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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诸先生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的联合宣言（俗称《新儒家宣言》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当代新儒学在海内外都有了很大发展。之所以如此，有着历史的、现实的、世界的、中国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伦理道德的等各方面的复杂因素。其中，最为关键的则是世界性的道德滑坡的刺激。
首先，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随着科技的高度发展，人和人的关系愈来愈机械化、简单化、“工具理性”化，不仅“温情脉脉的纱幕”早已撕毁，人简直变成了科技和工具的奴隶。这种资本主义金钱关系的新阶段，进一步导致了人们精神的崩溃和堕落。物欲横流，道德沦丧，邪教蜂起，人人追求吃喝玩乐；上层社会挥金如土，穷奢极欲，下层社会则铤而走险，作奸犯科、贩毒、抢劫、凶杀、诈骗、卖淫……种种社会弊病多如牛毛，而原来至高无上的法治尊严也遭到了玷污和破坏。
而苏联东欧的解体也暴露了斯大林模式的致命弱点。为世界进步人类的崇高的政治和道德理想蒙上了可怕的阴影。
在这种世界道德上滑坡的历史背景下，当代新儒学派的哲学家、道德家们，认为只有重振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传统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拯人心于将坠，从而使自己的道德伦理学说获得最新的阐释和长足的发展。
从世界华人社会来看，当代新儒学的新发展还有一些特殊的社会、政治原因。一是广大华人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他们很难完全融入西方社会，而往往保留着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与风俗习惯，而且往往以这种悠久传统夸耀于人。因此，当代新儒学的发展深得海外华人之心。白人社会对有色人种的有形无形的歧视则更加激发、助长了这种心理。二是台湾、南韩、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的经济起飞，往往被解释为“儒教治国”的胜利，这就为儒学的现代性找到了重要的论据。三是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以及一系列的宽松政策，也为当代新儒学的倡导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沃土”。特别和平统一中国的强劲呼声，很自然地推动了对传统文化的厚望。
二
当代新儒学的发展和提倡，很自然地再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新的历史碰撞。
早在“五四”时期，以梁漱溟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当代新儒家就曾对这场新文化运动加以猛烈抨击。梁氏指出：
有人以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这新运动只是西洋化中国兴起，怎能算中国的文艺复兴？（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8版，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
他认为中国的儒家哲学虽然使中国在征服自然方面有所落伍，但它却指示了人类未来文化的方向，“未来世界完全是乐天派的天下”（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初版自序，山东教育厅1921年版。）。
按照这种观点，我们中国的人生哲学已经走到了世界人类的前面，遥遥领先，谈何全面学习西方？西方可学的，也就只有“科学”、“民主”二义，可以把二者“全盘接受”来补充、丰富中国文化。但“新文化运动”从提倡科学与民主，走上“打倒孔家店”，全面反传统，就走入了极端，把自己的上等货弃如敝屣，而把别人的下等货奉为圭臬，这就本末倒置、大谬不然了。
梁漱溟先生这种观点虽然并未被后起的新儒家们全盘接受，但是，他的中国文化至高论以及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尖锐批评，却得到了他的晚辈们的极大认同。《新儒家宣言》通篇大旨即在于此，该文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根本不了解中国文化之真谛，他们只知道“崇拜科学民主”，“相信实用主义、唯物主义、自然主义”，对中国学术文化的解释和攻击完全错了。在《花果飘零及灵根自植》（注：《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第33页。）一文中，唐君毅先生说得更为直白：
五四时代之人，本其所知于西方之学术思想者为标准，以肆意自诋，浸至视数千年之历史文化学术，无一是处。
其实，早在抗战后期出版的《道德自我之建立》（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一书中，唐氏就提出了这样的文化模式：
