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迁与民营书业地位之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营论文,地位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8)05-0056-09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民营书业伴随着改革的步伐逐渐发展壮大，在整个书业中的地位也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从初创时期作为国有书业的补充，到发展时期自辟天地、寻求自主发展，再到壮大时期与国有书业平分秋色、占据我国书刊发行行业的半壁江山，民营书业日渐壮大、作用日渐显著，其地位嬗变的脉络异常清晰。当代民营书业在我国书业中的地位嬗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1980～1987年：初创时期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图书的生产、发行能力低下，图书市场“书荒”现象非常突出，“买书难”、“卖书难”已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如1978年底，我国只有图书出版社105家，出版图书1.4987万种，总印数37.7亿册，[1]很难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强烈的文化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采取多种措施，大大提高了图书出版能力，到1982年底，全国图书出版社发展到143家，出版图书品种增加到3.18万种，总印数58.79亿册，[2]比1978年分别增长了36.2%、112.07%和55.78%。然而此时国有新华书店的图书发行能力已无法适应出版社的图书出版能力（见表1），图书发行册数连续多年小于图书出版册数，严重制约了我国图书出版业的进一步发展、图书市场的繁荣和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满足。
这种情况为民营书业的萌动提供了现实基础。1980年12月，国家出版局发出《建议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书店、书亭、书摊和书贩的通知》，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民营书业的第一份文件。1982年3月28日，国家出版局党组在《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问题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要“积极发展集体书店，适当发展个体书店”，出台了允许民营书业开展经营活动的政策，旨在通过增设集体、个体发行网点来弥补国有图书发行能力的不足。这两个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图书零售业开始正式向民营书业开放。7月，文化部发出《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工作的通知》，提出“一主三多一少”的改革目标，即以国营新华书店为主体，组成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通环节的图书发行网络。这标志着民营书业在政策和法律层面已经成为我国书报刊发行行业的必要补充。
图书发行体制的改革大大加快了民营书业的发展步伐，当年便取得初步成效。1982年新建集体和个体书店、书摊、书贩5000余处，到年底，集体、个体所有制书店和书摊、书贩共6419处，与1981年相比增长近5倍。[2](p.171)1986年，国家出版局针对民营书店有了初步发展而又存在某些不规范行为的具体情况，下发了《关于发展集体、个体书店和加强管理的原则规定的通知》。同年，在全国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座谈会上，国家出版局首次提出了“三多一少”的改革方案。受此鼓舞，北京的“三味书屋”、福州的“树人”、上海的“自立”、漳州的“晓风书屋”等当时比较有名的个体书店接踵而生。经过发行体制的一系列初步改革，到1987年底，我国已有集体、个体书店10814处，书摊、书贩17239处，国有新华书店系统一般图书销售占全行业的比重由1982年的98%以上下降到1987年的75%左右，[3]一个以新华书店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的图书发行网正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初步改变了国有新华书店独家经营、流通渠道过于单一的局面。在多渠道发行格局中，国有书店以占总数10.4%的网点数承担着全国图书发行总额83.5%的发行量[3](pp.127-132)，仍然发挥着主渠道的作用。
民营书业在图书发行领域取得初步发展的同时，也在经历着进入出版领域的启动期。[4]1979年个别书商问世；1983年，民营书商策划、出版了印数达40万册的《青年礼仪手册》，北京科普出版社出版的发行码洋达数百万元的《中小学生一课一练》也是和民营书商合作的结果；1984年，辽宁、湖北两省又有一些科研单位先后与出版社合作，自筹资金出版自己的科研成果（也就是后来的“协作出版”）。同年6月，文化部出版局在哈尔滨召开全国地方出版工作会议，对两省的这种做法给予了肯定。1985年1月1日，文化部下发《关于在协作出版中应该注意的问题的通知》，充分肯定了协作出版这一新的出版形式，同时也规定具体操作时不准以此为幌子来卖书号、卖牌子。但这一文件没有对协作出版的对象和内容作出具体规定。所以，5月2日，文化部又发出《关于开展协作出版业务的补充通知》，规定协作出版的供稿对象必须是国家教育科研、企事业单位、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内容必须是学术、科研和科普。但是，民营书业实际上完全突破了国家设定的界线，不仅协作的主体更多的是个体书商，策划、编辑和出版的内容基本不是学术、科研和科普类著作，而多半是能迎合公众阅读趣味的大量以性爱题材为主的翻译类通俗小说。尽管此类题材的图书有一定市场，但很显然，其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此外，武侠小说、实用生活类图书也是那时民营出版物的重要内容。尽管这一时期已经有一些民营书业参与到图书出版环节上游的选题策划，但参与的范围和规模还非常有限。
