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之际琅邪王氏宗教信仰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晋论文,宗教信仰论文,王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琅邪王氏是魏晋南朝时期著名的世家大族。该家族以儒、玄起家,并于两晋之际形成了佛、道两种宗教信仰。研究这一分化过程,对了解这一时期儒、玄、佛、道思潮多元发展及其相互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琅邪王氏兴起于魏晋之际,主要由王祥、王览兄弟和王雄两大分支构成〔1〕。由于王祥和王雄的后代未能延续到东晋, 故本文研究的重点侧重于分析王览一支文化思想在两晋之际的演变。
在血腥的魏晋禅代道路上,司马氏高举儒家名教大旗,诛除异己,废主杀君,无法倡导忠义,故提出“以孝治天下”的口号,以“孝”为治国之本。此时,具有家传儒术而又孝名甚高的王祥(即二十四孝中卧冰求鲤者),恰好满足了司马氏的需要,成为一个极好的政治装饰品,在魏末青云直上;西晋建立后,拜太保,封睢陵公。其弟王览也随兄仕进,官至太中大夫。
魏晋之际,传统的儒学式微,儒、道融合的新哲学——魏晋玄学迅速兴起,风靡思想界。这一时期的玄学思潮按时间顺序可划分为正始玄学(曹魏正始年间)、竹林玄学(魏末晋初)、元康玄学(西晋中后期),并出现了相应的士族名士群体: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和元康名士。值得注意的是,琅邪王氏王雄的后裔,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王戎是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并且作为重臣元老,推动了元康玄学的兴起;其族弟王衍、王澄,则是元康名士的代表人物,王衍还是“贵无论”的创始人。当时,许多世家大族由儒入玄,一时间,“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2〕。
然而,随着“八王之乱”的爆发,社会动荡不安,生命朝不保夕,给宗教思潮的兴起提供了合适的温床,宗教神学不仅在下层人民中广泛传播,也逐渐影响了上层社会。一部分王公贵族出于对前途的渺茫之感和恐惧心理,转而利用宗教并从宗教中寻求精神解脱。赵王伦在废立过程中就与“世奉五斗米道”的谋主孙秀〔3〕,“并惑诬鬼, 听妖邪之说”〔4〕。五斗米道后称天师道,成了道教的主流。 此时的佛教亦得统治者垂青。河间王颗镇长安时,对名僧帛远“虚心敬重,待以师友之礼,每至闲晨靖夜,辄进道德”〔5〕。 据《辩正论·十代奉佛篇》载:“西晋两京,合寺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千七百余人。”当时的文化中心洛阳,则“有寺四十二所”〔6〕。
从西晋王朝崩溃到东晋王朝建立,世家大族纷纷南渡,饱尝了国破家亡、妻离子散的痛苦。这时官方传统的儒家哲学和名士派的玄学,都无法单独支撑士族名士的精神世界,于是,宗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深入到士大夫的信仰之中。到南北朝时期,发展成时代精神的主潮。从中国文化的宏观演化看,两晋之际正是佛教与道教地位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时期,而琅邪王氏家族则处于这一变化的前沿。
两晋之际琅邪王氏信仰的变化,集中表现在王览后代身上。王览病逝于咸宁四年(278),他的六个儿子,均为西晋高官;其孙子一代,多为东晋开国元勋,奠定了琅邪王氏“江左第一高门”的地位。从宗教信仰的变化着眼,王览的四子王正与长孙王导两支最有典型意义。
第一,王正家族道教信仰的形成。
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直接渊源于传统思想文化,与儒、道、墨、阴阳诸家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琅邪王氏以儒术起家,比较重视传统,最容易接受的宗教,理应是道教。这在王正子孙身上表现得比较明显。