中国文化过去的缺点，是在于人文世界未曾分殊的撑开；而西方现代文化的缺点，则在于人文世界尽量撑开而沦于分裂。中国将来之文化，更应由本以找末，而现代西方文化，则应由末而返本。
这些观点贯穿在他50年代至70年代所写的大量论著中。《宣言》的其他起草者，也都有不少类似的论述。
之后，当代新儒学的后继者以及有新儒学倾向的学者，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也可谓不胜枚举。这里不妨各举一例以表一般：牟宗三先生的弟子蔡仁厚在《新儒家的精神方向》（注：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版。）一书中写道：“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文化传统，是有着永恒之价值的，这就是平常所谓‘道统’，也即民族文化之统。……这是必须永远承续不绝，而且应该不断地加以充实发皇的。”然而，当代新儒家却遇到了“弥天风雨”，“民国时代的大名流高喊‘打倒孔家店’，而另一些所谓学者之流，更轻薄之极地称孔子为‘孔老二’……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糟踏自己的圣人到这样‘无心肝’的地步，难道也算是时代的‘进步’吗？”
钱穆先生和他的高足余英时先生不同意说中国文化全面地高于西方（且批评这种人为“极端的保守论者”），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估价也是很高的。在《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一书中，余英时这样写道：“整体地看，中国的价值系统是禁得起现代化以至‘现代以后’的挑战而不致失去它的存在根据的。”“中国人的自我观念大体上是适合现代生活的。”“仅就人的尊严一点而言，中国文化早已是现代的，不必经过俗世化才能产生。”他认为“中国文化比较具有内倾的性格，和西方式的外倾文化适成一对照”。“这种内倾的偏向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的确曾显露了不少不合时宜的弊端，但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延续数千年而不断节也是受这种内在的韧力之赐。”又说：“中国现代化自然不能不‘动’，不‘进’……但是今天西方的危机却正在‘动’而不能‘静’、‘进’而不能‘止’、‘富’而不能‘安’、‘乱’而不能‘定’。最后二、三十年来，‘进步’已不再是西方文化的最高价值之一了。”基于这样一些认识，他同样尖锐地批评了“五四”的“反传统”（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
三
众所周知，反对“吃人”的封建礼教（仁义道德）乃是“五四”反传统的主要口号和核心内容，而所谓封建礼教，又主要指封建的妇道、孝道乃至整个宗法制度。当代新儒家要否定“五四”的反传统，也就不能不大力论证礼教的合理性，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合理性。这方面的奠基者仍然是梁漱溟先生。他认为“仁”是孔子人生理想的最高境界，人类所有的一切诸德，……无不出自孔子所谓仁，所以一个“仁”就将种种美德都可代表了。而所谓“仁”，并不玄妙，只不过是顺乎自然，听任“直觉”而已。因此，在他看来，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是对“仁”的最好诠释。所谓“天理”，就是“自然流行日用不知的法则”；所谓“合天理”，就是“完全听凭直觉活动自如”；而“人欲”，或曰“私心”，“私欲”，就是在“天理”之外“自己要打量算计”。他说：“朱子以无私心合天理释仁，原从儒家根本的那形而上学而来，实在大有来历。”他批评胡适“根本就不明白孔子的道理”，胡氏对朱熹的一笔抹煞则完全是主观武断。
《新儒家宣言》也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者“专从其化为形式的礼教风俗方面”看中国的旧道德，“而要加以打倒”。他们根本无视中国伦理道德的“内在之精神生活之内容”，而把它只看成“一些外表的行为规范”（注：《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第33页。），这也就从根本上错了。
《宣言》发布者之一的徐复观先生态度至为激烈，他这样维护儒家传统而抨击“五四”：
儒家思想，为中国传统思想之主流。但五四运动以来，时贤动辄斥之为专制政治的维护拥戴者。若此一颠倒之见不加平反，则一接触到中国思想史的材料时，便立刻发生厌恶之情，而于不知不觉中，作主观性的恶意解释（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方法与态度问题》，《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第10-12页，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2年版。）。
在当代新儒家的新秀对“五四”反传统的抨击中，王邦雄先生的下面这段话也许是最具代表性的：
