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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5月14日，达赖违背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 擅自在境外宣布“班禅转世灵童”，使班禅灵童的转世工作遭受严重的干扰。达赖的这一举动，是其妄图分裂祖国，搞“西藏独立”阴谋的又一次大暴露。
所谓“西藏独立”，绝不是达赖的新发明，而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中国社会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新老帝国主义者为了达到分裂中国、攫取西藏的罪恶目的而一手炮制和挑动起来的。帝国主义这一目的在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英勇斗争下，始终没有实现。十四世达赖本该继承发扬藏传佛教界爱国爱教的光荣传统，站在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分裂祖国的图谋。但是，他自1959年叛逃以后，从没有干过有益于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有益于西藏人民、有益于藏传佛教的事。几十年来，在国外反华势力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包围下，达赖完全背弃了自己曾表示过的爱国立场，从事了大量分裂祖国的活动。
首先，公开鼓吹“西藏是独立国家”。1959年6月， 达赖在印度发表声明，称“西藏实际上曾经一向是独立的。”他多次妄称“实现西藏独立的任务落到我们西藏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的身上。”
第二，成立“流亡政府”。60年代初期，达赖集团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西藏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所谓“西藏流亡政府”，颁布所谓“宪法”，规定“由达赖任国家首脑”，“大臣由达赖任命”，“政府的一切工作均应由达赖同意方被认可”。
第三，重新组建叛乱武装。1960年9月， 达赖在尼泊尔木斯塘重新组建了“四水六岗卫教军”，在中国边境进行了长达10年之久的军事袭扰活动。
第四，造谣诽谤，策动骚乱。达赖不顾事实编造了诸如“汉人屠杀了120万藏人”，“由于汉人移民，藏族在西藏成了少数”， “藏族传统文化遭到毁灭危险”等谎言，蓄意挑拨民族关系，煽动西藏群众反对中央政府。1987年9月至1989年3月拉萨发生的多起骚乱事件，就是在达赖集团的煽动和派遣回藏的叛乱分子策划下挑起的。（上述内容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印发的《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白皮书）达赖的言行表明，他已成为披着宗教的外衣在国外长期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治头目，成为国际敌对势力反华的工具。
达赖擅自宣布“班禅转世灵童”，绝不是象他自己说的“纯属宗教问题”。他置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于不顾，不等寻访小组公布灵童有关情况，不等有关的宗教程序进行完毕，就抢先公布所谓的“转世灵童”，这说明达赖根本就没有把它当作宗教问题来对待，而是当作政治问题，当成同祖国人民进行政治较量的一种手段。他将班禅转世的佛门盛事作为赌注，企图以此来欺骗人民和舆论，抹杀国家主权和中央权威，捞取个人资本，从而达到分裂祖国的政治图谋。达赖清楚地知道，批准大活佛转世灵童的权力历来在中央政府，更何况他背叛祖国和藏传佛教，长期诋毁爱国爱教的十世班禅大师，根本没有认定班禅转世灵童的资格。我们与达赖在班禅转世灵童问题上的斗争，绝不是什么宗教问题，而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是长期以来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继续，是现阶段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它不仅直接涉及到国家的主权和中央的权威，也关系到西藏的稳定和发展，说到底就是统一与分裂的斗争。
回顾几十年来我们与达赖集团之间的斗争不难看出，这场斗争不是信教不信教，自治不自治的问题，而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反对分裂的问题，是敌我性质的矛盾，是现阶段西藏阶段斗争的集中表现，是从帝国主义入侵西藏以来长期存在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继续，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分裂中国的图谋进行斗争的继续，是广大人民群众同封建农奴主复辟势力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事关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
针对达赖集团的本质，我们制定了正确的与之进行斗争的方针。这就是：坚持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旗帜鲜明，针锋相对，既要有长期斗争的准备，又要立足当前，抓紧工作；既要扎扎实实地做好区内工作，又要有效地开展国际斗争，争取让更多的国家了解事实真相，分化瓦解达赖集团，使之最终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中央对达赖的政策是：只要他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彻底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就欢迎他回归祖国，为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富裕做些有益的事。但搞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搞变相独立也不行。在维护祖国统一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树欲静而风不止。达赖集团出于其阶级本性，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他们还会变换手法进行破坏和捣乱。但是，搞分裂是没有前途的，是注定要彻底失败的，因为：
