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精神成长中的草根民主——基于对南京市的实证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京市论文,实证论文,草根论文,志愿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633(2008)02—086—07
一、理论朔源与研究问题
J·S·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对英国历史悠久的乡镇自治以及人民陪审制度等公民的志愿参与形式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英国人民的志愿精神以及他们远比其他民族丰富得多的政治知识，是与他们长期以来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志愿参与密不可分的。他赞赏古希腊雅典的陪审员制度和公民会议的实践，认为它们将普通雅典公民的智力水平提高到远远超过古代或现代任何其他社会公民的高度，赞赏雅典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直接参与，尤其是人民陪审制度，使他们得到了知识和美德方面良好的教育。
托克维尔在描述美国民主的基层形态时发现，恰恰是乡镇公民的志愿参与导致了他们的爱国精神，热爱社区事业的精神，自发建设家园的强大力量，“新英格兰的居民依恋他们的乡镇，因为乡镇是强大的和独立的；他们关心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参加乡镇的管理；他们热爱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不能不珍惜自己的命运”。[1]在乡镇自治的志愿参与过程中，乡镇居民对乡镇的依恋与热爱，自然而然拓展为对合众国的爱国心。美国公民乡镇自治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各种社团组织的繁荣。在美国，几乎每个人都参加或多或少的几个组织，正是通过参加这些组织，培养了美国民众高度的自由精神与公共精神。托克维尔对美国人高度的自治与志愿精神作了非常形象的描述，他说：美国的居民从小就知道必须依靠自己去克服生活的苦难。他们对社会的主管当局投以不信任和怀疑的目光，……只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向它求援。他们从上小学就开始培养这种习惯。孩子们在学校做游戏时要服从自己规定的规则，处罚由自己制定的犯规行为。这种精神也重现于社会生活的一切行为。假如公路上发生故障，车马行人阻塞不通，附近的人就会自动组织起来研究解决办法。[2]在托克维尔看来，通过乡镇自治与志愿参与，公民学习并实践着具有理性主义务实特征的思维方式。这些习惯减少了一般抽象思想的影响，增强了形成公共舆论中经验的分量。托克维尔将乡镇自治视为美国民主的基石，他热情洋溢地肯定了美国乡镇自治对于制约政治权力的作用：“乡镇组织将自由带给人民，教导人民安享自由和学会让自由为他们服务。在没有乡镇组织的条件下，一个国家虽然可以建立一个自由的政府，但它没有自由的精神，潜伏于社会机体内部的专制也迟早会重新冒出于表面”。[3]
社群主义者一直坚持把追逐公共利益看做是公民的一种美德，并把积极的实践当作实现公民美德的基本途径。在他们看来，国家的政治关系和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实现，是最重要的公共活动。丹尼尔·贝尔说：没有人怀疑国家都有其自己的政治目的，国家有权要求公民服从其政治目的，公民则有义务去实现国家的政治目的。每个公民都应当时刻关心祖国的命运，在国家需要的时候，为了维护民族和国家的核心价值，甚至不惜去冒牺牲生命的危险。[4]社群主义者认为，这种对国家公共利益的奉献显然是最高尚的美德，应当受到最高的褒扬。而这种为公共利益奉献的精神就是志愿精神的体现。“志愿精神是指一种自愿的、不为报酬和收入而参与推动人类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和完善社区工作的精神，是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非常重要的方式，是公民社会和公民社会组织的精髓。”[5]志愿精神倡导的志愿活动所形成的网络本身，使人们之间产生了友情和联合，这对于形成社区融合、促进社会互信与互利、经济的繁荣与发展都有直接的作用。
公民志愿精神也是草根民主成长与形成的内源性基础。所谓草根民主或基层民主，可以理解为基层人民群众在自己所在的地区和单位，通过各种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直接参与管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如果说政府统治的任务是对人民群众进行自上而下的控制与管理；那么，草根民主则恰恰相反，它是人民群众中自下而上的对管理者及其权力的制约。草根民主的优点即在于它是更为实质的民主，不仅强调形式上的民主权利与程序，更强调草根组织与个人在民主中所获得的发展空间。公民志愿精神经由促使公民生成自主和参与的公共精神、民主与平等以及权利与义务的公民意识、合作互惠的道德品质，推动着政府与公民之间良好合作关系的构建与草根民主的成长。
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度里，当前公民志愿精神的成长距实现真正的草根民主到底还有多远？这是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本文将通过对南京市的实证调查，考察真实世界中公民志愿精神成长现状，探寻影响和制约公民志愿精神成长的各种因素及其深层原因，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阐明提升公民志愿精神对于推进草根民主的重要意义，探讨培育公民志愿精神的一般可行性途径，以供南京市政府在规划和拟定公众参与志愿服务的政策和法规时，在参与的行为意向或参与态度层面上做一些参考，也期望能为我国其他城市公民志愿精神与草根民主的成长提供数据支持和可资借鉴的模式选择。
