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时期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搭配组合研究——A Research on Collocation and ComPosition for Chinese——Policies of Currency and Finance in the Period of Turning-on，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组合论文,财政政策论文,货币政策论文,时期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出现了过去未曾遇到的许多问题。市场越发达，对财政货币政策的依赖性越强。特别是在我国目前转轨时期存在着巨大的投资扩张和消费扩张压力，市场调节很难平衡这一压力，需要政府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控制。尽管市场机制可以引导资源配置向最佳状态逼近，但这一过程中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造成资源浪费。经验证明，积极的政策加上市场的反应，是维持或恢复均衡的社会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根据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的经验，也可以作出上述相同的判断。改革一开始，我国的货币供给，便伴随着商品率的提高而有大幅度的增加，由此便有八十年代前半期的经济迅速增长景象——潜在的生产能力得到较好的利用，工农业比例和轻重工业比例有显著的改善，商品化所激发的更多的货币需求得到了满足，因而，便有GNP 的适度增长，而通货膨胀保持在较低的程度上。1984年起，我国以更高的速度增加货币供给，结果经济虽也有高速度的增长，却带来了新的结构性缺陷和空前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十多年的经验，证明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既可以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正面作用，也可以有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副作用，我们在选择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时，应重视它们的合理组合搭配。
我认为，从我国的情况出发，人口多，就业压力大，经济增长是第一位的，吃饭问题是个大问题，否则安定团结就是一句空话，不能实行双紧政策，而松的货币政策+松的财政政策会引起大面积通货膨胀，不符合我国情况，松的货币政策+紧的财政政策作用不大。货币供给控制不住，经济发展了，通货膨胀又引发了，只有实行紧的货币政策，控制住货币供给这个笼头，同时通过松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只有这样，才能既解决发展，又解决通货膨胀。当然，实行松的财政政策意味着靠财政赤字去刺激经济。关于财政赤字的作用，西方经济理论界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财政赤字只不过挤掉了私人支出，如公式所示：
P（G－T）＝△M[,G]+P[,B]△B+△O[,D]
其中，P（G－T）为名义财政赤字，即政府支出减税收；△M[,G]是政府从银行系统借贷的增加量；△B 是政府从银行系统以外的部门借贷的增加量；△B[,P]是公共部门资产在银行系统外出售的价格；△O[,D]是政府国外借贷的增加量。同时△M＝△M[,G]+△M[,P]+△N[,C]，△M[,P]是银行向私人贷款的增加量，△N[,C]为非银行部门或个人持有的现金和硬币的增加量。公式表示：①财政赤字可以通过财政支出，增加税收T实现，此时平衡预算对经济产生乘数效应。② 通过增加政府从银行的借贷量△M[,G]来实现，这时将增加货币供给并对利率产生下降的压力。③通过增加政府从非银行系统的借贷量△B，将对利率产生上升的压力。④通过政府国外借贷△O[,D]的增加，这将增加国家的外债。
因此，扩张的财政政策将产生什么作用，实际上取决于财政赤字如何被兑现。
在挤出理论中，政府支出对私人支出的挤出效应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直接挤出即政府支出直接替代了本来私人部门要发生的支出。间接挤出指政府支出的增加阻碍了私人支出的增加，如果政府支出的增加是通过从非银行系统借贷量的增加来兑现，则由此导致的利率升高，并阻碍私人投资支出的增加。政府支出对私人支出的挤出，使得经济中总支出量并没有增加，对总产量和国民收入水平并没有积极的影响。
理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应实行松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搭配。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松的货币政策是刺激社会有效需求的需要，我国商品积压严重，企业亏损严重，失业率高。1988年，我国实行了“双紧”政策，对治理通货膨胀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这一政策的代价却是市场疲软、投资和消费需求下降。迄今为止，我国的社会总供给仍大于社会总需求，1984年以来，供需差率一直在10%以上，最高时达16%。其次，松的货币政策是搞活大中型企业的需要，由于我国国有企业90%的流动资金需要靠银行贷款来支持。这种高债务的负债结构使得企业偿付本金和利息的能力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行紧的货币政策，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就难以维持，搞活国有企业就更无从谈起。