一，达赖集团妄图分裂祖国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藏族和其他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疆土，缔造了统一的国家，组成了相互依存、同甘共苦、和睦相处的民族大家庭。西藏和全国其他民族聚居地区一样，都是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早在元朝，西藏就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此后，历代中央政府都在西藏行使主权，采取措施，管理西藏地方事务。从元朝开始，在中央政府中都设立了专门机构或直接由中央管理西藏地方军政要务。元朝有宣政院，明朝由皇帝亲自册封名号，清朝有理藩院，民国有蒙藏事务局、蒙藏委员会来管理西藏事务。同时，中央政府在西藏设有管理西藏地方事务的机构。元朝设立了“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明朝设立了乌思藏卫指挥使司、朵甘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清朝于1727年正式设驻藏大臣，后又建立噶厦政府来处理藏中事务，民国时期对西藏噶厦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予以保留不变。西藏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的任免、升降、赏罚之权也在中央政府。元朝规定西藏地方高级官员如宣慰使、萨迦本钦、万户长等必须由宣政院或帝师荐举，然后由皇帝任命，明朝也是中央直接敕封当地僧俗首领担任西藏地方各级军政机构的官员，清朝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规定噶厦的主要官员噶伦和藏军中的代本由中央任命，并由中央发给年俸。中央政府依例管理藏传佛教，规定其主要教派首领地位的确立须经中央政府的册封、任命才能有效。历史上盛极一时的萨迦派受到了元朝的支持和册封，西藏宗教史上著名的“三大法王”和“五王”是明朝皇帝册封的，达赖喇嘛的封号成为定制并一直沿用至今是清朝顺治帝册封的，班禅在西藏政教地位的确定也是清朝册封的，14世达赖喇嘛坐床，就有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亲临大典，十世班禅灵童坐床大典，是由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会同马继融主持的。中央政府按规定向西藏地方征收赋税，西藏地方有义务向中央政府缴纳赋税，承担中央赴藏人员的乌拉差役，保证西藏与中央之间驿路的畅通。中央政府统一布置西藏地方的防务，西藏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尽守土安疆之责。西藏地方的一切涉外事务由中央政府处理。西藏地方出现统治集团争权夺利的内乱或教派之间及教派内部的严重冲突，都是中央政府采取措施予以平息，等等。以上事实充分说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人民是祖国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员。
晚清以来，帝国主义玩弄种种手段，妄图侵占西藏这块祖国的神圣领土。帝国主义者和他们豢养的西藏少数亲帝分子不断进行分裂祖国的罪恶勾当，鼓吹“西藏独立”。即使在当时中国极端贫弱的情况之下，西藏仍然没有被分裂出去，西藏人民对祖国热爱如初，殷切盼望祖国强大，人民安居乐业。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人民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终于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走上了与祖国人民共同繁荣发展的康庄大道。西藏成为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藏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是千百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达赖集团妄图改变历史规律，他们能够办得到吗？
二，西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祖国大家庭里，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西藏人民才能真正当家作主。旧西藏在万恶的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之下，一切权力归三大领主，百万农奴遭受最野蛮、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没有任何政治、经济、文化权利，连他们的人身也不属于自己。农奴和奴隶为了生存稍有不满、反抗或逃亡，都要遭受农奴主的鞭打，甚至剜目、割耳、砍手、剁脚、断膝盖骨、抽筋等酷刑。可以说，旧西藏是一座人间地狱。1951年在党的领导下，西藏实现和平解放，这是西藏历史上一个伟大的里程碑，从此西藏开辟了走向进步光明的大道。民主改革和西藏自治区的成立，结束了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百万翻身农奴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昔日连做人的起码权利都没有的藏族人民，从旧制度的枷锁中解脱出来，成为社会和国家的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现在，西藏各族人民不仅广泛参与本民族内部事务的管理，而且参与管理国家大事，一大批优秀的藏族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在西藏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占80%以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和自治区主席，都由藏族公民担任，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占全区干部总数的72.1%。随着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贯彻执行，西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西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经济和其他社会事业才能蓬勃发展。旧西藏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度低下，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地区，无任何现代产业可言。农牧业极为落后，生产工具十分简陋，生产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和平解放时，粮食亩产只有80公斤，牛羊成活率仅为50%和30%。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极为落后，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1951年，西藏的人均寿命只有36岁，文盲半文盲占西藏总人口的95%左右，全藏仅有2000余名僧侣和贵族子弟在旧式官办学校和私塾学习。现在，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现代工业迅速崛起。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西藏先后建立纺织、电力、采矿、建材、森工、机械、制革、藏药、化工、印刷等十多个行业的工业企业285个，产业工人2万余人，工业产品达50余种，部分产品在国内外享有盛誉。1994年全区工业总产值达5.35亿元（90年不变价），相当于1964年的12倍。