1988～1996年：发展时期
1988年5月，在“三多一少”多渠道发行格局初步形成的基础上，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在以国营书店为主体的基础上，完善“三多一少”，推行“三放一联”（即放权承包，搞活国营书店；放开批发渠道，搞活图书市场；放开购销形式和发行折扣，搞活购销机制；推行横向联合，大力发展各种出版发行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进一步扩大了民营书业的经营范围，为民营经济提供了新的契机。[5]同年7月，新闻出版署又发布了《关于推行图书多种购销形式施行方案》，放开了对集体、个人经营图书的限制。此后，一些对政策十分敏感、反应快捷的集体、个体书店迅速成立图书发行公司并争取到了图书二级批发权，图书发行行业的“二渠道”正式诞生。二级批发权的获得标志着我国民营书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已由国有书业的补充逐步转向另辟天地、寻求自主发展。这一时期，民营书业的自主发展有四个明显的特点：
（一）数量渐增
二级批发权的开放极大地刺激和鼓励了民营书业企业，数量众多的民营资金被吸引过来，民营书业企业在数量上急剧增加。1987年底，我国集体、个体书店（摊）共28053处，到1996年底，集体、个体书店（摊）已经发展到35534处，比1995年底增加了2119处，[6]比1987年增加了7481处，增幅达21.1%（见表2）。
（二）规模扩大
这一时期，民营书业虽然仍处于资本积累的初级阶段，但二级批发权的获得极大地促进了民营书业的发展，一些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标志性民营书店相继出现，如北京的风入松书店、国林风书店、万圣书店，上海的季风书店，济南的致远书店，广州的学而优书店等。同时，全国也逐步形成了以北京金台路、西安东六路、长沙黄泥街、武汉武胜路为中心的四大民营书业批发市场，民营书业的规模在发展中一步步扩大。
（三）内容分化
1988年5月，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联合签发的《关于当前出版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出版社可以开辟多种渠道，利用社会力量，扩大资金来源，肯定了协作出版是出版改革中的一种新做法。这一改革意见连同图书发行领域二级批发权的放开，从政策上促成了我国民营书业的分化，很多民营书业企业开始通过协作出版的方式大规模涉足图书出版环节，催生了我国民营出版的第一个高潮。如中国文史出版社的《黑镜头》系列、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系列、江苏美术出版社的《老南京》、《老上海》系列等一大批影响很大的畅销书都是民营书商与国有出版社协作出版的杰作。
（四）经营混乱
这一时期，一些民营书业企业在经营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混乱，暴露出民营书业经营失范的弊端。一是违规经营，一些集体、个体书店采用非正常手段销售图书，扰乱了正常的图书发行秩序；二是买卖书号，部分不法书商通过买卖书号的方式从事国家明令禁止的书刊出版业务；三是盗版盗印，一些个体书商盗版盗印各种畅销书，严重损害了出版社和作者的利益；四是经营黄色淫秽出版物，一些书商大肆盗用出版社名义非法出版、销售黄色淫秽出版物。这些问题严重扰乱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秩序，妨碍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架构。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规范民营书业的市场行为，引导民营书业健康发展。1989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整顿、清理书报刊和音像市场严厉打击犯罪活动的通知》，明确提出了“整顿、清理个体和集体发行单位”的要求。11月25日，新闻出版署、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集体、个体、私营书店（摊）管理的暂行规定》，以约束和端正民营书业的经营行为。1996年，新闻出版署又发布《关于培育和规范图书市场的若干意见》，提出“三建一转”（即建立图书批销中心、建立代理制、建立发行集团，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任务，提出对二级批发单位的总量控制和集体个体书刊零售的送审与归市，其目的仍在于规范民营书业的经营行为，推动民营书业健康、有序发展。通过这一系列的规范措施，一些严重违规违纪的不法书商被清理出书业，图书市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净化，图书出版业逐渐步入良性、健康的发展轨道。
1997～2002年：壮大时期
1997年中共十五大明确“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这一条款又被写进我国宪法。我国在理论、政策以至根本法上关于私营经济的这一重大突破为我国民营书业开辟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民营书业得以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一）数量、规模上的横向扩张