有人说五四是理性的，我告诉各位五四完全是感情的，而且是激情的把民主科学当做是信仰，以浪漫激情，燃烧生命，去对抗传统派，这是当代中国的悲剧。……打倒孔家店就等于打倒自己的世界，中国人就没有自己的心灵世界与精神宇宙了（注：《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看当代新儒家的道德展开》，原刊台北《鹅湖》第100期（1983年10月）及《华学月刊》第146期（1983年8月），作为《尊言》收入《时代与感受》一书，鹅湖出版社1984年版。又收入维义后编《评新儒家》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梁漱溟虽然点名批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诸人，但仅限于观点，他未有一言伤及这些人的道德品格。其后的新儒家便不同了，他们往往在抨击对方学术观点的同时，展开道德谴责与人格批判。
几乎众口一词地贬低胡适“幼稚浅薄”，这已经属于最温婉的批评，胡及其同道者在一些新儒家以及倾向新儒家的学者笔下变成了“数典诬祖”的“文化买办”、“文化罪人”。他们说：
孔子奠定了儒学基础，同时也就是创发了中国的自由社会。……若谓儒家精神会妨碍民主政治，这不是出于黑了良心的民族敌人，便是来自太无知识的文化买办（注：徐复观：《中国自由社会的创发》，收入《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
醉心西化之辈，尤其浅慧小识，浮嚣歧离（注：蔡仁厚：《新儒家的精神方向》第36页。）。
（胡适）带给中国知识界的灾害恐怕多于恩惠。……胡适之流的学养和思想的根基太单薄。以“终生崇拜美国文明”的人，怎能负起中国文艺复兴的领导责任？（注：殷海光：《殷海光林毓生书信集》台北远流出版社1981年版。）
对胡适等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的批评和对宋明理学的维护相结合，当代新儒家的矛头上溯指向了乾嘉学派：
两百年来流行的无条件地排斥宋明理学的情形……只是坏的习性，相习成风。（这两代的儒学家）皆不失为君子。而结群存心击打倒他们的人，……十九是一些小人（注：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序》，《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第32页。）。
四
毫无疑问，人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当代新儒学家们维护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片赤诚。他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上述种种批评，也包含着很多真理。但是，他们从根本上否定“五四”，这就大错而特错了。
不管新儒学家们承认与否，“五四”新文化运动确实具有启蒙主义的性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乃至历代封建统治者，无一不以儒教为“国教”，仁义道德、孝悌忠信、三纲五常，都成了封建统治者愚弄人民的思想武器。无论儒教的本来意义如何，它在历代政治上的这种负面影响是无可否认的，儒学家们可以说这是封建统治者的歪曲和利用，并非儒学本意。但是“五四”戳穿这种歪曲和利用，对于广大被愚弄、被役使的人民群众来说，不正具有很好的启蒙作用吗？其二，儒学本身，也确有必须清理和淘汰的思想局限。特别宋明理学的道德伦理信条，诸如“存天理，灭人欲”、“无我”、“忘我”、“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确乎违背合理正常的人性，也不妨说它具有“吃人”的性质。尽管新儒学家们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作了很多哲学解释和道德辩护，但较之这一口号千百年来所起的历史作用，所有这些解释和辩护都不能不是苍白无力的。新儒学家们说，“天理”本身就包含了正常的“人欲”，如饮食男女之类，要“灭”的“人欲”不是这些，而是“过分的人欲”，“人欲的横流”。但是，事实如何呢？正常的人欲是否也被“灭”掉了呢？正常不正常的界限如何划分？又如何掌握呢？即以“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为例，“饿死”是“天理”还是“人欲”？“失节”是“人欲”还是“天理”？到底哪个该“存”？哪个该“灭”？不是“民以食为天”吗？为甚么“饿死”又“事极小”？“失节”，对一个女人来说，为什么比“饿死”更重要？这种“节烈观”到底是对中国妇女的戕害还是对她们的保护？这种“节烈观”到底害死了多少不幸的妇女？又埋葬了多少妇女的青春和幸福？难道可以数计吗？说这种“节烈观”是“吃人”的封建礼教又有哪些不对？如果不破除这种“节烈观”，中国妇女何时有出头之日？一个“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就彻底暴露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虚伪性和残酷性。这和西欧中世纪的神权统治有什么两样？怎末不需要启蒙？