王正生三子:王旷、王廙、王彬。王旷即王羲之之父。王旷兄弟虽身居要职,也多才多艺,“工书画,善音乐、射御、博奕、杂伎”〔7〕,但却无一人能在清谈场上称雄,跻身玄学名士行列。 由此可见,王正一支的传统色彩较浓,未能迅速接受先进的玄学思潮,这也是他们接受道教的原因之一。《晋书·王羲之传》记载:“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一个“世”字,说明王氏不可能是从凝之一代才开始信道,最起码也应上推一代。但其父王羲之过江之时不足十岁,青年时代又是在佛教盛行的建康度过,他能保持道教传统,当是受父辈影响。且从王氏第四代起,王正的后代子孙,名中多有一“之”字,在避讳极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如此竟不为讳,显然与道教信仰有关。另据陈寅恪先生考证,两晋南朝的书法世家和天师道世家是基本相符的。道家抄写道经与画符,必须以能书者任之;抄写道经又不失为一种功德,信道者也乐于为之。史载王氏书法传统渊远流长,但真正开始产生巨大影响,正是在两晋之际。王氏第三代中的王敦、王导、王旷、王廙都擅长书法,第四代中更出了名垂青史的书圣王羲之,其子王献之亦善书,书法史上合称“二王”或“大小王”。“艺术之发展多受宗教之影响,而宗教之传播,亦多倚艺术为资用。”〔8〕
永嘉年间,晋室南渡,琅邪王氏相继过江。在此之前,五斗米道早已从北方传到南方,东晋初一度得以发展,盛行于东南几郡中。两晋之际,政治腐败,社会动荡,门阀士族争权夺利愈演愈烈,一些高门望族精神空虚,转而从宗教中寻求解脱。道教追求长生不死,肉身成仙,既超脱于尘世俗务,又不放弃享乐生活,正好迎合了他们的需要和情趣。于是,越来越多的门阀士族开始信道。其中,琅邪王氏的道教信仰最引人注目。自王导死后,琅邪王氏的地位日趋下降,王氏第四代并没有像父辈那样身居相位或手握重兵,大多数人则是在文化领域弄潮称雄。就王正家族来说,这一变化趋势与家族固有的道教传统相结合,加上他们多在道教风行的东南诸郡任官、居住,其道教信仰也更加巩固。无论是王羲之的“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9〕,还是王凝之的请鬼兵破敌, 王献之的上章首过,都说明其道教信仰的确立。
第二,王敦、王导家族佛教信仰的形成。
王导(276—339)是王览的长房长孙;王敦(266—324)是王览次子王基的儿子。他们兄弟二人,都是东晋王朝的开国元勋,其家族具有明显的佛教信仰,这与他们在西晋元康——永嘉之际进入洛阳上层名士中参加玄学清谈有关。
在王览的孙辈中,王敦、王导兄弟积极与王雄一支的王戎、王衍、王澄等族兄交结,进入了西晋元康玄学的清谈场,跻身于玄学名士行列。例如王敦与当时最著名的清谈大家王衍、王澄、庾、胡毋辅之为“四友”〔10〕,王导亦参与其中。据《世说新语·容止》记载,有人到王衍家,见琅邪王氏的精英王戎、王衍、王敦、王导、王澄等同聚一堂,不禁赞叹:“今日之行,触目见琳琅珠玉。”王敦、王导过江后,仍时时以参加元康玄谈为最大光荣。王导念念不忘“我与安期(王承)、千里(阮瞻),共游洛水边。”〔11〕“自说昔在洛水边,数与裴成公(頠)、阮千里诸贤共论道。”〔12〕王敦、王导兄弟的玄学化,为其后代的由玄入佛,奠定了文化基础。
早在元康年间玄学大盛之时,佛教便借助玄风向上层社会渗透。当时最为流行的是大乘佛教,其般若学的“性空”说与玄学的“贵无”论有某些相似之处;佛教的逻辑分析,与玄学的清谈辩论学风不异,故佛教很快引起了上层知识分子的注意。在元康年间的清谈辩论中,佛教思想就已出现。名士与名僧之间也开始有往来,阮瞻、庾就与《放光般若》的首讲僧人支孝龙结为知音之友,并列“八达”。佛教通过上层玄学名士的认可,顺利进入了思想论坛,而西晋灭亡的时代苦难,同样使佛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王敦、王导青年时代便生活在西晋玄、佛交融的上层文化界,与佛教僧人及其思想定有接触。例如王敦与王导经常出入“奉佛亦至”的石崇家〔13〕,并且与玄佛名士群体“八达”关系十分密切。所谓“八达”,除上文所举的阮瞻、庾、支孝龙外,据陶潜《群辅录》记载,另五人是董昶、王澄、谢鲲、胡毋辅之和光逸。支孝龙既与王澄并列八达,当与王澄、王衍交往颇多,王敦、王导虽不在“八达”之中,却与王衍、王澄兄弟关系密切,而且在司马越尽辟诸名士时,王导与庾、胡毋辅之、阮瞻、谢鲲、光逸等人一起成为司马越的掾属,相互交往及思想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东晋初,王敦、王导成为政坛上的主角,中原名士纷纷渡江投奔,洛阳玄风随之南下江左,一度再起高潮,并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佛、道发展的文化土壤。由于玄学的理论建设在西晋已经由郭象完成,难有重大发展。故王导“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篇而已”〔14〕。就在此时,名士们发现佛教的般若思想可以提供玄学无法替代的精神安抚。同时,避乱过江的佛教名僧也积极开展传教活动,除阐发般若义理外,大多兼通老庄玄学。高僧们不仅言谈举止与当时的名士相同,解释佛理也尽量借用老庄哲学术语,带有浓厚的玄学色彩,深为名士们欣赏。名士与名僧共谈老庄与般若,形成了一股玄、佛合流的思潮,不少士大夫以玄学为桥梁,走向佛教。