二、调查数据与研究设计
本文所依据的数据资料来自于笔者2006年5月在南京市所作的调查，本次调查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抽样与样本概况
本次调查的抽样方法采用多阶段抽样法，多阶段抽样过程中又采用分层简单随机抽样法、定额抽样法、系统抽样法、户内抽样法。第一阶段按分层简单随机抽样法抽取区(县)，并按定额(配额)抽样法确定每个区(县)的样本容量。第二阶段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所抽取的各区(县)中抽取2个街道(镇)。第三阶段按系统抽样法抽取居/村委会。第四阶段从各居/村委会中按系统抽样原则抽取家庭户。最后，在从居/村委会中抽取家庭户的样本后，再采取“Kish选择法”进行户内抽样，即从所抽中的每户家庭中抽取一个成年人，以构成调查对象最终的样本。根据这种方法，每户家庭中所有的成年人(即18岁以上者)都具有同等的被选中的概率(机会)。[6]
考虑到样本总体的规模，抽样的精确性，总体的异质性程度以及研究者所拥有的经费、人力和时间等因素，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50份，最后共回收问卷478份，回收率达86.9％；在对原始问卷进行逻辑检查和幅度检查后，去掉废问卷11份，还有467份，因此，最后的有效回收率达84.9％，①最终的样本在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与居住地区这些背景变量上的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本次调查的样本在性别、年龄与文化程度方面都与《南京市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中的样本的性别、年龄与文化程度分布比例均比较接近，而其他背景变量的分布也比较合理，因此，本次调查的样本对于南京市公民群体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主要研究变量及其测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公民背景变量，即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政治面貌、月收入、居住时间与居住地区这些公民背景变量为自变量，分别叙述如表2所示。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公民志愿精神。对于公民志愿精神，主要从公民对于参与志愿活动的态度与意识，以及公民实际参与志愿活动的情况这两个维度来考察。采用两个李克特五点式量表的形式，使用五点法即“很不愿意、不太愿意、无所谓、比较愿意、很愿意”，“很不同意、不太同意、无所谓、比较同意、非常同意”来测量。
三、数据分析与研究发现
全球化时代民主制度的发展和稳定，不仅依赖于基本制度的正义，而且依赖于公民精神与公民美德，即责任、德性和对社群的归属感。这也是公民共和主义的思想价值和精神价值的体现。共和主义的核心价值即包含了自治精神、政治自由、平等、公民权、共善、参与、爱国情操、公民美德以及克服腐化等。迈克尔·H·莱斯诺夫认为，古典共和主义直到20世纪才在汉娜·阿伦特身上得到了最为出色的表达。[7]而共和主义在现当代的思想家除了阿伦特外，还包括波考克、斯金纳、佩迪特、森斯坦等人。新共和主义希望通过对公民社会的讨论，努力重塑公民德性，恢复现代社会对政治价值的关注。金里卡提出：他们的身份感以及他们如何看待潜在竞争的其他民族、地区、种族或宗教的身份；他们对不同于自己的他人予以宽容和共事的能力；他们为了促进公共利益以及为了使政治权威承担责任而参加政治活动的愿望；他们在自己的经济需求上以及影响他们健康的环境的其他个人选择上，表现自我约束和实施个人责任的愿望。如果没有具有这些素质的公民的支撑，民主制度将步履维艰，甚至遭到动摇。[8]金里卡认为，公民的美德与公民精神是对民主制度不可缺少的补充。而公民志愿精神则是公民美德与公民精神的核心要素。草根民主与现代公民精神的真正扎根与最终建成，有赖于与之相适应的公民志愿精神的发展与培养。下文首先对公民志愿精神的现状进行分析，接着再通过Logistic回归与多元回归分析，对影响公民志愿精神的因素进行分析。
首先对公民参与志愿性活动的态度与意识的现状进行解析，以此来对公民志愿精神的现状进行阐述。从表3中可以看出，志愿精神量表中各题的均值得分都在3.4分以上。其中均值分最低的是对公民是否愿意“上街开展学雷锋做好事活动”的调查。在对这题的回答中，54.2％的公民表示“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公民对志愿精神量表中其他各题的认同度均高于本题。这表明，随着南京市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改革的不断深入，公民的志愿精神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欣迪·斯凯克特使用“新公民资格”(new citizenship)、“积极的公民资格”(active citizenship)和“公民所有者”(citizen owners)等概念，来分析现代国家的民主治理状况。他们指出：“在今天，我们必须重新界定公民的作用了。他们已经从政府服务被动的消费者变成了创造社区特定性格的积极的活动者。这说明公民已经成为其社区管理的一部分，他们承担着社区责任，而不是把自己要么看做是孤立的地方政府服务的消费者，要么看做是政府对立或反对的力量。”[9]而本次调查也表明，公民的志愿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意识在不断地成长。本次调查中，在对公民对于“每个人都应该参与社区(乡村)公共事务，为社区(乡村)尽一份力”这种说法的认同度的调查中，高达70.9％的公民表示“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14.8％的公民表示“无所谓”，只有10.3％的公民表示“不太同意”，4.1％的公民表示“很不同意”。