再以孝道为例，从孝顺父母、赡养老人的角度说，“孝”当然是合理的。然而，封建孝道早已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什么“父母在，不远游，遨必有方”；什么“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所有这一切，都失去了“孝”本来意义上的合理性，而带上了浓重的封建色彩，充满了愚昧、落后和荒唐。这不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得以延续千百年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吗？如果这种“孝道”不加破除，中国青年岂不永远逃不出桎梏？对这种“孝道”怎末不需要启蒙？有些新儒家或倾向新儒家的学者，完全闭眼不看中国封建社会“礼教吃人”的血淋淋现实，硬说“五四”反对“吃人”礼教反错了，硬说当时的中国不存在“启蒙”的需要，这岂非睁眼说瞎话？至于一些学者的纯粹理性推导，诸如“中国的古典研究从来未曾中断”，“中国并无信仰与理性的对峙”之类，也完全是不着中国历史边际的空话、废话。试问，“古典研究未曾中断”是什么含义？破除“吃人”的封建礼教仅仅是“古典研究”可以解决的问题吗？中国又怎么没有“信仰与理性的对峙”？“存天理，灭人欲”的“理性”难道不违背正常人对发展人性、追求幸福的信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理性”难道不违背正常人起码的生存欲求？这种起码的生存欲求难道不是一种最基本、最宝贵的人生信仰？怎末能够得出“启蒙之说在中国没有着落”的结论呢？如果不是“五四”的启蒙，我们的广大女同胞还在那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我们的广大青年还在那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难道会有今天的妇女解放和青年解放吗？中国将仍然会是一种什么局面？特别让人不解的是，在高唱中国不需要“启蒙”的学者中，有些长期生活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一直在那里个人奋斗，个人拚搏，发展个性，追求自我，他们一天也没有“存天理，灭人欲”，一天也没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天也没有“无我”、“忘我”，为什么偏偏要对宋明理学的这些道德教条大唱颂歌呢？这究竟是儒学研究的走火入魔还是学者本人的两重人格？
五
我们并不否认，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心性之学，宋明理学的确是相当完备、相当周密的哲学体系，也的确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这在中国哲学史上当然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是，当代儒学家们在为宋明理学大唱赞歌时，却不敢正视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宋明理学的高度发展，却一再导致了异民族的入侵和汉族统治的败亡。北宋不是亡于金、南宋不是亡于元吗？明不也被满清消灭了吗？既然如此，宋明理学哲学体系的完备和周密，岂不是对治国安邦毫无用处吗？莫非金、蒙古、女真等民族当时有比宋明理学更完备、更周密的哲学体系吗？历史证明，根本不是。这些民族的文化发展程度，较之汉民族弗如远甚，更甭说具有超宋明理学的哲学体系了。那末，到底如何解释这种恼人的历史现象呢？
有人说，儒学（包括宋明理学）乃“盛世之学”而非“乱世之学”。也就是说，开明盛世乃儒学之功，而社会动乱、国家灭亡则非儒学之过也。具体说来，像历史上的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清康乾之治，皆儒教之治，而凡亡国灭种之世，即皆与儒学不发生关系了。假如我们的理解并无大误，那末，这种“盛世之学”显然无法成立。事实上，情况很可能恰恰相反。比如，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能说对汉武帝的统治没有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的潜在危机却足可以把汉朝颠覆。而且，这样的“文化专制主义”，为以后历代的封建独裁大开了方便之门，可谓贻患无穷。究竟董仲舒的儒学是盛世之学还是乱世之学呢？作为宋明理学，它完备则完备矣，周密则周密矣，但它既不能抑制朝野上下的贪污腐败，更不能训练出精兵强将振兴国家抵御外侮。不客气地说，宋明理学的完备和发达，助长了一种坐而论道、不务实际的不良风气。而这种不良风气是不可能将国家引向强盛而势必将国家导致衰弱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顾炎武严厉批评王阳明播下了明朝灭亡的种子（注：《日知录》卷18“朱子晚年定论”条。）虽嫌言过其实，但也并非毫无道理。
我们无意全面考察儒学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在这里只想指出两点：第一，自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除了某些世代（如魏晋）、某些帝王崇尚佛老之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儒学皆被尊为“国教”、“国学”，孔子则配享圣庙，接受膜拜顶礼。虽然不能笼统地说“儒家思想是专制的护符”，而应该具体世代具体分析；但也很难说儒家思想一向都是被“专制政治压歪，并阻遏了儒家思想正常的发展”。实事求是的说法恐怕不能不是在大多数世代，儒家思想为封建统治者所垄断、所利用。在开明盛世，它可以有助于安定民心，治国安邦；在乱世，它则无助于富国强兵，收拾天下。