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学术出版何以看似“风景这边独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学术论文,风景论文,独好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每年国家以“三大基金”为主的数十亿元的投入，[1]使得中国的学术出版在全球出版业整体“越来越不好做”的背景下，渐渐呈现一种独特的“企稳”甚至“风景这边独好”的局面，相应的，背靠新闻出版总署的出版基金、教育部社科司的研究经费、中国社科院的创新工程出版经费“三大基金”的社科院、高校出版社，日子似乎变得越来越好过了。但本文分析的思想学术出版不包括主要以基金支撑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学术出版和高校教材出版，而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思想学术出版。思想学术出版虽然在学术出版中占的比例很小，但却以整个学术界和精英阶层为读者对象，深刻反映了时代的思想高度，对社会变迁、历史发展能发挥巨大的作用。本文拟对当下中国思想学术出版的背景、机遇与问题作一简要梳理。
一、中国进入了第三次思想繁荣时期
我国内地思想进入新一轮的繁荣时期、国际上的“中国热”、[2]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华人主要的思想市场转向内地等因素都为思想学术图书出版的发展提供了优质的内容、交流的环境、更广泛的影响力和广大的读者，并且使其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局面。
图书是思想界成果的物质载体，思想学术出版的繁荣是思想繁荣的直接体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思想界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在费正清所谓的“冲击—回应”模式及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反思西方中心模式中，实现古老中国的现代转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00多年来，随着“救亡”问题的逐渐弱化、市场经济日益发展，民族自信心的增强，各种思想的争鸣日益激烈，可以说，中国思想界目前正在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运动”之后的又一次大的思想交锋与融合的过程。随着百年来历史经验、教训的积累总结和经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且市场经济不断发展)，这次的思想繁荣相较于前两次，有着明显不同的特点。首先是思想界的心态更加平和、自信、理性，视野更加宽广，能够以客观研究的态度来看待西方思想和传统思想。不同于“五四”时期那种峻急的救亡图存意识和20世纪80年代那种热烈拥抱西方思想的更多情绪性、片面性的思潮一统天下，当下中国思想界能够平和地看待各种思想及其优势与不足，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等各种思想之间的交流更加深入和广泛。[3]
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日益增强，“了解中国”“解释中国”“预测中国”“中国崛起”等论域也成为包括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海外中国学研究者、港澳台等华人思想研究者等全球思想家的热点课题之一，[4]同时，他们与内地学者在思想、观点方面的交流、碰撞更加频繁，质量也更高。所有这些都使得当下的思想研究及著作具有更高的学术水准和更加广泛的影响力，并通过发达的大众传媒辐射到普通读者当中，使得许多思想学术著作变成畅销或比较畅销的图书，这反过来促进了思想学术著作的出版，形成一个思想界、出版界和广大读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也为思想学术图书的出版带来了持久繁荣的动力和读者市场。市场经济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同血肉一样同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关系。在宏观上，它一方面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政治、经济、金融、管理、伦理、法律、教育等方面的知识和思想，另一方面这些主要来自西方的政治、经济、金融、法律、伦理、教育等方面的知识和思想同我国已有的制度、机制、知识和思想会发生一系列互动和交融，需要互相作出调适，需要本土化，从而引发了持续的思想繁荣。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法学、金融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社会学科已取代20世纪80年代的人文社会学科，成为持续至今的显学，在思想领域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力，这些领域的专家在国家决策层面发挥着更为显著的作用，有不少专家还进而成为中央和地方的中高层领导人。在微观上，关于现代企业管理、发展、员工个人成长、成功励志等方面的知识和思想也生机勃勃。各大高校的经济学、MBA、法学等教材很多都直接采用英文原版教材，许多世界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名著不断再版，关于类似韦尔奇、索罗斯、默多克、王石、冯仑、马云等大企业管理者、成功人士的个人传记持续畅销，《把信送给加西亚》《细节决定成败》《没有任何借口》等员工成长类图书畅销不衰，这些或学术或普及层面的图书事实上都蕴涵着深刻的市场经济思想。市场经济的知识和思想是在我国扎根最成功的西方知识和思想，它使得我国成功进入全球化的市场循环之中，同时，它对我国的改革开放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深入发展的市场经济及其思想也带来了对我国社会、家庭和个人固有信仰、观念、道德、思想、习俗、习惯等从宏观到微观层面的冲击和压力，这种冲击和压力，激发了思想的碰撞、交流，促进了思想的进一步繁荣。