而对于“如果参加某个社会团体能够为公众谋福利，我就乐于参加”这种说法，有58.8％的公民表示“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但也分别有24.2％、12.9％与4.1％的公民表示“无所谓”、“不太同意”或“很不同意”。当问到公民是否同意“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一些公益活动，关心周围的人和事”这种说法时，有62％的公民表示“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但也有21.2％的公民表示“无所谓”，12.9％表示“不太同意”，3.9％表示“很不同意”。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公民参与志愿活动的意识与志愿精神还是比较强的，但是仍有一部分公民存在被动性和依赖性的意识，对参与志愿活动的热情度不高。
再进一步通过公民实际参与志愿活动的现状来考察公民的志愿精神。当问到公民“在过去一年里，您是否为公益事业捐过款，或从事过不计报酬的社会公益活动？”时，有61.9％的公民回答参加过，38.1％的公民回答没有参加过。而进一步对公民参与志愿性活动的主要原因进行的调查中，有40.2％的公民回答“出于自己的良心与道德”，但也有17.2％的公民回答是“响应上级的号召”，10.5％的公民回答是“上级摊派的任务，大家都这么做，不做不行”，9.5％的公民回答是“有利于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声誉”。
由此观之，南京市公民的志愿精神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志愿精神较低和被动参与志愿服务的问题。特别是在对公民实际参与志愿性活动的原因的调查中，有17.2％的公民回答是“响应上级的号召”，10.5％的公民回答是“上级摊派的任务、大家都这么做，不做不行”。这说明部分志愿服务参与者并非自愿，并且在实际参与过程中，他们也没有获得志愿服务应有的正面体验。志愿服务者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现代公民主动关心他人，承担社会责任的公民责任感和道德感。志愿服务组织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组织起来的志愿者在发现和填补社会漏洞方面最为积极和富有效率。因为，这类组织在服务他人的过程中一直贯穿着深刻的人道关怀。但是，沿用行政命令的方法来推动、管理志愿服务和志愿服务组织，并不能使参与者感受到服务的价值，从而不可能真正调动参与者内在的志愿服务精神和服务愿望，同时也不会给真正需要服务的人带来福利。这种做法的蔓延会从根本上损害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的声誉从根本上违背倡导和组织志愿服务、参与和投入志愿服务的初衷和目标。其后果是扼杀志愿服务的精髓，贬低志愿服务的价值，打击公民自觉参与的热情。形式主义地推进志愿服务和志愿服务组织运动，最终还可能伤害正在发育和崛起的出自市民自身愿望的个性和个人尊严，导致人们更加淡漠组织活动，乐意在更小的圈子里活动，公民意识的发育更加困难，公民的被动性和依赖性更难改变，社会问题就会越来越多。
在对公民参与志愿活动的现状分析的基础上，笔者用Logistic回归对影响公民实际参与志愿活动的因素进行分析，即以公民背景变量为自变量，以人们对“在过去一年里，是否为公益事业捐过款，或从事过不计报酬的社会公益活动？”的选择为因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之所以选择Logistic回归分析，是因为因变量为互斥的二分变量，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的Backward Stepwise(Wald)方法，其中“否”的编码为0，“是”的编码为1，其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模型卡方值(Model Chi-square)为159.294，P=0.000<0.01，具有统计学意义。-2倍的似然对数值为363.346，Cox & Snell R[2]为0.326，而由Nagelkerke R[2]可知，全部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的44.9％。正确预测百分比(Correctly Predicted Percentage)为77％。选择显著性水平为0.05，文化程度、月收入、郊县和无党派人士的Wald检验的概率P值都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这表明，在所有自变量中，这几个变量对公民实际参与志愿活动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
