违背了政协协议，违背了民主精神，仍然是一党专制的独裁政府，意欲借武力作后盾逼使各方面就范。人们所企盼的多党政治，民主政府原来在南京政权的操作下竟是如此的结果。人们彻底绝望了。
至此，南京政权在人们心目中的合法性已丧失殆尽。我们且看看来自各方面对于所谓宪政的反应：周恩来代表共产党于1946年11月16日即伪国大开幕之次日发表声明指出，这一“国大”“是一党召开的分裂的国大，而不是各党派参加的团结的国大，政协协议的国大”“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坚决不承认这个国大。和平之门已为国民党政府一手关闭了。”[11]民盟在京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只有超然置身事外的途径，以求得良心所安。”拒绝参加伪国大。对于伪国大所制定出来的宪法，中国共产党表示“只有把它同袁世凯天坛宪法和曹锟贿选宪法一样看待。”[12]民盟则宣布“愿保留其接受权利”。而民建、民进、九三学社等十一个团体于12月31日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1947年4月改组政府出台后，反对之声更是风起云涌。爱国民主人士李济深、何香凝等人，民盟鼓泽民等人，救国会李章达等人联合发表声明指出：“这样的改组政府是和政协协议显然极端背谬的”。表示“对此改组政府不存在任何幻想，并愿与我爱国同胞共同反对之。”[13]总之，国民党政权此次所谓还政于民完全是一个骗局，遭到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对。人们甚至把是否拒绝参加“国大”和“改组政府”当作评价一个人或党派政治操守的标准。南京政权把那些本来应该加以容纳、整合的社会集团都推到敌对面去了。随着1947年底蒋介石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严令取缔之后，民主党派们终于彻底抛弃了国民党政权，走上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这大大加速了南京政权的覆亡。
总之，政治民主化乃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发展中的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被动员起来的广大社会利益集团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有着强烈的参政议政愿望，传统型的专制独裁政府已不能适应时代潮流了。南京政权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公然违背了它，终逃不过历史的惩罚。“训政”体制确立已使国民党政权大失民心，而“宪政”骗局的败露，更使它民心丧尽。如此不得人心的政权焉能长久，绝望的人们最终团结到共产党周围，一起埋葬了南京政权。
还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政治民主化的流产不仅使国民党政权丧尽民心，更造成其自身政治肌体的腐烂。这正是一些人包括蒋介石所经常提到的：自己毁掉自己。这大概是这一政权迅速覆亡的重要的内在原因。
由于1927年的清党，把中共及其他富有革命精神的人士清除出党。由于违背了孙中山革命的民主精神，作为南京政权的执政者，国民党遂成为一个没有战斗力的腐朽的党。缺乏民主监督和管理，缺乏主义信仰（由于违背了三民主义），丧尽革命精神和献身精神等特点，使得这个党日益松散、腐败，没有凝聚力和战斗力。蒋介石1948年初在戡乱建国干部训练班的开学典礼上曾痛心疾首地说：“自抗战胜利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已经一落千丈……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的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也没有象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的。这样的党，早就该被消灭、被淘汰了！”[14]这样的党，显然是无法领导的一个政府迎接民主化潮流的挑战的。
由于违背了政治民主化的潮流，南京政府上上下下始终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日益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对政府的管理职能已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要求政府的管理行为必须高效率，而高效率来自民主化、制度化和科学化。所有这些，对于政府人员的素质都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然而，由于专制独裁的性质，南京政府始终没有具备以上条件。政府决策之制定和执行，官员的任免等等，主要以少数当权者的好恶、利害为依据。而各级官员们大都以他们的上司以至蒋介石的是非好恶为是非，以求得保禄全身。“在国民党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中，蒋介石力图把政府各机构严密控制在手中。政府人员提升的标准是对蒋介石个人的忠诚，而不是行政才能和创见。”[15]曾亲身经历南京政权一代的张治中颇有感触地评道：“群僚百工，中于明哲保位之毒，只求禄位之保持，不图事业之推展……遇有重大问题，惟以听钧座裁决为唯一的解决方式，否则委过他人，以自卸责任为得计。”[16]而对于各级官员们的行为，南京政权始终缺乏有效的民主监督和考核制度。政绩的优劣与当事者并无紧要的关系。因此，他们的日常生活基本上是：“慢慢叫，画画到，讲讲话，说说笑，吸吸烟，看看报，一天混过去。听听戏，打打牌，好睡觉。”对于违法失职者更少有法律惩戒。据统计，从1932年到1937年5年里，中央公务员惩戒446件，处分各级违法犯罪官吏690人，其中只有13人被移交法院审判。[17]这更使得昏庸腐败之徒充斥于政府各部门，无所顾忌。所有这些直接造成政府管理的低效无能，难以适应时代的新要求。
由于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造成南京政权的政治进出常以军事实力的消长，派系力量的兴衰为依据，而个人的才识、政绩、社会声誉等无关紧要。因此，兵戎相见、阴谋诡计、口诛笔伐等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家常便饭。可见，南京政权在统一的背后是一盘散沙。
综上所述，我们不能不认为，政治民主化的流产所造成的后果，与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迅速覆灭是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的。而南京政权的阶级属性也决定了其政治主化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基于此，不能不认为南京政权的迅速覆亡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必然性的。
（本文为一九九七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通向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论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研究成果之一，课题组成员：吴贤辉〈负责人〉、许金顶、曾亚雄、陈少牧、陈宪光）
注释：
[1]《南京国民党政权覆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灭》，见《华侨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1995年第1期，又见人大复印《中国现代史》1993年第7期，1995年第6期。
[2]《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19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4]《孙中山全集》卷八，第500页、第282页。
[5]参见王永祥、李国忠：《孙中山的训政构想与南京政府的训政体制》，载《南开学报》，1995年第3期。
[6]《申报》1931年1月11日。
[7]《改组派资料选辑》，人大党史系，1984年版，第352页。
[8]王造时：《我们为什么主张实行宪政》，见《时事新报》1932年6月23日。
[9]转引自徐思彦：《要民主宪政，还是要专制独裁——30年代关于民主与专制的一场大争论》，载《史学集刊》1995年第2期。
[10]参见马千里：《40年代政治自由主义在中国》，载《苏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11]《解放日报》1946年11月19日。
[12]《新华日报》1946年12月29日。
[13]转引自丁永隆、孙宅巍：《南京政府的覆亡》，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
[14]《先总统蒋公全集》卷三第1899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编印。
[15]帕克斯.M.小科布尔：《江浙财团与国民党政府》序，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6]《张治中回忆录》上册，第387—388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17]引自田百春：《国民党放松对党官监察的历史教训》，载《江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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