信仰缺失、物质主义、利己主义、道德滑坡、心理压力增大等已经成为社会普遍担忧的现象，为了化解和对抗这些负能量，从国家、学术界到民间自发地形成了一种对我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呼唤与实践。从传统儒家、道家等思想中提炼的“和谐社会”“八荣八耻”等也已进入国家意识层面；致力于复兴传统文化的学者队伍也不断壮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思想争鸣领域渐渐形成了当代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新左派三足鼎立的态势；[5]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贺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钱穆、方东美、余英时、李泽厚、杜维明、陈来等“新儒家”和儒学其他流派的著作持续在内地出版；[6]“国学热”持续燃烧，于丹等解读《论语》《庄子》的图书走红，傅佩荣讲国学图书热销，经典诵读渐成气候，以“宽心”“养性”等为主题的解压、励志图书读者众多。这些都为传统文化和思想的复兴和繁荣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也为此类思想学术图书的出版提供了养料和广大的读者。
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这意味着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所有的改革及其方案无疑都需要思想先行，以便解放思想，形成新的改革共识，这无疑为各种思想的交流、碰撞、博弈和发展提供大展宏图的良好机遇。从十八大召开至今，我们便可以观察到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关于改革发展的思想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司法改革、财税改革、医保、社保、物价、“三农”等问题也都是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与此同时，钓鱼岛、南海的复杂局势也一再激起社会对于国家安全的极大关注，而人文社科学界更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如何在市场经济时代安顿人的心灵。各领域的专家学者都纷纷通过网络、传统媒体、图书、会议等形式发表自己的思想和意见，进而影响和参与国家政策的形成，比如废除劳教制度、放开“单独”二胎政策等。而国家的一些政策草案也通过专家型官员以文章、研讨会等形式进入社会层面进行讨论，以便形成更完善的政策。有学者指出，进入2013年以来，社会与国家对话的局面已经渐渐形成。
从思想的市场角度来看，目前中国内地已经成为全球优秀华人最大的思想市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是全球华人的共同愿望，而如何实现复兴、100多年来中国衰落的原因和历史教训是什么，如何探索一条人与社会、自然、人的内心和谐发展的中国发展道路等等宏大话题，都只有在内地才有广泛的读者，才能引发强烈质疑、碰撞和共鸣。而在中国台湾等地，由于上述话题已经失去广泛关注，甚至近史所等相关研究机构和人员也因为对此关注下降、经费减少而日益边缘化。这些机构和学者的读者都渐渐转到内地。对于海外学人来说，许多著名学者虽然研究的具体领域各不相同，但归结点皆是回归到内地。这样的背景下，内地学界与港澳台、与西方学界的交流与互动日益密切，构建了以内地市场为主的思想学术市场。目前，胡适、钱穆、黄仁宇、徐复观、唐君毅、余英时、杜维明、李欧梵等著名学者的读者主要集中在内地，他们的著作也在内地一版再版。台湾“中研院”院士张朋园等老先生的近代史研究著作也因为在台湾缺乏读者，而不愿意再版。因为市场小，读者兴趣下降，类似《钱穆先生全集》《王云五全集》这样的大套书，目前在台湾几乎无法操作。而内地仅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业人员就足以构成一个自足的稳定读者群体，这也为内地思想学术类图书的出版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市场基础。
二、思想繁荣带动了思想学术出版的发展
当下的思想繁荣局面，无疑带动了思想学术图书出版的发展。思想的定义，学术界有多种界定，但简单来讲，就是思想观念；而学术简单来讲就是“专门的、有系统的学问”(《辞海》)。改革开放以来图书的重要特征就是以不断改变国人的思想观念为主题的，不管是纯思想类的著作还是有丰富思想内涵的泛思想类著作，都使得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要把当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同1979年以前人们的思想观念比较一下就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继20世纪80年代的人文图书出版热潮之后，从90年代开始，经管类图书、为人处世和成功励志类图书、以还原历史为宗旨的近现代史读物、研究与之相关的近现代人物传记、以“国学热”为表现的国学类图书、以中国的改革发展和国际安全为主题的著作，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经管图书因为其与社会生活的广泛联系，发展最为完备、系统，不仅形成了经管图书的诸多次级门类，而且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出现了中信出版社、人大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等品牌经管出版机构，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也最为广泛、持久和深入。当然，以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北大出版社、社科文献出版社等为代表的纯思想学术出版社仍然占据着思想学术阅读领域的中心位置，后起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九州出版社等也都丰富和扩大着这一领域的范围。这些出版单位互相竞争，互相呼应，与报刊、门户网站等媒体密切配合，共同推动了思想学术出版的持续发展。