再次，通货膨胀已不是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1990年和1991年的通货膨胀率为2%和3.1%，这说明，松的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可见，如果供需结构是非均衡的，即使总量大致相等，经济也不可能是健康的。况且这么多年来，我国很多年份通胀率呈现缓慢的、爬行上升过程，1990年、1991年虽然显性通胀不高，但隐性通胀率却为17.5%和14.5%。可见，通货膨胀表现为物价的上涨，但不完全是这样，也表现为强迫储蓄或者短缺。1989年开始的通货膨胀，一返这几十年的通货膨胀演化的趋势，出现公开的显性通货膨胀向隐性通货膨胀的回归。
松的货币政策意味着货币供给量大于货币需求量，否则就谈不上松的货币政策，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就是货币供给量超过经济增长的需要，我们什么时候也不能忽视这一点。由此，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得出的结论是经不起推理和实践检验的。
据统计，1993年，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的帐面亏损达1000多亿元，企业潜在亏损相当于帐面亏损的2—3倍，实际亏损已达3000多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70 %左右， 绝大部分亏损是由银行贷款垫补的。1994年底，企业亏损面仍高达60%。亏损企业占用了银行大量资金，对银行贷款的依赖进一步加重，这已成为信贷资金不畅和潜在通货膨胀压力加强所不可忽视的因素。同时，企业资金过度依赖银行，使货币政策的实施没有缓冲地带，直接引起经济波动。
可见，在当前经济增速较高、市场化进程加快的条件下，应以货币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下决心淘汰一些亏损、低效益的企业，使其退出壁垒。同时，社会保障制度跟上，稳定人心。某些年份，我国实行松的货币政策是被动的，是被企业亏损拉动的，是被倒逼出来的。这种局面必须改变。
我认为，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必须实行紧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供需平衡，控制货币供给这个笼头。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要逐步地过渡到单一目标——稳定货币。当然，微观经济基础必须重新构造才行。与此同时，实行松的财政政策，这样松紧搭配比较合理。
面对明显的通货膨胀的局面，财政政策目标的重要选择是遏制通货膨胀，这是没有疑问的。然而，遏制通货膨胀是否应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
1979年以来，我国的宏观财政政策通过减税让利、简政放权等举措使边际税率大为降低，企业的可支配收入明显增加。但由于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实际上又背离了供给学派的政府预期。主要表现在，在大幅度降低边际税率的同时，政府的财政支出并没有相应压缩。政府仍然承担着大量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等“重点建设”和庞大的价格补贴，财政赤字的缺口不断增大。由于国有经济产权关系的模糊与混乱，企业不具备商品生产者的合理行为，短期行为严重，只负盈不负亏。
面临这种情况，提高财政收入的比例，提高国有企业的税收比率在目前情况下是不太可能的。同时，我国经济又面临着庞大的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农业、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关系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产业的供给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财政对这部分支出的份额会越来越大，短期看，财政赤字消除是不可能的，如果这部分跟不上，会使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制约强化，加工工业的生产能力就会大部分闲置。显然要加剧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摩擦，推进通货膨胀。
在这样一种格局下，提高财政收入短期又不太可能，结构又需调整，只有实行松的财政政策，当然，松的财政政策也是有限度的。同时，我们应看到我国80年代和90 年代初的情况是，当经济增长未达到9%时，总供给水平并没有达到最大，此时，财政扩张对经济是有利的。80年代中期的财政赤字政策促使我国经济从两次衰退中复苏过来。可见，转轨时期财政支出增长是政府对衰退和失业的自然反应。
总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实现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合理的政策搭配，应是以货币政策控制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保持货币的稳定，财政政策保证社会的公平，调整结构，以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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