农牧业由于国家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推广科学技术，一直保持稳步发展的势头，1994年粮食产量达64万吨，是1965年的1.21倍，牲畜存栏为2297万头（只），比1965年增长了35%。
交通通讯快速发展，形成了以青藏、川藏、中尼公路为干线，以拉萨为中心的公路交通运输网，公路通车里程达2.3万公里，全区80 %的乡都通了公路，铺设了从格尔木至拉萨长达1080公里的输油管道，开通了国内直达航线3条，国际航线一条，通航里程达1万多公里，此外，全区有一二级干线邮路41条，总长1.5万公里，建成了60 座卫星通信地面站，长途电话进入国际、国内自动电话网，电话交换容量4.6万门， 在拉萨还兴建了无线寻呼系统，已初步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拥有多种通讯手段，连接祖国各地的邮电通讯网络和邮政通讯网络。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迅猛发展，为西藏经济腾飞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西藏其他社会事业有了大发展。教育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目前已初步形成幼儿教育、基础教育、中等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体系。 全区有各级、 各类学校654所，在校生27万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67%。在全国26 个省市开办了西藏班，在校里10098人。科技事业有了较大发展， 初步建立起农牧、交通、气象、地质、能源、医药卫生和高原生物科学研究机构，2.6万多名科学技术人员在科研和科技推广岗位上辛勤地工作。 全区有343项科技成果获奖，200多名科技工作者受到国家和部委的表彰。 在国家的支持下，医疗卫生事业迅速发展，建成了遍布城乡的医疗卫生网，大多数农牧民群众和部分城镇居民享受免费医疗，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障权利，儿童免疫接种率达91%以上，人口平均寿命由解放前的36岁提高到现在的63.4岁，人口素质也有大幅度提高。
人民生活随着西藏的发展也有了明显的提高。1994年，全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817元，比1987年增长了5.87倍， 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3596元，比1981年增长6.4倍。大部分群众的温饱已基本解决， 开始向小康迈进。
西藏的发展，离不开中央的关怀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援。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到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都十分关心、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在西藏革命和建设的每一重要历史阶段，都高瞻远瞩，及时决断，为西藏指明前进的方向。中央对西藏人民长期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农牧区实行一系列特殊的优惠政策。在人才、资金、技术、物资等方面大力支持西藏。1965年至今，中央对西藏直接投资累计达97.9亿元，财政补贴达212亿元。为了确保西藏人民生产和生活需要， 从各省市区大批地调入工业品、商品粮和各种生产资料。为了帮助西藏培养建设人才，除了内地省市区开办西藏中学（班）外，从1974年到1988年，各省市支援西藏各类教师近3000人。从1973年到1987年上半年，国家组织10多个省市派出进藏医疗队，总人数达2600多人。此外，如著名的43项工程，“一江两河”改造治理工程，62项工程等等，这些项目的建设无不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西藏的关怀和全国人民对西藏的支援。
事实充分说明，西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祖国大家庭里，走社会主义道路，人民实现了当家作主，生活日益改善，前景无比光明。达赖搞“西藏独立”，妄图恢复他们以往的特权，使西藏人民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开历史的倒车，已经当家作主的西藏人民会答应吗？
三，达赖“宗教领袖”的外衣终究欺骗不了西藏人民
达赖集团进行分裂祖国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利用历史上形成的达赖在藏传佛教界的地位和影响力，来搞分裂活动，千方百计地向区内寺庙渗透，向农牧区渗透。但是，达赖集团的如意算盘又打错了。因为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深受西藏广大僧俗群众的拥护。宗教信仰自由是我们党解决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是指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既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遵照中央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规定，为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做了大量工作，使这一政策在全区得到了全面的贯彻落实，人民群众的宗教信仰受到尊重，正常的宗教活动得到法律的保护。藏传佛教各教派的传统宗教活动和习俗受到保护，西藏各宗教团体自主地组织各种宗教活动，根据宗教仪轨和历史惯例，活佛去世后按传统的办法转世传承。为了保障信教群众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中央先后拨专款2.16亿元，修复和开放了1700多处包括寺庙和拉康在内的宗教活动场所。西藏现有僧尼46000多人，信教群众朝佛、转经、 祈祷不受任何干涉。全区七地市相继成立了佛协，同时成立了西藏佛学院和北京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有400多人在册学习深造。