具体到民国初年，无论是窃国大盗袁世凯，还是其他大搞封建割据的北洋军阀，几乎无一不祭起了孔夫子的亡灵，奉儒学为国教，大肆鼓吹尊孔读经，妄图拿儒学为自己的倒行逆施服务，这些反动人物，正是鲁迅极力抨击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他们和儒教、儒学的关系，很值得人们认真研究和玩味。旅美华人学者杜维明先生曾经正确地指出，“五四”高喊打倒的“孔家店”，并非孔子本人，而是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大力鼓吹的封建伦理道德乃至以孔教之名行复辟之实的现代政治人物（注：《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香港《明报月刊》1986年第1、2、3期连载，收入《评新儒家》一书。）。第二，无论对先秦儒家，还是对宋明理学，还是对当代新儒家，无一例外地都应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包括孔孟在内，其学说都充满了复杂性、多义性，先进、落后、精华、糟粕等简单的二分法很难准确概括，不同世代、不同社会、不同的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作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解读和阐释。因此，既不能像“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那样把孔、儒一棍子打死，也不能像当代新儒家的某些人士、某些文章那样，对儒学采取一味颂扬、顶礼膜拜的态度。国学不全等于儒学，传统文化不全等于儒家文化。因此，弘扬传统文化绝不能简单化为弘扬儒学的同义语。
六
时至今日，“五四”已经成为遥远的往事。80年后的我们，已经有条件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它做出完全客观冷静的评价了。
我们不同意当代新儒学派对“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全盘否定，这丝毫不意味着“五四”思想启蒙运动没有这样那样的历史局限。“五四”确乎留下了许多“时代的片面”。“全盘西化”的口号虽然只不过是胡适等一部分人的口号，但它确乎不是一个正确的口号，事实上也行不通。“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如前所说，也是一个以偏概全的口号。由反“吃人旧礼教”发展到整个地反传统、反国粹，甚至把传统文化一概地捺之入地，这当然就走进了片面性、绝对化的死胡同。比如，对传统文学艺术乃至对汉字的抹煞和否定，就是两个突出的例证。“五四”先驱者们的主观愿望是要通过反对封建礼教来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这事实上也夸大了思想革命的作用。思想革命充其量只能作为政治革命的先导，政治变革的实现还必须依靠别的更为有效的手段。对所有这一切，当代新儒家所做的严厉的批评、分析和否定，都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真理不能跨出一步。对“五四”局限性的否定绝不等于对“五四”的全盘否定；正如对儒学局限性的否定不等于对儒学的全盘否定一样。“五四”不仅作为伟大反帝爱国运动已经彪炳于世，作为一场具有振聋发聩意义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也同样闪射着不朽的光芒。“五四”的先驱者们，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个人缺点和历史局限，但他们毕竟是一批时代的巨人，历史已经记下了他们的光辉名字。“小人”“恶人”之类的“恶谥”，是和他们不沾边的。如果说，“五四”领导者有“情绪化”的缺点，那末，五十年代以来的当代新儒家们也往往重犯这种错误。因此，我们十分赞赏旅美华人学者张颢先生的下面这段话：
今天我们对于“五四”的态度，不应该是否定“五四”，而应该是超越“五四”。因为，“五四”也看到一些传统的问题，是新儒家没看到的；而新儒家看到的一些东西，是“五四”没看到的。因此，我觉得今天，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台北《中国论坛》第15卷第1期（总169期），收入《评新儒家》一书。）。
需要补充一句的是，正如对“五四”不要否定而要超越一样，对于新儒家也要持同样的态度，不要否定而要超越。不妨这样说，“五四”的历史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家的光点；而当代新儒家的偏颇，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偏颇）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现在已经不是敌对的年代、冷战的年代，中华民族的和平统一已经成了十二亿中国人民共同的强烈愿望。在这样一种有利的大背景下，海峡两岸乃至世界华人范围的文化整合、学术互补已经成为可能。超越“五四”，超越新儒学，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开创崭新的中华新文化，正是一个审时度势，具有历史意义的口号和目标。
世界进步人类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华民族寄予深切厚望，超越“五四”，超越新儒学，必将是中华民族对世界人类的卓越思想贡献。