从Exp(B)即发生比率OR值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后，月收入每增加1000元，公民参与志愿活动的发生比就增加2.103，即随着月收入的增加，公民参与志愿活动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文化程度每增加一个级别，公民选择参与志愿活动的发生比则增加1.194，即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公民参与志愿活动的积极性也不断提高。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后，无党派人士选择参加志愿活动的发生比是中共党员的0.224倍。郊县地区的公民选择参加志愿活动的发生比是城区公民的0.409倍。因此，在各种公民背景变量中，文化程度、月收入、居住地区与政治面貌对公民是否参加志愿活动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其中，无党派人士参与志愿活动的积极性比较低，郊县地区公民参与志愿活动的积极性也比较低；月收入、文化程度越高的公民，参与志愿活动的积极性也越高。
最后，对影响公民志愿精神成长的因素进行综合回归分析。即以各公民背景变量为自变量，以公民志愿精神的均值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首先对公民志愿精神量表中各题的均值进行计算，均值计算方法是首先给每道题的选项赋值，即对于“很不同意”、“不太同意”、“无所谓”、“比较同意”、“非常同意”分别赋值为1-5分；对“很不愿意”、“不太愿意”、“无所谓”、“比较愿意”、“很愿意”也同样赋值为1-5分；然后计算这些题的平均得分。此外，将定类变量都转化为“0”或“1”的虚拟变量，即将性别、职业、政治面貌与居住地区这些定类变量转化为虚拟变量。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公民志愿精神成长的各种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分析后得到如表5所示结果。
由表5可知，回归模型的调整确定系数R[2]为54.8％，说明该模型对因变量公民志愿精神的解释力比较强，即自变量公民背景变量对因变量公民志愿精神有很大的影响。F值为23.239，对应的概率P值等于0.000，说明模型的整体检验在0.01水平下统计显著。从具体变量的影响来看：选择显著性水平为0.05，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随着年龄的增长，公民志愿精神是先不断下降再逐步增强的，在53岁(0.070*1000/(2*0.659))附近有个转折；而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公民志愿精神也不断地增强。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后，在性别方面，女性的志愿精神均值比男性高0.107分；在职业方面，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志愿精神均值比党政机关科级及以上干部低了0.439分，下岗失业人员的志愿精神均值比党政机关科级及以上干部低了0.897分，农林牧渔劳动者的志愿精神均值比党政机关科级及以上干部低了0.616分。由此可以看出，在所有公民背景变量中，公民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与职业对公民志愿精神的影响比较大。
四、总结与思考
经历了最近几十年的民主化之后，人们逐渐发现了选举民主与真正的自由民主之间的分歧。就连程序民主论者熊彼特本人也认识到了这种现象。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指出，假设我们来到这样一个国家：那里用民主的方式迫害基督教徒、镇压政治反对派和屠杀犹太人。那么，即使这些行为是由民主程序所决定的，我们也不一定赞同这么做。在实行选举民主的国家，政府也许是通过相当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产生的，但是他们并不能维持社会政治稳定、发展经济、保障公民权利和扩大社会福利，从而形成所谓的“选举主义的谬误”和“自由选举的陷阱”。[10]民主并不等同于定期选举和多党竞争，民主的改革必须从基层开始，鼓励普通公民之间的民间约定和志愿参与。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对于民主制度的绩效而言，至关重要的要素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会中充满活力的群众性基层民主活动。而这一观点对于现代民主制度的发展来说才是最根本和至关重要的。[11]而草根民主，究竟是一种“政治浪漫主义”，还是一幅真实的民主图景？显然，发展志愿精神不仅与培育草根民主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它本身就是草根民主成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志愿精神成长之现状对草根民主之成长形成了一定的阻滞。通过以上对南京市公民的志愿精神成长之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与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的研究结论：
在对南京市公民参与志愿活动的态度与意识的调查中，志愿精神量各题均值得分都比较高，这表明南京市公民的志愿精神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公民参与志愿活动的意识与精神还是比较强的，但是仍有一部分公民存在被动性和依赖性，对参与志愿活动的热情度不高。通过公民实际参与志愿活动的现状来考察公民的志愿精神，调查问卷结果说明，部分志愿服务参与者并非自愿，并且在实际参与过程中，他们也没有获得志愿服务应有的正面体验。可见，沿用行政命令的方法来推动、管理志愿服务和志愿服务组织，并不能使参与者感受到服务的价值，从而不可能真正调动参与者内在的志愿服务精神和服务愿望，同时也不会给真正需要服务的人带来福利。