事实有力地说明，在西藏，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宗教传统和广大群众的信仰及宗教感情得到了充分尊重，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生活需求得到了满足。随着西藏社会的发展，藏传佛教本身也在发生变化，不断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对于这种适应，我们也采取措施加以引导，相继制定了宗教场所管理办法，对寺庙进行了定编定员，制定了活佛转世细则等。对达赖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渗透，搞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我们已有了高度警惕，并采取措施予以坚决抵制。依法加强了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把宗教活动纳入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范围之内。对借宗教名义煽动群众闹事，破坏社会稳定、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犯罪行为依法处理，对首恶分子从严惩办，把分裂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了下去。加强寺庙民管会建设，使寺庙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拥护党的领导，遵纪守法，爱国爱教的僧尼手中。切实改变了对宗教事务不敢管、不愿管、不让管的软弱现象，决不允许达赖将寺庙作为分裂活动的据点。有少数僧尼不遵守佛教戒律，进行分裂活动，成为骚乱闹事的骨干，这不仅违背了宗教教义，也为国法所不容。对屡次参与分裂活动的寺庙，限期进行整顿，对整顿无效的要作出严肃处理。加强对宗教职业者的政治和法制教育，鼓励僧尼发扬已故的十世班禅大师的爱国精神，研修教义和佛法，成为爱国爱教、遵纪守法的宗教职业者，使寺庙成为从事正常宗教活动，继承和弘扬佛教文化的场所。
总之，我们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广大信教群众衷心地拥护我们，藏传佛教只会越来越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而不是与达赖的分裂活动相适应。同时，随着达赖分裂祖国的政治本质的不断暴露，其“宗教领袖”的外衣不断被揭穿，受其蒙蔽的信教群众也会不断觉醒，达赖在政治上分裂祖国、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而在宗教上却受到膜拜的不正常现象将会彻底改变。如果达赖在分裂的歧途上继续滑下去，干的坏事越多，离佛教教义越远，他就越会失去信教群众，最终为信教群众所抛弃，成为孤家寡人。
四，达赖集团是西方敌对势力反华的工具，凡工具都逃脱不了被抛弃的命运
苏联东欧剧变，两极对立的格局结束后，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矛盾和宗教纷争突出起来，民族、宗教问题引发社会动乱、加剧政治演变、挑起民族冲突、造成国家分裂的破坏作用在增长。在这种形势下，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的颠覆破坏活动自然要选择民族、宗教问题为包装、为突破口，以图分化中国。达赖集团正好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现成的工具。他们把所谓“西藏问题”作为向我施压的一张牌，从各个方面支持达赖集团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达赖集团置国家民族大义于不顾，急不可耐地投入西方敌对势力的怀抱，他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一时间气焰甚嚣尘上。近年来，达赖一会发表声明，一会儿被邀出访，一会儿又得到资金援助，甚至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等等，上演了一幕幕反华的闹剧。达赖也利令智昏，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分裂祖国的时机已到，不断地策划骚乱，加紧向区内渗透，搞“和平挺进”，结果这些活动都被挫败。如果达赖集团还有什么新花招，结局也只能是“失败”二字。历史已经证明，挟洋自重，与祖国和人民为敌，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反过来说，洋人也是靠不住的。他们支持达赖集团搞“西藏独立”，纯以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为目的。一旦达赖集团对其没有利用的价值，他们也会无情地抛弃这一过时的工具。到那个时候，悔之晚矣。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我国已经有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已经绘制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传蓝图。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下个世纪中叶就能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小平。面对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面对中国的巨大市场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巨大作用，西方某些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会不得已调整其对华策略，将达赖集团冷落于一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中国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西藏的美好形象一定会在世界上确立起来，达赖在国际上散布的谣言将不攻自破，分裂主义分子将会彻底失去兜售其谰言的国际市场。“过河拆桥、得鱼忘筌”，我们奉劝达赖集团从分裂的狂热中解脱出来，冷静地想一想工具的命运吧。