这些出版社不但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而且取得稳定的经济效益，其成功点从大的方面看有3点，一是重视思想学术经典著作的整理出版，二是重视西方思想学术经典的翻译出版，三是善于发掘当代有思想活力的作者。
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华书局为代表的出版社推出了一批具有重要思想文化价值和深广社会影响力，同时经济效益也显著的大家文集和全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陈寅恪集》《钱锺书集》、巴金《随想录》《傅雷家书》。据说，《陈寅恪集》已销售了1万余套，还在再版。中华书局的钱锺书《管锥编》《谈艺录》、启功的《启功丛稿》《冯友兰作品精选》等，都成为其镇社之宝。商务印书馆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这套丛书成功的基础上，2004年又启动了旨在汇集20世纪中国经典、规模达上千种的“中国文库”工程，所选品种为“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这种整理出版大家经典著作的思路被后起的广西师大社、九州出版社等出版社学习和继承，也都取得了喜人的成绩，而且在有些方面，甚至后来者居上。目前，钱穆、黄仁宇、余英时等大家的著作，分散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广西师大出版社、九州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国史大纲》《万历十五年》等都成为影响几代学人的史学名著。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李昕的文章讲，三联一般对大家的著作也是选择优秀的来出，但是有些出版社，却把这些大家的所有著作都签下来，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形成了很大竞争。这也可见这类图书竞争的激烈程度。像九州出版社，就专注于整理出版海外学人的经典著作，像《黄仁宇全集》《钱穆先生全集》《吴稚晖全集》《王云五全集》，以及正在陆续推出的《徐复观全集》《唐君毅全集》等都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而广西师大出版社则聚集起一批有思想的出版人，多年来潜心出版了《余英时文集》、“唐德刚作品系列”“许倬云作品系列”等，迅速崛起成为学人心目中又一个思想文化出版重镇。事实上，对大家经典著作的竞争也为思想学术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在西方思想学术著作的引进方面，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西学经典译丛，迄今为止已出版300余种，柏拉图的《理想国》、帕斯卡尔的《思想录》、黑格尔的《美学》和《小逻辑》等名著成为我国学者掌握西方知识的基础著作，而《国富论》《旧制度与大革命》等近些年影响很大的著作则再次确认了这套丛书的生命力。沿着西学经典译丛的路子，很多出版社都纷纷推出有自己特色的西学译丛，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丛书，相对于商务印书馆对西方现代思想和思潮的缺漏，这套丛书使人们熟悉了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与尼采《悲剧的诞生》等现代思想巨人的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还推出了“学术前言”“西学源流”等丛书，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可以说，西学译丛这一出版思路，已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条成功的出版经验，催生了或纯西学、或中西结合的多种丛书，如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中国和平出版社的“拿来”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文化生活译丛等。
对当代学人著作的挖掘和出版，是三联等出版社屹立于出版界的又一重要经验。这类图书往往成为超级畅销书，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和经济效益。《傅雷家书》、杨绛的《我们仨》、李泽厚《美的历程》、王蒙作品系列、龙应台作品系列、傅高义《邓小平时代》、李零著作系列，以及吴敬琏、刘再复、北岛等当代名家的著作，都使得三联不断成为学术界和媒体瞩目的焦点。[7]广西师大出版社则以唐得刚、余英时、许倬云、杨奎松、易中天、木心、陈丹青、梁文道等明星作者群和“理想国”系列图书及其定期的理想国沙龙讲座而赢得了更多年轻读者的瞩目。社科文献出版社以其与学术界的天然联系，在思想学术出版方面也成为许多学者瞩目的出版社，其中我国冷战史的奠基者沈志华主编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沈志华《1945-1959—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李慎明《居安思危·苏联亡党二十年的思考》、唐宝林《陈独秀全传》、“博源文库”系列图书等，都使其成为学界关注甚至争议的热点。杨天石、沈志华、陈来、杨奎松、林毅夫、韩毓海等我国内地著名学者和台湾“中研院”的陈三井、张玉法、黄克武等名家的加盟，则提升了九州出版社的学术声望。同样的，汉唐阳光出版公司这家规模并不大的图书公司，也以出过柏杨、王学泰、杨天石、沈志华、杨奎松、吴思、张鸣等著名学者的书而让学界产生敬意。所以说，拥有一个当代著名学者作者群，就足以使一家出版社立于思想学术出版的不败之地。