接着对影响公民是否实际参与志愿性活动的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表明，随着月收入的增加，公民参与志愿活动的积极性不断提高。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公民参与志愿活动的积极性也不断提高。无党派人士选择参加志愿活动的发生比是中共党员的0.224倍。郊县地区的公民选择参加志愿活动的发生比是城区公民的0.409倍。因此，在各种公民背景变量中，文化程度、月收入、居住地区与政治面貌对公民是否参加志愿活动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其中无党派人士参与志愿活动的积极性比较低，郊县地区公民参与志愿活动的积极性也比较低；月收入、文化程度越高的公民，参与志愿活动的积极性也越高。
最后，对影响公民志愿精神的因素进行综合回归分析。分析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公民志愿精神反而越消极；而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公民的志愿精神不断地增强。在性别方面，女性的志愿精神比男性高一些。在职业方面，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志愿精神比较低，而下岗失业人员与农林牧渔劳动者的志愿精神尤其低。由此可以看出，在所有公民背景变量中，公民的性别、年龄、职业与文化程度对公民志愿精神成长的影响比较大。
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言，“美国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属于许多不同的社群，如家庭、邻里；这些社团表现为无数社会的、工作地点的、行业协会的，以及政治的等各种形式。我们都属于各种相互依存的重叠社群。如果置身这些社群之外，人类就不能长久生存，个人自由也不能长久维护。不论哪个社群，假如它的成员不关注并将精力和资源贡献给共同的事业，它亦不能长久生存下去。”[12]社会现代化需要公民志愿精神与自治精神的支持，而草根民主的成长，不仅仅需要志愿者的参与，更需要广大公民的理解、支持和参与。今后，对于南京市政府而言，首先应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的需要，在全市，尤其是农村地区宣传和普及志愿精神与自治精神，使广大公民认识到支持、参与志愿服务与公益活动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有利于社会进步，从而形成全社会关心志愿与公益服务事业、支持志愿与公益服务事业的良好氛围。而政府必须特别关注影响公民志愿精神成长中的各种重要的公民背景因素，诸如针对不同年龄、性别、职业、收入、文化程度、政治面貌与不同居住地区的公民，采取不同的提升公民志愿精神的策略。其次，应对注册登记的志愿服务组织的志愿者进行培训，提高志愿服务素质，提升志愿活动水平。可以计划建立“南京市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培训中心”，该中心的主要任务为：一是适应志愿者素质现状和服务发展的需要，编写新颖、生动、实用、简明的培训教材，逐渐促使志愿服务行为科学化、规范化。二是分层次、分类型开展培训。集中青年志愿服务的指导、管理者，进行志愿服务观念更新、志愿服务理论创新的学习，有利于他们改革志愿团体管理体制、提高志愿服务社会效益。分散对志愿团体成员进行服务态度、服务技巧的培训，将演讲传授课与体验训练课结合，鼓励志愿服务组织的志愿者提高热情、开发潜能，更好地服务社会与他人。三是建立一批“南京市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培训基地”，提供体验、活动、训练的场所，激励志愿者在培训实践中自主掌握志愿服务的理念与技巧。
新公共行政的代表人物乔治·弗雷德里克森认为，公共行政的公共理论的构成要件有四个：宪法、品德崇高的公民、对集体的和非集体的公共的回应以及乐善好施与爱心，而后三个要件无疑与公民的志愿精神是密不可分的。丹尼尔·凯密斯、普特南、罗伯特·伦纳迪、弗朗西斯·福山、本·巴伯等人都认为，公民信任度下降，缺乏公共的对话，一致性行动的弱化，都表明公民资本已经普遍丧失。[13]诚然，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度里推行志愿精神与草根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而通过推行培育公民志愿与自治精神，让公民与基层行政人员都有参与志愿活动的机会，并在参与志愿活动的过程中拥有参与政策制定的同等机会，自由、平等、理性地参与公共协商，并确保经过公共协商所做出的政策得到有效的执行，这是南京市政府以及我国其他地方政府治理的当务之急。
任何一项研究都有其局限性，本研究也不例外。本研究的调查由于只限于江苏省南京市，对于南京市公民群体而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难以也无法代表整个中国的实际情况的，甚至不能代表江苏省的情况。但笔者以为，择点而带面，本研究的调查所作的分析和所得到的研究结论是有一定普遍意义的。也即是说，即使本研究不能完全反映当前我国公民志愿精神和草根民主成长的真实图景，至少也是当前中国草根民主成长现状的一个缩影。也期望本研究能对有关的学术发展和草根民主实践尽其绵薄之力。
注释：
①笔者根据本次调查的数据曾发表过一些相关论文，这些论文中的问卷发放为500份，这是因为调查员不慎，遗失了50份问卷。因此，实际上本次调查共发放的问卷总数应为550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