五，达赖背叛民族、分裂祖国，违背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必然遭到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所谓根本利益，简单地说就是在利益系统中某种起决定作用的利益，它的实现程度决定和影响整个系统利益的实现。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最根本的利益首先是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舍此，其他任何利益都谈不上。西藏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中的地位，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说明：其一，从战略全局上看，西藏的安全，涉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西藏的稳定涉及国家的稳定，西藏的发展涉及国家的发展。其二，西藏的安全、稳定、发展问题只有在祖国大家庭里才能得到解决。它们之间相互依存。
国家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存在发展必不可少的安宁稳定的环境，它是民族生存的前提。一个民族生存不但要有一定的自然空间环境的安全，而且要有稳定安宁的社会政治环境。没有安宁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民族就难以生存，更谈不上国家的进步发展。而国家的安全是以国家的主权为保障的。西藏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与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缅旬和克什米尔地区接壤，边境线近4000公里，是我国西南和西北的天然屏障，也是我国通往南亚的门户，处在维护祖国统一和国家安全的前沿。近代史上，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曾以南亚为基地，入侵西藏，侵犯我国主权。今天，达赖集团在西方敌对势力支持下搞“西藏独立”，就是要裂我国土，损我主权，破坏我国的安全。
我国藏族有400多万人口，除西藏有200多万人外，其他藏族大多居住在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区。达赖以“宗教领袖”的面目出现，鼓吹“大藏区”、“独立”、“高度自治”，具有极大的欺骗性，是西藏不稳定的主要根源。西藏不稳定，也会波及其他藏区，影响其他省区的稳定，并且对我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也有影响。这样就会影响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整个社会的稳定。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利用达赖集团这张牌，在外交上、在国际斗争中向我施压，并借“西藏问题”干涉我国内政。在当今世界上，一些多民族国家在国内民族分离主义和国外敌对势力夹击下分崩离析。历史的经验值得记取。
西藏的发展涉及国家的发展。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本质，我国制定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到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实现这些目标是56个民族的共同任务。整个国家的小康，离不开少数民族的小康，整个国家的现代化，离不开少数民族的现代化，中华民族的振兴，是全国各民族的共同振兴。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虽然有了巨大发展，但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等原因，发展水平还赶不上先进省区，经济仍然比较落后，奔小康，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十分艰巨。如果没有西藏各族人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意义上的小康。所以中央和全国人民十分关怀、大力支持西藏的发展。
在涉及国家统一、主权、稳定、发展这些重大问题上，每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中国人都会自觉地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中华民族有着热爱祖国、维护祖国统一的光荣传统。乾隆皇帝曾经说过：“夫开边黩武，朕所不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亏尺寸”。即使在中国内忧外患、国力极其贫弱的情况下，北洋政府也顶住了帝国主义的压力，拒绝承认损害国家主权、分裂领土的“西姆拉条约”。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为抵御外辱，捍卫主权而慷慨赴义，血洒疆场。1888年的隆吐山战斗和1904年的江孜保卫战，谱写了一曲曲西藏人民捍卫祖国统一反抗侵略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壮歌。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便指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人民解放军进藏，“十七条协议”签订，宣告了西藏和平解放，驱除了帝国主义势力。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指出，主权问题是一个不可让步的原则问题，是一个不可讨论的问题，并说有人想把西藏分裂出去，我看他们没这个本事。江泽民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决不能让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也决不能让西藏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西藏和发展西藏”。在全体中国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的钢铁般的意志面前，达赖一小撮人的分裂迷梦能成真吧？
六，民族团结日益增强