从更深的层面来看，思想学术出版其实反映了思想界对中国如何向西方学习、继承优秀传统资源，如何锻造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认识和思考。在这一持续百年、吸引一代又一代优秀国人思考和参与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思想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融合。从当代儒学何以近些年来蓬勃发展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包括钱穆、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余英时、杜维明等学人在内的海外学人，代表了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如何实现传统的现代转化、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国家、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一条持续的思想线索，整理出版他们的著作，不仅能够展现他们可贵的思想探索，也在建立华人的学术和文化共同体、促进民族和国家认同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市场经济思想以“人性恶”和趋利避害的“经济人”为出发点，重利轻义，必然引发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信仰缺失、道德滑坡、封建迷信回潮、邪教惑人等诸多现代社会问题。面对这些负能量的现象和思想意识，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思想文化从国家、学术界到民间，都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国学热”“诵经班”“汉服回归”等现象就是例证。而以海外余英时、杜维明，内地李泽厚、陈来、陈明、蒋庆等为代表的当代儒学的复兴力量也日益明显，他们或满怀温情和敬意地阐释传统思想、文化的活力与优秀之处，或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或在制度与日常生活的区分基础上，试图构建市场经济下以“内圣”为中心的日常伦理和信仰体系，或着力阐发东亚文明与市场经济的内在关系。因此，钱穆、李泽厚、余英时、杜维明等人的著作持续销售，就表达了社会对这些思想的持续需求。
上述几种思想的发展、碰撞与融合，也都体现在思想学术出版领域，并且拥有稳定的读者群，形成了以图书为媒介，思想和读者之间的良性循环，这类图书也因而在图书市场整体下滑的大趋势下，保持了一种企稳、甚至扩张的状态。
综上所述，中国的思想学术图书出版已成为图书出版中一个比较稳定的门类，它不但促进了思想和社会的发展，而且也给出版社带来良好的品牌价值和经济效益。
三、思想学术出版面临的问题
当然，思想学术出版毕竟只占整个出版门类中的很小一部分，它远远无法和大众图书及教材的销量相比，创造的利润也相当有限，而且，当下的思想学术出版也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这一方面同出版业整体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一样的，如互联网、移动阅读、游戏、电视等活动对人们业余时间的竞争使得读书人数下降、实体书店减少、网店折扣战对实体书店利润的损害、物价上涨导致图书成本上升、出版机构回款困难、精神产品生产和规模化生产之间的矛盾等等，另一方面也有思想学术出版面对的一些特定的问题。思想学术图书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读者少、自身难以实现投入→收益的良性循环。国家应该从政策上和资金上对思想学术图书出版给予一定的公益事业待遇，同时探索建立公益出版与市场筛选相结合的思想学术著作评价机制。
相对于大众读物和教材，思想学术著作的读者相对来说很少，除了少数名家的著作，多数优秀著作的销售收益都无法收回成本，这就导致除非作者资助，否则无法出版。国家“三大基金”只能覆盖其中一小部分，大部分著作都还无法受益。建议国家除继续加大基金资助外，针对思想学术出版在税收、门店陈列面积、门店租金、图书馆采购等方面都制定专门的扶持政策。同时，针对目前的许多学术图书存在着投入产出不成比例，被国外图书馆收藏率低，数量巨大，质量偏低，大量存在泛化、低水平重复甚至抄袭和剽窃的现象等等，[8]可以探索将自然销量、销售时间、重印和再版率、图书馆收藏情况等市场筛选情况结合到对一部著作的评价机制之中。一般来说，经过了时间检验的图书，基本上就是高质量的图书。
思想学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历代积累的知识、思想和经验。这就需要持续了解、选择、购买和翻译大量的西方思想学术著作。这方面目前只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在市场化方面比较成功，但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只限于一些经典著作，无法反映西方发达国家思想的全貌和时代发展，无法满足思想学术界的要求。但西方思想学术出版遇到的经费问题比国内同类著作要大得多，因为即使可以低版税购得版权，也需要支付不低的翻译费。对于思想学术类版权图书，许多业内人士都会遇到一看就是好选题，但一算利润就无法出版的情况。比如，一般来说，一本学术书如果能销售4000册，就可以保持盈亏平衡，但对于有翻译费的外版图书来讲，就很难盈利。这就需要国家给予优秀的思想学术译著出版更多的公益性待遇，在政策和资金等各方面加以扶持。从西方思想学术著作的选择上看，几乎所有学科的学者都会有不止一套需要翻译引进的思想学术著作计划和希望引进的经典著作，但这些计划和想法基本上都因为经费问题而无法实现。同时，优秀的思想学术译著需要优秀的翻译人才，该领域的学者无疑是最佳人选，但近些年来，由于学术体制对译著的重视程度低，愿意从事翻译工作的学者已越来越少了。现在，类似傅雷那样的翻译大家几乎看不到了。这就要求高校的职称等评价机制对思想学术译著增加权重，同时多方面增加译者的劳动所得。
总体来看，中国的思想学术出版虽然面临诸多困境和挑战，但在中国国力日益增强、思想日益繁荣的大环境下，已渐渐成为出版领域的一个相对稳定和成熟的门类，甚至会成为对抗出版业整体下滑状态的一个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