王敦之弟竺道潜,早在西晋末年,即已出家为僧。《高僧传·竺道潜传》载竺道潜:“字法深,姓王,琅邪人,晋丞相武昌郡公敦之弟也。年十八出家,事中州刘元真为师。……至年二十四,讲《法华》、《大品》,既蕴深解,复能善说。……晋永嘉初,避乱过江,中宗元皇,及肃祖明帝,丞相王茂弘(王导)、太尉庾元规(庾亮),并钦其风德,友而敬焉。”竺道潜的生卒年为公元286年—374年,18岁出家时为西晋太安三年(303);24岁讲经时,是西晋永嘉三年(309)。渡江后,竺道潜成为东晋佛教般若学大师,在两晋之际佛教发展史上,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另外,王导之弟释道宝,亦是著名高僧。《高僧传·竺法崇传》载:“时剡东仰山,复有释道宝者,本姓王,琅邪人,晋丞相导之弟。”
王敦无子,他病故后,继子王应兵败被杀,王敦一支遂绝。琅邪王氏佛教信仰的传承,主要是王导的后人。
王导历辅元、明、成三帝,元帝、明帝都有玄、佛倾向,“游心玄虚,托情道味”〔15〕,与王导共事的庾亮、卞壶、周顗、周嵩、何充等人,也常与名僧交往。其中周嵩、何充事佛尤力,周嵩“临刑犹于市诵经。”〔16〕何充“性好释典,崇修佛寺,供给沙门以百数,靡费巨亿而不吝也。”〔17〕王导与周嵩、何充不同,他结交帛尸梨密、康僧渊、竺道潜等高僧,多是从玄学清谈出发,并非热心于成佛。但他与佛教的接触,影响了后代子孙。
王导三子王洽,“导诸子中最知名”〔18〕,与佛教的关系也最为密切,他曾与名僧支道林讨论《即色游玄论》,连给儿子取的小名都与佛教有关,王珣小字法护,王珉小字僧弥。在这样的家庭环境薰陶下,王珣、王珉后来也信奉佛教。王珣请提婆“于其舍讲阿昆昙,名僧毕集”〔19〕,与范宁通信,论“远公(慧远)、持公(慧持)熟愈”〔20〕,对二僧颇为推崇;王珉则“师事于(帛尸梨)密。”〔21〕另一个典型的佛教徒是王导孙王谧,他与桓玄就佛法和礼教问题数次展开争论,力主沙门不应致敬王者,《祐录》中涉及的与僧人往来答问的文章中,王洽、王珉各一篇,而王谧一人就有二十七篇。在佛教信仰的影响下,王导一支后代多以“僧”字为名;如僧达、僧绰、僧虔等,“僧”字成了这一支姓名的标志,无疑也标志着王导家族已经完成了由玄入佛的转变。
表面上看,王导子孙信佛,均以“僧”字为名;王正子孙信道,均以“之”字为名,似乎信仰纯净,泾渭分明,其实不然。例如,王羲之属道教中人,与道士许迈交好,但他任会稽内史期间,与佛教徒孙绰、高僧支道林交往亦甚密。支道林是般若学即色宗的创始人,东晋继竺道潜后的最重要僧人。某次他以般若学解释《庄子·逍遥游》,王羲之为之绝倒,“乃作数千言,标揭新理,才藻惊绝,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仍请住灵嘉寺,意存相近。”〔22〕王羲之的后代中,有一曾孙出家为僧,“时有释道敬者,本琅邪胄族,晋右将军王羲之曾孙,避世出家,情爱丘壑”〔23〕。
需要指出的是,王氏家族内无论是重道派分支,还是奉佛分支,对传统儒学同样极为推崇,作为他们经邦治国的基本理论。东晋初建,王导就上疏提议兴办太学,传授儒家思想,对儒学之士也多所引进。在王导之后,那些地位最显赫、最活跃的王氏子弟几乎都是他的直系子孙,出于其他支派的极少。王珣、王谧等人强烈的政治进取心和权势欲,正是精研儒学的结果。王正支信道,也重儒;王彪之的家传儒学,被称为“王氏青箱学”〔24〕。值得注意的是,王氏家族中对儒学研究颇深的几个人,均是在东晋南朝政治上起过很大作用的人。当然,他们已与王祥、王览时期的单纯崇儒不同,“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25〕
两晋之际,是儒、玄、佛、道互相斗争又互相融合的时期。以儒学传家的琅邪王氏,各分支因际遇不同选择了不同的宗教,具有传统色彩的王正支选择了中国的民族宗教道教,而王导支则先进入玄学领域,由玄入佛。两分支虽形成了不同的宗教家风,但并不排斥其他学术思想或宗教,未使家族分化成敌对的两派。在宗教信仰分化的背后,佛道二教同时亦在互相交流,并极力向儒学靠拢,这是历史环境对宗教发展提出的要求。