这一时期，民营书店的数量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并一度再创历史新高，反映出我国民营书店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的。1997年，全国共有图书发行网点85496处，其中新华书店系统共有发行网点13309处，集体、个体书店（摊）35827处，其他售书点11197处。[3](pp.14～15)到2002年，我国共有图书发行网点71824处，其中国有书店和国有售书点共13368处，占全部售书点的18.61%，集体、个体书店（摊）36035处，占全部网点数的50.17%（实际上这个数字相当保守，如新闻出版总署发行司就认定现有民营书店已达7.8万家）。1997～2002年间，集体、个体书店（摊）的数量占全国发行网点总数的比例在逐年上升（见表3）；据不完全统计，到2002年底时我国民营书业的从业人员约有40万人，是国有出版发行业就业人数的2倍多。[7]
一些民营书店通过特许经营、连锁经营等方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扩大着市场份额和经营规模。沈阳的东宇书店、北京的国林风书店、昆明的新知书城、南京的南京书城等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大型民营书城，营业面积多在数千至一万平方米以上；广州的学而优书店、上海的季风书园、贵州的西西弗书店、湖南的弘道书店、北京的儒仕源书店等都开办了数个到十多个不等的分店，北京21世纪锦绣图书连锁有限公司和席殊书屋则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两家大型全国性民营连锁书店。据历年《中国出版年鉴》和《中国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汇编》的统计，1997～2002年间，国有新华书店系统累计总销售册数和金额占全行业总销售册数和金额的比例在逐年下降，民营书业所占比例逐年上升（见表4）。
由此可见，经过这一阶段的迅猛发展，到2002年底，从网点数量、从业人员数量和经营规模来看，民营书店已不再是国有新华书店业务上的补充，俨然变成了国有书业的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
（二）跨度、环节上的纵向发展
这一时期，一些民营书业企业还通过选题策划、装帧设计和咨询服务等各种方式间接介入图书出版环节，实现业务跨度上的纵向发展。最主要的方式是成立图书选题策划公司、图书工作室、文化公司等，一般都与一家或多家出版社有着稳定的合作关系，所以也被戏称为“1.5渠道”。这些民营书业公司多分布在北京、广州、成都、深圳等地，它们有自己明确的目标市场，有的还成了出版社最主要的书稿来源，还有一些公司由于策划了大量影响巨大的畅销书而成为全国知名的选题策划公司。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初步统计，仅北京地区销售码洋上1000万元的图书工作室就有四五十家，年销售码洋超过3000万元的也有十来家。目前市场上近40%的畅销书都是由民营工作室策划或运作的。这表明民营书业的纵向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民营书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出版事业中的地位已不可小觑。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民营书业在图书发行数量和规模上的急剧扩张已经对国有新华书店的发行主体地位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图书出版环节和跨度上的快速发展已经对国有出版社形成了一定的挑战，民营书业已成为国有书业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
2003年至今：提高时期
近年来，为应对加入WTO以后的书业新形势，国家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民营书业发展的政策法规，有效地改善了民营书业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2003年7月24日，新闻出版总署正式公布《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并于9月1日起实施。该规定以“平等准入、减少限制、强化监管、推动发展”为原则，取消出版物发行权的所有制限制，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困扰民营书业的“出版物国内总发行权”和“全国连锁经营权”两大关键性问题，为民营书业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指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这是我国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最根本法规，为民营书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2004年底，文化部发出《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文化产业的意见》，指出国家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以独资、合资、合作、联营、参股、特许经营等多种方式进入法律法规未禁止进入的文化产业，包括图书报刊业，逐步形成以国有文化企业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参与、投资方式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项目建设市场化、融资渠道社会化的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为我国民营书业的多元扩张提供了政策依据。