民族团结是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一大基石，是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政策。西藏和平解放后，民族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后，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贯彻落实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紧紧抓住发展经济和稳定局势两件大事，以改革总揽全局，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有力地促进了西藏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现在，西藏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即社会主义的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关系。广大藏族人民和各兄弟民族人民一道充分享有管理国家和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他们共同维护祖国统一，巩固西南边防，共同进行西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两个离不开”的观念深深扎根于各族人民心中。
随着西藏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民族团结也在不断增强。历史已经证明，闭关自守，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大开放的力度，是经济能够快速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西藏自治区制定了许多政策，采取了多种措施促进改革开放的发展，从而加快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打破民族和地区之间的壁垒，民族之间“老死不相往来”成为历史。目前，西藏已敞开区门，来藏经商办企业的客户络驿不绝，区外的资金、人才和技术不断被吸引到区内，同时，西藏的企业、人才和产品也走向区外，进入国内、国际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西藏人民与国内各民族人民的联系日益密切。区外各种不同从业人员的进入，满足了西藏社会的不同需要；共同的经济活动，形成了各族人民利益均享，风险共担的依存关系；区外资金、技术和人才的进入，有力地促进了西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民族和地区的界限被打破，各民族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各民族相互学习，相互尊重，汉族和少数民族“两个离不开”，已成为西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民族共同的经济生活已成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强大经济纽带，民族和国家的凝聚力、向心力日益增强。国家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西藏的落后面貌，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在政策上给于优惠和倾斜。西藏人民在国家的这些措施中深切地体会到中央的关怀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体会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从而更加坚定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信心与决心。
在西藏，民族团结有着广泛坚实的社会基础。百万翻身农奴及他们的后代对党对社会主义有着深厚的感情，一心一意跟党走，心向祖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一大批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修养，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当地民族干部，进藏的各族干部和军队干部，他们是西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组织者，领导者，又是民族团结的带头人。广大民族、宗教及社会各界人士在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他们在反分裂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藏传佛教界的广大僧尼衷心拥护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继承和发扬爱国爱教的光荣传统，弘扬十世班禅大师的爱国主义精神，恪守教规，精研佛法，在分裂与反分裂的大是大非面前，坚定地站在维护祖国统一的立场上，参与分裂活动的僧尼只是极少数。西藏的青少年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备受党和人民的关怀，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薰陶和教育下成长，正确的民族观和“两个离不开”正在他们的思想中扎根。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民族团结能够日益加强，是因为西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有共同的理想，即在本世纪未达到小康，在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西藏民族团结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一批批英雄模范人物。在70年代以爱民模范洛桑丹增、普布扎西为代表，80年代以为西藏科技工作献身的卢耀曾和为人民卫生事业献身的蒋英为代表。90年代又出现了孔繁森这样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先进典型。他最感人肺腑的地方正是为藏族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孔繁森是领导干部的楷模，又是民族团结的模范，是支援西藏建设的模范，是维护祖国统一的模范。上述模范人物的光辉事迹，集中体现了民族团结的精神，为西藏民族团结增添了光辉，必将激励全区各族人民进一步紧密团结，为维护民族团结，振兴国民经济而共同奋斗。
达赖在全世界明火执仗地反对国家，企图将西藏问题国际化，乞灵于西方反动势力帮助他分裂国家，重建封建农奴制的迷梦。在祖国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的现实面前，该是梦醒的时候了。佛语云：“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作为佛门弟子，放弃分裂祖国的活动，皈依佛法，弘扬佛法，造福众生，仍是功德无量。如果达赖仍然执迷不悟，继续在分裂祖国的歧途上走下去，其结果必然是彻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