佛、道二教,一个重来生,终极目标是涅槃;一个重现世,终极目标是肉身成仙。道教趋于成熟之际,正是佛教深入中国文化之时,互相矛盾的两种宗教理应发生激烈冲突,而在两晋之际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抗是次要的,和平共处以至相互融合却是主流。道教兴于东汉末年,在最初的经典《太平经》中,包含着不少儒家伦理观念,强调为道要尚贤、崇儒、忠孝仁爱。无论是汉末太平道,还是魏晋神仙道、道教的这个传统一直未变。葛洪在《抱朴子》中声称:“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26〕“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27〕把儒家的封建伦理观念引入教义,外儒而内道。同时,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道教的弱点日益明显,即教理比较贫乏并且没有统一各派的经教体系和神主。道教为了同佛教抗衡,一面加快与儒学融合的步伐,一面又大量抄袭佛教的教义、教规及摹仿其教团组织。道教在提高自身宗教品位的同时,走上了与儒、佛的融合之路。
佛教一入中国,就自觉地开始了中国化的过程。其先依附于神仙方术,取得一定的立足点。两晋之际,佛教为争取士族知识阶层的文化认同,推出最适合玄学理论胃口的般若学说,并以老庄的哲学术语来解释佛典,使佛教玄学化。当然,佛教更重视对儒家思想的吸收,早在东汉末,牟融在《理惑论》中,就以儒道思想解释佛教理论,认为佛教的“道”是导人致于无为,主张“恬淡无欲”,与道家一致;此道“居家可以事亲,宰国可以治民,独立可以治身,”〔28〕又与儒家一致,创儒、佛、道三教并立的先声。东晋孔绰著《喻道论》,主张儒、佛、道三教合一,称“夫佛也者,体道者也;道也者,导物者也”,“周、孔即佛,佛即周、孔”〔29〕。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家族内信奉或容纳两种宗教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并非琅邪王氏家族独有的文化现象,例如以“谄道”著称的郗愔,其子郗超就信佛。连皇帝都是佛、道并重,如哀帝“好重佛法”〔30〕,请竺道潜入宫讲《般若经》,同时又“雅好黄老,断谷,饵长生药”〔31〕,甚至因服食过多而中毒,不能处理政事。当然,这些宗教信仰,仅仅表达了统治阶层终极关怀方面的需求,而他们信奉的政治哲学,却非儒学莫属。因为儒学提出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伦理思想和政治理论,作为汉魏两晋的官方哲学,已深入到中华民族的意识深层,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不可逾越的文化环境或文化传统。总之,两晋之际,在儒、玄基础上,接受佛、道宗教信仰,是琅邪王氏家族文化转型的特点,也是两晋之际世家大族宗教信仰形成的历史缩影。
注释:
〔1〕王氏世系参见王汝涛:《魏晋南北朝琅邪王氏家族研究》,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五届年会交流论文。
〔2〕、〔3〕、〔4〕、〔7〕、〔9〕、〔16〕、〔17〕、〔18 〕、〔31〕《晋书》之《向秀传》、《孙恩传》、《赵王伦传》、《王廙传》、《王羲之传》、《周浚传》、《何充传》、《王导传》附诸子传、《哀帝记》。
〔5〕、〔19〕、〔20〕、〔21〕、〔22〕、〔23〕、〔30 〕《高僧传》之《帛远传》、《僧伽提婆传》、《释慧持传》、《帛尸梨密传》、《支遁传》、《僧翼传》、《竺道潜传》。
〔6〕《洛阳伽蓝记·自叙》。
〔8〕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 载《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0〕、〔11〕、〔12〕、〔14〕、〔15〕《世说新语》之《品藻》注引《八王故事》、《轻诋》、《企羡》、《文学》、《方正》注引《高逸沙门传》。
〔13〕、〔28〕、〔29〕《弘明集》之《正诬论》、《牟子理惑论》、《孙绰喻道论》。
〔24〕《宋书》之《王准之传》。
〔25〕《梁书》之《王规传》。
〔26〕、〔27〕《抱朴子》之《对俗》、《明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