2005年1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并于2月25日颁布实施。这是建国50多年来第一份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问题的中央政府文件，为民营书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8月8日，《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正式颁布，鼓励和支持民营资本参与某些领域的国有文化单位股份制改造，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动漫和网络游戏、书报刊和音像制品分销、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等领域，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从事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出口业务。这表明，有利于民营书业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正在不断地得到改善。
这一时期，在书报刊分销市场开放的间接大背景和一系列政策相继出台的直接大环境的共同催生下，我国民营书业的横向扩张和纵向发展在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展开。
（一）横向扩张以资本运作为主要模式
2003～2005年间，一部分规模大、实力强的民营书业企业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以资本为纽带进行了形式多样的合作，范围广、规模大的资本运作式的资本扩张和连锁扩张是这一时期民营书业横向扩张的主要模式。主要的扩张方式有以下四种：
1.民营书业与国有书业合作 如2003年8月5日，国内多家民营图书企业与江苏新华发行集团签订了战略联盟协议书进行深层次合作，这是民营书业与国有大型发行集团进行合作的积极探索；2004年5月12日，上海英特颂公司与江苏新华发行集团联手成立上海万卷新华图书有限公司，这是国内首次民营书业与国有书业真正意义上的整合联姻；2005年1月28日，世纪天鸿书业有限公司与山西新华书店集团公司展开全面合作，这是民营书业与新华书店系统达成的第一份全面合作协议，标志着民营书业与国营新华书店的合作迈开了实质性的一步。
2.民营书业与民营书业合作 如2003年7月16日，江苏南通少儿书店和南通弘文书店共同组建南通少儿书店有限公司，力争成为依托南通、辐射江苏、面向全国、影响海外的“旗舰式”大型企业集团；2004年7月，5家北京市影响最大的民营书业公司——汉唐阳光、光明书架、紫图、知己、读书人联合成立“经纬纵横图书发行公司”，通过整合形成了一个更加强大的书业团体。
3.民营书业与海外资本合作 2003年12月，北京21世纪锦绣图书连锁有限公司以出售40%股份的方式与贝塔斯曼集团合作，成为国内首家中外合资的全国性图书连锁机构，这也是中国图书产业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外资并购案；2004年8月19日，网上图书音像零售商卓越网以出售80%股份的方式从世界上最大的网上零售商亚马逊公司融入资金7500万美元。
4.民营书业连锁扩张 这一时期，具有一定规模、影响和品牌的民营书业还纷纷加大了连锁扩张的力度，连锁经营成为这一时期民营书业发展的又一大亮点。2003年底，北京风入松书店以“特许加盟”为发展突破口，开始规划从独立零售店向全国连锁经营的经营方式的转变；2004年前后，北京21世纪锦绣图书连锁有限公司相继投资2600万元，分别在全国十大城市设立了十多家营业面积为1200～7000平方米的直营书店；2004年初，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批准席殊书屋进行全国性连锁经营，民营书店可以名正言顺地拓展自己的连锁经营；等等。
（二）纵向扩张以深层发展为主要模式
这一时期，民营书业向上游图书出版领域的纵向扩张仍在继续，但已不再是前一阶段单纯以获取书号为目的的简单渗透，而是呈现向深层发展的趋势，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1.合作对象品牌化 过去民营书业进入图书出版领域时多选择“老少边穷”类型的出版社开展合作，以便于展开业务。这一阶段，上述现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民营书业开始与一些知名出版社、出版集团展开合作，旨在借助这些出版社的品牌来塑造形象、开拓市场。如修远文化公司以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出版集团等出版单位作为自己的合作伙伴，与人民出版社合作开发出版的《新课程小学生字典》成为我国字典革新的先行者。
2.合作产品主流化 以往民营书业和出版社的合作多集中于一些非主流产品。现在这种状况也发生了变化，双方的合作开始向主流产品转化。如江苏可一图书公司先后与广西教育出版社合作开发了《新语文个性化阅读》和《新语文个性化写作》两个系列48个图书品种；大象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以及河南的一家图书发行社共同开发《新课标创新学案》21个图书品种。在主流教辅产品上共同开发、同担风险、共享市场和共创品牌，有利于这些民营书店提升品牌和规范经营。
3.合作方式多元化 过去民营书业进入出版领域多以获取书号为主要目的，这使得买卖书号的违法违规现象大量存在。现在，市场竞争的加剧迫使合作双方都意识到品牌形象塑造和无形资产积累的重要，致力于合作开发主流产品。民营书业和出版社的合作发展为包括选题策划、作者遴选、作品创作、装帧设计、市场营销等在内的多元化、全方位的合作，是在法律法规框架内的战略合作、资源共享和风险共担。
4.选题开发特色化 这一时期，民营书业在与出版社合作开发图书选题上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选题特色和选题优势，呈现专业化、细分化的趋势，在教育类、财经类、励志类、少儿类、生活休闲类、通俗漫画小说类及旅游类图书等领域都出现了一批特色鲜明、比较有影响的民营书业企业。如山东志鸿的“优化设计”；北京读书人图书公司的《私房女人菜》及阮次山系列、教育经典系列、健康时尚系列、休闲经典系列等；民营泰德教育集团引进、策划的大量教育类品牌图书，如风靡全球的《Discovery Channel》系列产品、“空中美语”系列、“杰夫美语”系列、“新托福系列”等。
经过几年的连续发展，民营书业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提高，影响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和扩大，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从机构数量上看，民营书店方面，2003年我国集体、个体零售网点共34384处，占全国网点总数的51.05%，民营书业发行机构的数量是国有单位发行数量的2.67倍；[8]到2006年，全国共有出版物发行网点159706处，其中国有书店和国有发行网点11041处，二级民营批发网点5137处，集体、个体零售网点110562处，民营书业的发行网点数量已是国有书业网点数量的10倍多。[9]民营图书工作室、民营图书公司方面，按城市分布可分为三大阵容：第一阵容是北京、广州和成都；第二阵容是武汉、长沙和西安；第三阵容是上海、沈阳和深圳。其中北京的民营图书公司最为集中，大约有2500家，约占全国民营图书公司总数的70%～80%，真正以图书出版为主业的有1000家左右。[8](p.14)
从销售规模上看，一系列扶持政策的实施，民营书业出版物总发行权、全国连锁经营权的获得，使民营书业的整体规模和整体效益不断提高。到2006年，在图书发行领域，民营书业企业中年销售码洋过亿元的已经有50家以上，有的甚至已经超过12亿元，在某些图书的出版和发行领域占有绝对优势；[10]在图书出版领域，不少民营图书工作室、民营图书公司的年销售码洋均在100万元以上，销售码洋在1000万元以上的有近百家，其中还有一些民营图书公司的年销售码洋超过亿元[8](p.14)。
从政府行为上看，民营书业及其活动已经引起了全国政协的关注。2004年“两会”期间，12名政协委员联名提出了“关于民营书业参与出版活动”的提案，对民营书业参与出版的状况和对出版业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同年，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席于友先率全国政协“民营书业发展状况”联合调研组赴重庆调研民营书业情况，这是政协系统首次以民营书业为主题的专项调研，体现了民营书业的地位和影响。
从业内影响上看，民营书业通过参加业内大型活动和大型书展，影响和地位得到不断扩大和提升，这是民营书业实力的体现，也是民营书业进一步融入书业主流的标志。2004年初召开的北京图书订货会首次向民营书业敞开大门，民营书业第一次得以在这个国内出版界非常有影响的订货会上集中展示自己策划的图书产品，此举说明，民营书业的地位已经得到国有书业实质上的认同。
从国际影响上看，中国民营书业及其发展已经受到了国际关注。北京人人地平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策划的图书中80%以上是引进版，“光明书架”是其影响广大的图书策划品牌。该公司在中国图书市场上的业绩引起了以图书版权贸易为主的法兰克福书展主办方的极大兴趣，2004年10月6日开幕的法兰克福书展首次资助这家中国民营书业公司参加了这一世界级的书业盛会。
但是，民营书业在连续几年的发展、扩张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和弊端，给我国书业的良性、健康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和谐音符，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再加上最近两年书业总体状况的下滑，使得民营书业在这一阶段的发展呈现出曲折中前行的总体趋势。2004年2月，营业面积1万平方米、经营品种20万种的北京知道图书广场在经营10个月后停业；8月，营业面积1.5万平方米、经营品种28万种的北京百容书店在经营3个月后停业；12月，营业面积8000平方米、经营品种15万种的广州南方书城经营10个月后宣布停业。2006年以后，尽管一些具有较大规模和影响的民营书业企业仍在稳步发展，但更多的是业绩下滑、经营困难，在资本运作、渠道建设、品牌创新等方面已没有太大的声音，很多中小型民营书业公司相继倒闭。这一切表明，民营书业在经过几年的连续发展以后，正在经历着震荡和调整。民营书业是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在市场经济中生长起来的一支非常有活力、有生机的书业力量，现在遇到的暂时性挫折既有近年来书业形势整体下滑的原因，也有自身经营管理方面的原因，还有整个产业形势、社会环境以及机制体制方面的原因，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一段时间、一个过程，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调整、转型、整合和规范，更需要民营书业自身的不懈奋进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收稿日期］2007-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